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与路径时间： 2018-02-15信息来源：方大春 作者：qgy_admin 责编：
2017年9月23日，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安徽工业大学和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主办，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中心承办，经济管理杂志社、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协办的“2017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区域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学术研讨会”在安徽马鞍山举行。年会共收到论文170多篇，来自全国各地110余家单位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区域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包括主旨报告、高峰论坛和分论坛三大板块。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研究员、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刘应杰研究员、安徽省政协科教文体卫委员会主任韦伟教授、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刘云中研究员、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方大春教授先后做主旨报告发言。成都市社科联主席杨继瑞教授、安徽省政府参事程必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海舰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丁任重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规划处处长李曦辉教授、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研究员、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喻新安研究员、南通大学原党委书记成长春教授、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先后在高峰论坛做发言。30多名专家学者在分论坛上分享讨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本次大会主题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结合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实际，专家学者们展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思路、新观点得到激烈碰撞。现将大会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新导向
经济新常态对区域经济学研究提出新要求，加上经济学科分化与融合深入，区域经济学研究必将面临新问题，研究范式呈现新特征，引起区域经济学大家思考与重视。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研究员指出，区域经济学是迎接新时代过程中首当其冲的领域，正在成为“学术尖兵”。当前，工具理性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区域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了迎合数学可以处理的发展逻辑，对于时间、空间所做的简单而任意的假定，对区域经济学来说存在着巨大发展障碍。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张力，对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学科根基进行思考，是引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关键。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洪银兴教授指出，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着两大课题，一是根据经济能量的增强扩大经济空间，二是毗邻城市同城化缩小地区差距。因此，他以长三角和江苏沿江区域经济地理重塑为例，论述了一体化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其基本推动要素是制度合作、基础设施共享和特别激励措施的有效政策组合。他特别论证了新时期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多中心问题。他认为，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上海的中心地位突出，但长三角区域也会由一个中心到出现多个中心。多中心不影响上海的中心地位，长三角内各个区域不可能孤立发展，仍然需要对接上海这个首位中心城市。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刘应杰研究员指出，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差异性很大，平均数往往掩盖了内部差异。特别是随着划分区域的缩小，各地的差异更大。因此，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难题。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线图就是：由局部跨越，到大部跨越，再到整体跨越。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研究员指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有五大前沿问题值得广大学者关注和研究。一是区域协调的指向性问题。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东西协调发展问题，更要关注南北协调发展问题。特别是要关注东北地区经济失速问题。二是大城市病问题。其根源在于大城市群缺乏协同效应。三是湾区经济的打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湾区经济如何破解要素流动不畅的困境，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四是小镇经济的投入和回报问题。五是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攻坚难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云中研究员认为，当前区域经济学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因而培育新动能必须在内陆地区培育新的增长极，推动更加多元化的要素流动，更加专业化的分工，更加深入参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才能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
二、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创新是现代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区域创新能力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社会经济技术复合系统，需要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和演化机理，提出相应区域创新路径，提升地区竞争力。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韦伟教授以合肥为例，剖析了合肥创新驱动的实施路径，提出了转型升级必须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不动摇，转型升级必须把创新摆在首要位置，转型升级的效果不能以服务业的比重来衡量，转型升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等观点。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叶振宇副研究员认为，我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加快构建新兴技术突破的区域创新体系。高水平的区域创新体系不仅可以为新兴技术突破提供有利的氛围，还可以为新兴技术突破提供内在的动力。我国客观上存在着以集群为依托的产业专业化的创新体系、以城市为依托的多元化环境的创新体系、以大型的行业科研机构为依托的集中攻关型的创新体系、以创新型大学和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为依托的政产学研用融合的创新体系等四类有利于促进新兴技术突破的区域创新体系。然而，有利于新兴技术突破的区域创新体系要实现有效发挥则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陈晓东副研究员认为，面对相关产业的产能急剧过剩、经济泡沫过大以及相当程度的金融风险等突出问题，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推动转型升级，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产业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服务，统筹协调产、城、人、文，提升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推进区域产业创新。
安徽工业大学方大春教授等利用2006—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区域创新综合指标体系，考察了我国区域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样本期间我国各省区域创新综合水平指数不断上升，但东中西部存在差距；我国区域创新空间关联密切程度呈上升趋势且趋向稳定发展；上海、天津、北京等东部发达地区处于网络的核心地带，宁夏、吉林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处于网络的边缘地带；双向溢出板块与净受益板块成员大多属于我国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中、西部地区在网络中扮演经纪人与净溢出角色，四大板块相互溢出，发挥着自身优势。
江西财经大学吴志军教授等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区域建设提出了更清晰、更具体的板块规划。而新常态背景下，“互联网+”模式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互联网+区域经济”有利于推动我国区域创新型建设，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针对当前我国区域建设的重重困难，如基础设施水平不高、融资困难、产业结构不完整等问题，吴志军教授等依托“互联网+”战略，提出了完善电信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展融资新渠道、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跨界融合等促进区域创新建设的对策建议。
浙江工业大学杜群阳教授等构建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9个典型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实证结果展开了分析和研究，研究表明，我国最具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实力的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并据此指出部分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短板及提升空间。
湖南商学院何天祥教授在实证分析中表明，知识溢出是导致经济收敛的主要因素，经济收敛模型不仅要考虑新古典经济溢出效应，还必须重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技术空间溢出效应。
三、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
区域发展一方面需要区域发展要素在空间再配置，另一方面需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区域产业优化与转型升级不仅要考虑区域要素禀赋，也要考察区域外产业发展协同，还要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和新动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涉及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涉及区域产业间协调；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从产业结构内部突破。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不能仅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探寻路径，还要考虑产业发展要素区域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海舰研究员从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区别与联系入手，指出产业转型是“做对的”，而产业升级是“做好的”。产业转型包括技术转型、产品转型和企业转型等不同层面。而新经济在经济形态、发展模式、发展阶段、思维方式等若干方面，均具有自己的特性，是智慧经济、共享经济、大数据经济、互联网经济的融合与发展。因此，新经济必将在产业技术、产业结构和产业绩效等层面产生巨大影响。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指出，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具有主客观条件高度契合的优势。经过从创新探索到创新战略行动的发展阶段，贵州大数据产业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无中生有、换道超车、强内聚外、融会贯通”理念，对欠发达地区具有重要启示。
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等从产业结构演变出发，研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他们利用中国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分析发现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两个维度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会显著促进金融发展；进口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失业对金融发展具有严重的抑制作用；城乡收入差距对金融发展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哈尔滨商业大学郝大江教授认为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间优化配置所实现的效率提升是聚集的内生动力。要素禀赋、要素配置决定着集聚的内容和性质，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同时也决定了经济结构的演进；集聚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作用是长期的，而且也是可转变的。随着我国要素禀赋赋存形式和状态的改变，客观上需要我国必须依据新的要素禀赋条件，重新优化资源配置，在新一轮的集聚和再集聚过程中，培育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曹邦英教授等认为，在大量新企业不断壮大，新产业集群开始逐渐形成的同时，旧有产业集群却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问题，甚至出现瓦解的现象。如何促使旧有的存量经济体向适应新时期市场状况的新经济体转型，引导集群培育自身创新能力，不断有序调整和壮大，这既是经济学界所关注的，也是各集群所在地政府所需要解答的问题。曹邦英教授等以温州案例为切入点，从产业集群转型的过程分析旧有集群逐步孕育新产业集群的动力，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产业集群转型的发展思路。
江西师范大学钟业喜教授等提出，在“互联网+”时代下，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为传统产业转型与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条件。他们基于互联网发展背景下的产业转型相关文献梳理，深入剖析“互联网+”内涵，揭示了“互联网+”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机制，剖析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最后通过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探讨了我国推进“互联网+传统产业”，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
楚雄师范学院张无畏教授等对云南省129个县（市、区）三次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断增强；实现了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产业结构顺时针发展路径的县域略多于逆时针发展路径的县域，县域产业结构变化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增长，县域经济的增长也带动了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县域经济的增长带动作用大于县域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湖北师范大学聂亚珍教授指出，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资产的投资在第二产业产值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从全要素生产角度看，劳动力的投入会使黄石地区的经济增加更快，人口资源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最大。
浙江师范大学朱华友教授分析了企业再地方化的动力机制，从企业再地方化的视角下解读了浙商回归对浙江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重大区域战略布局与实施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内外统筹，先后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如何有效实现一体联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国家发改委肖金成研究员认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指导理念对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要依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城镇化战略，编制“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工业进园区，上下游共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举措，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杨继瑞教授指出，长江经济带是古代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要构建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联通、跨区贸易互通、资金高效融通和友情互通的“五通”机制，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协同推进，终将形成“三条21世纪通道”（陆、海丝路和长江黄金水道）和“两大实体支撑带”（长江、丝路经济带）。
中央民族大学李曦辉教授认为，“一带一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应聚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国际经济交往理论、资本空间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国际经济学理论中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世界工业化与全球化理论和区域空间理论，以及民族经济学理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应该用民族维度研究经济问题。
安徽工程大学章秀琴副教授等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并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中的交通服务和耗电量对两国双边贸易规模呈显著性正相关，且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比耗电量对其与我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影响更大。为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我国可以进一步加大对相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程必定研究员指出，中国区域“亚健康”问题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低、区域发展差距难以抑制、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资源消耗过大、社会事业发展落后、对内对外开放的区域不协调、部分行政区划制约区域发展等若干方面。随着区域空间结构的多中心、网络化转型，我国已对区域“亚健康”问题开展了结构性治理。雄安新区建设是跳出北京对北京“城市病”的结构性治理，对区域“亚健康”问题结构性治理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作用。
安徽工业大学方大春教授等从实证角度研究了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城市群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整个城市群的均衡发展，增强城市群内经济联系。因此，要正确把握雄安新区建设的区域功能定位，明确雄安新区转移承接与建设同步，努力创新地区间利益分享机制，在特色子群基础上推进子群间协调发展，大力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基础一体化建设。
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指出，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不搞大开发，齐抓大保护”的前提下，要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来审视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和重点。在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视野下，要完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地区政策和绩效考评体系，大力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精准脱贫工程、自主发展能力提升工程，推动农业农产品主产区打造现代农业集聚区，从空间、产业和社会三大层面来探索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路径。
安徽大学胡艳教授等以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为观测单元，从创新需求、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和创新产出四个维度建立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对2015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测算，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其空间关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呈现由东向西下降的趋势；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但空间相关程度不高；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呈现极化效应。
安徽工业大学成祖松副教授基于产业动态脱钩指数，对1995—2015年高技术产业在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集聚与扩散的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5年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在三大区域间存在明显的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现象。其中，在1995—2004年向下游地区集聚趋势明显；在2005—2015年则呈现由下游地区向外扩散，不断向中上游地区集聚趋势；2004年是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在下游与中上游之间集聚与扩散的分水岭。
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黄磊博士等采用熵权TOPSIS法对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水平进行系统评估，并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非径向非角度的全局SBM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效率进行科学测度。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处于全国中等偏上水平，但地区差异显著，下游、中游、上游地区呈严格梯度递减格局；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增长偏缓，处于全国中等稍后水平，地区分异明显，中游、下游、上游呈递减“凸型”分布格局；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绩效协同效应较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的协调度处于中高级协调阶段。黄磊博士等认为，要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绩效，必须加大工业技术投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立绿色制造体系，推动能源结构低碳化，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
五、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模式
城市的集中成群分布产生了一系列好处，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带来无效竞争，区域资源压力和环境负荷增加，大城市病泛滥，等等。如何趋利避害，成为城镇化战略和空间规划的重要目标取向。如何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着力提升城市群质量，切实把城市群建设成为我国在全球化网络中具有竞争力的核心节点区域，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丁任重教授指出，如何看待和准确认识当前我国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关系到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关系到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和走向问题。我国逆城市化具有人口逆向流动的局部性、半城市化状态下人口逆向流动的不稳定性、人口逆向流动的蔓延性和城市化主迁移流和逆城市化次迁移流的双轨发展四个典型的本土特征。为此，我国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逆城市化为契机，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消融因不合理制度产生的逆城市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空间组织形式和城乡统筹的城市化模式。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喻新安研究员以郑州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例，分析了国家布局中心城市的深意和战略考量。他认为，综合考虑全球海权向陆权转变的时代大背景，综合交通条件、信息技术、新业态的影响，郑州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优化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是实施新的三大国家战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的现实需求，是适应新常态和扩大内需战略的要求，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教授指出，在“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支撑带”战略与协调性均衡发展背景下，将扬子江城市群打造成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北翼核心区，还面临着融合发展认识不统一、融合发展动力不够强劲、融合发展领域不够深化、融合发展体制不够完善等问题，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顶层设计、推动设施联通、提升融合动力、扩大合作领域、完善体制机制，将扬子江城市群打造成长江经济带跨江融合型城市群样本。
安徽大学张治栋教授等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表明，目前制造业集聚仍然是长江经济带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动力，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不明显，二者共同作用能够加强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推进效果；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中上游地区将长期处于以产业集聚主导城镇化的阶段，下游地区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呈倒“U”形关系，产业集聚助推城镇化的潜力有限。张治栋教授等提出，应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推动下游产业向中上游转移，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向城镇聚集。
北京师范大学王玉海教授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正发生着“由点到面”的跃变。中国城市群的治理框架体系主要包括参与主体行为、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经济支撑载体三个方面，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夯实产业集群基础则是实现当今城市群有效治理的架构意愿。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林斐研究员研究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区域分工在产业、行业、产品与技术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化特征，认为区域分工差异化有利于区域合作，“递进”与“反递进”分工并存，产业集聚与扩散加快区域分工格局形成，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区域分工升级以及区域产品分工耦合程度加深。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胡星教授等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1个省份城镇化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了时空演变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人口、空间三种类型城镇化之间呈现低耦合强度、低协调水平状态，且空间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东、中、西部空间分布格局；城镇化发展遵循客观规律，东、中、西部明确各自区域优势，梯度发展、错位发展。
安徽工业大学贾兴梅副教授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的耦合度。结果表明，2005—2015年我国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农业集聚序参量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耦合度、协调度的变化相对较小；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业集聚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各省份之间的耦合度存在明显差异，整体看，东部地区低于中西部地区；从协调水平看，东部地区的协调水平也低于中、西部地区。
安徽财经大学汪增洋副教授在对中部地区小城镇产镇融合水平测度和对产镇融合动力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镇融合的动力机制。分析表明，小城镇产镇融合的动力机制包括：劳动力非农化推力、工业化和城镇化拉力、大城市集聚辐射影响力、城镇集聚吸引力、政府政策引导力五个方面。
黄河科技学院高昕副教授认为，在时序维度上，中原城市群是一种行政主导、探索尝试、经济先导型演进的城市群。在空间维度上中原城市群是内陆枢纽型、资源约束型和结构失衡型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协同发展应依托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弥补发展短板，坚持创新驱动；完善协同体系，坚持绿色发展。
六、区域经济绿色发展之路
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与环境成为各地发展进程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理念”上升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如何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发展相互促进，需要学者从实践中提炼绿色发展模式，也需要理论创新指导绿色发展实践。
成都理工大学黄寰教授等选取资源生态位、环境生态位、经济生态位和社会生态位4个子系统的26项指标构建区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位评价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模型对成渝城市群2006—2015年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位和4个子系统生态位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16市复合生态位空间差异较大，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双核联动”的区域特点。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经济生态位子系统与社会生态位子系统基本保持同步发展；经济生态位子系统与环境生态位子系统呈负相关关系；资源生态位子系统总体呈“W”形曲线。
贵州财经大学单晓娅教授在贵州省新兴战略产业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深层次原因，新兴战略发展相对效率评价（以贵阳为例）以及新兴战略产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对策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安徽工业大学崔立志副教授等从吸纳效应和挤压效应两个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空间特征，并构造了地理相邻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以及地理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并以2000—2015年的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分别对全国、东部以及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
中国海洋大学李剑副教授等以2006—2015年的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实施后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贡献。研究发现，“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的“绿色贡献”是负面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蓝区内的环保水平原本就普遍高于蓝区外；二是“蓝色”经济战略的实施忽略了环保的“绿色”目标。进而，为推进区域经济政策效果的评价以及落实“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西南大学王炯副教授等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对重庆三峡库区目前的经济结构状况和区位条件进行了分析，建议三峡库区应该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当地居民“等、靠、要”的思想意识，加强生态保护建设，在产业选择方面下足功夫，在强力的经济发展中保护好环境，在保护好环境中大力发展经济，促进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
安徽财经大学李强副教授基于我国30个省（市、区）200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实证研究了环境分权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相较于环境集权而言，环境分权更有利于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意味着环境分权是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有效举措。引入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稳健性检验表明，行政上、监察上和监测上的环境分权都有利于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进一步表明环境分权是节能降耗的重要手段。
七、区域扶贫的理论与实践
区域扶贫在本质上属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一种，它能采取的手段不仅包括各种扶贫措施，而且包括一系列区域发展措施。具体来说包括建设高速交通网络、完善农业水利设施、提升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等。精准扶贫则要求对扶贫资源进行精确配置、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扶持。区域扶贫与精准扶贫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域扶贫除了要为精准扶贫提供前提条件和良好环境外，还应注重促进区域整体发展。应统筹考虑区域扶贫与精准扶贫，联合制定系统规划。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高玫研究员通过对江西资产收益扶贫的观察与研究，总结了其主要做法与重点模式，同时，提出科学选择实施主体和产业项目、加强监管做好风险防范、确保收益合理分配、构建有效退出机制和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作用是做好资产收益扶贫工作关键所在的政策建议。
浙江师范大学郭金喜副教授认为，包容性发展把脱贫致富视为微观主体与宏观变革相互支持的经济自由度扩展与福利改善过程，将贫困群体与贫困区域视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加以培育，而不只是一个经济下渗或外溢过程。浙江的实践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正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草根经济实践与“一靠机遇、二靠政策”的宏观变革，形成了“市场有效、党政有为”的浙江经验，催生了引领全国的富民经济。在新的阶段，浙江通过数字赋能、同城化赋权、绿色化赋能、产权化赋权和制度化确权为脱贫致富构筑了包容性发展的新动能，以政府—市场—社会的有机合作不断推进共享式繁荣。
郑州轻工业学院李国政副教授指出，西藏华泰龙公司将精准援藏与矿产资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开发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华泰龙模式”。“华泰龙模式”以“老西藏精神”为引领，以生态建设为关键，以提高技术水平为保障，以和谐矿区建设为抓手，以提高援藏效果为目标，进而实现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这种扶贫开发模式值得关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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