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的结构配置与创新驱动*时间： 2017-10-26信息来源：郁 鹏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 要：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指引下，通过结构配置方式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积极干预，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区域良性互动格局初步形成。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区域协调的结构性政策面临一系列困境。因此，根据新常态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实现从结构配置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具体地，在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基础上，要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创新驱动解决结构问题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发展由外生向内生增长转变。
关键词：结构配置；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3-0037-07 收稿日期：2017-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拓展我国区域发展新空间研究”（15ZDC016）。
作者简介：郁鹏，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70）；咸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咸阳 712000）。


    一、引言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之前，从毛泽东同志对十大关系的论述到三线建设实践，中国工业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区域之间呈现典型的均衡发展态势。改革开放以后，从特区建设到开放沿海城市，中国成功实现了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为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中国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政策，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得以大幅提升，在此基础上产业投资有序跟进，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不断提高，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在西部开发取得阶段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政府针对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中出现的疲态问题，适时提出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前消化了资源枯竭地区存在的部分发展风险，并对相应地区提出预警；为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国政府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自此初步形成了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协调发展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得益于外部市场引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成长，政府相继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产业转移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传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内涵亦有了很大变化，因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也应从以结构配置为主向创新驱动和结构配置协同推进转变。
    与实践发展相对应，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二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划分，三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战略及其具体方式，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类型。
    首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是研究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但是由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现实要求，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既体现特定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也是一个认识不断加深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和不同维度对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界定。国外学者对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就业均衡、收入均衡，以及经济活动和公共设施的均衡方面，而且通常伴随明确且量化的政策目标（Hansen，Higgins and Savoie，1990；Tuppen and Thompson，1994）。国内学者的看法则更多地着眼于结构性方面，如彭荣胜（2007）从“状态”和“过程”的视角将区域协调发展定义为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于合理，既保持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又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孙海燕和王富喜（2008）则从探究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入手，将区域协调发展定义为区域内部的和谐与区域外部的共生，是内在性、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发展聚合。范恒山等（2012）的定义从政策操作层面将区域协调发展界定为区域经济总量、区域经济关系、区域经济布局、区域产业结构以及区域发展时序的协调。刘乃全（2016）则在界定协调发展概念的基础上，摒弃了追求平衡或均衡增长及发展的传统思维，将区域协调发展定义为协调发展理念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注重集不同区域之所长来优化区域发展功能，从而实现区域内部的功能优化及区域之间的功能分工、优势互补与互利互惠，最终达到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及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关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划分，多数的学者从政策目标或实施效果的视角进行划分，比如魏后凯（2008）将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协调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9—1990年向东倾斜的不平衡发展阶段，1991—1998年开始关注中西部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启动阶段和1999年以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阶段。刘乃全（2016）则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949—1977年注重公平的均衡增长阶段，1978—1990年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发展阶段，1991—1999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相对协调发展阶段，以及1999年至今全国空间尺度的增长协调发展与功能协调发展阶段。
    再次，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战略及其具体方式而言，由于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因此大多数学者通常围绕国家的重大区域战略开展研究，比如从过去以“四大板块”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到现阶段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葛宝琴（2010）对城市化、集聚增长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范恒山（2011）对我国区域战略实施成效的分析，皮建才（2011）对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在机制的研究，傅允生（2013）对产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以及宋哲（2013）对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产业转移的动因与效应的研究。
    最后，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安虎森和李锦（2010）基于对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的分析，指出适度的“政策梯度”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姜丽丽等（2009）的研究构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引下的区域政策框架体系，喻锋（2010）的研究则关注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政策创新之间的关联。在具体政策层面，华小全（2011）系统论述了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人口政策等，杨刚强等（2012）的研究则考察了差别化土地政策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另外，还有的研究则通过考察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刘建芳，2002；任保平，马晓强，2007；石风光，李宗植，2008）。
    综上，本文的研究试图对现有文献进行如下拓展：（1）通过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经济学基本理论假定，综合考察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深化对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认识。（2）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考虑政策目标和实施效果的同时，进一步考察具体协调方式，以期更加明确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逻辑。（3）建构起区域协调发展内涵、区域协调发展方式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之间一致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演进逻辑
    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区域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方式亦不相同，为揭示区域运行的现实逻辑，本文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历程的划分，采用基于方式的逻辑而不是目标的逻辑，具体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项目配置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极形成阶段、投资援助与产业转移阶段、静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阶段。
    1.改革开放前的项目配置阶段
    这一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主要是通过“一五”时期以“156项”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展开的。以“156项”苏联援建项目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技术引进高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也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的不平衡状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从发展效果来看，这一时期也是改革开放前中国所进行的最好效果的投资，也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道路的第一次成功尝试（董志凯，吴江，2004）。出于备战和均衡经济布局双重考虑的三线建设，尽管受区位条件限制和“文化大革命”因素以及苏联模式影响，整体投资效果并不理想，但其客观上实现了全国工业布局的向西转移，使得原来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在短时期内初步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对于当地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城镇化水平提升都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并且这一作用在改革开放后仍然持续。与此同时，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初步形成了各大区域相对均衡配置资源的新格局（李曙新，1999）。
    2. 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极形成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得益于前一阶段所积累的大量生产能力和技术人才储备，加上东部沿海地区在中国最初向世界开放时所积累的经验，在国家实施东部率先发展战略背景下，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时期的国家投资政策偏向于东部地区，各类优惠政策也向东部地区倾斜，包括项目审批、财政税收、银行信贷、对外贸易以及利用外资与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在此背景下，东部地区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亦不断攀升，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这一时期，东部地区通过率先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提升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引进外部资本进一步提升了其要素禀赋结构，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又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正是在这一机制作用下东部地区经济获得高速增长并形成了若干增长极。对增长极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考察，一般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集聚效应发挥主要作用，而在后期则是扩散效应起主导作用，东部地区的增长极也不例外。
    3. 投资援助与产业转移阶段
    伴随着中国区域之间差距的不断拉大，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亦不断攀升，中国开始有能力对落后地区进行更多援助，这一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投资援助阶段，主要特征是以输血为主，通过转移支付和投资于基础设施等非生产项目，解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改善基础设施面貌。二是产业转移阶段，主要特征是投资于机器设备以增加落后地区的产出，培育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变输血为造血。从投资援助与产业转移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看，投资援助着力于解决现实紧迫问题，同时改善劳动者的部分生产生活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产业转移引入资本和机器设备匹配劳动力要素，从而可以利用规模报酬递增实现产出增加，缩小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此过程中，为了顺利实现不同梯度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区域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亦得以进一步强化，从而促进了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形成。
    4. 静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阶段
    在上述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基础上，结合对区域协调发展认识的逐步深化，中国政府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规划。如上所述，从计划配置项目到发挥优势促进增长极形成，区域之间实现了低水平公平向整体福利提升的转变，并为下一阶段向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提供了积累。对落后区域的投资援助和产业转移，则实现了输血机制向造血机制的转变，但这些方式更多关注的是物而不是人，因为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代表个人福利的增加。当区域协调发展方式进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阶段，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所实行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是静态的，只是一个次优的选择方案。为什么是静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认为中国当前所推进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在限制要素流动条件下所做的均等化安排，在实际配置过程中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兼有行政成本和行政效率的考量，根据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而非基于个体选择进行配置。
   三、对传统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审视
    如上 所述，基于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演进历程的考察，进一步分析其宏观背景，可以发现有四个关键因素：一是外部市场效应，二是规模报酬递增，三是要素不充分流动，四是有为政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也正是因为上述协调发展方式满足了如上的假定条件，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也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上述宏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必须重新审视相关变化，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1. 外部市场效应逐步减弱
    这里所说的外部市场效应是相对于本地市场效应而言的，意思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出不断增加，但是国内市场由于收入分配结构问题成长缓慢，主要依赖国外市场消费大部分产出。与此同时，中国亦透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对买方进行补贴，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之间的购买力差距，直到全球金融危机将这一泡沫戳破，中国开始意识到并切身感知这一恶果，遂致力于开拓美欧日之外的其他世界市场，但是后者国内的民众购买力普遍较低，而且当传统美欧日市场复苏时，中国产品由于较少投资于技术而并未上升到主流，因此外部市场效应短期难以重现辉煌。
    2. 物质资本规模报酬开始递减
    中国过去存在大量未被使用的劳动力与土地资本，因此资本要素的加入实现了规模报酬递增，实际产出不断增加，但产出的增加由于体制机制等因素并没有将其中的大部分用来鼓励创新，而是被体制消耗，因此技术进步相比产出增加要缓慢得多。与此同时，由于在收入分配中的不恰当安排，劳动者的收入被挤压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导致其没有能力且缺乏对自身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激励。因此，一旦遭遇外部市场风险，中国的技术创新瓶颈就凸显出来，资本和土地等物质资本要素规模报酬开始递减，传统上靠低资本成本和低土地价格推动的区域开发和振兴政策亦难以为继。
    3.  要素管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虽然从1978年开始，中国逐步放松对要素的管制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对于一些核心要素，中国仍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严格管制，以人的流动为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财富效应通常是年轻一代的首要选择，但是大城市通过严格的人口控制及相应的配套政策阻碍人口的自由流动，高房价某种程度也是被设计用来阻碍人口流入的一堵无形城墙。资本的流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虽然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是不自由的，包括资本的进入领域和投资的安全边界都需要政府的背书，也就是说存在着战略性控制，这种战略性控制构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
    4. 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更加迫切
    不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是后来的三线建设时期，抑或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为政府无疑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区域协调的最重要力量。但是，当我们回到理论本身和政府执政初衷，可以发现其存在并不是为了深入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而且中国对此曾有过深刻体会。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产能问题、库存问题、杠杆问题、成本问题尤其是体制成本、短板问题、动能问题等，无不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关，亦关乎区域协调发展。比如产能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竞争导致的过剩问题，而是地方政府考核激励导致的公共资源浪费问题，也是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因素。

   四、新常态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
    经济新常态对于中国而言，不只是一个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中国进入资本规模报酬递减时期，由于在上一阶段高速发展时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尚未成长为一个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体，而通过区域之间的梯度差距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在短期虽然有效但空间有限。在此背景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在尊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辩证地看待区域差距，更加重视对人力资本提升起基础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要素能否自由流动、公共服务是否动态配置来衡量区域差距。
    1. 尊重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
    国家和区域发展无疑有自己的个性，区域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就是区域异质性，但是首先还是要尊重要素流动的一般规律。因此，对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来说，当然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一般的规律，不能以特殊性来否认一般性，那么对于公共服务的配置而言，在短期内根据行政管辖的方便采用“以人适地”的方式可以理解，长期来看一定是公共服务随人走而不是相反。这其中典型的制度安排就是户籍管制，这既包括对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人口流入的管制，也包括对流入乡村户籍的管制，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将人口逼向中小城市从而发展该类型的地区，但实际情况是这类城市无论从国际比较的视野还是个人的选择都不是最优的安排。
    2. 科学辩证地看待现实区域差距
    区域差距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核心的问题是这种差距是人为造成的还是人自身选择的，如果是行政力量对要素控制造成的则是非合意的，若是出于经济主体的个人选择则无可厚非。对于经济主体而言，不同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愿意享用自然的闲适，有的人则希望感受都市的光辉，而区域政策不可能考虑每个人的个性化需求，因此行政力量的干预会扭曲经济主体的行为，使得人成为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做自己，即使短期取得部分收益也会在长期内失去更多，从而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净损失。科学辩证地看待区域差距，要求给予过程以更多的关注，而不只是看结果本身。
    3. 尊重经济主体的自我选择
    区域协调本身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其他，不管是项目投资、区域援助和产业转移，还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是为了人本身，那么如果经济主体乐见某种方式或结果那无可厚非，如果不是，则需要对该种方式进行反省。一如上面提到的，对要素的管制构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从劳动者角度看，存在公共服务的错配；从企业主体角度看，则严重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企业家异化为政府的职业经理人。如果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公共服务的配置随人走而不是随户籍走，企业投资行为不受政府战略性控制而是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策，那么资源配置效率会提高，节约的公共资源亦能够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4. 以要素能否自由流动来衡量区域差距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要因应环境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衡量区域差距，是地区生产总值的视角还是人均的视角，是静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是动态的以人为符号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上所述，对于区域差距的衡量要以要素是否能够自由流动为准则，对于劳动者而言，即是基本公共服务是随人而走而不是“以人适地”；对于资本而言，则是能够在不需要政府背书的条件下不受歧视地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这就要求政府必须真正转变职能，解除对企业和劳动者的干预；与此同时，强化对劳动者的扶持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根据新常态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要着眼于处理好结构配置与创新驱动的关系，在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基础上实现从结构配置向创新驱动的转化和升级，以创新驱动解决结构问题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明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是实现“五个转变”，即从有为政府向公共服务提供型政府转变，从对要素的战略性控制向打破要素流动壁垒转变，从对企业的扶持向对劳动者的扶持转变，从政策性优惠向重视企业家精神转变，以及从对大城市的控制向拥抱大城市转变。
    1. 从有为政府向公共服务提供型政府转变
    前述分析表明，有为政府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变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区域协调的常态，只是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所经历的国际经济环境恰好处于剧烈变化时代，政府自身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区域协调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吸取了失败的经验并做了对的事情。当前中国的发展方向已经基本明确，经济发展的总体框架亦已基本确定，政府职能转变成为社会共识并得到中央政府的积极推进。因此，根据新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政府应从对经济活动和区域运行的结构性干预中腾出手来，致力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以促进创新要素的勃发。
    2. 从对要素的战略性控制向打破要素流动壁垒转变
    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以来，总体上逐步放松对要素的控制，经济发展和区域协调也利用了要素流动带来的相应回报。但是在人口流动和投资便利方面仍然存在着战略性的控制，所谓战略性控制，是指在文本上是自由的，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透过各类制度安排进行限制，背后通常需要政府背书才能实施。这种安排对于政府实现特定战略目标的作用自不待言，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样做的成本收益之比会越来越高，其对创新的激励会产生更多的挤出效应，其对区域差距的缩小亦是短期的和不可持续的，因此，中国必须打破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才能够真正激发创新和切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3. 从对企业的扶持向对劳动者的扶持转变
    中国过去的区域协调政策对企业的关注大于对劳动者本身的关注，不管是投资援助政策还是产业转移政策，着力点都在企业而非劳动者，尽管企业背后即是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但劳动者的地位远远没有得到更多关心。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对企业来说存在潜在寻租的激励，使得获取援助资金本身成为企业的利润目标；对社会而言则是在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加剧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果把扶持的重点转移到劳动力本身，则会从两个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收入效应会激励劳动者增加消费或者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企业没有寻租的激励，而是专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4. 从政策性优惠向重视企业家精神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地实现了从对特定要素的价格扭曲向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性优惠转变，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传统依靠政策性优惠的协调政策赖以存在的土壤已经发生改变，因此，产业政策必须回归一般性规制的轨道，注重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当我们回头看，可以发现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靠的就是对创新活力的释放，正是因为那个时期尊重每个人的创新精神，中国社会所拥有的潜在能量才得以充分发挥，并引领中国实现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因此，当经济增长遇到困难、区域发展不够协调的时候，重新思考过去曾经做对了什么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通过释放社会的活力来实现创新。
    5. 从对大城市的控制向拥抱大城市转变
    对大城市发展的宽容是上述战略的具体体现，因为不管是本地市场效应，还是规模报酬递增，或者是要素的溢出效应，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都是最为显著的。大城市优先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普遍规律（丁成日，2015），大城市的边界是由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机制决定的，任何限制城市规模的做法都会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陆铭，2013），中国城市的成长本身也印证了这一规律。另外，对大城市人口的控制实际上反映了我们不愿接纳过去的自己，因为今天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口在过去也并不属于这里，因此，对大城市发展的宽容既有经济效率，又包含人文关怀。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整体步入中高速通道，过去基于区域增长阶段异质性的结构配置动力也在不断减弱，继续通过结构配置方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将越来越窄，且很有可能对前期培育起来的市场机制造成扭曲。因此，必须对传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结构配置方式进行重新审视，并针对新常态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转变发展思路，进一步放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约束，提升政府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能力之手”，管好“干预之手”，增加区域政策的有效供给及其与微观机制的精准对接（安树伟，郁鹏，2015）。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驱动与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关系，二者并不矛盾，因为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之空间本身即是创新的空间，而不同于传统的结构配置空间，其核心就是在新空间里实施不同于传统发展空间的创新驱动战略。那么，投射到区域政策层面，需要注意如下几点：一是注重区域规划的法治化建设，积极探索促进中国区域规划法治化的可行路径；二是区域规划的出台要更加注重科学性，并要求遵循严格的规划程序，避免随意性；三是相关区域政策的制定要更加关注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强化对地方政府“看得见的手”的约束，以正确的方式实施正确的激励。
 
参考文献
［1］Hansen N， Higgins B, Savoie D J. Regional Chang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Postwar France. In Regional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Plenum Press，1990.
［2］Tuppen J N, Thompson I B.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Contemporary France：Spatial Priorities and Policies. Progress in Planning 42，Part2.
［3］彭荣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评价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4］孙海燕，王富喜.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探究［J］.经济地理，2008，（6）.
［5］范恒山，孙久文，陈宣庆，等.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刘乃全.中国经济学如何研究协调发展［J］.改革，2016，（5）.
［7］魏后凯.中国国家区域政策的调整与展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0）.
［8］葛宝琴.城市化、集聚增长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D］.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9］范恒山.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6）.
［10］皮建才.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J］.经济学家，2011，（12）.
［11］傅允生.产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学术月刊，2013，（3）.
［12］宋哲.我国产业转移的动因与效应分析［J］.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13］安虎森，李锦.适度的“政策梯度”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的探讨［J］.学术月刊，2010，（1）.
［14］姜丽丽，王士君，冯章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引下的区域政策框架构建［J］.世界地理研究，2009，（2）.
［15］喻锋.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政策创新［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0，（1）.
［16］华小全.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7］杨刚强，张建清，江洪.差别化土地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与对策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2，（10）.
［18］刘建芳.美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及其启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19］任保平，马晓强.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政策及其启示［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20］石风光，李宗植.美国、日本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实践及启示［J］.国际问题研究，2008，（5）.
［21］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M］.广州：广州经济出版社，2004.
［22］李曙新.三线建设的均衡与效益问题辨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
［23］丁成日.世界巨(特)大城市发展──规律、挑战、增长控制及其评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24］陆铭.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5］安树伟，郁鹏.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战略新棋局［J］.区域经济评论，2015，（1）.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and Innovation Drive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Yu Peng
Abstract：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formed a benign interaction among reg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more coordinated. In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perio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Thus the content and way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hould also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human capital and new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puts than material capital， and promoting the free flow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and innovation driven. On the basis of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space, we need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to innovation driven.
Key Words：Structural Configuration；Innovation Driven；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柳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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