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误区时间： 2015-09-19信息来源：张维迎　作者：wyg_admin　责编：

 本文首先从经济理论出发，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其次，当下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两个方面，这为我国经济带来不好的影响。本文研究认为用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更合适的理论是斯密-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最后，从斯密-熊彼特理论出发，可知企业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走出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误区，并为企业家创新创造更好、更自由的环境。

　　1．两个基本传统理论

　　（1）新古典增长模型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当下讨论最多的话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消费还有产业政策等等。在我看来，大家的讨论之所以集中在这些问题上,是受到两种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模式的影响—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增长理论，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函数，Y=F(A,L,K)。这个函数描述的是GDP，这个单一的产出主要来自于三方面的因素，即资本，劳动和技术。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全要素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的加权，即g=技术进步率+b*资本增长率+(1-b)*劳动力增长率，加权系数由GDP的要素弹性决定。

　　这个理论的一个问题是不包含增长机制。比如资本具体是如何积累的，谁来进行资本积累，这个理论并没有解释。尽管现在我们讲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再像新古典理论一样把资本积累过程当作外生的，而是描述成一个技术进步推动的自我强化的过程，但是仍然没有解释技术进步是怎样产生的。而且无论是新古典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不包含任何结构问题，因为他们讨论的是总量的增长，不涉及产业结构变化。

　　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我们会产生一些相应的政策诉求，比如过度强调资本积累，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增长，必须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而且我们还认为这种投资需要由政府来帮助实现，尤其是落后的国家更需要政府来替代企业家进行投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五十年代开始很多计划经济国家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早是为了解释经济波动，主要为短期宏观政策提供参考。可是现在我们国家，甚至全世界，全把它看作有关经济增长的经济学，作为长期经济政策的参考。比如我国十二五规划和现在的十三五规划的基本思想也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关。投资，消费，出口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这个理论带来的政策诉求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就要推动总需求的增长，即推动投资，消费或是出口。经济转型的含义就是要从靠投资，出口拉动转为由消费拉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刺激消费。

　　这个理论的一个问题是颠倒了目的和手段。比如按照新古典理论，投资是为了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我们将收入的一部分不用于今天的消费，而用于投资，这样我们未来会有更高的收入。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投资是为了增加需求，且任何投资都可以增加总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了这么多浪费型投资。再比如，消费本来是目的，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也被当作是手段。在贸易的问题上，按照这一理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才是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口一亿，进口九千万，贸易对GDP贡献就是正的，如果进口一万亿，进口一万零一亿，那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危机的时候会选择限制进口，想办法推动出口的经济政策。

　　这个理论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假设经济体的产出是单一产品，即GDP，所以认为产出是可以简单任意相加的，比如，50的投资加上80的消费和30的投资加上100的消费是一样的。然而，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经济体的基本的收支流是如下图所示，由家庭、企业，产品市场、要素市场构成，当然我们还可以加入政府，所以并不能简单地将经济体的产出看作是单一产品。

　　2．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
　　
　　（1）斯密-熊彼特的增长模型

　　上述两个经典的经济理论模型实际上都有非常大的误导性。基于这样的理论制订政策，其实从长远来看，它的负面效应可能大于正面效应，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呢？我认为经济发展理论应该是研究企业家如何创造和创新的理论。几年前我曾经总结过这样一个增长模型，我把它称作斯密-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型。

　　在斯密看来，经济的发展源泉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即不断创造新产品，新技术；而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分工，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创新就越多，新的产品也就越多；分工又受制于市场，尤其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创新越多，经济就越发展；而经济发展之后，我们有了新的财富，这些财富本身又增加了市场的规模，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经济不断进步的良性循环。

　　斯密并没有解释是什么因素推动这个链条的运转，所以我们在这里加入一个角色——企业家。这也是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里提出的观点，即技术分工还是市场发展主要依赖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首先，市场本身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需要企业家开发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产品，比如微信和苹果公司的产品，没有马化腾和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它们都是不存在的。再来看分工，其实企业家每一个创新，就是创造一个新的分工。比尔·盖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创造了软件产业这样一个全新的产业。其实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都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延长了社会的分工链条。其次，新的财富要变成市场也是靠企业家。我们现在说的产能过剩并不是说经济体中的需求已经饱和，而是企业家没有创造出新的市场带动需求来消化这些财富。

　　（2）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基本要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危机呢？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当市场上70%到80%的企业家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20%到30%的企业家判断错了，那么经济仍然持续发展，只是这些判断失误的企业家们破产了，劣质的企业和产品被淘汰出市场。但是有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几乎所有企业家都发现自己的决策错了，产品都卖不出去，面临破产，这时候就出现了经济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奥地利学派给的一个解释是经济活动的普遍性波动（所有商品价格同时上升或下降）一定是货币波动造成的。即企业家受到了货币政策的误导。政府用货币政策，特别低利率来刺激经济的时候，使得企业家接收的决策信号发生了偏差，本来市场上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但是利率很低的时候，企业家就会持续投资，结果最后反而导致了危机。

　　不同于新古典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应该是一个从资本品到消费品的生产结构链条（production structure)，而不是单一产品的循环。我们可以从哈耶克三角来理解这一观点，经济活动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一个产品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企业家，企业家创造的其实是不断延长的生产链条，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分工的含义。原来生产一个产品可能只需要一个人，现在我们生产任何一个产品，比如手机，都是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在分工合作，而且每一个生产环节上，企业家都在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决策。

　　如果政府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让企业家误以为应该进一步延长这个生产链条并进行大量的投资，最后却发现这个投资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这时候已经无法再扭转局势了，就可能会导致危机。所以我们经常讨论的“钱太少”，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说其实是“钱太多”造成的，“钱多”这个错误的信号一定导致之后“钱少”的结果。比如，2008年的时候温州的企业非常缺钱，每个银行争相给企业提供贷款，结果资金沉淀在了那些本来没有任何潜在价值的项目上，导致最后这些企业无法还贷。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宏观问题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问题，是一个结构的问题。

　　其次，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因为货币进入市场会影响投资结构和分配结构，并最终导致生产，消费和收入分配的扭曲。最后，市场调整是一个过程，任何市场的调整，无论是创新还是新分工的形成都需要时间，而这个调整过程的主题仍然是企业家，他们才是推动调整的主要力量。

　　3．企业家的角色

　　企业家在市场中的作用可以概括成两个方面，发现不均衡和创造不均衡。

　　第一，发现不均衡，即套利。不均衡意味着有盈利的机会，发现不均衡就是发现盈利的机会，追逐利润的竞争纠正市场的错误，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利润机会逐渐减少，市场趋向均衡。

　　第二，创造不均衡，打破原来的均衡、创造新的潜在均衡点。没有利润之后，企业家该如何赚钱呢？这时候就得通过另一种方式——创新，为消费者增加价值，比如创造出全新的产品或者新的生产技术提高资源的生产率。

　　举例来看这两者的区别：假设计算机市场已经达到饱和，计算机行业不赚钱了，那么这时候有两种思维来刺激市场发展，一种思维就是类似于我们一直热衷的供求刺激，不是让一个人买一台计算机，而是要买两台。另一种思维是通过企业家创新，比如苹果公司，他们不生产传统的计算机，而是生产一种新的产品Ipad，创造出了新的市场，也就重新打破了整个计算机市场的均衡。，创造出了新的市场，也就重新打破了整个计算机市场的均衡。现实中，企业家的这两种角色往往是相互交织的。

　　大致来说，过去30多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靠套利（发现不均衡）和模仿来赚钱，中国的经济也主要是靠企业家的套利发展的。我们在计划经济下创造了太多的不均衡，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在短缺。经过30年的发展，市场上套利和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下一步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呢？答案就是企业家要从套利驱动型转型成为创新驱动型。这不仅是宏观的问题，也是一个微观问题。

　　创新对企业来讲是什么？创新实际上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但是企业将不仅需要一个独特的想法，而且需要成功将这个想法转化成市场上的消费者愿意买单的产品。所以简单来说企业家的创新，就是不断推出新的产品，或者使原来的产品的成本不断降低。人类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企业家不断的创造新产品，不断形成新的分工链条的过程。200多年前，人类消费的产品只有100种到1000种之间，而今天人类消费的产品达到10的8-10次方。我们现在消费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原本没有的，这些都是企业家们创新的成果。

　　为什么创新这么难？这就牵扯到一个概念——不确定性。很多人将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同起来。Frank Knight (1921)严格区分了风险（Risk）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他认为风险可以量化，但是不确定性是不能量化的。创新的不确定性是企业家们面临的主要难题。

　　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根据过去推断未来，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大数据对解决不确定性并没有什么帮助，大数据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创造出更多的比尔·盖茨或马化腾，成功的企业家创新不是数据可以分析得出来的。比如20年前或30年前没有人能够预知到我们今天的消费品或是主导产业会是哪些。同样的，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到30年后什么产业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正是由于这样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才更需要企业家的创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依赖政府，数据或是过去的经验来复制这些企业家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不确定性带来的巨大挑战就要求企业家具备有一些特殊的素质。可以说，正是这一群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小部分人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十万年前人们第一次走出非洲，哥伦布探寻新大陆等等，这些人类发展史上的决定性瞬间都是由一群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带动的。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具备愿景(vision)和判断未来的能力，对盈利机会的警觉(alertness)，擅长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求和渴望，还要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信念，对成功的渴望和信心。

　　在理解了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之后，研究增长和转型最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地发挥作用。如何让企业家精神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呢？首先是自由，即创造的自由和做生意的自由，因为自由是想象力的前提。其次就是法制，即社会制度本身是有章可循的。自由和法制意味着企业的制度环境相对稳定，企业家就可以对未来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经济学家强调“产权保护”的概念。200年前斯密就说过“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前面说到企业家承担着套利和创新的双重角色，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套利和创新对制度的敏感度是不同的。创新对自由、产权和法治的敏感度远大于套利自由、产权和法治的敏感度。创新对金融自由的敏感度也大于套利对金融自由的敏感度。

　　对比套利和创新的利润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套利初期，市场不均衡，产品价格高而要素成本低，所以利润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通过模仿进入这个市场，产品价格越来越低，要素成本越来越高，最后二者趋同，市场达到均衡，同时也意味着利润逐渐降低并趋于零。

　　而创新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创新初期产品还无法投入市场，所以往往是亏损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量的互联网企业都有很高的融资需求，比如说京东商城现在处于亏损状态。但是随着市场的扩大，创新的收益会越来越高，市场成熟之后又会有新的竞争者模仿进入，导致利润逐步下降。所以一个企业要持续的成功，就要不断的重复这个创新的过程。因为创新的产品在初期不能很快进入市场，且对资本投入要求更高，所以才会更依赖于产权保护和金融自由。研究证明，法律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不仅决定创新的速度，而且决定创新努力的方向。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人们将只在那些有替代性保护手段的领域从事创新。

　　我们经常讨论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产品和市场创新上，政府只能够帮助企业家，但是无法替代企业家。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可能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反而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4．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走出理论误区，告别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维框架；拥抱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和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把着眼点放在企业家的创新，而不是货币政策；废除审批制度，解放企业家精神；建立宪政和法治，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让企业家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