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布局的战略重组与“全国化”时间： 2016-07-02信息来源：程必定　作者：hjr_admin　责编：

　　[内容提要]“全国化”与“全球化”相对应，是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而优化配置，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区域经济现象。“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组合，会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全国化”需要区域合作，各省区应从“全国化”视角开拓区域合作思路，在中国区域布局战略重组中更多地融入“全国化”。
　　[关键词]区域战略重组  全国化  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670（2015）11—0028—7
 
　　一、“全国化”：一个全新的概念
 
　　2011年1月24日，相对于如今风靡世界的“全球化”，《环球时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全国化”；2日17日，该报编部又组织在京的一些著名学者发表评论，对这个全新的概念表示一致赞同^①。
 
　　“全国化”与“全球化”相对应，是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而优化配置，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区域经济现象。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全国一盘棋”不同，虽然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对“全国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但市场机制却起着决定性的调节作用。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所出现的带有趋势性的新现象。
 
　　综观全国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这种“全国化”的来临。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农民走出农村到沿海地区打工，到现在一些青年人乃至“白领”们的“逃离北上广”﹙即离开北京、上海、广州﹚，从淅商的民间资本流向全国，到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电话、电视、手机、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到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等快速交通网向全国各地的逐渐延展，人们不分东西南北，出行可“朝出夕归”，远方的目标越来越近，“全国化”的感觉也越来越真切了。
 
　　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看，当前的“全国化”现象至少有五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在要素流动层面，反映在人口与生产力布局上，既有“人口流向工作”，如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非农化转移，乡村人变成城市人，中西部人变成东部人；又有“工作流向人口”，如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据了解，富士康的80多万雇员中，来自河南的农民工达15万人，所以，富士康将一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河南郑州。显然，“人口流向工作”与“工作流向人口”的同时存在，体现了在资源禀赋差异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会优化全国的人口与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二，在区域层面，不仅二线城市的战略地位显著上升，三、四线城市也正在崛起。近几年来，以省会城市为主体的二线城市发展速度普遍快于一线城市，以省辖地级市为主体的三线城市也发展加快，即使是县级市及县城这样的四线城市也在快速崛起。比如，全国1620多个县城建成区的平均面积，2008年为9.15平方公里，2012年上升到11.51平方公里，增长了25.79%，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四线城市的崛起。三、四线城市的崛起，也是“工作流向人口”的结果。
 
　　第三，在全国层面，是中西部地区正在崛起，与东部发达地区相对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如以东部地区的人均GDP为1，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之比，2006 年为1：0.4451：0.3975：0.6630，2013年为1：0.5666：0.5617：0.7949，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东北地区七年间的人均GDP分别缩小了11.66、16.42和13.19个百分点，原因是中、西、东北地区发展加快了（见表1）。
   
    　第四，在市场层面，是从区域统一市场到全国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那种“贸易大战”、“边界关卡”的地区市场封锁现象已基本消失，而耍素市场化程度的差距逐缩小，市场机制的决定性调节作用增大，并逐渐从中心区向边缘区乃至全国的扩大，这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一盘棋”的根本区别。
 
    　笫五，在政府层面，是政策的区域差异化消失，除了对贫困地区、“问题区域”给予援助外，不再实行有差异化的优惠政策，全国实行公正、平等的经济社会政策，包括经济特区也不“特”了。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政策上都具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当然，这些在当前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政府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实施公平正义的区域政策具有必然趋势。
 
    　二、“全国化”的原因及其意义
 
    　（一）“全国化”的原因
 
    　在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国民经济持持发展的条件下，中国出现“全国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说，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国家战略意图的实施。主要体现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自中共中央、国务院2006年下发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2006年4月15日，中发〔2006〕10号文件﹚后，我国形成了完善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即“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了对中、西、东北地区的支持力度，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有力地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进程。
 
    　第二，市场机制的决定性调节作用。我国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劳动力、资金、技术的自由流动性日益趋强，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性调节作用越来越大，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进程。
 
    　第三，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主要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实施了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既强调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着眼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更突出自主创新，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等，每年都根据全国经济的发展情况适时适度地推出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地引导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进程。
 
    　（二）“全国化”的意义
 
    　在我国的改革开放期间，正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及时抓住了这个重大机遇，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特别是果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融入全球化，使我国经济连续32年保持近10%的速度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迈进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种背景下，“全国化”的出现及其不断推进，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安全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而达到这个基本目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实现全国各地区的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全国化”因为具有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全国范围自由流动的基本特征，可以推进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前面表1给出的一组数据，己从总体上说明了这样的意义。
 
　　其次，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风险加大，全球化面临严竣的挑战。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有持续存在并加重趋势，近年来针对我国的国际贸易纠纷不断增多，据商务部称，我国己成为世界上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己出现负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接受金融危机的教训，己经注重发展实体经济，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奥巴马政府还提出“回归美国”运动，鼓励海外的美国企业回国发展，据波士频咨询公司的估计，在中国的大量美资企业将会撤回。另英国路透社2012年3月23日在一篇题为“与中国恋情结束，时装厂开始西移”的新闻分析中举例，英国的一些品牌服装商表示，因为“外包给中国太贵了”，正在把生产线由中国西移到靠本土的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摩洛哥等国，并认为这样由于文化上的接近，“更容易采用我们的工作方式”。^②在这种情势下推进“全国化”，会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安全发展。
 
　　另外，从凝聚国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等方面来看，“全国化”也具有重大意义。经济发展的“全国化”会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众的国民意识，提高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感，将会进一步凝聚国力，加快我国和平崛起的步伐；经济发展的“全国化”会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有利于推进改革和社会进步，有利于激发自主创新和文化繁荣等等。显然，在我国处于全面转型的关键发展时期，“全国化”的推进具有多方面的深远意义。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在20世纪，西方化与现代化密切关联，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吸取西方化的很多因素，不断提升本国的发展水平，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进展；第二阶段是西方化的比率下降，加强对本土化的信奉而走向现代化，也就是“去西方化”，推进本国的现代化。^③亨廷顿的这一见解是很深刻的，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那就是，我国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同时，更要推进经济发展的“全国化”。可以说，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积极面对全球化，更要努力推进“全国化”，就会科学地实现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
 
　　三、中国区域布局的战略重组推进“全国化”
 
　　从改革开放到2006年中央决定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国已形成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四大板块”区域战略总体布局。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沿海与内地“两大板块”全国区域布局，那么，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三大板块”，是我国区域布局的第一次战略升级，“四大板块”区域战略总体布局则是我国区域布局的第二次战略升级。2013年至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先后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称“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地域上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标志着我国区域布局的第三次战略升级。2015年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表明我国区域布局的第三次战略升级与前两次战略升级的重大区别是，突出了全国区域布局的战略重组，将会在更大空间、更深层次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
 
　　首先，“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组合，可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就我国区域布局的第二次战略升级而言，“四大板块”的全国区域战略总体布局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行政分割现象，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国家对“四大板块”区域战略尽管也有顶层设计，但基本上是分块、分省实施的，而“四大板块”不是行政主体，各省区是行政主体，这样，分块、分省实施基本上是各省区“独建独享”的，这虽然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区域差异大的国情特征，但却导致了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距的扩大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性等严重问题。“三个支撑带”区域战略是对“四大板块”区域战略的升级，特别强调要共建共享，这是对中国现行“分省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不仅会消除“四大板块”区域战略在实施中“独建独享”所导致的碎片化和区域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三个支撑带”的共建共享与“四大板块”的发展在空间上是战略组合、统筹实施，在时间上是前后兼顾、持续推进，就会打破过去那种对区域战略分块、分省实施的问题，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优化资源配置，在不同程度上消解各省区“独建独享”倾向。这样，“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的不断扩展和深入推进，就会从体制机制上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
 
　　其次，“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组合，可在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优化配置，是经济社会发展“全国化”的基本特征，而跨省区、全国性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全国范围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的必要条件。从国家对“三大支撑带”的战略安排看，都把跨省区、全国性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列为首要之举。比如，《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就把提升黄金水道功能、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作为长江经济带近期7大建设任务的前2位，并首先批复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所涉及的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布局与建设，大多是跨省区、全国性的重大交通设施。同样，“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也都突出了跨省区、全国性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这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又与“四大板块”的发展战略组合，会构成“全国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为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提供便捷、安全的大通道，人可不分东西南北而“朝出夕归”，货可不分远近轻重而准确运达。这样，“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的不断扩展和深入推进，就会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
 
　　第三，“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组合，可缩小全国各地与世界市场的空间差、时间差，推进我国对外开放的“全国化”。所谓对外开放的“全国化”，就是一个国家地不分南北东西，在对外开放方面都有同等的机会。世界经济发展史也表明，国家对外开放的“全国化”程度与国家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但在我国，由于区位不同、交通条件的便捷程度不同，全国各地区走向世界还存在不可克服的空间差、时间差，全国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还存在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之分，从而导致“四大板块”对外开放的机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三大支撑带”贯穿“四大板块”，并且都有通向海外和世界市场的便捷通道，缩小了全国各地与世界市场的空间差、时间差，为各地扩大对外创造了同等的机会。比如，在“四大板块”的战略布局中，西部地区远离对外开放的前沿，对外开放的机会少，由于参与“一路一带”及长江经济带的共建，西部地区可以直接面对中亚、西亚、欧洲、非洲市场，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与东部沿海地区一样，获得对外开放的同等机会；就中部地区而言，在“四大板块”战略布局中对外开放的优势不够明显，而由于参与“一路一带”及长江经济带的共建，中部地区向西、向东都可以直通世界市场，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在对外开放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这样，“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的不断扩展和深入推进，就会大大推进我国对外开放的“全国化”进程。
 
　　第四，“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组合，可以推进中部和东北地区空间结构的转型，在更深层次上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区域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关系，具有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转型的规律，每一次转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综观中外区域发展史及长期趋势，区域空间结构会发生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由以农村为主导向以城市为主导的转型，区域城市化逐渐加快；第二次转型是城市化发展由以单个城市为主导向以城市群为主导的转型，城市群加快发展；第三次转型是城市群的发展向同城化的转型，区域发展进入发达阶段。在我国，由于地域广阔、区域差异大，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区域空间结构处于不同的转型阶段：西部地区空间结构尚处于第一次转型阶段，中部和东北地区处于第二次转型阶段，而东部地区已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在“四大板块”区域总体战略布局格局下，各“板块”区域空间结构的转型是分离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区域空间结构比较缓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而如前所述，“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组合的不断扩展和深入推进，会从体制机制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及对外开放上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这些作用交汇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会加快这些地区空间结构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转型，在更深层次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多领域、深层次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
 
　　四、“全国化”需要区域合作
 
　　开展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是建国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区域合作都受到政府与企业的重视，对各地区和全国经济发展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组合又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更需要全面、深入地推进区域合作。
 
　　首先，从世界经济层面看，全球化的演变会发生新的变化，主要是在多极化趋势下，世界经济的区域化趋势将会加强，全球化又会出现“板块化”现象，从而导致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分离。美、欧发达家在首先搞“板块化”，主要是组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把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外。为应对这种局面，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组成的“金砖国家”板块迅速崛起，己形成新兴的经济板块，自主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不断提升，与金融危机发源地、泛滥地的美、欧经济板块的差别更加显现，对后者的“依赖”程度会明显下降，加上后者对前者在国际贸易中的不断制约，“金砖国家”板块对美、欧板块将会出现“脱钩”趋势，反映在我国，是经济发展的“全国化”趋势增强。而“全国化”是全国各地区的共同行为，需要开展广泛的区域合作。显然，全球化的“板块化”趋势更加凸显了“全国化”的重要性，而“全国化”的推进又更加凸显区域合作的必要性，一句话，“全国化”更需要区域合作。
 
　　其次，从全国层面看，我国是最有条件推行“全国化”，在“金砖四国”中是“全国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同时又是区域差距很大的国家，在国家层面出现的这种“悖论”，更需要通过区域合作推进“全国化”，在“全国化”中拓展区域合作。在“金砖四国”中，印度可以搞“全国化”，但政府力量太弱；俄国可以搞“全国化”，但国内民族问题和区域问题又太复杂；巴西也可以搞“全国化”，但国内的资源条件又很有限。我国的优越制度、广阔市场、巨大潜力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动空间，为“全国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全国化”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区域差距比较小。但我国却恰恰相反，尽管自2006年以来四大区域的相对差距渐有缩小，但这是在很大差距情况下的相对缩小，以人均GDP为例，2013年与2006年相比，中、西、东北三大区域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虽有缩小，但绝对差距却在扩大，年扩大速度分别为8.48﹪、7.79﹪和4.68﹪（见表2）。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区域合作推进“全国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第三，从区域层面看，为了发挥相对比较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各省区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区域合作。从上个世界50年代以来，区域合作就持续推进，进入本世纪以来更呈现出“全国化”趋向，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以经济区或城市群为空间载体的跨省区经济合作，进入了组织化、规范化阶段。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合作由原来的16个城市，2005年扩大到江苏、浙江全省，2010年又扩大到安徽，并逐渐探索出一套合作机制，每年都确定若干合作主题，先研究出一致意见后再逐一实施；又比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更扩大到广东、海南、广西、福建、江西、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等九省和港澳两地区，形成泛珠三角大合作圈，辐射范围己北越长江、西达昌藏；还比如，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中原地区等，也以城市群为核心，有组织地开展区域合作。显然，如此大范围的跨省区的区域合作，构成了经济发展“全国化”的地区依托，而这种区域合作也会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全国化”。此外，国家实施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在全国范围培育和强化主要地区的主体功能，这样，区域的主体功能凸显了，比较优势就更突出了，在更大区域、更多领域进行区域合作的需求就更多了，也会提升经济发展的“全国化”程度，推进全国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笫四，从中央政府层面看，也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区域合作，有效地推进了经济发展的“全国化”。比如，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建国初期始，中央政府就有计划地组织东西部地区政府间的对口支持，并且相对固定、长期坚持。如北京与内蒙古、上海与云南、天津与甘肃、江苏与西藏、广东与广西、辽宁与青海、福建与宁夏，以及大连、青岛、深圳、宁波等副省级城市对贵州的对口支持等。此外，中部地区也对西部地区的一些市、县对口支持，如安徽省对西藏的藏南地区、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四川北部的松潘县固定对口支持。显然，这些对口支持有利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区域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有效推进了经济发展的“全国化”。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又注意运用市场机制，搭建各种平台，引导东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比如，1997年起在西安市举办的“东西部合作与贸易洽谈会”（简称“西洽会”），成了一年一度东西合作的盛会，每次都达成了大批投资项目协议。政府还积极引导与鼓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东西合作，比如，浙江省民营企业在西部12省投资数千亿元，参与西部大开发的人数达100多万人。进入本世纪，中央政府又从中长期规划层面考虑区域联合，国务院先后批复了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泛珠三角、长三角、成渝地区、北部湾地区等跨省区的区域发展指导意见，国家发改委还对一些地区编制了发展规划。显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主动作为，有效地组织了区域合作，推进了经济发展的“全国化”。
 
    　五、从“全国化”视角开拓省区间区域合作思路
 
    　在我国的管理体制下，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区域合作的主体，在“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重组中，省区间的合作必须有“全国化”眼光，发挥各省区的优势，在中国区域布局战略重组中更多地融入“全国化”，从“全国化”视角开拓省区间的区域合作思路。
 
    　（一）从“全国化”视角发挥各省区的比较优势，扩大区域合作的领域与范围
 
　　区域合作是优势互补的资源配置，从而获得双赢的目的，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是区域合作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但比较优势是相对的，就某个方面而言，对A地是比较优势，对B地可能是比较劣势，如果从更大的空间来看，对B地是比较劣势放到C地，可能又是比较优势。我国的省区面积大、人口多，大多省区就面积与人口而言都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这就需要从“全国化”视角认识各地的比较优势，扩大区域合作的领域与范围。如在经济合作方面，应发挥比较优势培育主导产业，围绕拉长优势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开展区域合作，针对不同的合作地区发挥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区域间产业同构现象比较普遍、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以错位合作实现错位发展，就会达到产业规模扩大和产业层次提升的双重目的。
 
    　（二）从“全国化”视角培育各省区的竞争优势，重塑省区间有活力的竞合关系
 
    　经济学上的合作不一定是合作搏奕中的均衡，还有非合作搏奕中的均衡，合作的涵义丰富了，因而出现了合作与竞争的并在，区域合作中也就形成了“竞合关系”，这里，竞争优势是攸关重要的因素。但竞争存在着对象的迭择，对A地来说不具竞争优势，对B地来说可能具有竞争优势，如果从更大的空间来看，就可以避开A地而对B地发挥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省区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竞争优势的机会是很多的，空间也是很大的。而且，“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组合还会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合作空间，既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就会重塑省区间有活力的竞合关系，增强省区迈向“全国化”的力量。
 
    　（三）从“全国化”视角认识和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因素，推进区域合作的深度发展
 
 　   经济学上的合作并非是“利他主义”，如果有“利他”，先是有“利我”，解决“我”的困难或问题。区域合作也是一样，那就要通过区域合作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因素，这样的区域合作就有深度。实际上，经济发展中的“瓶颈”程度也是相对的，对A 地来说可能不是“瓶颈”因素，对B地来说可能是“瓶颈”因素，通过区域合作，既可以集中自已的力量化解一些“瓶颈”因素，更可以借力化解另一些“瓶颈”因素，借力的空间越大，借力的机会就越多。对每个省区来说，“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组合增加了借力化解“瓶颈”因素的空间与机会，有利于推进到省区经济发展。显然，这也是“全国化”给各省区造就的外部条件，每个省区应从“全国化”视角认识和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因素，推进区域合作的深度发展。
 
    　（四）从“全国化”的视角推进省内合作与省外合作的结合，提高区域合作的综合效益
 
    　从区域合作的综合效益看，省内区域间的合作同省外的区域间合作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而省内的区域间合作因为成本低、见效快，共赢程度高，还会为省外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可以带动省外合作成果的扩展。这就需要从“全国化”的视角认识区域合作，将省内合作与省外合作有机结合。然而，一些省区有却有重省外合作、轻省内合作的倾向，区域合作中存在“求远舍近”的心理与行为。针对这类问题，应高度重视省内市、县之间的合作，尤其是省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激励发达市县对不发达市县的对口支援，以省内合作拓展省外合作，以省外合作拉动省内合作，努力提高区域合作的综合效益。
 
    　（五）从“全国化”视角对待区域帮扶，将对口支援向区域合作延伸，提高将对口支援工作水平
 
　　对口支援是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带有“输血”意义。但“输血”的目的是为了“造血”，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内在发展力。如今，“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为对口支援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援助地区应从“全国化”视角对待受援地区，将对口支援向区域合作延伸，这样，既能提高“输血式”帮扶的效率，帮助受援地区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又能体现“造血式”帮扶的功能，帮助受援地区培育自我发展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援助地区要找准受援地区的特有优势，开展与本省优势互补式的经济合作，支持本省有关企业在受援地区投资，或是建设生产基地、服务中心，或是共同开发，利益共享，既能发挥受援地区的优势，培育其自我发展能力，又能为本省的相关企业开拓发展新空间。这样，在帮扶中有合作，在合作中有帮扶，可以全面提高将对口支援工作水平。
 
    　注释
    　①见《环球时报，2011年1月24日及2月17日的相关报道。
    　②阿·温德莱特：《欧洲时装工厂搬移中国》，见《环球时报，2012年3月24日第6版。
    　③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第67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2014年9月25日.
    　[2]肖金成. 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战略思路 [J]. 经济研究参考，2015（2）：3—15.
    　[3]钱津. 地方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J]. 区域经济评论，2015（3）：52—57.
    　[4]陈伟光. 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机制的联动 [J]. 国际贸易探索，2015（3）：72—82.
    　[5]程必定. 创新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机制 [N]. 安徽日报，2015—6—26.
 
    　[作者系安徽省政府参事]
 
    　（责任编辑：陈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