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学科的使命与展望时间： 2018-03-18信息来源：程 艳 胡 宵 路 袁 益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 要：为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学科建设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学科适应我国时代发展要求和服务国家区域战略和地方发展需要，首届全国区域经济学科发展学术研讨会2017年4月在浙江杭州顺利召开。研讨会从“区域经济学科溯源与探索”“区域经济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与经验分析”三个方面对我国区域经济学科的历史沿革、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会议强调，发展区域经济学科，必须创新区域经济学科体系，扎实区域经济理论基础，以理论指导现实研究。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科；区位分析；价值目标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6-0140-07 收稿日期：2017-06-11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流通成本变动与制造业空间集聚：基于地方保护政策的视角”（2013QN018）。
作者简介：程艳，女，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和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杭州 310018）
胡宵路，男，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杭州 310018）。
袁益，男，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杭州 310018）。
 

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史，是主流经济理论在空间问题研究中的发展史。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短暂的60多年间，区域经济学已发展成为具有巨大研究潜力的成熟的经济学学科之一。为了提升中国区域经济学科建设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学科适应我国时代发展要求和服务国家区域战略和地方发展需要，2017年4月22日，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承办，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协办的首届区域经济学科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赵英军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研究员致开幕词。研讨会开幕式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赵连阁教授主持。

围绕“中国区域经济学科的发展、使命与展望”的会议主旨，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孙久文教授主持了主题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北京大学秘书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杨开忠，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郝寿义，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张可云，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赵连阁分别作了专题发言。与会者就区域经济学科体系建设、区域经济学培养模式创新、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科技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特色小镇理论与政策、商贸流通与城镇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研讨成果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对于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学科建设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学科适应我国时代发展要求和服务国家区域战略和地方发展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一、区域经济学的学科溯源与探索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尚且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Von Thunen（1826）、Alfred Weber（1909）、W·Christaller（1933）、A·losch（1940）等学者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学始终保持着与经济学理论的同步发展。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是微观计量方法在解决微观机制检验方面显示的巨大优势，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逐渐被应用于区域经济学的经济模型。里昂惕夫（1970）和艾萨德（1969）建立了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随后，研究定量数据的线性模型、非线性模型、非参数检验，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自然实验方法，为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奠定了现实的操作和验证基础。值得指出的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区域发展的效率和公平是绕不开的话题。这就促使了区域经济学借鉴和吸收了发展经济学的城乡差距、二元结构理论，以研究中国的区域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碚研究员在“区域经济学中的市场、社会、政府关系”的演讲中指出，区域经济学是在传统经济学的劳动和土地要素中引入了区位因素，研究要素的区位分布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而后的区域经济学发展逐渐关注异质性问题。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假设空间是均匀的，而现实的空间具有异质性，这就使得区域经济与经济地理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而在区域内的企业异质性方面，现有研究还只是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缺少其他的企业异质性衡量指标。同时，区域经济学挑战了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说，认为区域经济学中存在本地居民和外地居民，本地居民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并不等价于外地居民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经济发展和区域价值的关系方面，金碚研究员认为经济发展是为了区域价值的实现。经济发展是手段，而非区域价值的目标。一个区域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区域内居民生活的幸福，而为此必须先实现工具目标——发展经济。价值目标和工具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是统一的，政府为了实现价值目标，必须实现工具目标。然而，区域发展中出现了价值目标和工具目标的矛盾和背离，政府在推动工具目标实现时忽视了价值目标，最典型的例子是“亲民”与“亲商”。地方政府为经济发展而大量招商引资，但“亲商”并不等于“亲民”。招商引资带来的区域环境恶化等问题损害了本地居民的利益，无助于区域价值目标的实现。在引入社区概念后，区域经济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以化工厂为例，当区域内为经济发展而引入一家化工厂时，区域内的居民都会表现出支持态度。但当考虑到化工厂选址时，社区居民又不想在自己社区附近修建化工厂。为此，政府必须协同区域的发展，统一区域价值目标和工具目标。

在区域经济政策方面，金碚研究员强调，区域间竞争格局对区域发展有深刻影响，要协同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内部与区域间的发展，避免区域竞争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行政区划和行政体制对区域和城市发展有重要影响。以雄安新区为例，北京的拥堵问题在于其高行政等级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政策优势，雄安新区的建设能否缓解北京拥堵问题值得探讨。

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在“规划建设国家反磁力增长极”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过去西方学者提出了“地理死亡论”，认为随着地区交流增多和竞争加剧，“地理”将会“死亡”，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效反驳了西方学者提出的“地理死亡论”。如何把地理因素纳入区域经济学，使得区域经济研究更好地反映地理，是当前区域经济学学科发展需要关心的问题。杨开忠教授进一步指出，地理因素需同历史因素结合起来考察中国的区域问题，这种区域经济学的理念贯穿了中国近现代的区域发展史。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毛泽东关于革命根据地的选址问题无不体现着区域经济学的重要性，尤其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有“三大关系”是和区域经济学有关的。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宏图中的区域经济治理路径，不难发现：1978—1988年，区域经济治理更加注重“点域”，例如为实现经济起飞而设立的经济特区；1989—1992年，区域经济治理的重大事件是确立了沿海开发战略，完善“点”并朝“线”转变；1993—1999年，确定了沿海、沿长江的改革和开放战略，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完善“点”和“线”的目标；2000—2010年，确立了由“点”和“线”转向“面”的区域发展思路，开始借助东部地区的崛起来带动中国内陆地区的发展，例如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完善四大块战略。

杨开忠教授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的伟大复兴时期，区域经济管理更要注重和完善“面”的治理。党中央在2014年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把深圳建设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心城市；2015年提出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实验区，形成8个具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城市或城市群，构建起国家中心城市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重视“点线面体人质力制”，协调国际与国内和东中西部的发展步伐，以一体化为导向，以区域功能的协调和升级为重点，以提升区域品质为关键，以创新驱动为动力的区域发展新阶段，特别是推进“4+3”战略（“东中西和东北”+“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同东中西，平衡南北方，振兴东三省。

南开大学郝寿义教授围绕“国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研究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主题，重点探讨了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区域和城市研究主要从区位分析和集聚经济入手，考察空间经济活动集聚的本质。区位分析方面，基于Von Thunen（1826）、Alfred Weber（1909）和Christaller（1933）等学者的成果，发展出了现代区位理论。该时期的区位理论更多的是通过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论相结合，来分析厂商和家庭的区位选择。集聚经济方面，对城市集聚经济的微观特质进行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集聚经济的本质，因为城市总体的宏观关系体现了大量的微观异质性，这也正是新经济地理学企图以一个模型囊括所有微观现实情况的缺陷所在。进一步的，城市经济学在理论与应用方面的空间分析，一方面继承了Thunen等人的古典区位论思想来分析城市企业的区位选择，另一方面，Mills等人在标准区位模型基础上，引入了通勤成本发展了该模型，从而得出了区位均衡的条件，为城市空间均衡分析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张可云教授在“学科关系与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方向”的报告中，对区域科学进行了概念的界定，认为区域科学是广义上的空间经济学，包括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经济学家认为区域科学不够经济学化，地理学家认为区域科学过于经济学化，因而在美国，区域科学被认为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学科。“不够经济学化”表现为区域科学采用数理经济学科的方法而发展缓慢从而滞后于经济理论的进展；“过于经济学化”表现为区域科学没有认识到数理抽象与实证是不可信的研究方法，因而区域科学发展又落后于地理学。区域科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共同缺陷在于，研究的是理论上和概念上的区域，不是现实的区域问题。①现实的区域问题包括区内发展问题和区际协调问题。

理解现实的区域问题，需要总结地理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张可云教授认为，地理经济学是在理性主义视角下运用演绎方法，寻求统一的一般解释；经济地理学则是在经验主义视角下运用归纳方法，寻求特定的具体解释。区位经济学（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学的区别在于，两者的产生背景、经济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不同。区位经济学产生于产业革命时期，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重视个体优化；区域经济学产生于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以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重视总体优化。

张可云教授认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四块。一是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例如基本概念、学科产生的背景；二是区域经济运行与调控，包括区域经济运行、区域经济规划和区域经济政策；三是经济发展，包括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等；四是区域关系协同问题，包括区域分工与合作、区域间要素流动等。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区域病和区域冲突。中国背景下的区域病问题尤为复杂，在西部地区有“落后病”，在东北地区有“萧条病”，东部地区有“膨胀病”，中部地区则是多种“病”交织。而区域冲突主要表现为原料大战、价格大战和市场封锁等方面。正是区域病和区域冲突的存在，区域经济研究才有了更多的应用价值。区域经济学能够将时空结合，为现实问题提供诊断方案，但必须明确区域管理的问题框架和标准框架。

二、区域经济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
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最初以一般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之后的重点主要放在地理空间的内在本质以及复杂空间经济系统的时空演化方面。目前，区域经济学已成了与城市经济问题、交通运输问题和自然资源问题有很多联系、具有众多研究领域的学科。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形势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既对区域经济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引起了学者们对于区域经济学科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

南开大学郝寿义教授指出，国外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对我们有四点启示。一是国外对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把区域和城市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边界逐渐融合，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也有重叠之趋势。二是注重空间研究的多维度、多重要素分析。空间问题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一方面考虑到空间尺度和空间分割问题，研究空间就需要思考不同区域主体内部和主体之间溢出的内容；另一方面由于任何尺度的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就需要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这体现了空间研究因素层面的开放性。三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微观机制的探索。研究的趋势是，通过使用与主流经济学、地理学、数量经济学等相关的微观经济分析理论，论证空间要素配置主体的经济行为，解释现实的空间不均衡现象。四是要对区域和城市经济的理论模型与研究方法进行有效创新，尤其是对于评价性研究，应给予充分的重视。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等问题比较突出，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扩大趋势。同时，城市区域内部的问题正在逐步凸显，如何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解释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并对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政策作出评价，应该受到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研究者们的重视。

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科发展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从基础理论和实践热点两个层面创新完善研究内容体系。坚持创新发展理念，要加强容纳空间维度的区域创新理论、创新型区域和区域创新绩效空间外溢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同时关注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坚持协调发展理念，要加强经济轴或经济带、区际利益平衡、城市群或城市圈和“新四化”同步发展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同时关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等实践热点问题；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要加强主体功能区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和区域绿色发展路径与绩效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同时关注“大城市病”、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和空间治理体系构建等实践热点问题；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一方面要从学科开放融合的角度推进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关注内陆开放高地、“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等热点问题；坚持共享发展理念，要加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重点关注区域精准脱贫这一实践热点问题。

广西师范大学刘俊杰教授认为，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及产业空间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区域发展时间的不断创新对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与培养模式变革提出更高要求。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内容创新、教材建设与培养模式改革思路有四个方向：一是借鉴新的区位选择理论、区域增长理论、分工演进理论、城乡转型理论、空间不完全竞争理论等，推进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二是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导向，在区域资源竞争与资源配置导致人地关系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对传统人地关系思想中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进行反思，坚持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原则编选优质教材；三是采用新的研究技术手段，促进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的教学资源建设。基于空间信息平台支撑的空间模拟分析、空间数据挖掘、区域产业集聚的环境响应模拟等实践性研究教学环节需要得到重视；四是革新课程教学内容及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将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和对外交流三位一体的培养方式制度化、规范化，促进区域经济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与时俱进、健康发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胡星教授尝试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中。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基本假设、基本理论特征，如系统协同效应假设、动态演化观、质量型经济政策观等对于区域经济现象与问题的分析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不仅对新型城镇化问题的研究，还有城乡统筹、区域协同发展、区域创新体系、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产业集聚与扩散机制、资源环境以及区域政策的制定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很强的适用性。演化理论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学重要的理论组成和支撑，这不仅会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可以为许多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

浙江师范大学谢守红教授则从高校开设《城市经济学》研究性课程的实践视角出发，从教学内容设计和教学实施过程两个方面对研究性课程教学进行了探索。遵循“选择研究课题—组建研究性学习小组—教师指导—专题讲座，研讨交流—多元化评估学习效果”的路径，研究性学习对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创新，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运用相关专业知识解决城市问题的思维和能力。通过《城市经济学》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实践，探索其在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课程评价体系等的特点和规律，建立教学、研究、创新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进一步发挥科研对教学的反哺与促进作用。

西南财经政法大学孙楚仁教授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水平数据、“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考察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发现地区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程度越大，制造业越倾向于集聚；运输成本和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程度对制造业集聚存在交互影响。研究揭示，中国各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的不同，除了与基础设施或者制度有关之外，也与企业异质性水平有关。政府如何设计政策来“促进”（或“降低”）工业集聚，不仅需要考察外部的因素，也还要考察经济个体之间的“天然”差异。

浙江工商大学赵连阁教授提出了基于环境卫生设施中介效应的我国农村居民健康影响机理，并用Grossman模型来验证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环境卫生设施中介变量，对农村居民健康的中介效应影响。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至2014年的三次调查数据，使用依次检验和Sobel检验方法，对该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发现：我国农村居民中，存在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显著中介效应，当收入或受教育程度增加时，农村居民倾向于改善环境卫生设施来提高健康水平；在女性或较高收入群体中，家庭经营范围的扩大，有利于他们购买环境卫生设施促进健康。对于低收入农村居民，国家扶贫扩大其收入的同时，兼有提升其人力资本、避免返贫的效应；对于女性或较高收入农村居民，国家扶持农民创业，鼓励农业多元化、产业化经营的政策应向这类群体倾斜。

浙江理工大学李太龙教授将能源、资本和劳动三种要素纳入我国制造业的成本，构建了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并将技术进步嵌入到其中。研究结果表明，在2001—2013年期间，我国两要素间关系在轻、重工业部门及整个制造业中均表现为替代关系，要素间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可根据国家及产业政策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源于不同渠道的技术进步在不同制造业部门间的要素偏向性存在较大差异；源于不同渠道的技术进步偏向在不同制造业部门中对能源影响的总体效应较为一致，除内源性技术进步在轻工部 门间表现为使用能源外，均表现为节约能源；源于不同渠道的技术进步在不同部门间对能源强度影响有所不同，这与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是一 致的。

西安理工大学薛伟贤教授以辐射模型为基础构建信息网络模型，以人口迁徙网络关系矩阵为基础构建城市网络模型，运用QAP分析法，解析城市网络与信息网络的同质性及异质性、信息网络对城市网络进程的影响力、探索信息化背景下城市网络演进的阶段性及不同演进阶段中的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互联网和信息的无边界性使得城市间的相互联系不再被有形的组织结构所束缚，呈现出一种高度发达的网络化关联结构，出现了城市间的复杂网络范式；信息化背景下我国城市网络结构的发展已经历了“具有明显异质性的各自发展阶段”及“一致性初现的初步协调阶段”，正逐步向“具备明显一致性的协同增强阶段”演化，信息网络与城市关联网络的协同作用初现端倪。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与经验分析
现代区域经济建模方法受计量革命的影响深远。早期的实证方法主要是寻求空间经济体系的系统和定量描述特征，中期发展为考虑有限资源假定的区域环境和能源模型。近年来，基于时空反馈和紧邻效应的多区域空间经济模型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区域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内，以冲突模型为代表的模型，是在一整套福利指标集合下建立起来的，这种模型同时实现各种目标的最优化。

南开大学郝寿义教授认为，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主要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区域和城市经济所研究的空间由均质化向非均质化转变，空间经济主体由宏观同质性向微观异质性转变。二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越来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两者的经济研究对象重叠趋势明显。三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具有实证导向，评价性研究越来越重要。如何构建符合经济理论的实证模式，并识别其中的因果关系，对区域和城市经济研究现象作出评估，成为当前实证研究的主要方向。在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方法论上，其与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联系日益紧密。除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外，政策评估、准实验、因果推断等越来越受到国外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研究者的青睐。

这种方法论上的实证导向，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分析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山东财经大学张志元教授实证测度了政府干预视角下的省际边界区金融发展。边界地区的研究最早始于对美国和加拿大边境贸易的探讨（McCallum，1995），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到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边界效应（Morshed，2003；Poncet，2003）。张志元教授采用位于省际边界的917个县（市）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利用三种不同形式的邻接矩阵，实证检验了省际边界县域金融发展和政府干预的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显示：省际边界县域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的时间与空间上的关联效应，本县域金融发展水平受本县域前期金融发展水平及相邻县域当前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政府干预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县域内表现为正向溢出，而在县域间则变现为负向溢出，从时间维度来看，政府干预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的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通过比较不同的临接关系发现，同一省内临接的两县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比位于不同省份的两临接县域在长期内更容易缩小。
省内城市协调发展问题持续受到学者的关注。广西师范大学蒋团标教授研究了珠江—西江经济带上各城市间产业分工及空间经济联系。实证检验发现：珠江—西江经济带上的大部分城市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广州、南宁、柳州三大城市的相对专业化程度仍较低，直到2013年才发生较大变化），各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产业结构具有较大趋同性。广州、南宁与省内其他绝大部分城市之间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呈动态上升趋势，城市间产业内部结构的差异性有所扩大。各城市产业发展未呈现较大差异，地域分工优势尚不明显。各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到了2014年其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已有较大增强，距离因素是影响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付晓东教授对主导产业选择的根植性指标进行了研究，设计了根植性基准的指标体系，包括自然禀赋基因指标、社会资本基础指标和市场需求偏好指标。以大连市工业主导产业选择为例的实证分析，揭示了根植性基准在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的纠错补漏的作用，即淘汰落后和衰退产业，发掘新兴和处于成长阶段的产业。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大连市主导产业体系需强化发展石油、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产品业，通用设备业，交通运输设备业；大力扶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的发展；同时，轻纺织业和低端制造业亟待转型或淘汰。

江西师范大学钟业喜教授针对目前江西省区域发展存在着京汕低谷、洼地景观和马太效应等现象，着重分析江西区域战略对接方向不够明确、在省际博弈中城市群板块缺失、昌九双核在空间上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赣中南区域发展长期落后等区域发展问题，提出了推进昌九一体化进程、打造南昌城市群、激活区域板块对接新优势、规划建设京汕沿线扶贫示范区、积极培育赣中南区域中心城市等区域发展对策。辽宁省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会胡伟揭示了区域空间演进规律，以及区域格局演变发展的特征，论证了信息社会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

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二级中心城市的发展机会需采用明确的空间政策，但必须谨慎地加以运用，以规避不确定性的环境如区位形态和未来成本（Hamer，1985；Townroe，1979）。在二级城市的外部交通显著改善之前，地理上的临近性（尤其是在大城市以内或周围）一直决定着主要生产厂商的选址。吉林大学刘国斌教授指出，特色小镇作为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缓冲地区，通过充分发挥其“亚核心”效应，能够集聚产业和资源，并逐步实现区位优势极化，从而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四、结语
学者们关于区域经济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存在着以下可观察到的倾向：一是理论体系构建的迫切性。学者们普遍认为，为深化区域经济学科建设，必须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我国区域经济领域的经验观察，在理论上总结和概括出一个适合于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实际的理论体系。孙久文教授指出，前中国的学者比较重视具体的实践，并用微观计量方法研究具体的区域发展问题，但区域经济学科的发展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以理论来解决问题。二是区域发展的效率和公平的协调性。效率目标在区域经济政策分析中起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永恒的主题。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专门研究实现多目标最优化的实证方法，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在稳步推进当中。三是制度性分析和非制度性分析的协同性。对我国区域经济运行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分析，当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经济运行领域的现象研究，未能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及传统文化、伦理、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进行分析。因此，现有的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探讨通常集中于纯经济分析层面，其深入而系统的展开需要学科建设的进一步支撑。
 
注释

• 可云教授指出，英国剑桥大学的Martin认为新经济学地理学有三大缺陷：短视的理论观点、沉湎于主流的数理经济学以及忽视地理学。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学科学院的Olson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Krugman及其同伴忽视了关键的外部性问题；二是地理经济学家狭义处理外部性导致不能很好地理解空间规模问题；三是Krugman过分依赖正式的数理模型，而其模型的根基D-S模型只是众多垄断竞争模型中的一个。冰山运输模型认为运费率和距离成正比，而实际情况是，两者呈边际递减关系。在D-S模型和冰山运输模型基础上形成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备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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