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国版之“一带一路”支撑理论研究*时间： 2018-03-11信息来源：李 曦 辉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 要：工业化时代的全球化以自由贸易为特征，是给人类带来福祉最大的一次全球化，但是，它比起以分工规模范围最大化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倡议，还存在很大差距。民族过程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民族分离、裂解则世界或区域经济下行，民族融合、相容则国家经济欣欣向荣，民族问题对全球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民族经济学就是对民族过程的政治、文化效果进行经济学分析，对“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一带一路”；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6-0062-12 收稿日期：2017-5-17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一带一路’与周边经济走廊研究”（zzky2015013）。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经济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导、发展规划处处长，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北京 100081）。
 

         ——兼论民族经济学的时代价值
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谷，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又重新回到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今中国GDP规模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1/6，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2001年加入WTO到2011年的10年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从4.16%增加到10.43%，到2015年,更是占到全球GDP的14.8%，中国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与此同时，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则从2001年的32.4%下降到2011年的21.72%，2015年又升到24.3%，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这是因为，2009年以来美国采取一系列举措对过去的自由贸易现状进行“刹车”，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逆动，不希望中国获取太多的自由贸易好处。正因如此，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出现了小幅逆转，从1/5强恢复到了1/4弱，但这种逆转并没有阻断中国的发展势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还是从1/10强增加到了1/7强，其发展势头远超美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经济在受益于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再受惠于规模范围效应更大的全球化分工。中国开始走向以自身模式为指导的健康发展的中国道路，但还未找到其中的运行机理，本文就是希望运用发源于中国的民族经济学理论，来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理论支撑。借用列宁的话来指导研究工作，他认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我们就是要在前人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为“一带一路”倡议寻求理论支撑。

一、“一带一路”是超越自由贸易的全球分工优化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全球化过程，工业化时代的全球化以自由贸易为特征，是到目前为止给人类带来福祉最大的一次全球化。然而，它比起以分工规模范围最大化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倡议，还存在很大差距。下面就从古典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研究。

1.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需要自由贸易
古典经济学起源于亚当·斯密，其最为著名的理论是分工理论，他在《国富论》开篇就论述到，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②。与分工理论紧密联系的是国际贸易理论，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对分工理论有所贡献，他认为，当每个人从事于大量生产某一特定物品，而不是合作生产少量的多种不同物品时，其结果会增进技术和节约时间。一个地区不可能在生产一切商品方面都优于其他地区，也即是这一地区不可能以比较低的货币成本生产一切商品。大规模生产的节约加强了生产的国际分工趋势，这种国际分工是由生产要素的不同配备而产生的。贸易对生产要素的移动起了替代作用，减少了由它们的不能移动而产生的缺点，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减少了那些不完全可分性的缺点③。在分工、贸易、市场规模方面，亚当·斯密也曾说过，劳动和价格上的差异，虽未必会驱使一个人由一个教区转移到另一个教区，但货物价格这样的差异，却必然使许多容积巨大的货物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从国内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可以说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运输变得非常频繁，不久就使它们趋于平衡。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④。
从不同角度对地区间、国家间的分工理论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益发展的生产力需要规模范围越来越大、商品与生产要素流通毫无障碍的市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全球统一的市场，这样才能任由日益进步的生产力自由驰骋，才会支持各国经济实现大发展，才会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市场经济才算实现了其核心要义。

2.现实贸易是有缺陷的自由贸易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研究员认为，经济全球化要求商品、资金（资本）、人员等在世界范围内顺畅流动，表现为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移民自由（自然人国际迁移自由）等政策主张及制度安排。而在现实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实现的，因而总是存在各种难以突破的障碍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各种地缘政治思维同经济全球化存在很大差距。各种地缘政治思维都着眼于“占领”“统治”“控制”，而经济全球化则诉诸“自由”“交换”“开放”。所以，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基础；经济全球化设想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自由竞技场，规则透明，裁判公正；而现实的地缘政治状态则如同荆棘丛生、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道路阻碍，盗贼猖獗⑤。这种存在重大缺陷的自由贸易现实，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工业化国家大量掠夺边缘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虽然实现了短期的高速增长，但由于缺乏可持续性，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不平稳现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频繁出现。非工业化国家大范围出现经济发展停滞乃至倒退的情形，贫困、饥饿、暴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民众看不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些许迹象。由于自由贸易严重偏离了经济学理论设计的轨道，非自由的强权现象屡屡出现，致使有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被驱离了现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变成了人类社会的“弃儿”，部分国家纷争战乱不断，大量难民涌向发达世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自由贸易制度遭到破坏的一个活生生的间接例证。中国也存在有缺陷的自由贸易体制。自从加入自由贸易俱乐部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就是极其不平衡的，对欧美贸易存在巨大顺差，多年无法平衡，无奈只好大量购买诸如美国的国债，来实现国家间经济贸易脆弱的平衡，而对日本、韩国又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体现为相邻国家产业间严重的产业同构化。中国对能源、原材料输出国存在的巨额逆差，对周边欠发达国家存在的大量顺差，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现实的贸易状况，而并非经济学家设想的自由贸易所造成的，要想改变这一不利局面，要么排除万难，推动国际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要么另辟蹊径，提出新理论，进行新的制度安排，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有推出新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意蕴，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共同福祉。

3.现实版自由贸易的主要缺陷是人口的非自由流动
金碚认为，在以霸权掌控全球均势为特征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时期，国际经济规则主要由霸权国家制定，落后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国家的经济落后，以及在一霸国家干预下原有政府的溃败，政治格局严重失控，导致无政府状况下的国际难民潮。原本是符合经济全球化原则的自然人国家间自由流动（移民自由），演变为难以接受的国际难民潮⑥。这就构成了对古典经济学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个必要前提的严峻挑战，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古典主义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其实，这种经济学假设与现实经济社会运行之间的矛盾，早在古典经济学创立之初就一直存在，只不过是到今天变得愈演愈烈而已。美利坚合众国缔造者之一乔治·华盛顿前后不一的言论，就是该领域矛盾现实的真实反映。乔治·华盛顿首先认为，美国应该是一个庇护所，美国的怀抱不仅为接纳富有而受人尊敬的来客开放，还应向受到压迫与迫害的各个民族和宗教的信徒开放⑦。其后他在致约翰·亚当斯的信中又指出，关于移民，我认为除了有用的技术工人和一些特定的及有专长的人以外，其他无须鼓励。整批的移民（我是指整批安置在一处）是否有利，作为一项政策是否合适，大可怀疑。因为迁移后，他们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习惯、准则（或好或坏），但如与我们的人民杂居，他们及其后代将为我们的习惯、准则、法律所同化，简言之，很快即可成为一个民族。同时他也认为，这些外侨对美国无忠诚可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是被派到我们中间来的（有具体事例为证），目的在于毒害美国人民的心灵，挑拨离间，以便疏远人民和他们选择的政府的感情，从而力图使联邦解体。这就理所当然地毁坏了由于革命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美好前景⑧。然而，美利坚合众国缔造者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打开一条可能的外来移民之路，是美国利益之所在，并为促进制造业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上所述种种原因，扩大制造业将成为鼓励外来移民的最大动力⑨。林肯总统对这种两面理论进行过严厉批判，他认为，我们堕落的进程在我看来是十分迅速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开始时宣布“人人生来平等”，现在我们实际上是“人人生来平等，黑人除外”。如果一无所知党上了台，那就要变为“人人生来平等，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除外”。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我宁愿移民到某个外国去，他们不假装自由——比如说俄国，那里的专制制度能够保持其纯度，而没有掺和伪善的基础⑩。
如此看来，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从一开始就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一厢情愿，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它压根就不是自由流动的。只不过是霸权国家运用自身政治与军事力量，强行地在局部范围实现了自由流动，而今霸权不在，世界格局处于重组时期，过去基于霸权的局部劳动力自由流动即会消失，人类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全球化的实践。

4.全球化中非经济因素催生“一带一路”倡议
在全球化过程中引起分工和国际贸易剧烈变动的并非只有经济因素，有时非经济因素引致的变动更为激烈。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曾说过，但凡说到一个事实，它绝不是专属于经济的或者纯经济的事实；这个事实总有其他一些属性，这些属性经常比经济属性还重要。一旦我们发现，在这两个现象间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且其中那个作为原因的现象出自经济以外，我们的问题就算解决了。此时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余下的事要靠其他学科的贤哲了。但反过来说，要是这个原因本身仍未脱离经济范畴，我们就还得继续解释下去，直到我们找到经济以外的原因才告结束11。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也曾说过，对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主要还不是运送个人、家属和私人财产的费用问题，更主要的是心理上讨厌变动，特别是对多少带点陌生的情况。资本流动的障碍也有类似的心理因素。国与国之间其他境况方面的差别，如语言、法律、银行体制、习惯及传统等，都使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困难。工业发展方面也是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7世纪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们移居德国及荷兰，结果那些国家兴起了纺织工业及其他工业12。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曾举过例子，他说，一切回教国家利息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法律禁止利息和贷金难以收回13。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如今人类面临的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经济学家设想的理想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的非全球化自由流动。这有着经济方面的原因，同时也存在着各种非经济因素障碍，使生产要素难以在世界上自由流动，特别是让劳动力全球自由流动遇到了更大困难，其中民族宗教因素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克服这种不利局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在满足劳动力国家、地区分布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效提高资本、物资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频率，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实现世界经济的大发展，提高各国人民的福祉。把民族经济学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理论之一，就是要在民族融合与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在资本与物资已经充分流动的前提下，实现不同国家、地区间劳动力的无障碍流动，克服经济全球模式在现实中存在的弊端。

5.一个新的视角：为“一带一路”倡议加入民族经济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但经济学家并没有找到这一奇迹的真正源泉，这种局面将会影响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尽最大努力进行研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一个没有内生发展的经济，其实是被外界变化牵着鼻子走的，这样，无论是发展的原因，还是发展形成的机理，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那组事实中是找不到的，而只能跳出这些实事去找14。而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则给出了一种新的答案，他认为，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求。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通常与具有同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或感到不可信任15。而这从另一个视角来说，就是人们正在日益用民族性来解释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潮流与现实。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列宁就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着人们去建立最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民族国家。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取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16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也曾指出，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的、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关税的国家了。17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民族过程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民族分离、裂解则世界或区域经济下行，民族融合、相容则国家经济欣欣向荣，世界经济走向巅峰。民族过程对经济的影响从始至终，而中国还没有学者对这一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今天，在经济发展中引入民族因素，可谓正当其时。

二、从古典经济学角度谈“一带一路”的理论支撑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被沿线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尚无普遍认同的理论指导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自亚当·斯密创立古典经济学理论以来，在其理论体系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与学说，至今大多尚可以用来指导“一带一路”实践，只是需要进行分类与筛选，以便使理论更具现实指导价值。

1.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在论述分工的好处时，对分工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充分阐释，他认为，有了分工，同数劳动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虽然分工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但是随着竞争的加剧，不同的劳动和资本的用途在同一地方内，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规模范围效益来看，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发展，即使在财富正在迅速增加的国家，也会提高资本利润，因而也会增加货币利息18。通过霸权占领别国的领土已经为国际社会所不齿，“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就是要在既有的和平格局下，通过非强权手段获取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分工效益。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除未阐明分工规模范围扩大的途径外，从理论角度提供了其他的所有理论支撑，使中国的倡议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了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而分工规模效益的实现途径，则留待探索。在现实的人类经济生活中，随着竞争的深化，经济活动中会出现一系列的均衡，使得既有经济活动的利润为零，发展归于停滞。然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也给出了相应的理论支撑，那就是要不断扩大经济活动的规模和范围，从而实现新的不平衡，推动经济持续向前发展，而这种不平衡主要是由民族宗教的不适应所引致的。这与“一带一路”倡议非常吻合，只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基于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其可能推动的世界经济的规模和范围要远远小于基于中国民族国家模式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实现的经济规模和范围效益，这就为民族经济学理论的介入埋下了伏笔。

2.贝蒂尔·奥林的国际贸易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在总结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的国际贸易理论。他认为，大规模生产所达到的节约性使地区分工有利，而不必顾及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人们不仅应当考虑由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转移生产要素的可能性，而且也应当考虑要素在地区内部流动的障碍问题。因为，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者与市场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外国则是难以建立的。毕竟，工业生产要素流动最重要的分界线是国界；而在各个国家内部的流动性无疑要比国家间流动更加顺畅19。贝蒂尔·奥林的国际贸易理论恰恰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理论支撑，因为他不仅强调区域内生产要素的供需平衡问题，还考虑地区间生产要素与商品供需的平衡问题，而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义。但是，国际贸易理论也存在不足，它认为生产要素的国家间流动较国内流动相对困难，希望最好还是以国内流动为主。这种畏难情绪的出现，与西方特有的民族国家模式有关，在他们秉承的现有民族国家理论的指导下，难以打开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市场，而更多地体现为民族国家间的对立。中国秉承的和平共荣的民族国家模式，加上与之相适应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民族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其践行的分工与国际贸易实践，一定会取得比西方国家更大的成效。

3.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创新理论，在阐述创新理论前，他认为，经济中当然有像血液循环那样的变化，但也有另外一些变化，它们一看就不是连续的，而且突破既有框架，也就是传统路径本身。虽说这些变化依然属于经济范畴的事情，经济理论也有义务将它们解释清楚，但针对循环之流所做的分析，一条也解释不了这些变化的原委。我们既不关心其中那些变化，也不关心这些变化的诸般条件。我们唯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也是经济理论一直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它们会带来怎样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的解释，其实就是基于生产要素新组合的创新。新组合包括以下五种情况：第一，采用消费者还不熟悉的新产品。第二，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所在行业尚没有积累到足够的经验，来证明这种生产方式行得通；这种生产方式不一定非要有新的科学发明为后盾；以一种新的商业手法来操盘某种产品，也算是这种情况。第三，开拓新市场，这个国家的特定产业以前从未进入过这个市场，至于这个市场是否存在，倒没有什么关系。第四，开拓新原材料或半成品供应基地，同样，这个供应基地是已经存在，还是首次开发出来，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五，在任何产业中采用新的组织，比如说创造出垄断，或者打破垄断。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说，来自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的人，会因习惯、风俗或者除经济以外的其他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出不可弥合的差异。这似乎都在证明一种论断，那就是：价值是稀缺的象征，利润是失衡的象征20。这正如译者在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文版序言里所说，利息是企业家创新引发的扰动向循环之流渗透的结果，而经济周期则是经济体系对这种扰动的适应和吸收21。因为有了创新理论支撑，世界不同地方的消费者可以共同喜欢一种新产品；分别处于不同国家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以往理论的桎梏，而结合成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开拓目标市场，实现规模范围效益最大化；可以寻找到最理想的原材料与半成品供应基地，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带一路”倡议所要追求的目标，可以说，创新理论对该倡议具有全方位的指导意义。然而，用一种理论指导现实，除两者之间在逻辑层面的高度匹配外，还要看现实环境条件是否能够发挥积极的支撑作用。现实状况是，在现有以文化分野为特征的西方民族国家模式主导下，创新理论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只有和谐包容的中国民族国家模式发扬全球后，创新理论才会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4.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宝库中，经济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很多理论可以用来指导“一带一路”倡议。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曾指出，在古代，每个民族都是由物质联系和物质利益团结在一起22。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3。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时刻都在重复的机械操作，这种操作利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2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靠物质纽带连接在一起的，它们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受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内部不同主体和区域间交往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受民族国家间分工水平的影响，而分工可以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这些理论的目标指向，恰恰与“一带一路”倡议追求分工规模与范围效益最大化的目标一致，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无疑应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理论。

三、从民族经济学角度谈“一带一路”的理论支撑
民族经济学是产生于中国的经济学说，它基于中国的经济实践与民族过程的特点，阐述了民族过程的经济学意义，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民族经济学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中央民族学院施正一教授1979年参加全国经济学科规划会议所作的“建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报告为起点，以会议确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为经济学第27个分支学科为起始，中国民族经济学科得以建立。1980年，施正一教授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创建民族经济学新学科的几点意见》，使民族经济学开始步入了学科建设理论化的轨道。而后，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也发表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意见》《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等开创性的学科理论建设文章，标志着民族经济学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与关注。此后，民族经济学进入了大发展的时代，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关于民族经济学的定义就有数十种之多，于光远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研究是从地区角度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可归属于地区经济范畴；应注意这些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实际，民族地区经济应包括多民族的经济生活在内25。施正一认为，民族经济学是介乎民族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一门中介学科，或者说是研究民族与经济两者相结合区间的一门边缘学科，还可以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不同形态条件下的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两者交叉互动过程特点与规律的一门交叉学科，或者说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学科26。东人达、腾新才认为，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27。李忠斌认为，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与单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28。邓艾、李辉则认为，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问题的经济学29。
在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学科范围的认识方面，意见也是林林总总。施正一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既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学科，也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科，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围绕民族因素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研究各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经济变化与经济关系30。李忠斌认为，民族经济学要重点研究民族经济生活、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比较研究、民族经济政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规律31。王文长认为，狭义层面的民族经济研究，就是研究由民族内生的属性所定义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殊性，民族的行为、习惯、规则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作用，以及所呈现的规律、结构变迁的条件和状态等；广义层面的民族经济研究是狭义层面的进一步扩展，即涵盖民族国家概念的经济和民族区域概念的经济32。叶坦认为，以民族而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是深化中国经济研究的一条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仅注意区域失衡而忽视民族差异，其代价将越来越显见33。
这样一种没有统一范式认同的民族经济学，受到了学术界的诟病。学术界把民族经济学当作另类的看法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他们认为民族经济学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其他经济学科存在大面积交叉，其实只是民族地区经济学。若按这种体系，把民族进行了彻底的抽象，其学术研究的指针就成问题了，很可能落到国民经济范畴中去34。然而，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增强。全球化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影响本国全球化的另一个要因是秉持怎样的发展观，这关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国家发展的趋向。在民族问题上，经济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35。
然而，面对“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民族经济学却没有与时俱进地承担起提供理论支撑的作用，偏离了先前的理论预期。从已发表的学术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一领域的应用性研究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几乎不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不能看作是民族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民族经济学要想进一步发展，就不能只是对某些个别理论和方法进行修补、完善，而是要对民族经济学现有的总体研究思路进行反思和调整36。按照托马斯·库恩的理论，从科学哲学层面来讲，一个成熟的学科需要一种统一的范式。范式是指一个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共同采用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或理论模型、分析框架；科学研究范式为同一学术流派的成员在常规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实用工具和范例37。
既然民族经济学对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价值，同时它又是一个范式不够规范的有待完善的科学，那么就有必要去完善它、规范它，使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民族经济学就是对民族过程的政治文化效果进行经济学分析，按照经济学而非民族学的范式进行规范研究的一门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为民族过程，包括民族分离、民族融合、民族相容和民族认同等，并探寻这一过程的经济学价值。它的研究范围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民族，而非仅仅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其中特别关注民族过程所特有的非经济因素对自由市场规模与范围的影响，以及国际贸易如何在民族过程中在优化生产要素流动的基础上改善自身绩效。研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区别于以往所有学科的全新经济学科，从经济学视角观察民族过程，为该过程提供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反过来也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入民族因素，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新的理论支撑维度。

2.民族经济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价值
金碚认为，今天，很难再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可以承接现成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观念那样，也承接并要求所有相关国家接受现成的世界通行观念，来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但是，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如果没有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基础，不能实现各国间的观念互通，各国处于不放心状态，实践中的互联互通将会障碍重重38。民族经济学却具有这一理论优势，因为它就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民族过程政治文化效果的学说，那么它就可以研究以前无人涉足的学术领域，那就是如何运用民族要素来推进自由市场规模与范围的扩大，从而弥补现实世界中非经济因素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制约，进而实现历史上未曾达到过的市场规模与范围的最大化新水平。而如今的现实世界是按文明与民族划分的，它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阻碍还相当大，而且在既有民族国家格局下无法优化完善。正如国外学者所说，文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同整体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它们的各个部分。如果文明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多于它们同该文明之外的国家的关系39。这清晰地告诉我们，民族过程虽然是政治和文化过程，但其中却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意蕴，影响着各民族及民族间的经济活动，甚至民族内部成员也按照民族文化的同源或异质性来选择自身的经济行为。民族经济学就是要深挖民族文化带来的不同民族个体头脑中的差异，研究基于民族差别而产生的行为差别的经济异质化倾向，以及对现有经济模式带来的利害关系，看其是支持还是掣肘经济全球化进程，也观察其对“一带一路”倡议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

3.民族经济学较之古典经济学对“一带一路”的特殊意义
在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中，世界是统一的、市场是一体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其中可以自由流动。然而，从古至今现实世界都并非如此自由，它一直受反向因素的影响，世界远不是统一的世界，市场也不是自由的市场。例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对于国家的富强有时有利，有时有害，是会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40。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政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个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利益。对我们而言，民族国家并不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这个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41。所以说，在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个预设前提，从一开始就打了折扣，致使以此为基础的分工理论也从开始就是一种假想，从来就没有达到过这个理想境地。
民族经济学则不同，它是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其目的就是要突破上述理论的局限性，为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全球化理论提供理论支撑。民族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在既有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分析其民族分离、民族融合、民族共容和民族认同所产生的经济效果。这其中既包括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作为一个实体单元民族时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也包括民族国家与外部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民族融合，还包括民族国家外部不同民族的互融共存和进一步的彼此认同，其实质就是越过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设置的藩篱，认为民族国家间的国界并不是民族过程的红线，是可以自由逾越的，而后各个民族都会收到以前未曾得到过的、由人类分工规模范围扩大带来的经济福利。这种理论阐述已经被中国的民族实践所证明，比如，中国长城建设的初衷，就是汉族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侵扰，后来长城南北的民族共同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长城的作用也发生了改变，转向了旅游观光价值。由此看来，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较之西方古典经济学更具现实意义，它的研究范围较后者有所扩大，它的理论成果也弥补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天生的缺陷，可以让人类的分工理论更完美，可以使分工实现最大的规模范围效益。这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呼应，其对中国版的全球化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四、基于民族经济学视角：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全球化模式比较
西方提出的全球化已经推出了第三个版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才刚刚提出，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分工的规模与范围效益最大化。两种理论孰优孰劣，需要进行深入比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才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进步。

1.国内民族过程及其规模与范围效益
中国的民族过程是跌宕起伏的，中华民族多是融合，时有分离，总的趋势是，凝聚力大于离心力，这一过程对于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数千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为了达到经济生活上的相互需要而彼此交往，相互补充，绵延不断，最终把中国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需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中华大地各民族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灿烂文明42。这种由民族融合带来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所体现。汉代匈奴人的生活是，皮裘蒙毛曾不足盖形，复不去夏冬不离窟，直至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43。由于经济的依赖，多数匈奴人向往汉朝，故有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与长城下44的局面。因为民族融合，汉朝的经济已经开始领先于世界，并为中国以后1600多年经济科技独领世界风骚，奠定了坚实基础。《资治通鉴》也有记载，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请求互市获准，自始国家（唐朝）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棉帛，彼此丰给45。所以才有，过去衣食不足，如今年谷屡登，众种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菽粟有余46。众所周知，元朝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多民族融合统一的一个疆域辽阔的王朝，民族间交往的藩篱一律拆除。正如元人所说，今四海为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47。无地域藩篱之间也48。清朝的民族融合更是达到了极致，康熙年间，喀喇沁三旗，呈请内地民人前往耕种49。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巡视喀喇沁时，见各处皆山东人，或行或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50。正像《热河志·物产》所记载，昔日龙沙雁碛之区，今则筑场纳稼，烟火相望51。中国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的情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与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替代52。各地区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分工关系，生产要素的流动已经冲破了既有的民族界限，并不断实现中国特有的经济活动的规模与范围效益。
西方国家的民族过程与中国相反，它们更多地体现为民族的分离与强权，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20世纪初，列宁就总结过，近代欧洲民族运动的根本要求，就是将使用同一语言的人联合成拥有同一地域的国家。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的隔阂53，民族语言的统一至关重要。语言的统一和无障碍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商业周转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者和买者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54。然而，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并未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计好的路径发展，其中更多地体现为民族间的不融合、对立甚至是互相排斥，引发了大量的民族矛盾，使得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受到阻碍，其分工配置生产要素的规模与范围效益远低于中国模式。在当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是如此，在那里有1/3的黑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及贫困线以下，另有1/3的黑人家庭也好不了多少。美国目前仅有84%的青年有中学文凭，但有40%的黑人儿童连小学都没有读完，黑人的文盲率达30%。由于黑人家庭经济困难，使黑人在中小学所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于白人，高中升入大学的黑人学生在20世纪70—80年代不超过38%，即不到白人学生的一半55。据官方材料，在美国发生的上述恶性案件中，21%是18—29岁的黑人男子干的；20—29岁的黑人男子中，几乎1/4已经进了监狱56。加拿大政府的有关调研报告指出，印第安人的离婚率、少年犯罪率、凶杀率、坐牢人数等都比全国平均数高2—4倍。某大城市一个监狱的犯人中有75%是印第安人57。从有色人种在主流社会中所处的悲惨地位可以看出，他们是极其不适应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特征的民族熔炉文化熔炼，在文化上体现为不适应，在经济上表现为被抛弃，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被甩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等待着上帝的死亡裁决。为了自身的生存，他们也会奋起反抗，希望破坏掉这个抛弃自己民族的现实世界，这也许就是西方国家中种族暴乱频繁发生的深层原因。
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民族过程来看，中国的民族文化最具包容性，其民族过程是和平而非暴力的，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各个民族群体加入其中，形成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可以实现目前世界范围内最有效率的生产要素规模与范围效益。西方国家的民族过程则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与文化侵略特征，它在强权下威逼弱小民族就范，在文化上不具有包容性特征，不同民族群体难以真正在文化方面实现融合，民族内部出现种种问题，这在客观上影响生产要素配置的规模与范围效益的体现，与中国模式相比，它的分工效应是落后的。

2.国家间民族关系及其规模与范围效益
中西方不但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方面秉持不同的理念，在面对国际上民族关系时也具有迥异的指导思想，进而对由此衍生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差异化影响，使得在不同理念指导下的民族国家过程对分工的规模范围效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使中国的民族与经济区域分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曾开凿过中国京杭大运河那样的运河，也不曾像中国那样在古代发展农牧及农业各个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换。这种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内在联系，应是中国众多民族越来越巩固地发展为统一国家的重要根源之一58。中国划分的南北三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所包含的民族关系，如今看来是国内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却时而是国内问题，时而是国际问题，但不管是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却一如既往地按照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原则进行处理，最后是多民族融合成为了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实现了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同时，统一的中华民族缔造了规模范围不断扩大的民族国家，又使得民族的统一市场不断拓展，分工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其效果自然要优于受民族分野困扰的西方民族国家。上述论断是有事实依据的，正如陈连开教授所说，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与中西交通的历史相联系，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唐以前主要是陆上交通，因此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称呼都与北方和西北路上交通相关。在梵文中有Cina一词，古佛经有之那、至那、脂那等汉译。现在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对中国的称呼，多自梵文Cina衍生出来，一般认为此称起源于Cin，即秦，不只是指秦王朝，还指称霸西戎以及雄视山东六国的诸侯国秦。唐代文明昌盛，超迈前古，对周围各国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而此时南方海上交通已取代陆上交通而居于优势地位，因此国外又称中国为唐，称中国人为唐人59。无论陆路也好、海路也罢，外国对中国的称谓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说明中华民族自2000多年前就与欧亚大陆各民族产生了密切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了政治文化关系，许多当时的国外民族，如今已经加入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同时，中华民族所秉持的特有的民族交往理念，也被历史证明其具有积极的经济价值。从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在获得China国名之后不久的公元1年，人口就达到了6000万，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26.55%，这在农业主导的社会中，幅员辽阔、人口超过世界1/4的中国，经济地位是何等显赫，恐怕是今天的美国都无法企及的。在得到唐称谓以后的宋朝，公元960年，中国的人均GDP就达到了450美元，高于欧洲平均422美元的水平60。这从两个侧面说明，秉持开放思想的中华民族敞开胸怀与国外民族进行经济交往，使欧亚大陆的多数国家很早就了解了中国，并开始互通贸易；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版的早期全球化，说明中国的国际民族观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进步。
基于欧洲国家民族矛盾的现实，恩格斯认为，国家间的疆界如果希望能长期保持，就应当从下列原则出发，这就是应当愈来愈多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具有由语言和共同情感来确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同时在某些地方还保留着的、但没能力再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的那些参与的民族，仍然留在比较大的民族里面，或者融化到他们中间，或者作为人种学的纪念品61。然而当时的现实是，在欧洲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欧洲最近一千年来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62。这就是说，西方民族并没有出现有规律的融合迹象，民族过程表现为杂乱无章，民族分离事件比比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产要素配置规模与范围的扩大，影响了分工绩效的提高。出现这种不利局面有着深层次原因，西方学者认为，人类只存在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所有其他文明之河都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63。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就对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提出了担忧。他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由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利64。担忧归担忧，西方社会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还都认为人类文明就是西方文明，人类的现代化就是非西方传统国家的西方化。体现在民族过程方面，就是西方民族拒绝任何改变，他们理解的民族融合，就是非西方民族熔化为西方民族，美国建国以来一直奉行的民族熔炉政策就是上述思想的集中反映。因此才有西方多民族国家民族纠纷的频繁发生，民族分离思想在少数族裔思想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以西方思想指导的民族过程，使得他们难以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巨大民族，而更多表现为民族排斥与分野，这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民族市场的相对狭小，难以发挥生产要素配置的规模与范围效益，分工的绩效也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五、结语
工业化时代的全球化本来就是支撑理论存在瑕疵的全球化，它的理论假设要求生产要素可以全球自由流动，市场是原子型的结构，市场主体之间能够实现无障碍的自由竞争，从而不断地从均衡走向非均衡，使经济活动不间断地从市场的非均衡中获得利润源泉。然而，从这一全球化过程产生之初，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生产要素就不是自由流动的，它受到地缘政治的严重制约，具体表现形式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分野，它让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承载着文化内容的自然人的自由流动从始至终都受到严格限制。可以说，工业化时代的全球化建立在不合理的假说之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完全实现。这种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全球化，到了世界经济全面发展的多元化时代就更显得无所适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崛起，使得原来被认为是市场力量的霸权势力迅速衰落，世界也进入了一个纷争不断的无序时代，资源配置效率大打折扣。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邀请世界各国尝试一下中国几千年来屡试不爽的全球化模式，就是建立在民族互信共容基础上的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这得到大多数国家的热烈响应。中国的全球化就是深挖人类全球化的内涵，发现全球化的核心要义即为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自由流动，实现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规模范围效益，进而才能在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现实世界还不是一个无差异的人类共同体，人们还按民族分为你我他，甚至在世界观方面还存在巨大差异，甚至为此发生战争。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版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就要认真研究人类的民族过程，从中找出民族过程中各种模式的经济学意义，用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实践，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寻找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民族经济学对于全球化中国版“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意义和时代 价值。
 
注释
①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50页。②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7、11页。③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中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15、45、81、90页。④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69、87页。⑤⑥38金碚：《经济全球化的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⑦Maldwyn  Jones，American  Immigr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p.79。⑧《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0、351页。⑨⑩邓蜀生：《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1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1、3页。12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中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207、271页。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8页。1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54页。1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4、15页。16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5页。17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87、91页。19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中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30、45、59、140、207页。20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27、52、56页。21郭武军、吕阳：“译者序”载《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1页。22《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2页。23《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页。24《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6页。25于光远：《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意见》《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载《民族经济学研究》第1、2、3、4集，宁夏出版社，1983、1984、1987年。26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修订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27东人达、腾新才：《论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归属》，《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283134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2936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30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44页。32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3335叶坦：《全球化、民族性与新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历思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37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第10页。39Fernand Braude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New York: Allen Lane—Penguin Press，1994，p.35。40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页。41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93页。42卢勋：《各民族的经济交流，相互促进，彼此依存》，载《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页。43《盐铁论》。44《汉书·匈奴转》。45《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46《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47《麟原文集》前集卷六《义冢记》。48《道园学古录》卷八《可庭记》。49《清圣祖实录》卷二四○。50《清圣祖实录》卷二三0。51《热河志》卷九二。5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页。53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54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55戴增义：《黑人状况与种族歧视面面观》，《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8期。56朱世达主编：《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38页。57陈永龄：《记加拿大“第一民族”——印第安人》，《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58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1、87、88页。59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93、94页。60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21页。61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98页。62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页。6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7、41页。6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页。


Chinese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upport Theory Research——and the Time Value of National Economics
Li Xihui
Abstract: The glob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ized era is based on free trade，and bringing the biggest wellbeing for human，but compare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takes the maximum size rang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labour division，there is a large gap. National process has been an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s of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national separation and cracking makes the word or regional economic downturn，integration and compatibility makes the economy thriving， national problems has great important effects on globalization. National economics i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nation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ffects，it has a positiv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ational Economics; Theoretical Study
（责任编辑：齐 双）（责任校对：张 子）                  责任编辑   q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