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从旧常态转向新常态的关键时间： 2016-04-14信息来源：艾西亚 特恩　作者：hjr_admin　责编：

        内容提要：2016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至消费和服务主导的关键年份。本文分析中国的转型会否按预期发生。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取决于中国政府能否接受结构转变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本文的五个重点主题是：货币、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消费模式改变和地缘政治取向。人民币的走势、中国政府意愿接受由改革带来的企业阵痛的程度，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将会决定2016年中国经济是由消费或出口主导。
        关键词：新常态 旧常态 人民币汇率 国企改革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6)02-016-05
       
        引言
 
        中国经济旧常态无法持续，新常态拉开序幕。变化的因素通常逐渐形成，然后转变突如其来。尽管中国改革带来的微振已经发生多年，但其影响将在2016年实实在在地浮现。转变的催化剂在于中国将为2016-2020年所定的目标和更长远的未来积极地摆脱旧有发展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本文分析了新常态下的五大主题（图1），并探讨每个主题于新形势下的受益行业和地区。最后，我们会分析不能顺利地转型到新常态的风险，而我们将从研究过去三十年最重要的变化开始，即从便宜变得昂贵的人民币。
   
        一、人民币：从便宜到昂贵
 
        人民币可说是当前最具争议的货币。因为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资产价值不仅影响中国市场对邻近地区甚至全球的吸引力，而且还会影响本地区对资本的吸引力和出口市场份额。通过开放廉价的4.4亿劳动力人口和累积储备以保持人民币价格低廉，中国成功地吸纳了外国直接投资，从远至墨西哥到近如东盟。随着时间推移，廉价劳动力供应下降和工资急速上涨，加上人民币已变得昂贵，这种变化已经并将继续令中国甚而邻近地区转型。
 
        （一）便宜的人民币
 
        中国过去几年在出口市场中的占有率稳步上升，主要依赖由人民币贬值所带动的出口。事实上，中国出口由1980年只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不到1％到增加至2014年的12％，这种急速增长连昔日的日本亦未能达到。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包括那些原本可能投资于墨西哥的资金。最后，高增值税、人为压低且设有上限的存款利率，以及被低估的人民币持续遏制了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使他们将非常大的储蓄投资在国有企业身上。
 
        虽然以上政策支持了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但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决定减少依赖外部需求。危机过后，中国通过内部投资拉动增长，同时人民币开始升值，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响应来自美国的压力，二是便宜的人民币对中国的增长战略变得相对不重要。从2011年至2014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和兑美元汇价同时上涨，近来中国领导层亦决定重新平衡中国的增长模式，减少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增加消费占比。从最近的十三五规划中，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将致力于加大消费。
 
        （二）昂贵的人民币
      
        当初受惠于廉价工资和人民币的工业和出口导向型的行业，特别是制造业，如今已今非昔比，劳工成本迅速增长和强势的人民币（特别在实际有效汇率方面）正令上述行业失去竞争力。此外，非工资补偿（雇主强制性供款）同步上升，令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结果是令进入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同时下降。
 
        随着中国在劳动力和货币方面成本优势的减弱，一般倾向于认为只有低端产品会受到影响。事实上，受制于其他地方的劳工成本竞争，特别是东盟和墨西哥，中国的整体出口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将从中受益。
    
        二、人口：从乡村到城市
 
        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有赖于劳动人口激增，不幸的是，这已成过去式，因为劳动力将在2016年起急速下降。因此，相比新的劳动力，将在未来二十年增加更多的退休人士。尽管中国仍然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并预计会在2030年增加四千万人，劳动人口下滑将减少经济的潜在增长。随着婴儿潮一代年龄上升而他们的孩子数量并不足以取代他们，随之而来的是由工资上涨、需求下降、储蓄率不断恶化所形成的恶性循环，此将令经济潜在增长下降，另一方面，社会将需要更多的（公共）资金作为援助。
 
        经历数十载的扶养比（不会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口除以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口）大幅下降后，此比例在2015年再次急剧上升。年龄的中位数将由2015年的37岁提升至2025年的41岁。最近，中国政府已宣布两项措施以应付这种人所共知的经济炸弹，先是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以提高中国的生育率，但此举只会增加18年至20年后的劳动力（需等待较长时间才能提升增长潜力）。第二项则是加速城市化的进程，相较第一项政策，后者在未来五年显得更为关键。
 
        十三五规划公布中国希望在2020年额外增加8100万的城市人口，将目前在城市地区生活的人从7.79亿提高至8.6亿人，这相当于将城市化率从目前的54.8％提升至2020年的60％（见图2）。此外，中国政府希望在这片城市化的热潮中建立多个城市群，如京津冀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等，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迈向城市化的另一个例子。尽管最近基建行业显得不济，我们相信另一股热潮将会诞生，特别是涉及到城市化的项目。交通运输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其他行业包括信息、通信和技术、污染治理及其他环保项目。
   
        人口结构转变将引导更多资源被投放于教育领域，从而把重点放在劳动力素质之上，而不再只是关注供应数量。同时，政府承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包括提升高中的入学率和延长目前的九年强制教育至学前教育，以及创建一流大学。医疗服务需求增加将是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结果。在这方面，中国将逐渐开放医疗和老年人护理等行业的投资领域。
 
         三、成长：从工业主导到创新为本
 
        昂贵的人民币和人口老龄化会镂空中国工业吗？根据最新的十三五规划，答案显然是不会，原因是中国政府希望提升产业至中高技术水平，不再依赖廉价劳动力。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正在下降，它仍占劳工市场的一大部分，当工资上涨（加上强势的人民币)，劳动力和土地都变得更昂贵和稀缺，所以政府正在转向新的工业化战略，重点就两个字：创新。尽管中国目前在价值链攀升方面已有显著进步，但大部分出口依然是劳动密集型商品。
   
        面对目前情况，政府决心通过增加科研资金和特定行业的投资以改变现状，重点发展行业包括信息、机器人、海洋装备制造和医疗器械。对于研发，希望创建一批国家实验室，进一步研究互联网通信、半导体、核电站、先进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和电子设备，而在互联网领域，政府在2015年已投资4300亿人民币于全国性网络体系，并计划于2016-2017年投资7000亿人民币。
 
        最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中国2012年的科研费用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虽然数字远低于韩国和日本，但仍远高于人均相似甚至更高收入的国家（见图4）。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研发投资增加速度比竞争对手更快（2014年超过40％）。
   
        以下行业将从推动创新中获益：网络，2025年前把宽带普及率从50%提高到82%；半导体，成立19.3亿美元基金投资于中国创新科技企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数量将增加一倍，于2020年达到80万；核电，中国将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每年兴建6-8座核电站。
 
        四、消费：从基本需求到休闲娱乐
 
        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另一面是劳工收入的增加。虽然中国消费者实际消费长期被压抑，但他们的购买力正在快速增长。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90年的320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7600美元，一般城市家庭的非个人收入在2014年亦上升至9200美元，但支出却只占4700美元（见图5）。劳动力下降和投资周期减慢正给予劳工的更大的收入份额，但是，中国却有平均61%以上的消费支出花在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衣服和住房之上。
   
        我们把中国的消费者分为五个收入级别（见表1）：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人口有明显收入差别，其中城镇居民享有显著较高的收入，但随着中国积极推动城市化，今后将有更多人会移居城市，而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因此我们相信未来大多数的消费增长主要来自城市贫困人口和低中产阶级，他们将在中国的新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其中有三个根本原因：一是中国消费者长久以来一直都在被压抑；二是政府在2016-2020年将优先考虑城市化、消费和服务；三是因为投资的下降，劳动占收入的比例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这无疑有利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多过于农村贫困人口。
 
        表2显示中国在2015年到2025年的人口转变状况。中国目前有10亿工作适龄人口，而这个数字在2015年见顶。假设我们定义较高门槛的中产阶级为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中国目前有2.93亿的城市居民符合此条件。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精英阶层并不是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主导增长的将会是4.38亿的低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使以2008年至2013年最高的年复合增长率作比较，中国的平均家庭消费仍比泰国和马来西亚低，更远低于韩国。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存款利率上限、高附加值税（VAT）和消费品进口关税，加上廉价的人民币政策构成的消费压抑。现在，这三大因素已发生变化，存款利率上限最近取消，消费品进口关税于2015年6月1日调降，2016年起将有更多消费品被纳入降税范围。
   
        中国家庭不仅消费相对收入较低，而且消费更集中在必需品。韩国目前的消费模式明显地预示了中国消费的发展，当中国家庭获得较高和更接近韩国的收入（目前大概是韩国的一半），他们将减少必需品占个人消费的份额，特别是食品和烟酒，从目前占消费篮子的30％减少到较接近韩国的15％。

        当中国家庭收入提高，消费在未来将发生变化，表现为：吃得更好，健康生活，更多乐趣，享受奢华。进口食品将上升。保健品的消费预期将会增加，包括空气净化器、健身服装和运动器材等。政府可能会花更多的资金用于治理污染和加快建设环保基建项目。文化娱乐的消费增长势将迅速提高。根据美国电影协会的数据，中国电影市场规模有望于2017年超过美国。不过，目前中国消费者的享乐支出仍然偏低，如果韩国目前的消费模式能够反映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外出就餐和酒店消费需要增加四倍才能达到同一水平。
 
        奢侈品消费将下降，但旅游支出将上升。基于强势的人民币、更长的公众假期及签证放宽限制等便利，海外旅游的增长甚至超过了国内旅游。中国2015年前三季度出境游客达9,800万，按年增长14％（见图6）。尽管表面上数量庞大，但人数只占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限制是护照，目前只有约5％的中国人口拥有护照，相对落后于美国的 10％，而根据美国的经验，我们预期旅游业在未来数年进一步增长。除了出国，境内游市场亦在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服务业发展的环境下持续增长。尽管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放缓，国内旅游仍然增长10％，总支出达16.5万亿。政府的目标在是2020年进一步提升旅游消费至5.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旅游行业市场的5％。国内与旅游相关的板块将得益于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政府的政策支持。
   
        五、地缘政治：从保持现状到寻找改变
 
        中国政府正在寻求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除了通过软或硬（军事）实力外，还致力于利用货币增强国际影响力。主要有四方面的行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向有基建需求的国家出口过剩的产能；分散美国国债的投资以提高回报；扩大贸易路线，以增加垄断市场的数量。
 
        对于人民币，中国在国际收支方面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而人民币贸易结算在最近几年则大幅上升，近期纳入特别提款权（SDR）无疑将有助于对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但仅约增加290亿美元的国外需求。因此，中国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加大对人民币的全球需求，当前中国寄望于建立国际机构和战略计划，例如金砖银行（NDB）、亚投行（AIIB）和一带一路项目。
 
        金砖银行初始资本为500亿美元，总部设在上海，是中国领导下与金砖五国共同创建的银行，与世界银行属于同类型机构，区别在金砖银行是由新兴国家，而非发达国家控制。新兴国家一般是从世界银行借入美元，而金砖银行旨在借出成员国的货币及尝试发展人民币作为新兴国家的储备货币，金砖银行将于2016年4月提供第一笔贷款，款项将以人民币计价。
 
        亚投行将直接挑战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亚投行的资金规模是金砖银行的两倍（1000亿美元），事实上，中国目前对亚投行的资金贡献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国家（300亿美元），加上总部设在北京，人民币将在其贷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旗舰项目，重点是以基建提升区域和国际商业联系，资金的主要来源分别是亚投行、丝路基金和联合投资的私募基金。虽然解决产能过剩是一带一路的重点议题，但进一步使用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也同样重要。
 
        除了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将对基建投资类的中国企业提供支持，交通运输（铁路，海运）和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将从中受益。铁路、公路、航空、电厂、电信和电网的建设将会是将过剩产能转化为出口的关键，大量的基建项目将增加建材和机械的需求，其中的一些项目已经开始运行。
 
        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和国有企业显然是受益者，而有实际基建需求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将受益于更多的资金和债权人之间的竞争。对于前者，受益无疑是巨大的，亚洲开发银行估算为8万亿美元。关于后者，竞争是必然的。亚洲开发银行将原本3年的审批贷款时间缩少到18个月2年，也将结束要求政府担保每笔贷款的做法。日本也愿意增加资助措施，以此削弱中国日益增加的主导地位和地区影响力。
 
        六、结语：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
 
        当然，以上五大主题会否在2016年发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愿意执行转型所需的改革。任何重组或改革过程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以及痛苦的短期后果，关键是政府能否承受改变所带来的震荡。
 
        短期内，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将决定2016年会成为一个消费或出口主导的故事，首先是汇率，其次是中国政府愿意接受企业阵痛的程度。
 
        当前非常昂贵的人民币，尤其是与贸易伙伴相比，是中国出口疲弱的部分原因。虽然这与新常态目标一致，中国政府需要通过保持较强的货币使低端工业在生产链中有所提升，但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对这种企业阵痛的容忍度。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近期汇率政策的重中之重，例如2015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小幅贬值后推出的稳定汇市措施，但货币政策无法拯救经济，企业竞争力的持续下降和为维持 人民币汇率稳定而迅速减少的储备对中国政府可能越来越重要。更具体地说，近期人民币篮子的权重声明可能是一个划时代的信号，标志着未来更宽松的人民币。
 
        如果中国决定恢复到原有的汇率政策，也就是大幅度地实行人民币的贬值，中国将会比较容易地避免价值链升级带来的企业阵痛。
 
        中国政府正在探索新常态的合适路径。旧常态的发展模式显然已经起不了作用，但前往新常态的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府已描绘出理想新常态的愿景：摆脱产能过剩，提高家庭生活水平，达到全球领先地位，并无缝地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达到目标前有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需要着手处理企业和银行部门多年来形成的过剩产能和信贷。
 
        总之，中国正在进行结构性转型，转型成功与否取决于未来数月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和推行企业重组的决心，同时对转型可能带来的风险应予以高度重视。
 
        作者简介：
        艾西亚（Alicia Garcia Herrero）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布勒哲尔(Bruegel)智库研究员
        特恩（Trinh D. Nguyen） 法国外贸银行新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