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路径与战略选择时间: 2015-08-10信息来源:高玉伟 作者:wyg_admin 责编:
本文要点:当前中国迎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2014年人均GDP突破7000美元,有望在2025年左右达到高收入阶段。中国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我们应借鉴亚洲、拉美等国家的经验,评估和调整发展战略,谨慎应对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风险,确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策略。具体而言:一是要深化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要加快转型升级,培育经济持续增长新动力;三是要合理有序进行分配,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四是要健全社会事业,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五是要打造宜居环境,推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发展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的增长动力逐渐衰竭,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徘徊和停滞的现象。
(一)亚洲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日本、“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比较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展经验主要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适时改变发展战略,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二战以后,上述亚洲经济体曾实行过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战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们为了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先后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转而采取出口导向战略。
二是实施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例如,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日本经济增长的集约型特征更加明显。亚洲“四小龙”在税收、金融等方面鼓励先进产业优先发展,有针对性地实现了本国产业的向外转移。
三是重视科技教育,培育经济增长动能。二战后日本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储备了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为承接产业转型提供了智力保障。韩国在基础教育基本普及之后,政府更加重视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提升劳动力技能以及培育国家创新能力。
四是注重社会公平,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二战之后,日本、韩国等通过土地改革,更加均等地分配土地。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培育了中产阶级,使居民的收入分配相对平均。
(二)拉美国家:为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增长的轨迹来看,大部分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没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尽管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等国目前均已成为高收入国家,但这些国家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12000美元以上,其间经过了35年以上的漫长历程。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动力缺失。20世纪30-70年代,拉美国家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导致国内企业在政府保护下效益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无法在出口中获得优势,传统上依靠投资拉动和低成本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二是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拉美国家储蓄率和投资率普遍偏低,而消费率相对偏高,导致国内需求结构失衡。同时,政府为了支持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大量举借债务特别是外债,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使得拉美国家更多依赖外资发展经济,为债务危机的频繁爆发埋下了隐患,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
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部分拉美国家在产业发展上没有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过早推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同时,部分拉美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去工业化”,制造业出现萎缩。此外,进口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国内经济陷入更严重的对外依赖。
四是国内贫富差距过大。在拉美各国普遍开展土改后的1966年,很大比例的土地仍为大地产主控制,阿根廷、巴西、智利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比重分别为60%、68%和70%,而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秘鲁这一比重甚至更高。这些国家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
(三)欧洲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明显分化
二战之后,英国、法国、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基础较好,又受益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经济恢复较快,发展水平高于南欧、东欧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欧和东欧经济体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后来者,同样基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当然,欧债危机爆发后,有些国家(如希腊)陷入债务危机的困境,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原因有很多,尚需另论,这里不赘述。
但是,以俄罗斯、匈牙利等为代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社会转型产生强大的牵绊。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苏东国家着眼于经济上的赶超,往往将大量经济要素集中在政府手里,配置到国有重工业部门。总体而言,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极其低下,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更难以应对国际竞争。即便在实行经济体制转型之后,俄罗斯、匈牙利等国都面临如何重构经济社会体制、激发市场活力的难题,没能像欧美发达国家或亚洲新兴经济体那样较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
200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2014年中国人均GDP突破7000美元,未来几年仍将继续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但也面临来自增长动力、收入分配和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
(一)经济增长的动力出现衰减
当前,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正受到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衰减。其一,“人口红利”不断衰减,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其二,投资高增长难度越来越大,依赖出口的格局难以持续;其三,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有待提高。
(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当前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经济发展因素和体制改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高收入阶层特别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占比偏低,而低收入阶层比重过高,使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向“金字塔型”演变的趋势,这与我们提出的橄榄型格局还有较大差距。同时,居民收入差别逐步扩大,全国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023上升到2014年的0.469,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别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三)资源、能源和环境不堪重负
当前中国能源、矿产等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足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一是能源消耗逼近约束边界,中国单位GDP能耗远远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二是矿产资源约束加大,关系国计民生且消耗量大的重要矿产的国内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三是环境污染问题凸显,亟须进行产业的升级换代。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为了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几年中国应更加注重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注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注重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一)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实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
十八大确定了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进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在2014-2020年其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6.7%,这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坚实基础。据计算,如果在2021年实现人均GDP突破12000美元,要求在2014.2021年期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7.3%;而要在2023年实现人均GDP突破12000美元,则要求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5.8%。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计在2025年左右中国有望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保持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
我国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所谓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这就要求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和企业适当让利,保障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较快增长。2011-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已经取得了快速增长,为实现“收入倍增计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要实现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2014-202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需达到6.7%,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需达到5.2%。
(三)坚持共同富裕道路,形成合理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要实现合理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首先,分配方式必须建立在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其次,最低收入阶层、较低收入阶层的人口比重均需比2010年有较大降低,中等收入阶层、较高收入阶层、最高收入阶层人口比重均需大幅提高。
四、实现跨越的战略选择
展望未来,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但也要注意到,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要求及时重估和调整发展战略,科学合理地制定发展政策,谨慎应对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风险。
(一)深化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降低交易成本。要逐步理顺煤电油气水和矿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放宽大部分行业的准入门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建设。
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社会经济管理水平。一是重视基本民生服务、公益性基础服务、公共安全服务等,全面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加强协调合作机制,建立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的合作机制,改革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三是完善政绩考评机制,增强其对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的导向性、规范性。
(--)加快转型升级,培育经济持续增长新动力
促进产业结构更加均衡和提升品质,打造引领增长的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步伐,淘汰落后产能,不断提升中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加快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建立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机制。要充分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功能,发现和培植一些有利于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增长和资源合理利用的新兴优势产业。
同步推进“新四化”,以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均衡增长。要与国家主体功能区紧密结合,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建设集约型城市,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机遇,加快“宽带中国”、“智慧中国”等建设,加快互联网、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整合通讯、能源、交通等三大网络,形成投资、消费更均衡拉动增长的新动力。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力度,充分发挥科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引领作用。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三大新战略的引领作用。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优先位置,同时继续推进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加快落实“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新战略,尽快推出一批带动作用强、示范意义大的重点项目。
(三)合理有序分配,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基础。要以与当前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收入差别作为激励,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注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重点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
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是实现合理有序分配的关键。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减税;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适时、适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是改善收入分配的保障。一是按照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原则,重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开征财产税、遗产税;二是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考虑财力的基础上实现广泛覆盖;三是重点关注弱势群体增加收入问题,增加农村、落后地区公共品供给。
(四)健全社会保障,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扩大覆盖范围和覆盖领域,采取有效手段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质量。要改善就业制度和就业条件,完善养老体系和发展养老产业,健全医疗保险制度,保障低收入者的居住条件,研究及时调整计划生育和退休政策。进一步解决各地区分布不均衡、保障水平整体低下的问题,全面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和幸福感,打造共享型社会。
(五)打造宜居环境,推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履行国际责任和承诺。要抓紧研究2030年前后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着力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
确定税收对于节能减排的引导和约束机制。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理念,坚持可持续消费,倡导绿色消费,征税方式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要尽快推动环境保护税立法工作,试点对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企业有区别地按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进行征收,向低碳经济转型升级。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