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蓝皮书：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时间： 2017-12-31信息来源：李平/主编　作者：qgy_admin　责编：

        2017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2018年《经济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蓝皮书指出，当前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回暖，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全球贸易呈扩张态势。但未来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回升基础仍然脆弱。
 
　　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回稳向好态势，国民经济呈现运行平稳、结构优化、动能转换、质量效益提升的态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速总体平稳，进出口增速显著大幅回升，居民收入稳定增长。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8%左右，增速比上年小幅回升，实现年初的增长目标。其中第一、二产业增速平稳，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速贡献显著，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
 
　　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保持适中较快增长，预计将超过65万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5.2%，房地产开发增长7.5%，制造业增长3.7%，基础设施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民间投资增速高于上年，达到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达到36.6万亿元，总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从消费结构看，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5.3%，达到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同时，我国进出口增速比上年大幅回升，进口增速提高尤为显
著，全年货物贸易顺差4146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61亿美元。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良好支撑基础和许多有利条件，预计经济增速保持在6.7%，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发展质量和效益有望持续提升，中国经济将在新常态下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摘要】
  
 
　　努力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建设现代金融的论述
 
　　在划时代的十九大报告中，有非常多的新表述、新观点、新理论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认真落实。对于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来说，蓝皮书主编李扬以为，根据十九大报告精神，如下六方面要素必不可少。
 
　　其一，现代金融应当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基本导向。这一点，相信如今已无歧义。问题在于，在实践中落实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具体的金融实践中，如果做到一切金融活动、金融创新、金融发展，都以实体经济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服务实体经济的承诺落到实处方才有保证。讨论这一命题，要特别重视一个过去我们认识不充分，但今后将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就是坚持惠民导向问题，必须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真实金融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有尊严地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从当代金融发展经验来看，这是一段关于普惠金融的表述。也就是说，如果说金融过去主要是为富人服务的话，那么，从今往后，它就应广泛地面向普通人，面向草根，践行习主席在代表新一届党中央会见全球记者时候所说的那句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习主席在这里用的是全称判断，这个全称判断和过去邓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恰成映照，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富起来，如今则是强起来。
 
　　其二，现代金融应当优化结构。结构是个可以有很多含义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去阐述它。对于当前以及今后的中国金融业而言，最重要的结构有两个，第一个结构就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互协调、彼此配合的结构。发展直接融资，自20世纪末便开始成为我们的方向，客观地说，发展到今天，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正因如此，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金融改革的那一小段阐述中，就拿出了三分之一的分量，给了发展资本市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如果说我们已经赋予资本市场很多任务的话，如今又增添了新的重托，这就是，要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有效降低我国企业的杠杆率，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第二个结构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出现的提法，就是坚持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合理分工、联动互补、协调发展。我们知道，按照过去的简单逻辑，当我们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目标之后，金融业的发展目标就应当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将金融业向商业性的方向上引导；事实上，几十年来的中国金融改革，确实就是在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危机救助的实践告诉我们，面对高度复杂的金融形势，仅仅依靠商业性机构，遵循商业性原则行事，是完全行不通的。不仅如此，人们深刻认识到，充分运用政策性、开发性和合作性的金融手段，不仅为救助危机所需，而且为经济恢复和发展所需，甚至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换言之，四类金融长期并存，彼此间合理分工，联动互补，协调发展，将成为我国未来金融业的常态。如今中国金融业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脱实向虚的不当趋向，都与过度强调金融的商业性有关。
 
        其三，现代金融应当是市场导向的。毫无疑问，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金融业，必须有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性作用，表现在金融领域，就是能够有效地提供各类信号和激励机制，引导资源向那些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领域配置。关于金融的市场导向，有两个要点至关重要。第一个要点就是产权。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产权问题就已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十九大报告中，产权问题再次占据显著位置，可见这个问题之重要，可见这个要求迄今为止并未被很好地落实，因而有进一步强调的必要。这是因为，所谓市场交易，所谓市场配置资源，必须以产权明晰为其前提。倘若产权不明晰，交易各方便搞不清楚自己交易的对象和性质，进一步，更搞不清楚交易中的利弊得失，这些都搞不清楚，市场交易便很难进行，更难持续，而且会产生无穷的利益纠葛。所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我们推进市场导向的金融发展的第一要务。
 
        金融发展要市场导向，第二个要点是完善金融系统中的利率、汇率和收益率曲线。回顾十九大报告，唯一的关于金融改革的三段表述中，第一个表述关乎资本市场，第二个表述就关乎几个“率”了。报告指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李扬强调，千万不要轻视利率、汇率等金融的基本要素，须知，要想将利率、汇率说清楚，几乎需要把整个金融从头至尾说一遍，因为，利率、汇率等金融的基本要素，几乎渗透在金融的所有环节之中，因此，对于它们的改革，需要金融业的所有环节予以配合。现在，党的十九大再次把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任务提到了我们面前，我们应当有所作为。说到“率”，还有一个收益率曲线问题，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是与利率、汇率并列提出的。金融的几乎所有问题就是定价问题，而只有在有效的收益率曲线的基础上，有效的定价方才可能，一旦我们能够有效对金融产品定价，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就有了前提条件。
 
　　其四，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又是一个新的表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当局和国际组织创造了难以胜数的新理念、新工具和新框架，然而，唯一获得全世界共识的，只有宏观审慎政策。关于宏观审慎，自危机开始便在全世界热烈探讨，然而，相当长时期内，业界始终不得要领。主要因为宏观审慎政策作为一项新的治理机制，其自身并没有区别于其他政策体系的政策工具，而且，其目标和货币政策目标经常混淆。经济政策学告诉我们，没有独立的工具，缺乏自己的独立目标，一项政策体系就很难成立。回顾危机以来各国货币当局的行为，大约可以说，唯独英格兰银行认真做出了探索，其他国家则停留在概念和口头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货币当局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努力，并取得了有益的进展。当然，这种进展与中国的国情密切有关。如今，中国的宏观审慎政策已大致上有了与货币政策相区别的理念和政策工具，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也已展开了有意义的配合实践。
 
　　在中国，说到政策配合，就少不了另外一个更高层面的配合，那就是货币政策必须与国家发展规划相配合，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等密切配合。这是一个更大的政策体系。这就提出了一个在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内的政策协调配合问题。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协调。每一项政策若单独看，都有合理性，问题恰恰在于，在宏观经济体系内，所有单个的调控政策要想取得预期效果，非同其他相关政策协调配合不可。
 
　　其五，有效监管。自从全国金融工作会以来，加强监管，并借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已经成为金融界的共识。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有效监管绝不意味着强监管，更不意味着无所不至的强管制。为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有效监管，应当是“好的监管”，应当是不妨碍市场运行的监管，不越俎代庖的监管，它的主旨在于确定一个合理的运行框架，使得所有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活动有章可循。这样一种监管，应能让实体经济、让金融业、让市场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应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它绝不应当妨碍市场主体的自由经营。就此而论，在与金融业发展有关的各方面之间建立一个内洽的不矛盾的监管架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其六，积极开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经过几十年持续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在新的情势下，我们迫切需要同国际社会密切配合，彼此协调，为世界人民争取最大的福祉。首先，我们需要将自己建设为一个开放型经济体，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确定的目标。在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的基础上，我们要积极同国际社会磋商、协调，争取合作共赢。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各国政党会议上，习主席代表中国阐述了我们的严正立场，这就是，我们不接受国际社会强加给我们的规则，同时，我们也不输出自己的规则。那么，国际协调该如何运行呢？就是对接。就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承认各国利益的基础上，承认世界多元化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兼顾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争取合作共赢。其中，经常开展货币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是题中应有之义。唯有如此，才能使得我们这个世界，使得我们这个地球村能够平稳发展，造福全人类。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8%左右，实现年初预期增长目标
 
　　2017年，全球经济整体稳步复苏，尤其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好于预期，外部需求明显改善；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新动力不断积聚，财政收入好于预期，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库存水平提高，工业企业主动回补库存的需求发挥作用，棚户区货币化安置和返乡置业需求促进了三、四线城市的商品房销售好转，进而带动消费需求。在上述积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高于社会预期。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8%左右，增速比上年增加0.1个百分点，实现年初预期6.5%~7.0%的经济增长目标，继续保持在中高速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我国经济形势在2017年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第三产业贡献突出。2017年，第三产业增速继续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预计三次产业增加值将分别增长3.4%、6.2%和7.8%，其中第一和第二产业增速均比上年回升0.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与上年持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7%，比上年大幅提高3.1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分别拉动GDP增长0.3个、2.5个和4.0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3%、37.4%和58.3%，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贡献率分别比上年增加0.5个和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贡献率略微小幅回落，但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投资结构分化。2017年，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状况的改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使短板领域投资加大，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等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持续提升，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水利投资水平不断提高，2017年基建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2017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1.5%和22.3%，分别高于全部投资增速12.9个和13.7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制造业确实在不断升级转型，为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17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升，略好于上年，但依然处于历史低位。预计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5.1万亿元，名义增长7.0%，实际增长2.6%，虽然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1.1个和6.2个百分点，但总体仍然保持了适中较快的增长态势。从结构上看，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3.7%，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5.2%，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7.5%，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多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然而，从2016年1月开始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显著低于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增速，而且这两个缺口呈现出进一步扩大之势，虽然2017年民间投资增速将达到5.5%，高于上年3.2%的增速，但依然处于近十年的较低水平，这说明2017年国家出台的相关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虽然有效遏制住民间投资萎靡不振的发展态势，但效果并不理想。

        消费平稳增长，需求结构不断改善。2017年以来，绿色消费成为市场热点，服务消费继续快速发展，实体零售呈现回暖态势，消费升级驱动的品质消费正在渗透到各个消费领域；同时，随着网络支付技术和相关风险制度的完善，以“互联网+”为核心特征的消费新业态显著改变了传统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利化和多元化且质优价廉的互联网消费产品，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消费热情，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预计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36.6万亿元，名义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回升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0%，增速比上年增加1.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从内需结构上看，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5.3%，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达到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
 
　　进出口增速明显回升，贸易顺差基本稳定。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温和复苏，国际市场需求明显改善，从而带动我国出口显著回升；同时，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带动进口持续增加。另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助推我国进出口价值增长，加上2016年我国进出口基数较低，从而使2017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不仅延续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回稳向好态势，也创下了2011年下半年以来的半年度同比最高增速。虽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严重，“逆全球化”现象不断增多，但随着我国对传统市场的进出口全面回升、贸易方式结构不断优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未来我国外贸依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预计2017年我国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分别增长6.6%和14.7%，增速分别比上年大幅回升14.2个和20.2个百分点，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4149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61亿美元。
 
　　供给侧改革效果显现，物价基本稳定。2017年，随着我国“去产能”政策的逐步落实，严重失衡的工业品供需关系有所改善，加之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钢铁、煤炭等产品价格快速回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PPI价格指数快速回升，从而使我国面临的通货紧缩风险大大降低。另外，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翘尾因素较少，M2增速大幅回落，房地产价格持续保持高位，美国“缩表加息”政策对我国利率造成间接压力。综合以上因素，预计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6%，涨幅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总体依然处于温和上涨状态；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2%，涨幅比上年大幅增加7.5个百分点；GDP缩减指数由2016年的1.2%继续回升到3.8%。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2017年，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不断变化，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得以持续改善。预计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6%和6.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八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8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7%，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自2012年进入拐点以来逐年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在低位运行；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而下滑。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得到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8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会在适当区间内出现小幅下滑。
 
　　从需求侧角度来看，虽然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向好，外需不断增加，但美国的“缩表加息”配合其“降税减负”的产业政策可能会进一步促使资本和制造业不断回流，从而使得新兴经济体外部融资条件收紧、投资使用成本上升、消费机会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引发局部地区资产泡沫破裂，进而造成银行坏账增加、居民财富缩水等潜在金融风险；而且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复苏和扩张，其外部需求将不断减小，并形成新的国际市场供给，加剧国际市场竞争。另外，由于2017年较高的基数因素，2018年我国外需增速将有所回落。
 
　　从内需来看，虽然以“互联网+”为核心特征的消费新业态的发展欣欣向荣，高新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高速发展，产业升级加快，但总体而言，新旧动能转换不能一蹴而就，由于规模和时滞等因素，新的发展动能短期内难以完全抵消因结构调整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未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三、四线城市缺少产业的有力支撑，并且随着信贷政策收紧，在房地产调控措施趋紧的环境下，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将会逐步回落，而政府债务、赤字水平将限制基础设施投资作用的发挥，从而使得2018年投资的拉动作用或将减弱。另外，由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较大失衡，基尼系数依然居高不下，从而限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提升。
 
　　2018年经济增长存在许多积极因素：新一轮对外开放（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新模式、结构性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将稳定和激发我国的外部需求；我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调查失业率保持在2013年以来的最低位，这对社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将起到关键作用；社会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者预期稳定，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虽然2018年翘尾因素将成为推动CPI上升的重要力量，而上游成本压力不断加大，但是目前供给充足，成本传导较为缓慢，且国际原油供需将趋于平衡，原油价格基本稳定，对国内的输入作用有限，从而使得我国物价水平总体依然保持平稳。
 
　　另外，从经济先行指数角度来看，通过经济先行指数来判断经济运行趋势，是国际学术界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之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21个子指标构成），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呈现微幅平稳下滑的趋势，具体指标预测如下。
 
　　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9.2万亿元，名义增长6.3%，实际增长2.4%，增速分别比2017年小幅回落0.7个和0.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5.1%、14.1%、3.6%和4.0%，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滑。
 
　　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0.3万亿元，名义增长10.1%，实际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2个和0.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逐渐收窄。
 
　　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0%，比2017年增长0.4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PPI为3.6%，增幅比2017年大幅减少2.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8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将有所缓解。
 
　　预计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6.8%和5.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八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8.3万亿元，增长5.7%，财政支出22.3万亿元，增长8.8%。
 
　　总之，2017~2018年中国经济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我国经济增长新基础初步形成，由降转稳拐点出现
 
　　经济增长企稳的主要原因是增长的新基础初步形成。2010~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从10.6%降低到6.7%。政策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一揽子计划”的全面退出；市场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增速持续大幅降低（2010~2016年，美元口径的出口增长率从31.3%降低到-7.74%）；国内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导致的投资增速持续大幅降低（2010~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4.5%降低到8.1%）。经济增长新基础的形成：政策方面主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分析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2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从强刺激转为适时适度调控；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发力；从偏重投资转向投资消费并重，在保就业、稳收入、促消费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从偏重需求扩张转向稳需求与调结构、转方式、深化改革相辅相成。实践证明，宏观调控的效果明显增强，政策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加。市场方面，一是外部经济环境趋稳，世界经济复苏态势趋向明朗，受其影响，我国出口形势开始好转；二是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正在积极解决，支持投资增长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特别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展，改革取得积极成效。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新基础，支撑了经济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
  
 
　　全球化、国家战略等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2017年经济增长情况好于有关政府部门和多个权威机构的预期，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预测值应给出个区间，不是定数也许更好。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式在不断改进，政策分析的内容也应深化，以发挥预测应有的作用。
 
　　从我们对国家战略的研究工作看，国家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在增大。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从“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发布的资料看，2014~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和18万个就业岗位。可见，这体现了战略的引导作用，要把握经济发展就需要考虑并体现战略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准确研判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新阶段，做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把握经济总体态势，必须对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做深入分析，研究“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变化规律，在预测工作中体现这些规律，对于全国和地方而言都应这样。
 
　　从实践来看，新的发展理念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正是国家战略和新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战略定力作用，成为我国取得胜利的关键，我国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成为制定宏观政策要稳、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的战略基础。新发展战略和新发展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我们要研究它的影响，以把握中国经济的今天与明天。
 
　　蓝皮书另外指出，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是并行的，全球化促使全球资源配置水平和能力提升，推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新的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出现了值得重视的情况。各国参与全球化所获利益不同，一国参与全球化的初期和后期所获利益不同，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各阶层获利不均，甚至有的阶层利益相对受损，引导全球化的国家可能感受到全球化对其他国家比对本国更有利，而且全球化利益分配具有动态特征。各国对全球化的态度我们是要面对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希望能进入或参与搭建享受全球化利益的平台，这也是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原因。
 
　　有的国家表示出逆全球化的态度，这对经济全球化是不利的，但这是各国的选择，我们在对其非议时，应理性分析其中原因，衡量其参与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利弊，分析总结其态度转变的原因。对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近期和远期影响的利益评估，以及以“命运共同体”的思路评价共享结果等都很重要。要谋划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包括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益处。建议将此列入2018年的谋划日程。谋划全球化有助于我们参与全球治理和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
 
　　现有对财政再分配分析方法没有能够将间接税有效地纳入分析框架，这对于间接税比重相对较低的发达国家来说，对于其财政再分配效应的影响较小,然而，由于我国直接税比重过低，而间接税比重过高，因此，将间接税排除在外，将极大地影响测算结果的准确性。蓝皮书根据间接税归宿原理，将间接税划分为居民收入来源端间接税和使用端间接税，并纳入财政预算归宿分析、居民收入核算框架和MT指数测算组成的分析方法中。在此基础上，蓝皮书对我国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三类重要的财政工具的再分配效应进行了综合测算，并得出如下结论。
 
　　（1）无论从全国、农村和城镇来看，财政再分配的效应均为负，其对农村的负作用大于城镇，即财政再分配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其原因在于中国使用端间接税的负作用远大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支付税费的正作用，其对农村的影响大于城镇。
 
　　（2）不同财政工具的再分配效应存在明显差别。从全国来看，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缴费和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为正，其合计贡献为93%，而来源端间接税、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端间接税的再分配效应为负，其合计贡献为-191%；从农村来看，来源端间接税、转移支付的效应为正，合计贡献为8%，支出端间接税的效应为负，贡献为-107%；从城镇来看，来源端间接税、社会保障收入、转移支付和个人所得税效应为正，合计为14%，社会保障缴费和支出端间接税效应为负，合计为-120%。
 
　　（3）中国与5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显示，初始收入分配差距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财政再分配后也低于其他国家，但财政再分配的效应为负，不同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与10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显示，初始收入分配差距也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中国财政再分配效应为负，而其他发达国家财政再分配效应为正且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大，因此财政再分配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原因在于，我国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直接税的正向调节力度较弱，同时间接税的负向调节作用强。
 
　　为了实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适应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变化，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为此，蓝皮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这一方面可以增强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正效应，另一方面相应地减弱间接税的负效应。
 
　　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一般性财政支出的比重，从而在财政支出端增加调节收入分配的正效应。
 
　　三是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转变，通过综合收入、以家庭为单位纳税、完善费用扣除和税收抵免、完善累进税制等方面的改革，加强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
 
　　四是优化间接税制度，降低间接税的累退性和增加累进性，如对初级食品和普通药品实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将更多的奢侈品消费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等。
 
　 
　　2018年我国对外贸易或将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如期回升。但与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相比，我国对外贸易增速大幅放缓，昔日风光不再。根据外贸进出口与我国产业结构息息相关，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我国科学研究、自主技术研发存在因果关系,追本溯源，蓝皮书从上游我国科技发展、中游我国高端制造业最新发展，进行贯通始终的全面梳理，认为未来我国对外贸易将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2018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预计将有进一步改善。从内因分析，如前所述我国企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竞争力在迅速提高，未来出口高附加价值产品会越来越多，自主品牌产品会越来越丰富，产品质量会越来越好，档次也将不断提高。从外因分析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形势将保持较好势头。
 
　　另外，种种迹象显示，人工智能应用面不只限于经济领域，基本可以渗透到社会所有领域。人工智能引发的积极效果将远远超过人类社会以往发生的三次科技产业革命。2018年人工智能在自动驾驶、机器人、大型装备制造、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家政服务等多项领域或将取得更多成功，从而推动世界经济、贸易更快增长。
  
 
　   数字经济成为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力量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工作方针和基本政策将会发生变化，也意味着发展的侧重点和解决发展瓶颈的着力点将发生变化。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新的破解矛盾的手段和方法。随着中国互联网20多年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近5年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数字经济等产业蓬勃发展，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0%，同时，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数量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国占据四席，影响世界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中有三项与互联网相关，等等，这一切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让互联网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成为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力量。
 
　　1.数字经济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什么？十九大报告给出了答案，“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数字经济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数字经济在这些方面都可以使人民的获得感得到提升。数字经济的强渗透性、高参与性和深融合性，让其能与我国发展的诸多领域产生交集并发生渗透融合，促进不同领域变革创新，提升各领域发展质量和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发展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可以发挥互联网优势，实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和创新应用使今天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与便捷。互联网可以“打造”美好生活：从经济角度来看，互联网提升经济发展效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经济发展成果被更多的人所共享；从政治角度来看，互联网为人民群众和政府部门搭建起一座无形的桥梁,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度；从文化角度来看，互联网打通文化领域产业链，促进文化产业业态的整体升级，网络文化市场日益繁荣；从生活角度来看，互联网催生了移动支付、滴滴、共享单车、O2O等商业服务模式，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给人们带来便利，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从社会角度来看，互联网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一方面，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和娱乐的重要平台，中国人平均每天“在线”时间大约3小时，另一方面，互联网吸纳了大量社会就业。
 
　　2.数字经济可以创造性解决一些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红利，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健康和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发展出现不均衡不充分问题，这一问题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瓶颈。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等方面，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新时代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围绕破解新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科技和创新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手段，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目前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可以创造性地解决一些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以扶贫为例，传统扶贫模式，如果缺乏可持续的产业支撑，很容易出现返贫现象。互联网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新思路，并创造性地解决了部分问题。近年来，部分贫困地区开展电商扶贫，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宁等电商巨头纷纷进驻贫困村，帮助贫困地区搭建电商平台，连接农村到城市的物流体系，贫困户可以直接利用网络平台销售本地优质土特产，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电商扶贫模式，由于进入门槛较低，让很多农村贫困人口有机会就地进入劳动市场实现稳定就业。
  
 
　　建议应当理性看待中国的就业奇迹
 
　　从中国统计公报显示的2010~2016年GDP增长速度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或者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动关系来看，现在奥肯定律解释的那种变动规律并没有出现，反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就业不是同向变化而是相向变化，难道奥肯定律在21世纪的中国真的失灵了吗？如果我们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状况和经济结构变动的状况做更加深入的分析，会发现这仅仅是一种假象。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并没有逃逸出奥肯定律的轨迹。蓝皮书的理由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并不代表中国劳动力市场实际就业总量的增量由于中国目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化率平均以1%的速度增加。在城镇新增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农村也消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从局部看2016年的确是城市新增就业人员1314万人，但是算上农村减少的就业机会和城镇每年几百万名退休人员，2016年全年总计净增的就业人员大约为300万人。这样看，就比较接近奥肯定律了。
 
　　（三）中国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
 
　　劳动参与率既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又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20世纪80年代，我国劳动参与率高达80%。后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家庭收入的增长导致劳动力供给曲线后弯，中国劳动参与率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05年的76.0%降到2011年的70.8%，2016年进一步下降到69.8%。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服务业结构性增加的背景下是上升的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自2011年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之后，我国服务业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增速连续4年实现对GDP和第二产业的“双超越”。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提高。电商、滴滴打车、代驾等新经济业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2016年，我国GDP增长1个单位所能带动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50万人，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明显增加，比历史最低时期翻了一番。“十三五”时期随着新技术、新制度的加快成长，服务业分层和个性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容量将加大，另一方面与生活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猛。
 
　　（五）中国的“双创”功不可没
 
　　据部门统计，2016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51万家，2015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万家，比2014年提升20%，远高于改革之前的6900家。其中，初次创业小微企业占多数，这些新增的小微企业对发展创业式就业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和示范作用。“双创”目前的效果只是1.0，未来还有2.0、3.0，需要持续推动，久久为功。有数据显示，我国已经连续三年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人数“双增长”。其中，中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持续上升，一方面自主创业的毕业生收入优势明显，另一方面大学生自主创业存活率明显提升。
 
　　（六）对中国的就业形势既不悲观，但也不能盲目乐观
 
　　“十三五”期间，中国每年需要在城镇安排就业的人数仍然维持在2500万人，就业的总量压力非常大。其中，约1000万人是登记失业人员，约1500万人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就业人员。此外，“十三五”期间每年还有近300万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所谓不悲观，就是要充分看到宏观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一面，我们绝不能消极懈怠，必须积极作为。所谓不能盲目乐观，就是也要充分看到就业形势的复杂性，尤其是高校毕业生持续增加、化解过剩产能导致的职工分流、人和岗位不匹配等问题将依然存在，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努力工作。
 
 （参见《经济蓝皮书：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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