2011：通胀压力下的政策取向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范思立 作者：admin 责编：
5.1%通胀峰值
一国政府对垄断行业从来就应该实施必要的价格管制，所以，中国政府采取手段遏制这些部门在可能出现通胀时乱涨价并无不妥。
《21 世纪》：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1%，涨幅创下近28个月新高；此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即“稳定物价16条”，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将“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您如何看待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及最近的调控举措？
连平：最近CPI上涨较快，特别是食品价格，前期大蒜、绿豆涨价；最近一两个月，蔬菜、农产品价格也有明显上升。当前控制通胀预期是关键。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是比较及时的，不仅针对当前的物价上涨，也会对明年的通胀预期产生抑制作用。
最近出台的治理通胀政策是综合性的，既包括货币政策，也包括对囤积居奇、炒作的处罚规定，对于流通环节和炒作所带来的物价上涨有明显效果。中国的食品流通环节比发达国家要多，中间费用很高，容易被炒作，因此这轮涨价中农民未必获得多少收益。近期出台的行政措施，对于抑制炒作和中间环节的不当牟利将会有一定效果。
政策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检查不合理收费。如城市菜场的摊位费，政府若要使菜价保持合理水平，就没必要收取；摊位费总体并不多，完全可以由政府承担，受惠的主要是低收入群体。这次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地方物价已调头向下，这对于抑制明年的通胀预期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乔虹：本轮通胀的成因比较复杂，政策也应该是多方面的“组合拳”。从基本面来看，总需求比较强。在政策调控下，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下降，但从8月份开始，经济增长明显恢复，8、9、10月连续三个月信贷超标，对于生产和投资需求的刺激是比较大的。很多专家都是依赖工业生产增加值来推测GDP，但由于最近第二产业受节能减排政策的影响，增长并不算太快，这两个季度，二、三产业增长差距有所扩大，因而可能低估了总需求的强度，认为通胀只是食品单方面的问题。所以，针对实体经济过热的需求，货币、财政和投资政策应适当紧缩。
其次，从供给方来看，表现为食品价格的上涨。蔬菜价格方面，8月份之后，受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供需出现缺口，加上通胀预期，菜价一直往上走；粮食价格方面，虽然今年是丰收，供需缺口不大，但受通胀预期的影响，农民有惜售情况，造成价格上涨；同时节能减排政策的出台，对于农业一些上游工业产品的供给造成影响，加大了生产、流通等环节的成本。针对供给层面，需要打击投机性需求和价格上升的预期。
最后，从国际因素来看，美国坚持弱势美元，利用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国内通胀。我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处在美元本位的边缘地带，必然受到流动性冲击的影响。针对外部冲击，应加强资本项下的管制，同时吸收流动性。
《21世纪》：“稳定物价十六条”中指出，“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您如何理解此项规定的条件、对象和实施效果？
陆磊：价值管制如果针对的是完全竞争行业，那是回归计划经济；但此轮价格管制的调节领域主要是大宗商品，在中国，大宗商品除了投机外，更多地是被垄断行业所控制，一国政府对垄断行业从来就应该实施必要的价格管制，所以，中国政府采取手段遏制这些部门在可能出现通胀时乱涨价并无不妥。
粮价上涨有利于农户，但不利于城市居民和固定工薪阶层。补贴是最好的手段，既能让农户通过销售粮食和农产品获得较高收益，又能使城市固定工薪阶层的名义收入不会为物价上涨所抵消，各方利益都能各得其所。
政策当局的考量，至少说明他们没有把通胀当作一件不重要的事，而是权衡了各方利益，采取了成本相对较低的手段，应该得到赞赏而不是指责。
乔虹：中央非常清楚价格管制所存在的问题，所以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采用，而会尽量采用其它更为有效的措施。实施价格管制后，假如规定某种蔬菜在某个超市的价格，那么农民就不会把菜卖到这个超市，超市也不卖这种菜，直接结果是减少供给，抢购和囤积需求得不到打击，人们反而会更恐慌。价格信号有其传导机制，价格上升，会导致需求下降，供给上升；实施限价措施后，价格信号得不到传达，需求继续走强，供给方却不积极生产，可能进一步恶化通胀，结果是令人担心的。
但在特定情况下，确实需要采取一些价格管制的做法，如在一些投机性炒作集中的领域，采用临时价格管制措施，让原来准备进场的投机者打消涨价预期，产生遏制通胀的边际效用。所以，临时性价格管制，对于稳定通胀预期是有作用的。相关部门目前对市场处于严密监控状态，会根据市场变化选择干预措施。
标本兼治之策
中国的农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农业不同：大农业的农场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公司，直接和超市挂钩；中国的农业则比较分散，中间环节偏长。
《21世纪》：基于本轮通胀的形成特点，今年底至明年初，物价将呈现怎样的走势？会否演化为更恶性的通胀？
连平：目前的物价上涨是这一轮经济增长中通胀发展的第一步。最近的调控已导致食品价格调头向下，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加上基数因素消失，12月份物价将有明显回落，全年CPI涨幅可能维持在3.2%左右，这看上去并不高，但因为上半年物价较低，上涨主要集中在下半年，所以实际物价水平已被大幅抬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年的物价可能会高于今年。首先，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达到9.5%以上，这样需求会比较旺盛。
其次，由于需求旺盛，国内外的资源价格都将上涨；劳动力成本也将进一步上升。
再次，不排除恶劣天气的影响，明年1月后期到2月将有可能带动物价上涨，同时也会影响运输，现在好多地区已不能保证本地的食品尤其是蔬菜供应，得从外地调运。
此外，明年“猪周期”将会有明显体现。猪肉价格正在往上走，虽然由于政府收储和向市场抛售两方面的调节，价格涨幅不大，但新一轮“猪周期”或已开始。尤其到冬天，大家消费较多，可能推动猪肉价格较快上涨。
最后，这两年已经投入的流动性将对明年的物价上涨产生新的压力。
因此，明年物价可能高于今年，但我认为不大可能出现恶性通胀。首先，产能总体是过剩的，PPI难有大幅上涨。
其次，粮食和猪肉等大宗食品，国家有收储，有较好的供求调节机制；加上夏粮、秋粮连续七年丰收，所以，虽然国际市场涨幅较大，但中国仍是小幅上涨。
再次，最近出台的一系列行政管制措施，在短期内会取得较好效果。
再其次，今年的食品价格上涨对于农村劳动力成本有一定的弥补作用。蔬菜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生产者很多在城市打工，他们面临两个选择：去城市打工，或在农村务农，他们会比较二者收益的高低，对于自己在农村投入的回报将有一个预期，这个预期就是向城市打工所得看齐。现在农产品价格上涨了，虽然利润主要被中间环节赚取，但农民也赚了一些，多少有些弥补。
此外，明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可能达到5%-7%，输入产品的价格上涨会被相应抵消。
然后，明年本来计划推出的资源品价格改革，可能会放一放，如发改委最近叫停了各地的天然气涨价。
最后，货币政策会向着收紧的方向发展。今年10月底信贷投放总量同比增19%，比去年大幅回落，但仍然较高；明年肯定要相应收缩，M1、M2增速都有所下降，信贷增速大约在15%，这有助于抑制物价大幅升高。
陆磊：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面临的通胀主要是由相对稀缺的土地、矿产和水资源等价格上涨引起的；但衡量通胀用的是最终消费品价格，而其长期处于下降通道是可以预期的，换句话说，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产能过剩。只有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改革，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更旺盛的内需及购买力，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通胀周期。
所以，我不认为现在的通胀是一个可预见的长期趋势，我们不能忘记这轮通胀的起点仍然是美国实行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也包括中国此前实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短期现象当作中长期状态来看。我认为到2011年6月，美国通胀率有可能达到 2%，到时它就会撤出量化宽松政策，并进入加息通道。总之，明年上半年中国和全球通胀可能还将往上走，到下半年之后就不再那么令人担忧了。
《21世纪》：想要对通胀标本兼治，应当从哪几方面入手？
连平：中国在通胀治理上应标本兼治，多管齐下。首先，流动性偏多是造成此轮物价上涨的基础性原因，但流动性与物价上涨并没有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根据我们的实证研究，货币供应量对物价上涨有一个3-4个季度的滞后期。因此，今年的物价上涨和去年的货币投放较多有关。现在看来，今年的信贷总量必然超过7.5万亿，加上银信合作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对票据的压缩，增加了许多一般性贷款等，今年实际投放和变相信贷总量已然不小。
其次，中国的农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农业不同：大农业的农场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公司，直接和超市挂钩；中国的农业则比较分散，很多地方以个体经营为主，无法和大集团对接，所以需要中介机构把零散的商品集中起来，在批发市场上买卖，中间环节偏长。这是一个基础建设问题，需要长期的改革才能解决。
再次，地方政府行为也是导致局部供求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各地都有类似菜篮子工程这样的城市食品基础性供应计划，在城市周边有一块基地，保障城市的需要。这些年的城市化过程中，招商引资也好，把土地用作住宅建设也好，很多地方的蔬菜基地面积减少了1/3甚至一半，根本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若到外地去买，长途运输，加上天气不好，价格肯定高。因此地方政府必须担当起应尽的职责，采取相应举措。
最后，应采取行政干预或法律手段，加大对炒作物价行为的查处力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抓出一个炒作的人，这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有关。
陆磊：宏观经济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均衡，四个当中选择其一或其二。宏观调控一般立足于短期，结构调整则立足于长期。西方国家上一轮技术泡沫破裂之后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则到了不得不进行体制改革的阶段，用胡总书记的话说是“包容性增长态势”，否则，结构性矛盾会演变成更加严重的宏观经济现象，使所有宏观政策通通失灵。
在通胀时期，谁获得信贷，就能对物价进行炒作，并推高最终的CPI水平，这部分人是获利的；另一部分人则因此而受损，他们的收入被平白无故的食品涨价吃掉。所以，中国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实现收入水平均衡化，信贷市场准入均衡化，使大家都具有自主管理通胀的能力。假设大家都拥有固定资产，那么在预期通胀来临的时候，固定资产价格上涨速度会超过食品价格上涨速度，人们就不用恐慌。所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后续是实现财富的均衡分布，2011年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均衡化改革的起始点或元年。
房地产方面，只要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地方政府收入来源还相当大程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只要我们仍以投资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房地产价格就会在一放松的情况下往上走。所以，未来房地产调控还要继续，但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坚定不移地增加供给，缓解公众的担忧。
《21世纪》：全球流动性宽裕，加之美国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加大了通胀预期。您如何判断输入性通胀对于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
连平：输入性通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流动性泛滥以后的资源价格上涨，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表现；另一方面，外部流动性增多以后，加大流入，使境内流动性增加，从而对未来物价上涨产生新一轮压力。
应对的举措之一就是让人民币保持一定的升值幅度，资本流入无非是想换成人民币，流进来之后，若人民币升值，它能兑换的人民币明显减少，资本流入的冲动就变小了；其次，针对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在兑换手续上做一些限制，拉长整个兑换过程；最后，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抵消进口资源品如石油、矿石等价格的上涨。
陆磊：这次通胀并不是由总需求陡然上升，或经济繁荣拉动的，而是由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可能出现的全球竞争性货币发行引起的，它导致对于大宗商品价格恐慌性的持有，传递到原材料，进而推高全球最终商品的整体价格，并传递到境内。如在中国，农民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仍然惜售，从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
目前政策操作显然是有的放矢的，境外流动性泛滥，形成了相应的通胀预期，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继续容忍之前货币扩张政策所形成的流动性。控制流动性不见得会伤及实体经济，但肯定会遏制对相对稀缺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的追逐。
货币政策：“稳”字当头
对于宏观政策而言，最大的考验不在通胀，而在通缩阶段，最怕的是通缩走不出去，而不是通胀打不下来。
《21世纪》：继10月20日年内首次加息后，央行决定从2010年12月20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您如何评价两种政策工具的效用与约束？新一轮加息会否在年内启动？
陆磊：我并不非常赞同加息。现在的存款利率是2.5%，即便加息，借款人仍会发现借入资金的利率较低，若能在短期内获得较高收益，他完全可以抵消掉这部分融资成本，所以加息对于抑制通胀的作用非常有限。关键是遏制量而不是价格，可以直接控制放贷总规模，从源头上遏制资金来源，避免实体经济部门将所获信贷用于投资而非生产。
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是到位的，但对于准备金相对富裕的银行，是不惧怕准备金要求的，最多压缩一些超额准备，再进一步放贷，形成派生存款，从而获得新的可贷资金来源。但如果能直接核定或遏制信贷规模，将是非常有效的。很多人对于数量性管理工具持否定态度，但在目前较高的物价上涨背景下，管理通胀预期，就需要降低流动性或实行必要的规模管理。
以通胀作为一个既定现实来看，实体经济层面，企业主若能相对便利地获得融资，就不会投入实体经济，而可能将原材料囤积在仓库里，因为他知道最终消费品价格可能涨不过原材料价格，2009年底到2010年，就有相当多的企业采取了这样的操作。如果信贷资金名义上放给了实体经济，但企业并没有从事实体经济交易，那么资金的安全性就很可疑。
银行准备金实际上是锁定了干净的资金存放在中央银行，在总需求没有出现好转的情况下，又出现资产泡沫破裂，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下调准备金，或将干净的流动性重新注入银行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从商业银行的收益来看，我们不能看它的信贷总规模和当前收益，一定要核算它的信用风险、综合收期率和期望回报，一定要把违约风险降低到相对可控的范围之内。
乔虹：货币政策的调整会是组合拳的做法，不一定以加息的单一形式反映，如提高准备金率、控制贷款规模等。整个货币政策将向紧缩的方向调整，更高的CPI无疑会加剧这种调整。我们认为明年6月之前会有三次加息，是否会在年底之前加息？不一定。这有很多其它考虑，如对于游资的吸引，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等。所以，我们认为年内加息的概率在40%左右，即便不加息，货币当局也会用其它政策来应对通胀。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你如何理解？
连平：明年的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走向稳健，我理解这个“稳健”实际上是中性的。明年是本轮经济增长的第二年，国际环境尚未根本好转，复苏非常微弱，主权债务危机、金融机构风险的阴霾尚未散尽，问题还在不断暴露，所以明年的国际环境仍不太明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大可能采取非常紧的货币政策。
当然，随着通胀压力加大和国际资本流入步伐加快，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会往偏紧的方向发展，所以加息是会发生的，可能是两次以上，每次幅度大概在0.25；明年的CPI可能达到3.5%-4%，两相比较，我们没法立即修正负利率状况，但能缩小它的程度。
明年的存款准备金率也会相应调高，关键看外汇占款情况，若外汇占款比今年明显增加，流动性又偏多，对冲就是必须的。上调两次以上存款准备金率，或上调2-3个百分点是完全可能的。
乔虹：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了长期结构调整，比如西部大开发、东部崛起、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都需要财政支持；货币政策方面会从适度宽松变成稳健。当然这样的基调确定之后，具体的操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决策层需要根据国内外情况的变化灵活调整。
通胀上限是一种政策目标。一方面，通胀目标定在什么位置，会影响通胀预期。如果上限从3%变成5%，老百姓可能解读为政府可以容忍5%的通胀，那么个人的通胀预期都会往上走，累加之后就会把实际通胀往上推。另一方面，通胀容忍度的设定在于决策层的选择，有些国家的通胀容忍度向来较高，可能是无法将通胀压到合适的水平，索性把通胀目标设定得高一点，民众也会适应。从根本上说，通胀是可以治理的，关键看政策制定者的决心。对于宏观政策而言，最大的考验不在通胀，而在通缩阶段，最怕的是通缩走不出去，而不是通胀打不下来。从趋势上看，即便反通胀措施执行得比较严格，受诸多因素影响，明年的CPI也可能在4%以上，那么通胀上限上调也是合情合理的。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