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
生态城市发展下碳道德的价值维度与实践维度时间： 2017-04-10信息来源：丁冬梅 作者：hjr_admin 责编：
■ 丁冬梅 副教授（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银川 750021）
◆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碳道德”是随着低碳经济的兴起而出现的新道德规范。我国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发展阶段，遭受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的压力。探索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碳道德”的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变革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使之通过“生态命令”——制度层面，“生态意识”和“生态觉醒”——非制度层面，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生态相互之间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低碳生态城市 碳道德 价值维度 实践维度
低碳生态城市理念的历史沿革
（一）低碳生态城市概念提出的过程
低碳生态城市是将低碳目标与生态理念相融合，实现“人—城市—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复合人居系统。低碳生态城市的概念是将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这两个概念组合而形成的，也可以说低碳生态城市是“低碳经济”的拓展概念，低碳生态城市的内涵，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城市发展中的具体运行机理，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化发展理念在城市发展中的延伸及落实。低碳生态城市涵盖的范围较低碳城市的概念范围宽泛，生态城市不仅仅考虑碳的减排，还考虑废水、废气、废物对城市环境甚至对城市景观的影响，是引导未来城市发展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低碳城市发展后的城市发展目标。
低碳生态城市在本质上属于生态城市的范畴，它是生态城市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对生态城市的追求，是以减少碳排放为主要切入点展开并深入的，它以复合生态系统为理论支撑体系之一。对生态城市的其他方面的特征并不是予以忽略，而是在减少碳排放的基础上加以重新整合。在城市化战略中贯彻低碳生态城市理念，实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城市化战略上的具体体现。实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就是面向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中国城镇化所面临的现实矛盾与未来挑战，通过明确城市发展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等目标要求，按照低碳生态城市的理念确定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就是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居住适宜、运行安全、经济健康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的城市，有效促进城市在生产、流通、消费、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是协调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重要发展模式。
（二）低碳城市、生态城市和低碳生态城市概念的界定
低碳城市、生态城市和低碳生态城市这三个概念存在一定的关联和交叉。三者具有核心思想一致的特点，都是人面对资源、环境等难题的情况下，在可持续理念指导下，对城市发展道路新的探索。但三者在内涵方面各有所侧重，比较而言，低碳城市更为关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更多强调运用技术手段达到节能减排目的；生态城市全方位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多强调运用多手段多途径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生态城市内涵更大；低碳生态城市是生态城市的一种类型，是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创造性地将低碳城市和生态城市两个高关联度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在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运用技术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减少对二氧化碳等废弃物的排放，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目的。它们的本质都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碳道德”的价值维度
（一）“碳道德”的理性回归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预计在20世纪中叶城市化率将达到60%，城市化成为推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普及文化教育等的主要推动力。西方国家在经历了三百年的高速工业文明发展阶段后，中国城市化才处于中期发展，但全球正面临着城市无序蔓延扩张、空气质量恶化、水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设施落后和资源浪费等巨大压力，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经济、生态环境、能源、社会相互协调发展的问题。而发展低碳生态城市是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模式，成为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而这需要“碳道德”的理性回归。
“碳道德”是低碳经济在道德领域的反映，同时也是生态伦理道德的一个方面，在学界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吴江华（2010）认为所谓“碳道德”，就是在全球环境破坏、生态失衡、资源枯竭和气候剧变的背景下，为实现低碳发展模式，调整人们在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中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资源和人与生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各种规范和准则，其目的是通过实现人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生态相互之间的和谐来维持地球“盖娅系统”的动态平衡。
“碳道德”是在低碳经济认知下道德领域里出现的一种“节能降碳”具体种类，也具有认知和教化的基本功能。低碳生态城市不仅仅是低碳发展模式、生产生活消费方式的变革，也是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的变革。而这种革新又依赖于对“碳道德”的各种认知程度、认知意识、规范设计以及建立在认知程度上的道德立场。这种道德立场虽然有“感性立场”和“理性立场”两面，但道德理性立场高于道德感性立场的途径是要进行“理性的训练”，就是要依靠“国家、社会、公民”三个方面系统工程构建过程中的认知和教育过程实现的。
如引导居民形成低碳化消费模式，形成低碳消费者。低碳消费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消费者如何由普适消费转向青睐低碳产品消费习惯；二是低碳消费方式的转变。低碳消费者是指那些偏爱低碳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习惯的低碳化意味着消费者将承担部分企业低碳转型的成本。从经济学上讲，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非生产消费。生产消费是指生产过程中工具、原料和燃料等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的消耗。非生产性消费的主要部分是个人消费，是指人们为满足个人生活需要而消费的各种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另一部分是非生产部门如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在日常生活中对物质资料的消耗。因此，推动高碳消费方式向低碳消费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广播电视、微博、微信等一切公益宣传教育和政策措施相结合的方法，深化居民“碳道德”理念，引导居民绿色消费、合理消费，改变传统消费观念，提倡新节俭主义，把它转移成人们的一种心境、一种价值和一种自觉行为。低碳消费方式的实现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消费文化和习惯等诸多因素有关。因此，未来将不断推动“碳道德”下的低碳消费方式，熊焰曾指出：新节俭主义=理性务实+聪明规划+一点点不怕麻烦=普通人的幸福生活。逐步让居民参与低碳行动，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能源资源节约活动，努力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
（二）“碳道德”符合儒家生态理念对自然界的理性定位
从“图腾祭拜”到“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绿色文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对于“人”，西方有五种关于人性的假设，从低级的经济人到高级的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再到复杂人、自由发展人，这些假设都没有摆脱“个人本位”、“天人对立”的桎梏，“人”与“天”永远是分裂的。而在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中，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统一的。儒家所说的“天”，非常贴近现代“自然”这个概念。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更深入地认识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认为“天”的职责即是“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周易·乾卦·文言》中“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吕氏春秋》中“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人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董仲舒更明确指出：“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之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同时还强调“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在剔除某些迷信成分后，不得不惊叹于儒家对“人”在自然中定位的准确性，所以儒家思想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它跨越几千年进入21世纪后，竟对处于困境的人们在重新认识客观世界上指明方向（彭飞，2001）。这启示我们，应以对大自然真诚的爱心，理智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不把自然界看为仅被人类随意掠夺式的开采、消耗物质的环境，而看作人类生命的源泉和价值的源泉，恢复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进入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实现新的“天人调谐”。同时应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掘，努力将西方的科学进取精神和我国的天人调谐融合贯通，将外向探求、改造世界与内外协调、身心和谐的价值取向有机结合，更好地促进科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新贡献。
“碳道德”的实践维度
（一）“碳道德”需要“生态命令”——制度层面
? “天人合一”的思想始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但是，在现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只有少部分传统的生态伦理、生态禁忌被坚守，可以被挖掘的生态文化资源也较少。如从2010年开始中国人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如果让人们改变开车出行、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人们又出现抵触情绪的这种“悖论”。实际上实现“碳道德”的实践维度有“软硬”两个方面，硬制度是写在纸上的硬性规定，“软”是刻在人们心中、成为人的价值观，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自觉遵守。但当我们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给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类就不是面临着一种“生态危机”，还有新的“人性危机”，因此面临着“两种危机”，就要强制这种“生态命令”。阿格尔提出：“生态命令”其实就是指生态环境的客观制约性，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强制性。“生态命令”就是绝对命令，人们的经济发展必须遵守“生态命令”的限制。
但今天的中国，承担着国内及国际生产、消费的双重责任，处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期，发达国家虽然口头上承诺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加强环保，但大多只考虑自身的发展，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发展中国家设置壁垒，依靠转移污染、牺牲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财富，追求本国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环境问题需要各个国家切实加强合作，谋求全球化低碳、和谐发展。
（二）“碳道德”需要“生态意识”和“生态觉醒”——非制度层面
“生态意识”是1983年B•基鲁索夫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是指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余谋昌，1991）。我国生态哲学家余谋昌（2000）认为生态意识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观”。阿格尔认为：“生态意识”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就是要在人们的意识中增添生态学的内容，使人们在判断、评价、认识、处理问题时要有生态学的角度、生态学的维度，特别是在看待经济发展、评价经济行为时不能仅仅盯着经济总量的飙升，而要有更加广阔的生态意识（解保军，2014）。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环境情感和态度的理性感知和升华逐渐加深。而中国在公众环境参与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公众实际参与的热情程度不高，宣传力度仍不够。其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依然表现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政府依赖型”。其三，公众在“预案参与”属于末端参与，即在环境问题出现了，个人权益受损后，才相应地做出反映，这就削弱了公众参与的效果。原因有：一是少数公众主观上认为与自己无关。其二，一些想参与的民众认为参与的渠道不畅通，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有参与无门的感觉。其三是政府的信息公开力度不透明。只有公众充分、及时掌握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环境信息，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其四参与是需要一定的知识结构和文化技能，否则公众无法做出理性选择（李娟，2013）。
参考文献：
1. 吴江华.“碳道德”的责任维度——基于低碳经济的视角分析. 上海商学院学报，2010，9（5）
2. 丁冬梅编著. 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14
3. 彭飞. 儒家“天人合一”观：构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源泉.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3）
4. 余谋昌. 生态意识及其主要特征. 生态学，1991（4）
5. 余谋昌. 生态哲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6. 解保军.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名著导读.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7. 李娟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丁冬梅（1970—），回族，法学硕士，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碳道德”是随着低碳经济的兴起而出现的新道德规范。我国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发展阶段，遭受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的压力。探索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碳道德”的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变革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使之通过“生态命令”——制度层面，“生态意识”和“生态觉醒”——非制度层面，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生态相互之间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低碳生态城市 碳道德 价值维度 实践维度
低碳生态城市理念的历史沿革
（一）低碳生态城市概念提出的过程
低碳生态城市是将低碳目标与生态理念相融合，实现“人—城市—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复合人居系统。低碳生态城市的概念是将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这两个概念组合而形成的，也可以说低碳生态城市是“低碳经济”的拓展概念，低碳生态城市的内涵，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城市发展中的具体运行机理，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化发展理念在城市发展中的延伸及落实。低碳生态城市涵盖的范围较低碳城市的概念范围宽泛，生态城市不仅仅考虑碳的减排，还考虑废水、废气、废物对城市环境甚至对城市景观的影响，是引导未来城市发展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低碳城市发展后的城市发展目标。
低碳生态城市在本质上属于生态城市的范畴，它是生态城市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对生态城市的追求，是以减少碳排放为主要切入点展开并深入的，它以复合生态系统为理论支撑体系之一。对生态城市的其他方面的特征并不是予以忽略，而是在减少碳排放的基础上加以重新整合。在城市化战略中贯彻低碳生态城市理念，实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城市化战略上的具体体现。实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就是面向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中国城镇化所面临的现实矛盾与未来挑战，通过明确城市发展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等目标要求，按照低碳生态城市的理念确定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就是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居住适宜、运行安全、经济健康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的城市，有效促进城市在生产、流通、消费、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是协调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重要发展模式。
（二）低碳城市、生态城市和低碳生态城市概念的界定
低碳城市、生态城市和低碳生态城市这三个概念存在一定的关联和交叉。三者具有核心思想一致的特点，都是人面对资源、环境等难题的情况下，在可持续理念指导下，对城市发展道路新的探索。但三者在内涵方面各有所侧重，比较而言，低碳城市更为关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更多强调运用技术手段达到节能减排目的；生态城市全方位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多强调运用多手段多途径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生态城市内涵更大；低碳生态城市是生态城市的一种类型，是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创造性地将低碳城市和生态城市两个高关联度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在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运用技术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减少对二氧化碳等废弃物的排放，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目的。它们的本质都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碳道德”的价值维度
（一）“碳道德”的理性回归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预计在20世纪中叶城市化率将达到60%，城市化成为推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普及文化教育等的主要推动力。西方国家在经历了三百年的高速工业文明发展阶段后，中国城市化才处于中期发展，但全球正面临着城市无序蔓延扩张、空气质量恶化、水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设施落后和资源浪费等巨大压力，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经济、生态环境、能源、社会相互协调发展的问题。而发展低碳生态城市是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模式，成为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而这需要“碳道德”的理性回归。
“碳道德”是低碳经济在道德领域的反映，同时也是生态伦理道德的一个方面，在学界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吴江华（2010）认为所谓“碳道德”，就是在全球环境破坏、生态失衡、资源枯竭和气候剧变的背景下，为实现低碳发展模式，调整人们在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中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资源和人与生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各种规范和准则，其目的是通过实现人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生态相互之间的和谐来维持地球“盖娅系统”的动态平衡。
“碳道德”是在低碳经济认知下道德领域里出现的一种“节能降碳”具体种类，也具有认知和教化的基本功能。低碳生态城市不仅仅是低碳发展模式、生产生活消费方式的变革，也是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的变革。而这种革新又依赖于对“碳道德”的各种认知程度、认知意识、规范设计以及建立在认知程度上的道德立场。这种道德立场虽然有“感性立场”和“理性立场”两面，但道德理性立场高于道德感性立场的途径是要进行“理性的训练”，就是要依靠“国家、社会、公民”三个方面系统工程构建过程中的认知和教育过程实现的。
如引导居民形成低碳化消费模式，形成低碳消费者。低碳消费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消费者如何由普适消费转向青睐低碳产品消费习惯；二是低碳消费方式的转变。低碳消费者是指那些偏爱低碳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习惯的低碳化意味着消费者将承担部分企业低碳转型的成本。从经济学上讲，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非生产消费。生产消费是指生产过程中工具、原料和燃料等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的消耗。非生产性消费的主要部分是个人消费，是指人们为满足个人生活需要而消费的各种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另一部分是非生产部门如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在日常生活中对物质资料的消耗。因此，推动高碳消费方式向低碳消费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广播电视、微博、微信等一切公益宣传教育和政策措施相结合的方法，深化居民“碳道德”理念，引导居民绿色消费、合理消费，改变传统消费观念，提倡新节俭主义，把它转移成人们的一种心境、一种价值和一种自觉行为。低碳消费方式的实现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消费文化和习惯等诸多因素有关。因此，未来将不断推动“碳道德”下的低碳消费方式，熊焰曾指出：新节俭主义=理性务实+聪明规划+一点点不怕麻烦=普通人的幸福生活。逐步让居民参与低碳行动，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能源资源节约活动，努力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
（二）“碳道德”符合儒家生态理念对自然界的理性定位
从“图腾祭拜”到“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绿色文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对于“人”，西方有五种关于人性的假设，从低级的经济人到高级的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再到复杂人、自由发展人，这些假设都没有摆脱“个人本位”、“天人对立”的桎梏，“人”与“天”永远是分裂的。而在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中，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统一的。儒家所说的“天”，非常贴近现代“自然”这个概念。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更深入地认识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认为“天”的职责即是“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周易·乾卦·文言》中“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吕氏春秋》中“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人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董仲舒更明确指出：“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之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同时还强调“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在剔除某些迷信成分后，不得不惊叹于儒家对“人”在自然中定位的准确性，所以儒家思想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它跨越几千年进入21世纪后，竟对处于困境的人们在重新认识客观世界上指明方向（彭飞，2001）。这启示我们，应以对大自然真诚的爱心，理智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不把自然界看为仅被人类随意掠夺式的开采、消耗物质的环境，而看作人类生命的源泉和价值的源泉，恢复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进入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实现新的“天人调谐”。同时应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掘，努力将西方的科学进取精神和我国的天人调谐融合贯通，将外向探求、改造世界与内外协调、身心和谐的价值取向有机结合，更好地促进科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新贡献。
“碳道德”的实践维度
（一）“碳道德”需要“生态命令”——制度层面
? “天人合一”的思想始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但是，在现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只有少部分传统的生态伦理、生态禁忌被坚守，可以被挖掘的生态文化资源也较少。如从2010年开始中国人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如果让人们改变开车出行、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人们又出现抵触情绪的这种“悖论”。实际上实现“碳道德”的实践维度有“软硬”两个方面，硬制度是写在纸上的硬性规定，“软”是刻在人们心中、成为人的价值观，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自觉遵守。但当我们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给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类就不是面临着一种“生态危机”，还有新的“人性危机”，因此面临着“两种危机”，就要强制这种“生态命令”。阿格尔提出：“生态命令”其实就是指生态环境的客观制约性，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强制性。“生态命令”就是绝对命令，人们的经济发展必须遵守“生态命令”的限制。
但今天的中国，承担着国内及国际生产、消费的双重责任，处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期，发达国家虽然口头上承诺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加强环保，但大多只考虑自身的发展，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发展中国家设置壁垒，依靠转移污染、牺牲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财富，追求本国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环境问题需要各个国家切实加强合作，谋求全球化低碳、和谐发展。
（二）“碳道德”需要“生态意识”和“生态觉醒”——非制度层面
“生态意识”是1983年B•基鲁索夫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是指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余谋昌，1991）。我国生态哲学家余谋昌（2000）认为生态意识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观”。阿格尔认为：“生态意识”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就是要在人们的意识中增添生态学的内容，使人们在判断、评价、认识、处理问题时要有生态学的角度、生态学的维度，特别是在看待经济发展、评价经济行为时不能仅仅盯着经济总量的飙升，而要有更加广阔的生态意识（解保军，2014）。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环境情感和态度的理性感知和升华逐渐加深。而中国在公众环境参与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公众实际参与的热情程度不高，宣传力度仍不够。其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依然表现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政府依赖型”。其三，公众在“预案参与”属于末端参与，即在环境问题出现了，个人权益受损后，才相应地做出反映，这就削弱了公众参与的效果。原因有：一是少数公众主观上认为与自己无关。其二，一些想参与的民众认为参与的渠道不畅通，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有参与无门的感觉。其三是政府的信息公开力度不透明。只有公众充分、及时掌握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环境信息，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其四参与是需要一定的知识结构和文化技能，否则公众无法做出理性选择（李娟，2013）。
参考文献：
1. 吴江华.“碳道德”的责任维度——基于低碳经济的视角分析. 上海商学院学报，2010，9（5）
2. 丁冬梅编著. 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14
3. 彭飞. 儒家“天人合一”观：构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源泉.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3）
4. 余谋昌. 生态意识及其主要特征. 生态学，1991（4）
5. 余谋昌. 生态哲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6. 解保军.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名著导读.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7. 李娟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丁冬梅（1970—），回族，法学硕士，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