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未来政策走向时间： 2016-06-29信息来源：安晓明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跨区域协调取得实质性进展、区域经济转型在压力中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性明显增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度将增强，区域经济总效率将进一步提高，区域经济外向性将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趋于优化。要形成这种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在未来的政策方向中，要构建跨区域协调的长效机制，推进区域经济转型的结构性转变，防范区域经济开放过程中的内部冲突和外部风险，关注边缘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跨区域协调；区域经济转型；区域经济开放；区域经济空间格局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5）05—0010—08 收稿日期：2015—07—10
　　作者简介：安晓明，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郑州 450002）。
　　DOI:10.14017/j.cnki.2095-5766.2015.01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性问题突出，对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国和平崛起，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不仅加快了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也使得区域经济展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势。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它们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撑带，与原有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交通运输系统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2020年即将编织完成的全国高铁网，将大大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时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也将产生深远影响。正是在这样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相应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政策方向和思路也需要进行新的调整。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新的特点。总的来说，表现为：跨区域协调取得实质性进展、区域经济转型在压力中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性明显增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等四个特点。
 
　　（一）跨区域协调取得实质性进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推进跨区域的协调与协同发展，以及其他一些跨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均表明中国跨区域协调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提出已有多年，但由于京津冀在行政管理权限上错综复杂，长期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市场自发合作的模式又难以壮大，从而使得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所幸的是，在当前一些现实问题的倒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获得多方高度共识，并得到中央层面的强力推进，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014年8月，部委官员证实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及相应办公室，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组长。2015年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方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通过中央审议。京津冀三地在交通、产业、生态等方面积极对接合作。交通方面，除原有的城际交通外，北京七环（又称首都环线通道，或北京大外环高速公路项目）有望年底全线建成，全长约940公里，途经廊坊、涿州、张家口、承德、平谷等地，约850公里在河北省境内。北京地铁平谷线拟穿过河北燕郊延伸至天津，建成后，平谷线将成为三地首条一体化轨道交通线。产业方面，北京产业转移的大方向是转移工业、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资源，渐次将区域性批发、物流等传统服务业按照市场规律转移出去，大红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已和河北展开对接。中关村已率先到河北开创新的创业园区，包括中关村产业的转移和资金、人才的跟进，被誉为两地产业对接的典范。生态方面，京津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区域环保一体化。2014年5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会议召开，提出要把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2. 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提上日程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谋划加快了中国沿长江经济带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和跨区域协调步伐。2014年，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上日程，并加快推进。2014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随《意见》还一并印发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长江经济带被上升到国家重点战略的高度。而长江经济带的顶层设计也在积极筹划，有望2015年出台。《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于2015年4月获得国务院批复。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扩大三峡枢纽通过能力建设和全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等都在加快推进。九省二市之间的生态环保、通关、水利设施、旅游等合作也在陆续展开。为加强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由长三角三省一市和国家八部委组成的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顺利启动。2014年12月1日起，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从长三角地区扩展到整个长江经济带海关，长江流域九省二市实现“十二关如一关”。2015年6月27日，湖北省、上海市两地政府在武汉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依托交通优势，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为保证下游生态环境用水，实施长江三峡、丹江口等控制性水利水电工程及跨流域调水工程科学调度。湘赣签署《共建湘赣开放合作试验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探索在湖南长株潭地区和江西赣西地区共建开放合作试验区，打造跨省区域合作示范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区。川滇黔三省八市州联合签署共建合作共识，共建长江上游航运物流中心。
 
　　3. 其他跨区域协调与合作稳步推进
 　
　　除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外，《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等多个跨区域规划得到批复，正在积极稳妥地实施推进，区域分工协作、产业转移、生态共建共享等跨区域合作协调进程加快。广东省在珠三角地区建成了目前世界上第三个（继欧盟、美国南加州之后）区域大气联防联控技术示范区，取得了多项标志性技术成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珠三角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还为中国其他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了可借鉴的有益经验。此外，中国西南地区合作加强。广西云南签署深化合作框架协议，在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特色优势产业、港口、对外开放、跨区域旅游、生态环境保护、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编制等七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广西与贵州省签署进一步深化合作会议纪要，合作共建西南出海大通道、推动能源合作升级和产业紧密合作、打造贵广高铁黄金旅游线加强旅游合作、推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和左右江革命老区规划的对接合作等。
 
　　（二）区域经济转型在压力中持续推进
 
　　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既加速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推动着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为促进地方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国家已批准设立了安徽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黄河金三角（跨山西、陕西、河南3省）等6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加快了中国的产业转移进程，示范效应与带动效应明显。为引导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和分工协作，促进产业转移和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2015年6月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文要求以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载体开展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创新智造加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创新氛围日渐浓厚，中国制造2025也为中国区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动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空间正在压缩。
 
　　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的效果究竟如何，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和时间跨度原因，采用以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对转型效果进行评价^①。模型以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及GDP产出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其进行计算整理得到）为基础，利用DEAP2.1软件测算出全国及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四大区域的TFP及其分解情况，结果表明：
 
    　2000—2013年间，中国TFP年均增长8.67%，实际GDP年均增长11.94%，从业人员年均增长2.09%，实际资本存量年均增长3.02%，31个省级行政区的TFP年均增长都在6.9%（北京水平）以上，实际GDP年均增长均高于10.45%（上海水平），表明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经济转型初见成效。从全国和四大区域的TFP及其分解来看，2000—2013年全国技术进步年均增长10.53%，技术效率年均增长-1.66%，由技术进步引起的TFP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四大区域的TFP变化率较为平均，都在8%以上，其中东北地区的TFP 变化率最高，为8.9%。四大区域的TFP增长率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达到年均10.63%，处于技术追赶态势，四大区域的技术效率均有所下降，主要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双重下降，所幸下降幅度并不大，但也应加以重视（见表1）。
   
　　从表2和表3中2012年和2013年的TFP及其分解情况发现，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    
　　一是TFP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均下降较快。无论是全国还是四大区域，TFP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均下降较快，2012年和2013年的TFP值拉低了2000—2013年间的TFP增长率，特别是2013年东北地区的TFP增长率已降至4.57%，这也正好印证了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事实。
 
　　二是引起TFP增长率的因素由技术进步独领风骚转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双轮驱动。从全国来看，2012年与2013年的TFP增长率仍主要由技术进步所引起，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增长率下降较快，可喜的是，2013年技术效率变化率已开始由负值变为正值，这表明，技术进步带来的TFP增长率增长空间正在压缩，而技术效率带来的TFP增长率开始成长。
 
　　三是四大区域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差异较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有所改善。从四大区域来看，虽然2012年和2013年四大区域的技术进步率都有所下降，但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率是最高的，技术效率最高的区域则是西部地区，特别是2013年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增长率达到1.86%，其纯技术效率增长率达到1.31%，规模效率增长率达到0.55%，表明西部地区的技术和规模都产生了正的效应。2013年，中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增长率为0.37%，规模效率增长率也由负转正，为0.43%，技术效率增长率达到0.8%。而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对TFP增长率贡献较大，其技术效率增长率仍然为负值。
 
　　（三）区域经济开放性明显增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走出去的步伐更加积极、主动和快速，对外开放成就喜人。2011—2013年的对外经济合作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371.43亿美元，比上年高出17.62%，2011年和2012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2.21%、12.74%，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推进，自贸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等，均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性明显增强。
 
　　1. 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跨境次区域合作持续推进
 
　　“一带一路”实质上是跨越边境的次区域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云南的桥头堡等都属于此类跨境次区域合作。“一带一路”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对外联系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地缘政治、维护国家安全、大国和平崛起的角度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转移过剩产能，推动形成新的增长引擎，促进沿线区域合作等。
 
　　2013年11月，“一带一路”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一带一路”战略开始落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提出。2015年3月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的推出，标志着“一带一路”步入全面推进阶段。2015年4月15日，57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全部确定。《愿景与行动》发布后，各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根据《愿景与行动》中的定位与方向，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积极对接、主动融入“一带一路”中。除了《愿景与行动》中直接提到的18个省份，其他省市也通过构建内陆开放高地、国际通道建设等，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各地的经济开放环境明显改善，东中西互动合作明显加强，经济开放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流域等跨境次区域合作也在稳步推进，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自贸区经验复制和推广进展迅速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和经验推广复制提升了上海及其他相关区域的经济开放程度。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意味着自贸区建设将迈上一个新台阶，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更大范围的改革试点正在稳步推进。四大自贸区各有侧重点。广东自贸区主打“港澳牌”，以深化粤港澳合作为重点，进一步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时加快经贸规则与国际对接；天津自贸区的战略定位挂钩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发展融资租赁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福建自贸区则重点突出与台湾深度合作，以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扩容后的上海自贸区将承载更多改革空间，在更大的领域进行制度创新。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在全国推广成熟经验，将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高地。此外，第三批的自贸区申报也已掀起热潮，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申报主体数量多。目前申报建立自贸区的省市已有20多个，有9个省市在2015年各自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将申报建立自贸区，包括陕西、甘肃、河南、湖北、吉林、辽宁、山东、广西和重庆。二是申报主体由沿海地区转向内陆地区。第一批、第二批的四大自贸区皆在沿海，第三批自贸区申报省份中则出现了不少内陆地区，如河南提出要以郑州为主体建设内陆型自贸区。三是申报形式出现了创新，长沙拟联合武汉、南昌、合肥，向国家共同申报首个内陆跨区域自贸区。
 
　　3. 内陆地区开放进程加快
 
　　内陆地区解放思想，紧抓机遇，扬长避短，通过深化改革，优化开放环境，以各类开发区为主要载体加强区域合作和招商引资，积极打造和完善各类口岸、保税物流区、中欧班列开放平台和通道，实施多区域通关联动改革，积极建设内陆地区开放高地，加快了内陆地区的开放进程。而近年来中国四大区域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变化趋势也表明，内陆地区的开放程度明显增强（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2010—2013年东部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到了全国的80%以上，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这与东部地区的地理区位、国家沿海战略等有很大关系。但是，近年来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也节节攀升，中部六省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全国占比从2010 年的3.9%上升到5.3%，西部十二省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全国占比从2010年的4.3%上升到6.7%，除广西外，其余17省份皆位于内陆地区，表明内陆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明显增强。
 
　　（四）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发生重大调整
 
　　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调整，大交通大物流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改变了区位条件，特别是高铁网络的编织使得中国区域可达性格局逐步由航空主导型向高速铁路主导型转变，这对于原有的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产生了冲击。此外，区域战略、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的密集出台和实施对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优化也有积极影响。
 
　　1. 高铁网重塑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
 
　　近年来，高铁的加快建设正在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产生着深刻影响。到2020年，中国将在全国编织完成覆盖大部分地区的高铁网。通过对无高铁、高铁现状和规划高铁三种情景的模拟，测算高铁在区域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影响，我们发现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和“廊道效应”，由此表明高铁在重塑区域空间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高铁网的编织将大大缩短区域之间的时间距离，提升区域通达性和区域网络化程度，极大地促进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区际流动，对区域旅游、区域人口流动和产业发展、区域一体化格局等都将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优化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对2020年高铁网络建成后沿线城市的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强度变化进行分析，其结果也显示，在高铁的影响下，“四纵四横”高铁干线沿线城市及高铁枢纽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均随可达性的改善而明显增大。
 
　　另一方面，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高铁的极化效应产生“虹吸现象”，通道效应形成走廊经济，可能使得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更强，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铁反而加速其发展要素的流出而进一步被“边缘化”，也有可能高铁使得区域向网络化发展，原有的节点城市功能降低甚至消失。如长三角日趋完善的高铁网络增强了整个区域的联系强度，特别是南翼和北翼直接联系的提升使上海的节点功能降低甚至是消失，整个区域正在由单功能中心向多功能中心转变。
 
　　2. 区域战略和政策优化区域经济空间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撑带，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也由原有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向“四大板块+三大支撑带”转变，这对于优化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意味着把中国区域经济总体战略的“四大板块”和客观发展中形成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有机联系起来，标志着板块经济与带状经济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格局。除《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正待批复）》《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之外，各种跨区域规划为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规划指导。《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等区域规划相继得到批复，以及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等新区设立，纵横交错，点线面铺开，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棋局正在形成。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对于优化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也起到了具体性的指导作用。针对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加快了贫困地区脱贫步伐，针对资源型地区转型的扶持政策加快了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升级，对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产生了积极作用。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政策走向
 
　　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度将增强，区域经济总效率将进一步提高，区域经济外向性将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趋于优化。要形成这种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在政策方向和思路方面有一些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一）跨区域协调：构建长效协调机制
 
　　国家对于跨区域的协调极为重视，不仅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的重点战略，建立了高规格的区域协调领导小组，还出台了多个跨区域规划和指导意见，决心和力度之大，历史罕见。地方政府也通过各种对话机制和合作框架积极推进区域之间的协调。为使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度进一步增强，在政策方向和思路方面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要避免“雷声大，雨点小”。跨区域的协调发展是一项非常艰巨和长期性的工作。仅仅依靠几个战略、规划或政府文件并不能实现，还需要行之有效的政策执行以及持续不断的具体的推进工作。因此，构建跨区域协调的长效机制尤为重要。在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生态环境共建共享、交通互联互通和政策对接等当前中国跨区域协调的重点领域，要创新跨区域协调的体制机制，包括协同机构、财税体制、户籍制度、政绩考核联评制度、大通关体制、生态补偿机制等，形成跨区域协调的长效机制。
 
　　二是要注意避免政府越位和市场缺位。在跨区域协调中，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权责限，构建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和谐互动、良性循环的长效协调机制。政府在顶层设计、体制机制等方面要发挥宏观性、指导性、监督性的作用，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环境，还要积极推动市场在跨区域协调中发挥主体性作用。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方面，政府重点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引导企业作为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方面，区域性的生态补偿、水权交易、流域排污权交易、碳税等等已经兴起，政府要大力扶持并加强监管。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虽然项目建设投资大耗时长，且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但仍可采用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如采取BOT、TOT、BT、BOO、BOOT、PPP等模式。
 
　　（二）区域经济转型：推进结构性转变
 
　　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应对困难和挑战，顺利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业界专家学者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推进区域经济转型的结构性转变。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几年中国无论是全国还是四大区域，TFP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均下降较快，这也正好印证了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现实。技术进步带来的TFP增长率增长空间正在压缩，而技术效率带来的TFP增长率开始成长，这是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的一个结构性转变，标志着引起TFP增长率的因素由技术进步独领风骚转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双轮驱动。因此，推进区域经济转型的结构性转变将在未来的区域经济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今后在区域经济转型中，从全国层面来说，要在加大创新智造，加快技术进步的同时，重点提高技术效率，真正实现由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双轮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四大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要通过创新企业管理模式、改进企业技术以及适度扩大企业规模，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正效益等措施持续而有重点地提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同时大力发挥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共同推动TFP变化率的增长。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要抓紧时机，积极创新企业管理模式，通过提升企业技术水平来促进纯技术效率的提高，通过技术革新与调整企业规模实现规模效率的提高，并持续推动技术进步，促使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由技术进步单轮驱动向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双轮驱动转变，实现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
 
　　（三）区域经济开放：防范区域冲突和外部风险
 
　　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一带一路”和各种次区域合作的有序进行、自贸区的建设和经验推广、内陆开放高地的建设，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区域经济的开放程度会进一步增强。应当注意的是，区域经济的开放有利于区际之间的要素流动，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也可能带来一些风险。
 
　　一是国内各区域竞相争夺全球人才、项目、资金等各种资源，很可能引起新一轮的区域冲突。如地方政府竞相主张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应的区域战略，虽然构成了充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内基础，却呈现了争抢项目的不良趋势，一旦形成无序的内部竞争，将无法实现地方政府想借力中央政府的国际战略发展当地经济和社会的愿望。因此，各省（区、市）要与中央政府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在服从全国大局的同时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主观能动性，加强区域合作，积极抱团出海。
 
　　二是国际形势复杂，大国竞争态势较为突出，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三股势力”的活跃，将增加中国区域经济的外部风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虽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但也触动了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地缘战略的敏感神经。同时，战略互信不足、颜色革命、恐怖主义、水资源争端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也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制约因素。因此，中国区域经济在开放进程中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原则，充分了解东道国国情，充分考虑大国因素，兼容并蓄，善用恰当话语体系减少疑虑，积极通过人文交流建立战略互信，对接现有区域合作机制，扩大利益汇合点。
 
　　（四）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关注边缘地区发展
 
　　从前文可知，高铁网重塑了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高铁的“廊道效应”和“虹吸效应”可能引起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产生不利影响。而区域战略和区域规划等在较大尺度上有利于优化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但是很可能使得两极化效应更加明显，边缘地区更加“边缘化”。因此，区域空间格局的优化要在优化大尺度空间的同时特别关注边缘地区的发展。
 
　　一是要通过高铁网络向中西部适度倾斜，促进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发展。除在中西部省会和大城市之间开通高铁外，还可以在中西部旅游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打造一些高铁旅游专列，在高铁站点附近形成聚集，以高铁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和人口的集聚，加快发展特色城镇。要加强中西部地区高铁站点的配套建设，构建起以高铁站点为圆心，辐射周边的交通、产业、城镇、公共服务体系，加速资源的空间聚集，提高高铁站点周边的自我积累能力，减轻高铁对当地的“虹吸效应”。
 
　　二是要选择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精准发力。中央政府既要关心沿海控制资源能力强的地区和双向溢出经济板块，进一步激发其空间溢出效应，也要“温暖”在区域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中介”作用的地区和“经纪人”板块，进一步增强其传导功能；同时还要“关爱”提供“管道”作用的地区以及受益地区的经济环境，营造空间溢出的良好接收平台，对于边缘地区，更要格外“关爱”，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等方式进行精准扶持，促进边缘地区的自我发展，以弥补全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短板。
 
　　三、结论与展望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和平崛起，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使得区域经济展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势。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它们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撑带，与原有的四大板块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交通运输系统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2020年即将编织完成的全国高铁网，将大大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也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在这样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主要表现在：跨区域协调取得实质性进展、区域经济转型在压力中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性明显增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度将增强，区域经济总效率将进一步提高，区域经济外向性将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趋于优化。要形成这种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在政策方向和思路方面有一些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跨区域协调方面，要构建长效协调机制，避免“雷声大，雨点小”以及政府越位和市场缺位；区域经济转型方面，要着力推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由技术进步单轮驱动向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双轮驱动的结构性转变；区域经济开放方面，要注意趋利避害，防范内部区域冲突和外部风险；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方面，要关注边缘地区的发展，通过高铁网络向中西部适度倾斜，并利用区域政策精准发力。
 
　　注释
　　①模型详细论证过程参见：安晓明：《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研究——基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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