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时间： 2018-09-15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2018年第5期 作者：黄永明 潘安琪 责编：qgy 张子
摘 要：美国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低端制造业产业链，而是对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产业链进行优化和重构，构建制造业产业链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秩序。我们采用中国制造业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面板数据，结合基于贸易附加值的GVC地位指数，纳入中美贸易、R&D与美国再工业化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以混合追踪截面数据实证检验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实施前后中国制造业整体和不同要素密集水平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有积极影响；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产业链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负面影响较大，但却有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
关键词：美国再工业化；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GVC地位指数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8）04-0061-08 收稿日期：2018-03-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出口技术含量的演化机制与增长效应研究”（13BJL049）。
作者简介：黄永明，男，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武汉大学产业发展与区域竞争力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武汉 430072）。
潘安琪，女，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学硕士生（武汉 430072）。
一、引言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性。由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美国的制造业持续萎靡，出现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就业岗位大幅下滑等问题。为使经济重心重新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实现两者的平衡，美国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11月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再工业化战略，从重振高端制造业、促进出口、鼓励研发创新和扩大制造业就业四大推进方向着手，以期实现制造业回流和国内经济指标的改善。2016年11月，特朗普成功竞选为美国新一届总统。在特朗普的竞选演说中，他就曾多次表示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造成制造业岗位流失，致使经济增速放缓。为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并阻止制造业岗位流失，他强调美国再工业化政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掀起了逆全球化浪潮。特朗普再工业化战略的重点在于调整对制造企业的税收，提高美国的进口关税，并主张退出国际经济组织，重新进行国际经济谈判。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标志性特征，美国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低端制造业产业链，而是对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产业链进行优化和重构，从而构建制造业产业链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秩序。
在发达国家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贸易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双高的制造大国在转型制造强国的过程中，势必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那么，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否产生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中国应进行怎样的战略调整以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上述这些问题成为目前政府部门、学术研究和实业界关注的热点。
二、文献综述
再工业化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由美国的《商业周刊》首次提出的，主要针对美国东北部的重工业基地改造和重新振兴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甚至下降的趋势，这时学者开始研究如何使美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提出制造业是国家经济的根基，服务业应该辅助制造业发展，政府应该推出综合性制度创新，通过加大对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等来实现美国再工业化（Amitai，1980；Milton，1982；Lester，1989）。但是，美国去工业化趋势依旧明显，其中美国就业中的份额在过去50年里持续下降，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业岗位基本维持在1700万个；而2000—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570万人，并且美国制造业存在巨大的贸易赤字，2000年贸易赤字为3160亿美元，2005年达到5420亿美元（Martin & Barry，2014）。在全球经济整合的过程中，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凭借制造业技术的日益累积和低劳动力、低资本的成本优势，使美国先进制造业技术产品的贸易平衡持续恶化（Gregory，2014）。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从促进制造业投资和减免税收等方面推出紧急的干预措施（Marco et al.，2017）。
欧美国家再工业化导致国际分工地位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制造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Gereffi & Lee，2012），且在通过劳动和资源禀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通过价值链的技术溢出使得嵌入程度加深（Grossman & Helpman，1993）。但由于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缺乏量化手段，大多数量化指标基于研发溢出模型的传统贸易数据进行测算（Coe & Helpman，1995；王俊，2013；刘洪钟和齐震，2012）。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由于国际专业化生产使得产品的生产阶段被分散到多个国家或区域，一国进出口的最终产品包含大量中间产品的直接和间接增加值，传统贸易统计数据没能将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中间投入和物化在其他行业的间接进出口剔除（Koopman et al.，2010，2014；周升起等，201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11年提出了附加值贸易统计框架。国外在附加值贸易框架上发展较为成熟：Hummels（2001）最先提出垂直专业化的分析框架，区分前向和后向垂直专业化；Dean（2008）基于修正的垂直专业化计算公式，并采用三种不同测算方法对中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测算和对比分析；Daudin(2011)借助GTAP投入产出数据重新测算了垂直专业化率；Koopman（2010，2014）发现Hummels垂直专业化指标的两个前提假设不符合实际，并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基于贸易附加值的分解有三个方向：一是对附加值总贸易核算框架的分解和应用，并提出新的总贸易核算法则测度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王岚，2013；王直等，2015）；二是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单边和双边贸易差额进行调整，测算了中国工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张小蒂，2006；文东伟，2009；唐杰英，201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三是从企业角度考察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张杰，2013；高敏雪和葛金梅，2013）。此外，现有关于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定性的文字描述和用传统贸易数据测算国际竞争力指标，并且大多数为描述性统计分析，缺乏实证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宾建成，2011；黄先海和杨高举，2010）。赵彦云等（2012）实证对比的数据时间截至2007年，而美国在2008年以后才开始实施再工业化的法案措施。由于政策实施具有时效性和动态性，笔者选取2009年为时间节点，采用OECD于2016年12月发布的世界各国1995—2011年的贸易附加值数据，以中国2007年和2011年的截面数据建立两时期追踪面板模型。
现有研究缺乏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受美国再工业化影响的实证检验，并且已有关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研究文献注重整体状况分析而没有区分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产业特征。笔者的研究特色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Koopman等（2010，2014）修正了Hummels关于VS指标的假设，分解了一国总出口的贸易附加值，并构建了GVC参与指数及GVC地位指数，我们采用基于贸易附加值的GVC地位指数来衡量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避免了传统贸易数据指标和VS指标的重复计算，能更准确地衡量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第二，我们以2007年和2011年14个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两时期追踪横截面模型，并基于WIOD数据库及OECD对制造业的分类标准，将14类制造业大致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并在计量方程中加入中美贸易、技术研发与美国再工业化（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验证再工业化前后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和不同要素禀赋的产业链内部所造成的影响差异。
三、理论分析
各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不同禀赋密集水平的产业价值链，“类似”禀赋要素产业的“类似”生产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上聚集形成自身的产业集群（谭人友等，2016）。随着全球价值链的环节分工逐渐代替传统的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旨在对制造业的产业集群进行重新组织，从而实现美国制造业的结构性复苏。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判断涉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决定因素及美国再工业化的驱动因素。国际禀赋要素成本差异是美国发包决策与选择接包对象的决定因素（Harms et al.，2009），一国的研发技术水平则决定该国是否具备承接美国发包任务的能力。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2011，2012)在重新测算中美两国制造业劳动成本的基础上提出，相比于美国东北部的制造业劳动成本，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只有10%—15%的相对成本优势，中国劳动成本上升致使美国在华企业开始转向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更具劳动禀赋优势的国家，计算机等电子产品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电气装备和金属机械制品等中高端技术制造业会率先从中国撤回美国。可见，禀赋要素的比较优势变化和技术等驱动的美国再工业化必然会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产生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地位是由资本、劳动力、技术、汇率、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发展环境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见图1），我们将从以上关键因素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路径进行分析。
第一，劳动力因素。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地位初始阶段得益于人工和材料低成本的优势。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红利减弱，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压倒性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2005—201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上涨了150%，而同期美国仅增长了15%，二者比值从41∶1缩小到19∶1，到2016年，美国与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之差缩小至7美分每小时，而中国制造相对美国制造的总成本优势也从2000年的25%下降到2015年的11%。第二，资本因素。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是收紧对外投资，美国通过对跨国公司实施税收优惠和税收补贴等方式促使海外企业回归美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凭借优质的劳动力资源、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巨大的国内市场等高级生产要素条件使得中国制造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三，汇率因素。汇率因素是贸易的制约因素之一，汇率周期影响着一国的进出口。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之一是扩大制造业出口，缓解国内贸易赤字。美国通过抬高人民币汇率，实施货币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购买国债和企业债向市场投放美元，致使美元相对贬值，企图逆转中美出口贸易逆差。另外，迫使主要贸易逆差伙伴国的货币不断升值，以此扩大美国产品的全球出口，改善美国制造业的经营环境。第四，技术因素。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工业领域，而是侧重于追求高附加值的高精尖先进技术产业，使美国重新站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顶端，拥有控制权。美国在2016财年的总统预算中，优先支持优先计划和国家创新战略，给予通信科学、清洁能源、公共卫生三个高技术产业领域的立法支持。第五，贸易保护主义因素。为确保再工业化的顺利实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一方面，设定购买美国货条款，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通过制造贸易壁垒，对中国进出口产生抑制效应，致使传统贸易出口成本增加，出口产品价格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通过WTO更为频繁地对中国制造产品发起反倾销诉讼，并辅之以政府补贴等手段，保护美国制造业的发展。第六，产业发展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法律监管环境、税收环境、银行借贷成本等因素。
综上所述，美国再工业化通过以上关键因素巩固并优化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但中国通过参与世界制造和全球价值链获得增加值收益，以期实现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转变。由此，提出笔者要验证的第一个命题，即假说1：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所承接的加工组装环节进入壁垒较低，劳动力要素成本优势在各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流转”致使发达国家的转移战略随之变动。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发布的《美国制造业回归》报告指出，美国再工业化分层级战略之一为将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中国东部沿海区域撤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劳动力结构的优化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工人基本工资逐年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足以冲抵工资的增长幅度。对比柬埔寨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但是，这一趋势同中国产业链升级的方向一致，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把处于低端价值链的制造业向国外迁出，由于中国上下游产业链完整、关联行业发展机会较多，低端制造业的撤离会倒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向零部件组装和研发售后环节发展，并且随着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推进，传统贸易成本在降低，这将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跨境投资、产业转移和制造外包。由此，提出笔者要验证的第二个命题，即假说2：美国再工业化通过倒逼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而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自推行再工业化战略以来，通过降低行政成本和吸引外资来实现低中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回流，以夯实美国经济基础。此外，通过鼓励创新和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补贴战略挤占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进口，并且企图通过构建自身的成本优势抵抗中国低中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Nicholson & Noonan（2014）发现，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来，美国所吸引的FDI一直呈上升趋势，带动了可再生清洁能源、智能电网等新兴产业和中高端制造产业的发展。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来，制造业整体研发性能较高的高新技术制成品（Advance Technology Products，ATP）占美国制造业出口的大部分，其中ATP涵盖生物、航天航空等高端领域的制造产业，多年来ATP产品占美国出口的绝大部分，具有低廉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而美国向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出口ATP的高附加值产品（Martin，2010）。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赋予各国不对称的垄断势力，美国为维持全球价值链高端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对位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实施技术封锁，抑制价值链低端国家的技术进步，阻碍其向高端环节攀升。与此同时，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为避免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积极争取向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研发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08年的1.45%提高到2015年的2.09%，已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支出国，致力于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这将和美国制造业发展战略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由此，提出笔者要验证的第三个命题，即假说3：美国再工业化通过采取贸易壁垒与技术锁定对中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生消极影响。
四、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单独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往往不能有效地反映经济政策对不同时间的单位数据造成的异质性。笔者采用两时期跨时横截面法，两个时期的横截面数据具有相同的个体，便于处理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并且可以扩大样本容量，控制个体的异质性和内生性问题，变量间有更少的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从而提高了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以中国2007年和2011年的截面数据建立两时期追踪面板模型，基本回归模型可写为：
yit=β0+δ0d2t+β1xit+ai+μit（t=1，2）
其中i表示行业，t表示时期，d2t为虚拟变量，当t=1时，d2t=0，而t=2时，d2t=1，容许截距随时间变化，变量ai为非观测效应（固定效应），概括了影响因变量不随时间变化的所有无法观测因素，误差μit为特异误差或时变误差。使用面板数据的主要理由为考虑到非观测效应ai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采用面板数据的多期特点利用一阶差分来消除非观测效应ai：
yi1=β0+β1xi1+ai+μi1
yi2=β0+δ0+β1xi2+ai+μi2
Δyi=δ0+β1Δxi+Δμi
本文模型为：
υGVC_Positionit=β0+δ0y11+β1LABit+β2GDPit+β3RDit+
β4FDIit+β5EXCit+β6EXit+β7IMit+
β8HIGit+ai+μit
差分估计方程为：
υGVC_Positioni=δ0+β1ΔLABi+β2ΔGDPi+β3ΔRDi+
β4ΔFDIi+β5ΔEXCi+β6ΔEXi+
β7ΔIMi+β8ΔHIGi+Δμi
五、计量结果及分析
笔者利用Stata 14.0软件，首先对变量中非百分比数据取对数，根据理论分析提出的三个经验假说，加入年度虚拟变量y11（表示2011年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实施后的观察期），并将贸易变量EX、IM和技术变量RD与年度虚拟变量形成交互作用，然后采用GLS方法估计回归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跨时期面板模型的时间维度只有两期，属于小T大N短面板，无内生性问题。
从中国制造业整体来看，时间虚拟变量即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呈显著的正效应，并且从时间虚拟变量y11与制造业进出口的交互变量结果可知，美国实施再工业战略以来，出口、进口变量分别净增0.4201个和0.4009个百分点，这说明理论分析和经验事实分析的结果相一致，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有利于中国制造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提升，假说1的结论得以验证。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正效应较大（0.4201），说明中国扩大对美国制造业的互补性出口有利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提升，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负效应由0.6382降至0.2373，说明中国制造业中间产品进口政策促进了进口结构升级，通过贸易平衡提升了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
从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制造业产业链来看，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进出口都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产生显著的负效应，这符合理论预期。从单一层面的价值链横向对比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体处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从多层级产业链的纵向对比来看，位于制造业附加值的最底层。若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一国制造业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比重越大，则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低。相反，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年度虚拟变量和进出口交互变量的估计值分别转为0.4392和0.0831，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受到该类产业进口和出口的积极影响。原因可能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导致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撤离至更具劳动禀赋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倒逼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的两端发展，使得贸易进出口结构得到优化，提升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这验证了假说2。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来看，在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之前，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进出口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之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并且从交叉变量来看，这种负效应尤为明显。在引入技术研发RD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时，技术研发水平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由0.9272变为-0.1849，这说明美国再工业化通过技术锁定和贸易壁垒对中国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生负面影响，证明了假说3是成立的。
六、结论与建议
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直接承接者，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受到了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影响。这种影响总体上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但由于制造业分工高度细化，产业内部由不同GVC要素比较优势决定着其受到的影响不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给中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效应，但却有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目前，中国制造业整体GVC地位指数为负值，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其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下游，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呈上升趋势。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带来新的挑战。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基本导向是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从提高制造业GVC地位指数的前提来看，中国需要增加制造业出口中包含的国内间接增加值比重来提高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产业内部协调均衡发展。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重心应落在品牌、营销及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并跟随美国再工业化步伐，运用规模经济占取区位优势，获取新的比较优势，建设控资本、控技术和控品牌的民族制造业企业，巩固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放宽对美投资条件，中国应借此机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对美国的投资，从而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获取技术进步，调整优化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国不应该只关注出口比重的提高，而应通过加强制造业智能化和服务化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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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Re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Division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Huang Yongming Pan Anqi
Abstract: The American Reindustrialization is not a return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but to build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patter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rder, with rebuilding and optimizing industry chain. This paper tests the position of whole Chinese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es with different endowments in GVC, using two-period cross-time panel data based on a model, which incorporates the Sino-US exchange rate, R&D and dummy variable of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merican Reindustrializ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osi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for whole Chinese manufacturing, while has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American Reindustrialization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Chines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 but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Chinese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Key Words: American Reindustrialization; Manufacturing; Global Value Chains; Division Position; GVC Position Index
（责任编辑：张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