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拓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时间： 2018-11-02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 　作者：金碚　责编：qgy 张子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建立商域经济及域境商学新学科的学术思考及体系构想。商域经济学和域境商学是笔者首创的概念，以期界定一个可以进行客观观察和理论研究的学术领域，形成一定学术范式，开拓一个新的学科建设方向。商域经济学及域境商学的基本含义是：以具有一定价值文化特质和制度形态特点的各经济区域或领域内及其相互间所发生的经济现象、商业活动及经营管理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并特别关注于研究各商域中所产生的商业思想及其演进过程。按现行的学科分类，属经济学、管理学等的跨学科领域。其中，商域经济学属经济学，是域境商学的基础和核心；域境商学则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和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更宽泛的研究领域。在不导致涵义误解并损害学术严谨性的前提下，商域经济学概念可以作为一个简化表达方式，表意域境商学。本文旨在探讨商域经济学及域境商学的学理基础、体系构想和研究范围。

一、新时代呼唤经济学和商学研究的新拓展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起，经由20世纪50—70年代中后期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40年，到今天的“新时代新征途”的再启程，似乎完成了一个“轮回”过程：起始于极度贫穷落后的战后恢复时期，经历从以实物产品为生产目标到追求物质财富为动力，再从以物质财富增长以至无限追求货币财富的工具理性时代，逐渐转向本真价值时代的到来。即从朴素的“前物质主义时代”，通过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进入特别强调经济理性的“物质主义时代”。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从“亢奋的物质主义”转向“权衡的物质主义”，进而向着“后物质主义”的本真价值时代演进，其具象表现就是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学以及管理学（商学）理论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如果以20世纪70—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为界，在此之前的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以计划经济思维为主导，相信在一个计划中心的安排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可以“多快好省”地实现（以实物量为指标的）社会发展目标，而在此之后的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界，全面接受市场经济思维，相信只有遵循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原则，让经济行为理性化，才能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尽管关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一直是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非常纠结的问题，但接受传统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逻辑则是基本趋向，一般称为“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值得信服的理论逻辑，可以支持以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为基本取向的“思想解放”。而且，在那个以摆脱“落后”为主要目标的历史时期，那样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商学）理论也“基本够用”。

进入21世纪，当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物质成就，而新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时，特别是当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即在中国基本解决了经济“落后”这个最主要问题后，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关切日益超越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关切。实际上就是发展目标的偏一性（作为第一要务的经济发展目标压倒性地优先于其他目标），演变为更具多维性（作为第一要务的经济发展目标必须同其他目标相权衡）。此时，人们深切地感觉，以往那样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商学）理论越来越“不够用”了：不仅越来越难以解释丰富的社会经济现实，而且越来越难以指导多维目标下的战略安排和政策选择。特别是，处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大历史性抉择关头，各方面的挑战都十分严峻，面临的矛盾非常尖锐，如何以更加适合和有效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商学）理论，来更新我们的思维，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选择，再次摆到中国的面前，更需要有新思维的引领。因此，深刻审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开阔研究视角，拓展学科领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现实紧迫性。

我们知道，“财富”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如何创造更多财富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商学）的中心议题。人类近现代经济高速增长，即工业革命的爆发和工业化的推进源于“财富”观念的觉醒，即只有承认追求财富的正当性，才会有近现代经济的高速增长，才能走上快速工业化道路。那么，什么是“财富”呢？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海恩（Paul Heyne）在其《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一书中以比较通俗的文字写道：“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财富就是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任何东西。”而“价值是选择者眼中的价值”“不同的人可以（也确实）有不同的价值观”。他强调，“经济增长并不在于生产更多的东西，而在于生产更多的财富”“但是，财富的增长和物质产品的体积、重量或数量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抛弃‘财富等于有形物质’这一见解。它讲不通，而且会妨碍我们理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专业化和交换，而它们正是亚当·斯密所谓‘商业社会’的核心”。海恩的这一理解在学理上是很彻底的，也合乎逻辑，但显然不是推动了近现代经济高速增长（资本主义经济）的那个财富意识，现实经济中的人，并非按照那样的思维来行动。而按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机制就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度追逐。资本主义的财富意识是赤裸裸的物欲意识，与“贪婪”几乎同义。这样的理论当然也是抽象的，但确实是具有现实性的理论抽象。

按照保罗·海恩等学者所论述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财富”“价值”“价值观”具有内在联系。但这样的定义又是同经济学和管理学（商学）的理论逻辑主线有很大差距的。经济学追求逻辑“严密”“自洽”和论述的“精致”，因而是高度抽象的，一直抽象到假定所有的人在“价值观”上没有区别的，即所有的人都完全按经济理性行事，其行为就像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正常”；管理学尽管比经济学更具象、丰富和务实，但其底层逻辑是服从经济学的，否则就会被认为“不理性”，或偏离正常。尤其是当经济学和管理学在“高深”的学术研究领域，关于“财富”“价值”和“价值观”的定义（假设）实际上是相当任意和武断的，几乎被断定为可以用一个最大化或最优化函数形式来表达。这样，它实际上就非常接近于上文所提及的资本主义财富观，或市场经济原教旨价值观，即抽象掉了所有的价值文化因素，而只留下赤裸裸的“经济理性”，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抽象逻辑。在我们的高校中所讲授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内容，基本上都置于这样的学理逻辑之上，并往往以精致复杂的数理模型为包装，使之“完美”化。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术论文也大都沿着这样的思维轨迹涌向“核心期刊”。

以这样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作为思维方式和思想武器来应对中国和世界的复杂现实，难免“尴尬露怯”，往往会“捉襟见肘”，形式似乎很精美，但离现实却相当遥远，就像是“象牙塔”与真实建筑物那样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实际经济活动和管理实践倒并不因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的不适应而无法进行，现实经济活动从来没有因此而“停摆”或混乱，仍然生机勃勃，不失秩序。因为，实践者们总是以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来随机应变地应对复杂情况。既然现实复杂多变，那么，应对之策必定是“管理无定式”，即每一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商业思想”和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几乎可以说，管理的规律就是没有一定之规律。甚至如凯恩斯所说，市场经济的行为规律类似于彩票，无人可以有百分之百的胜算把握。

不过，实践家有实践家的招数，理论家也有理论家的使命。如果经济学和管理学不能与时俱进，贴近现实，提供思想养分，实践者们终将陷入困惑。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专业几乎成为高校招生中最高考分的生源聚集地之一，MBA教育长盛不衰，反映了一种社会性渴望：即获得有价值的经济学和商学知识，以求解疑释惑，提高能力。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正应了孔夫子所说的“四十而不惑”，新时代呼唤经济学和商学研究的新拓展，走向不惑之路。因此，开拓商域经济学及域境商学的学科研究，致力于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或新学科群，是摆在经济学和管理学（商学）研究和教学者们面前的难以推卸的历史性使命。

二、经济学的“阿基里斯之踵”及其在经济现实中的弥合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是因为它的理论体系具有严密的逻辑一致性，只要承认它的“假设”前提，就可以运用演绎逻辑十分严谨地推论出整个学术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体系具有难以挑剔的理性主义特性，只要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其推论结果毋容置疑。那么，经济学果真是如此的吗？其实，在完美的形式逻辑外观下，经济学也有其内在逻辑缺陷，不仅在逻辑推演中过度依赖于“假定”条件，而且有的假定是脱离现实甚至无视真实的，为了贯彻工具理性而往往丢失本真价值理性。也就是说，经济学作为以演绎逻辑为主线的推理表达体系，实际上是存在“逻辑断点”的。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底层逻辑的假定和推论来看看经济学的“阿基里斯之踵”。

第一，经济学假定人总是会选择一定手段来从事有目的的活动，即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这可以简称为“目的”假定。

第二，从上述假定推论：既然人性具有目的性，那么人的行为目的一定就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即人是自私的，人总是进行收益与成本的权衡与优化，期望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可以简称为人性“自私”假定。

第三，从自私假定推论：自私的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总是体现为追求收入（或财富）最大化，即人性从“自私”被推论为“爱财”，即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并且假定人有能力进行理性计算，即人人都是精于计算的利己主义者（一般假定为以货币为计算单位，不考虑难以用货币计算的因素，即是精明的“财富”追逐者）。因为，从逻辑上说，如果人只是“爱财”而不会“算财”，那么“爱财”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可以简称为理性的“经济人”假定。

第四，从自然人的经济人假定直接推论出：作为法人的企业也一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即企业也是“经济人”，而且比自然人更强烈地具有工具主义的经济理性。这可以简称为“利润最大化”假定。

第五，从经济人和利润最大化假定推论（以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假定为前提）：在如同“空盒子”般的市场空间中，自由市场竞争机制（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保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即完全自由市场竞争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至少在趋势上是如此。这一般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假定。

在通常的经济学分析中，以上五个假定都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舍此就无法（从分析技术要求上）保证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和推理的自洽性。但是，深入思考就不难发现，从上述第一个假定到最后的推断，每一步推论其实都是相当勉强的，甚至是很武断的。因而可以看到，经济学的抽象体系中实际上存在明显的逻辑断点，导致抽象的经济理性（从假设到推论）同现实世界间的明显不合。

关于第一个假定。人的行为是否有目的，取决于如何定义“目的”。如果将“目的”定义为任何“想要的东西”，那么，动物的行为也是“有目的”的。如果将“目的”定义为“具有合理性的想要的东西”，即假定人可以区别“合理目的”和“不合理目的”，前者为“理性”，后者为“非理性”，人的行为目的性体现为追求合理的目的，即假定人具有“理性思维能力”，那么，关于人的行为目的性假定就不是一个无须证明的“纯粹理性”假定前提，即它本身是需要证明的，并不具有公理性，因而对其是否真实可能产生各种争议。显然，以此为支点，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并非无懈可击，坚不可摧。不过，我们可以暂且承认它的“公理性”，不要陷入关于人是否“理性”的争议。

关于第二个假定。从人的行为“目的”假定，为什么就可以推论出人具有个人主义的“自私”本性呢？人性注定是自私的吗？自私是人的唯一理性表现吗？关于人性，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形成各不相同的观点主张。从现实中可以看到，人的自私和无私、利己和利他的行为表现是非常具象化的，利己自私并非“天经地义”。因此，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术研究中，关于“人性假设”有各种理论，除了最抽象的“经济人”假设之外，还有“资本主义人”“社会人”“自动人”（自我实现人，self-actualizing men，由马斯洛提出）“复杂人”等多种理论观点。在现实中，更是存在着各种不同价值取向和行为偏好的人，一些人可能倾向于“经济人”或“社会人”，另一些人可能是难以类分的“复杂人”。可见，关于人性的假定，经济学的逻辑基础也并非无懈可击，坚不可摧。不过，承认人的自私性，而抽象掉其他特性，是一般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术体系不易改变的性质。本文将讨论商域经济学的学术特性，认为采用“复合人”假设，可以具有更大的学术包容性（见后述）。

关于第三个假定。从自私假定推论出“经济人”假定，实际上是在人的个人主义自私性中加入了“经济理性”。而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经济理性具有高度的工具理性倾向，即目的与手段的反转：原本的工具（手段）因素反转为目的因素，原本的目的因素反而成为追求工具性目标的手段。所以，收入、财富等成为“经济人”最具显示性的利益最大化目标，而真正的有用之物反倒成为获取和积累个人收入和财富（物质的和货币的）的手段。而且，假定“经济人”具有精于计算的能力，就必须将收入和财富等工具性目标抽象化为可以货币计量的数值（不货币化就难以比较价值的大小）。这样，“经济人”行为就被抽象化为“贪婪地”和无限地（最大化地）追求可以货币单位计量的“财富”。很显然，这样的假定是非常任意和武断的，在现实中根本没有这样的“经济人”，除非是在文学作品中。更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这样的“经济人”，甚至可以说，如果真有这样的“经济人”，他在现实中是无法生存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接受和容忍这样的人，更没有人（或企业）愿意同其交往合作。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伊所指出的：“总体来说，极度贪婪的个人长期来看不会成功，因为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成功需要与他人的合作。最优秀的商业领袖比起金钱更关心事业。”不过，“经济人”假定仍然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个方便的工具（假定），如果完全抛弃“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逻辑体系就会变得极为复杂，难以形成内在的和形式的逻辑一致性。可以说，“经济人”假定只是经济学追求逻辑自洽性的一个权宜之策，或“次优选择”。

关于第四个假定。从个人主义的“经济人”假定直接推论出企业行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假定，更是非常武断的。企业是法人，本身并没有可以感觉的利益得失，它们既不会因盈利而快乐，也不会因损失而痛苦，为什么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当然，企业的所有者会特别关切企业利润，但绝大多数企业是由各类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所组成：除了所有者，还有管理者、生产者等。企业利润同所有者、管理者及生产者的利益关系是很复杂的。即使是所有者也未必关切利润最大化，而可能更关切企业净资产最大化，甚至是企业的“估值最大化”（即使利润为负也无关紧要）。而管理者和生产者更有其自身的利益目标。由这些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人所组成的企业，为什么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呢？企业利润与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是什么关系？如果坚持逻辑一致性，那么，既然企业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即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收入，那么，管理者和生产者也同样应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即以尽可能少的工作获得尽可能高的工资及其他待遇。这样的企业能有竞争力吗？除非否定逻辑一致性，即假定企业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自然人的行为目标则或主动或被动地（被激励）也追求企业利润（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就是认定这些利益相关者都能达到目标一致，否则就很难摆脱上述矛盾。但如果这样，那么从逻辑上说，实际上就是主张：企业法人具有利己行为，而自然人却具有利他行为（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或是由“激励相容”的某种方式所导致的）。这是一个多么难以理解的逻辑构建！但却是一般经济学和管理学所尽力描述并“追求”的图景。

关于第五个假定。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严格来说这已经不是假定，而是在假想的“空盒子”般的市场空间条件下，由假想的原子般的自利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进行最优化理性决策的推导结果。这并没有公理性，可以说只是一种学术理念或“信仰”。不过，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是基于上述各个假定之上的，是上述各个假定以及据之进行的推论结果。因此，学者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也大都从对上述理论假定入手。例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相信人是自私的，它认为最大化个人利益是经济理论的核心……许多经济思想家认为，自私甚至不是问题，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人’的最高美德。”“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自私至上的世界里。但经济理论的深层次问题是，它与现实脱节如此严重。值得庆幸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没有人表现出支配着‘资本主义人’的绝对自私。”他认为：“真实的人是多品质的综合体。他享受并珍惜与他人的关系。真实的人有时是自私的，但他们常常表现出关心、信任和无私。他们不仅为自己赚钱，而且想使他人受益。他们造福社会、保护环境，并给世界带来更多欢乐、美好和爱。”“大量的证据能够证明利他主义的存在。”即使是“在商业世界里，尽管你可能认为资本家是至高无上的，但是无私和信任的美德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进一步说：“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原则是这一制度只支持一个目标，即对自我利益的绝对自私的追逐。因此，只有围绕这一个目标设计的企业才能得到制度的承认和支持。然而，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渴望实现其他目标，比如消除贫困、失业和环境恶化问题……而这就是社会企业与传统企业的不同之处。”“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存在的成功案例所示，社会企业的经济学逻辑是简单并自洽的。”尤努斯将所称的“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定义为“解决人类问题的非分红公司”。

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复杂的逻辑推理和所谓思想实验来弥合经济学体系的逻辑断点，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认为，“经济中的理性依赖于个人行为，它是建立于文化规范及随着人类经验与社会发展而自然出现的机制，而并不是最终来自建构主义的推理”。

不过，尽管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上述“逻辑断点”，但在现实中它仍然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思维起点或参照系（无论是赞成还是不赞成），而经济实践中所做的各种努力实际上都是在承认这一思维起点或参照系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经济学逻辑断点的衔接，从而使现实经济顺畅运行。而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就是必须依靠各种“价值文化”因素和手段（价值文化可以体现为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显性或隐性人际交往关系），以弥合经济学抽象逻辑之断点。但是，一旦引入价值文化因素，实际上会使经济学的抽象逻辑（特别是“假定”设置）面临直接挑战，甚至使其成为“错误”，即承认传统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假定本身是与现实情况严重不符合的（实验经济学家则试图以心理因素的作用结果来检验抽象逻辑的理性推断）。总之，经济学所依赖的假定与现实世界确实是存在明显矛盾的。最明显不过的就是，经济学假定人人都是自私的，但在现实中，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或认定其他人都“自私”；经济学假定只有自私的人和自利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但在现实中，自私的人和自私的企业是难以被社会所接受的，因而是严重缺乏持续竞争力的。因此，实践者们时时面对和必须努力弥合两个无法回避的悖论：

第一，经济学悖论。经济学假定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的决策方式同样遵循经济学所论证的以自利性为前提的“最优决策”原则。但是在现实中，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企业，企业本性在于“创新”，创新的实质是“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与“最优决策”的理性要求如何实现逻辑自洽？

第二，管理悖论。即如上文所述，个人（自然人）经济人与企业（法人）经济人的自利，难以同时为真。管理学力图以各种“激励相容”制度安排或科层组织的“命令控制”方式设想，来应对悖论挑战。现实经济中的管理者则运用各种具有特定价值文化特点的方式来弥合悖论，使相互冲突的目标可以相容。

从这里出发，我们就走进了商域经济学及域境商学的研究领域。它的哲学思维方式则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信“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商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和学科特征

在现实中，所有人都不是生活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描绘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定的实际域境之中，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映射下的某个局部世界里。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发生在具体“商域”之中，他们的各种感受和行为方式也都形成于特定商域，而不会有抽象人性所决定的抽象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也就是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商域”性的，抽象的经济现象和商业活动在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而只是存在于人的思想中），即使是非常接近抽象经济理性的经济现象和商业行为都是很少见的。

商域是指具有一定价值文化特征和特定制度形态规则的商业活动区域或领域。商域经济学是研究不同商域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学科。而域境则是指一定商域内的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境况，一定域境中存在的人群总是具有一定的价值文化特质，也可称为域境文化或商域文化。如何进行不同商域的划分，即商域分类，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

由于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引入了价值文化因素，商域经济学假定，在不同商域间，人群的价值文化特征是不同的，对同一人群从不同角度观察（在不同的境况中）也可能很不同，即商域人群总是具有不同层面的特征差异性（这也意味着，在同一商域中的同一人群，具有价值文化的某种相似性）。可以说，真实的人是各种因素或各方面条件决定或影响下的“复合”体，真实的人群更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群的复合性特征。按照商域经济学的学术逻辑，“复合人”假设更能体现其学科性质，更具学术包容性。商域经济学研究方法如同是一面“多棱镜”，致力于分辨不同域境中人（或人群）的特征“光谱”，并依此进行经济学及商学关系和现象的多视角观察和研究。

复合人假定，认为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既有差别也有共性，因而可以按不同的复合层面进行分类，在一定的商业情景或制度规则下，不同的人是可以“类同”甚至“整齐划一”的。但在另一些复合层面上，或在另外的商业情景或制度规则下，不同的人或人群可以另外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在一定的情景下，人是“自私的”，但又是“不自私的”；在另一情景下，人可能表现出另一种“自私”和“不自私”，或“利己”和“利他”。因而难以绝对地将人区分为“自私”或“不自私”，因为在不同的情景中，甚至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人充当不同的“角色”时，其“利己”和“利他”的表现分类都可能是很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商域经济学承认人性具有多面性（既不是完全抽象的，又不是杂乱无形的），而以其多面特征形成了“复合人”性质。

基于其学术包容性特征，商域经济学承认经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即“人与人本质相同”的部分意义，也承认“社会人”和“自动人”以及“复杂人”关于“人与人不同”的部分主张。不过，商域经济学的“复合人”假设，更强调从不同的层面对人群的“分类”研究，因此，在承认“人与人不同”的前提下，探寻在各种域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类同性，观察特有的“人群共性”，以及具有各自“共性”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异同。

所以，商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既是抽象和演绎的，同时又是具象和归纳的。其抽象性和具象性的协同，形成对人和人群的经济行为的独特观察角度和分析方法。

如果我们同意“财富就是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任何东西”“价值是选择者眼中的价值”和“不同的人可以（也确实）有不同的价值观”这样的思维方式，并将其“商域化”，那么，观察和研究不同商域（区域或领域）中人们的“所思、所言、所行”，就可以揭示他们的价值观及其对获得经济发展成果（或结果）的影响。

关于所思，可以借用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人所进行的一切商业活动均发端于某种想法，而想法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习俗性、信仰性、继承性，也有创造性、变异性、演化性。思维方式是一定商域的价值文化特征的深层内核，是何以为“我”的内因。

关于所言，可以说“无言不商业”。在一定意义上，“商业就是商议之业”，沟通、承诺、议价、交易、信用，无不基于言语之上。如何言说，即表达方式，是各商域的价值文化特征的重要表现之一。

关于所行，可以说“商业既是科学思维也是行动的艺术”。商业具有规律性，也具有“创意”性，又是最务实的。所思所言，归根到底落实和体现为所行，听其言最终还要观其行。

在不同商域中，作为“复合人”，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行，即想法、说法和做法，是很不相同的，而且，不同人群的想法、说法和做法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以及“知行合一”等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现实中的人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和“知行分离”的。可以观察到，在各商域中，对于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所思、所言、所行的一致或分离，也是有不同的制度规则和道德标准的。也就是说，对于“言论自由”（即想什么说什么）“为所欲为”（怎么想怎么说就怎么做）“言必行，行必果”（说到做到），总是有限制尺度的，从强制限制到自我限制是文明进步的体现，“自律”（即对言行的自我限制）在各文化圈中都被认定为是重要美德。

在不同商域中，不同的思、言、行特征，以及思、言、行之间的关系特点，反映了各自的价值文化特征。在经济活动和管理实践中，价值文化和经济理性共同发挥着决定的作用。这导致了各商域中人的行为表现以及习俗和制度的各色特点，例如：坦直、信任、诚实、透明、圆通、谋略、自律、兼利、包容、严明、守则、变通、分界、疏通等。这就是商域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这一基本逻辑不仅是构建商业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学理基础，而且是发展域境商学的基本思路。需要指出的是，承认价值文化的重要性，并不是断定具有不同价值文化特征的人群（商域）注定会有可以接受或不接受经济理性的根本差异，即承认文化差异并不是主张文化歧视。如美国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所言：“所有各种宗教信仰和不信教的人都可以成为理性、勤奋、有条理、讲实效、整洁和严肃的人。他们不一定都是商人。在各行各业，人们都可能展现出这些品质并从中获益。”价值文化的差异，会影响经济理性张扬过程的模式形态，导致经济发展和商业进步过程的商域特色。

在价值文化中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各商域的社会道德状况，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道德环境，单纯的经济理性是根本无法存在的。商业活动具有社会性，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其行为总是具有程度不同的“外部性”，即对其他人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利益影响。所以，任何商域中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商德”环境，来进行社会人群的利益关系调节。在不同的社会道德环境中，人的所思、所言、所行因其影响而不同，而对社会道德环境的最低限度要求，是具备能够支持经济理性存在所必要的最低限度道德条件。正如保罗·海恩教授所说，解决外部性造成的问题，要依赖于“公民体谅、礼貌、谦虚和容忍的美德。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足够多的这些美德，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人们坚持一定要得到他们认为有权得到的任何东西，文明就会让路给战火”。社会道德环境是影响各不同商域中经济现象和商业活动的重要因素，是各种正常经济行为和商业活动赖以发生和进行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文化及作为其重要体现的社会道德背景，商业文明和有序经济行为是无法存在的，正如保罗·海恩教授所说的，如果那样的话，“文明就会让路给战火”。总之，经济活动和商业实践是不可能脱离价值文化及其体现社会道德环境而以赤裸裸的经济理性方式而存在的。

与经济理性相关，同时也是作为经济理性存在的必要条件的现实因素，是制度规则。商业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中进行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商业活动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制度安排本身也会受到社会价值文化的深刻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文化是制度之母。对于这方面的内容，无须赘述，就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即制度是重要的。

我们将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及其体现的社会道德）和制度形态的特质，统称为各不同商域的“文明型式”（对于较小的商域，可以称为“文化类型”）。这就奠定了商域经济学的学理基础和学术逻辑。即经济理性和一定的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互动交融表现为各商域的文明型式，这是商域经济学最基本的学术特性。商域经济学假定商业活动受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方面因素的决定和影响，经济理性的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和抽象性，而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则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因此，商域经济学既具有逻辑严谨性，也具有内容丰富性，不再是“一门沉闷的科学”。卓越的企业和企业家，既遵循经济理性，又适应域境条件，弘扬价值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大创新，以独特的商业思想成就商业业绩。而所谓商业思想，其实质是：在一定商域中进行商业活动的思维逻辑和创新想象，从学理上说，就是以独特方式解决或弥合体现为经济学悖论与管理悖论的经济学逻辑断点。

四、从商域经济学到域境商学研究

经济学家约翰·凯伊指出：“如果没有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支持，协同工作、共享信息、协调经济活动，以及个人和商业行为之间的互信，都不可能存在，而这些是复杂的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他提出了“嵌入式市场”的观点，即认为，市场过程（制度）“嵌入社会环境才会起作用”“市场的胜利，是一种机制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发挥作用所产生的胜利”。借鉴他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各种商业成就，都是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进行理性的和创造性的努力而取得的成就。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体现了各种文明型式的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经济理性是商域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出发点，并是其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之一。基于经济理性，商域经济学才有基本的逻辑依托，经济现代化也总是体现为经济理性化的进展。而在现实中，各国各商域中的经济和商业发展，特别是进入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其基本逻辑都是传统价值文化与经济理性相衔接，通常是价值文化即社会观念的“革命”或“解放”，使得经济理性得以张扬，居主导地位，从而导致商业活动兴旺，国家（地区）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至于什么样的文明型式更适应于接受经济理性，经济理性如何融入或嵌入具有域境文化特征的商域中？正是商域经济学首先要致力于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按照我们的定义，文明型式主要体现在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个方面。在不同文明型式的各商域中，经济理性表现出种种“变形”状态，“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对其产生了全方位渗透性的深刻影响。例如，关于人的动机，不同人群（商域中）的价值观各有不同，对于如何界定“己”和“他”，如何对待“利己”和“利他”，判断利益的眼界长短等，各文明型式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再如，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在认识和判断“什么更重要”或“什么更有价值”上，各文明型式的商域中，也会有很不同的表现，即所谓“理性”是各有不同的。特别重要的是关于工作的理性，更倾向于“为生活而工作”还是“为工作而生活”，或者“为工作而工作”？这关系到对劳动（或工作）的价值判断，影响人的勤劳程度。如果认为某种劳动方式是人的本能需要，即为了实现人的能力而劳动，则劳动本身具有正效用，进行这样的劳动通常具有弱报酬动机，即不计报酬多少而自愿劳动（特别是创造性工作）；如果认为某种劳动方式是谋生的需要和手段，是迫不得已的，即为了生存和改善生活而付出劳动，则劳动本身具有负效用，是一种“辛劳”，进行这样的劳动通常具有强报酬动机，即必须计算获得多少报酬才能够补偿所付出的“辛劳”，否则就是“不公平”。对于工作理性的理解和思维方式，在商域经济学研究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是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动机的内在心理基因。社会学家认为，人类文明的进程，不仅是“社会发生”过程，也是“心理发生”过程。如果把文明进程视为人类理性化的进程（认为文明的人比不文明的人更理性），那么，“这种理性化的进程和全面的文明进程一样，其本身既是心理现象，也是社会现象。”

不同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当然有其存在的“理性”逻辑或哲学解释（说明什么因素决定了各种文明型式的差异），国家、民族、哲理、信仰、宗教、地理、历史等各种因素都会成为文明型式中的“基因”要素。深入和广泛地进行研究，商域经济学就超越了经济学范围，进入了多学科领域，即扩展为域境商学。当然，除非进行专精的纯学术性探讨，我们没有必要对商域经济学和域境商学做绝对的划分，就像经济学和商学并无绝对的界限一样。

从商域经济学扩展到域境商学的研究路径，体现了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致性到多元化，从因果决定论到演化论的基本趋向。例如，经济学研究从“企业同质”和“企业无文化”（实际上是抽象掉的文化因素）出发，逐步深入到认识和研究“企业异质”和“文化多元”。管理学研究从“企业本质相同，管理须规范化”出发，逐步深入到“没有完全相同的企业，管理无定式”。

按照这样的研究路径，对各商域中的经济和商业活动的观察也大体遵循这样的趋向。例如，各国近现代经济发展（指进入工业化进程后），初期的表现具有较显著的型式共性（钱纳里等学者称之为经济发展的“标准型式”），实际上就是接受经济理性主导的发展阶段（通常称为“物质主义”时代）；而到了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后期，特别是进入工业化后期，世界上再没有完全相同的国家工业化表现，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具有显著独特性的商域。因为除了地理因素外，价值文化、社会道德和制度安排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现。人们会发现，文明型式的决定性作用如此“顽强”地体现在各商域的经济发展和商业活动中，即使人们认为其中的有些影响是“不合理”“不理想”的，甚至是“落后的传统力量”或“落后的传统观念”，但是，就像人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离地面一样，站在特定文明型式的基础上很难让经济和商业活动脱离商域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深刻影响。

当然，重视文明型式特别是价值文化的重要性，并不是主张传统文化决定的宿命论。如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彼特所说：“我们看到某些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有助于繁荣和促进繁荣。最关键的是人们对于繁荣的基础所普遍持有的信念。个人和企业对自己取胜之道的见解，强有力地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和经济行为。能支持成功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信念，大概就是相信繁荣是取决于生产率，而不是依靠资源控制、经济规模、政府优惠或军事力量；相信生产率范式对社会有益。”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并不专属与哪种文明型式。而且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人和社会的价值文化也是演变进化的。是适应生产率提高，还是妨碍生产率提高，接受和促进经济理性的张扬，还是同经济理性背道而驰，扭曲社会经济发展轨迹，阻碍文明进步，情况千变万化，各种文明型式各具优劣势。

研究商域经济学和域境商学，就是要在深刻认识各商域中经济理性和价值文明及制度形态的互动交融中所产生的商业成就和阻碍因素的基础上，探寻现代经济发展和商业进步的可行道路，通过对各商域中经济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比较研究，发现共性，分析特色，借鉴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维和分析方法，为促进各商域经济发展和商业进步，启发改革思想和变革主张，发挥积极作用。

为此，商域经济学需要进行基础性理论探索，更可以在具有应用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对涉及商业活动的各类专门问题进行探讨，取得有益成果。例如，商业实践中如何处理“在商言商”与价值观导向的关系、优秀的商人通常有哪些共同素质、不同的商业思想在商业行为中的表现、商业创新所形成的可行商业模式、不同商域（国家或地方）中政府（规管当局）对商业活动的管制方式特点及其对商业行为的影响等。

商域经济学和域境商学都是体系开放、具有极大拓展空间的学科，并与其他相关学科发生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可以形成跨学科和协同性的研究课题，也可以形成若干分支学科，进行多方向的学术开拓。商域经济学和域境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渗透于经济学和商学各学科（及各分支学科）中，体现出它既具有基础理论性，又具有专业应用性的突出特点，也对其研究者提出了既要具备理论思维的深刻性，也要有分析现实的洞察力的要求。因此，商域经济学和域境商学需要有庞大的研究团队，具有不同学术专长的学者和研究者，在各个相关学术领域，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多方位地进行研究探索。也需要更多经验丰富的实践者的积极参与。商业实践是产生商业思想的主战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数十年的中国企业家们，对于商业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决定性意义更有切身感受，将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记录升华，可以形成中国商业思想研究的宝贵财富。所以，商域经济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特别需要更多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切感悟的企业家们的参与。他们对于各商域中的经济理性张扬和文明型式特质及其演化过程，曾经亲力亲为，耳闻目睹，成败得失，铭记于心。经历沧桑变迁的企业家们，可以自己一生从业经商的“酸甜苦辣”感悟，现身说法，为商域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

五、主类商域和特殊商域

按照我们的学科定义，既然商域经济学及域境商学的研究对象是：“以具有一定价值文化特质和制度形态特点的各经济区域或领域内及其相互间发生的经济现象、商业活动和经营管理的规律和型式”“并特别关注于研究各商域中所产生的商业思想及其演进过程”，那么，它的研究对象既可以是客观现实（现象、活动、规律、型式等），也可以是精神现象（思想、理念、价值观、经验等）。所谓商域，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是指具有显著特性的特定区域或领域，特定商域中的人群进行经济和商业活动，通常表现出一定的相同倾向，并深刻影响着该商域的经济运行和商业活动，使之具有区别于其他商域的独特性。“商域”的含义可以是指“区域”，也可以是指“领域”，其划分（或类型）可以是主体性的，例如，国民、民族、种族；也可以是空间性的，例如，国家、地区、城市、乡村；可以是观念性的，例如，信仰、文化、宗教；也可以是制度性的，例如，各类经济体制、特殊制度安排等。总之，着眼于类别划分，“域”可以被简单理解为“一定范围”；“商域”就可以被简单理解为“一定的经济和商业活动范围”，而所谓“范围”是可以根据研究需要而进行界定的。

商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商业性经济活动或现象。商业性经济活动或现象，以经济理性为主导，其目标导向致力于（或倾向于）营利，一般称为“传统企业”“营利性经济”。我们将这样的商域称之为“主类商域”，由于主类商域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商业活动的共性，也可以称为“一般商域”。所谓主类商域不是一个商域，而是具有一般性质的多种（多个）商域的集合概念。在主类商域的各个不同商域中，主体人群和经济主体（企业），由于价值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于经济活动及企业的社会性责任会有不同的理解，并显著地影响其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优秀企业家，希望把“传统企业”办成“伟大企业”，实质上就是超越了经济理性（追求盈利）而致力于实现“改变社会”或“造福社会”的宏大目标。

定义“主类商域”或“一般商域”的概念，其涵义意向并非是指经济活动和商业行为具有共性的商域，而是指具有不同价值文化特点，可以划分为不同文明型式或文化类型的各个商域。也就是说，商域经济学的理论假定是“一般商域并不一般”“属于主类商域的各个商域均不相同”。研究各个不同商域的特性，是商域经济学的主要着力方向。总之，商域经济学主要不是关注各商域的共性，那是一般经济学和一般商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在主类商域的研究领域中，可以重点研究以下五类：第一，世界商域，包括以全球大“文明圈”划分的商业活动圈、各国各民族的商业活动圈，以至（全球化）跨国商业领域等。由于工业革命发端于西欧，所以西方商域及其演化过程和扩展形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当前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域经济学问题。第二，中国大陆商域，包括中华商域（东方商域）的演化过程和基本格局，以及被称为“晋商”“豫商”“苏商”“浙商”“粤商”“徽商”“闽商”等中国各地区商业活动。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和商业活动是值得商域经济学着力研究的重要领域。民族经济学是商域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另外，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也形成一定的商域；大陆台商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商域。第三，海外华人商域，包括港商、台商、澳（门）商，以及遍布全球各地的华商或华裔商界等，以至世界各地的“华商”商业活动等。第四，各类产业商域：各产业或行业各具特点的商业活动，包括农业、制造业、采掘业、建筑业、金融业、旅游业，以及各类服务业，特别是正在兴起的新产业，例如互联网、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商域特点和价值文化特性，应该成为商域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第五，城乡商域：城市是经济和商业活动的集聚中心，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商业文化和经济特质，是商域经济学应特别观察和重点研究的对象；乡村也是一类值得关注的商域，其商业文化和商业演化可以成为商域经济学很有特色的研究对象。

除了上述主类商域之外，在现实经济中还存在众多“另类商业”，可称为“特殊商域”。所谓特殊商域主要是指实行有别于主类商域的特殊制度、规定了商业活动的特殊行为规则、承担着社会经济中的特殊功能的那类商域。特殊商域的特殊性主要是由一定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特殊商域实际上是“特殊制度商域”。在这类商域中，由于制度形态的特殊性，价值文化和经济理性表现，以及运行机理都具有显著区别于主类商域的独特性质，非常值得专门研究。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更需要对一些特殊商域进行深入研究。特殊商域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其设立宗旨、价值文化、管理规则、行为方式、决策程序等均具有非常不同于一般企业的显著特点。尽管在法律形式上可以尽可能接近一般企业，例如实行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成立以董事会为决策中心的企业治理结构、实行劳动合同制等，但国有企业必然受到除一般民商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或政策规定的规范，即使没有规定其具有“特殊法人”的法律地位（大多数国家都按“特殊法人”来规定国有企业的法律性质），但实质上是特殊法人。国有企业的价值文化必然具有区别于一般企业的很大特殊性。国有企业高管进行决策的价值取向和心理（风险）偏好，同民营企业家或企业高管都必然具有极大不同，这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在中国，国有企业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商域，必须进行长期深入的观察研究。无论进行怎样的改革，只要仍然保持国有企业性质，就永远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特殊商域。

第二，非传统企业。这类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按照一般商业企业的规则经营（企业产生利润，但不实行利润分红），以保持可持续经营，致力于实现某些社会性目标，通常称为“社会企业”。这类企业不追求企业规模，但具有社会扩展性。例如，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办的格莱珉银行，从事普惠金融，致力于脱贫，成效卓著，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世界上还有不少企业家致力于社会企业的发展，已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特殊商域。

还有一些企业家，反对利己主义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创造性地以利他主义理念和经营方式管理和发展商业性企业（实行利润分红，企业股票还可以上市交易）。最著名的就是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他的经营实践表明，以利他主义理念和经营模式也可以办成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他本人曾创办和领导了两家世界500强公司）。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以利他主义理念进行商业化经营的企业也已为数不少，这可以成为商域经济学的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特殊商域（这类企业也可以归之为主类商域，作为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意识显著特征的一类）。

第三，商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众多与商业企业有别，但也发挥着为社会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组织。在法律性质上它们不被称为“企业”，属于非商业性（非营利）组织，在税收等制度上也有别于商业企业，但同商业企业具有许多共性，例如，它们也需要进行财务核算，有收入目标，需要筹资，也会进行投资，存在市场竞争等。因此，完全可以将它们归之为一个（或多个）具有独特性质的商域，称为“类商业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基金会、（民间）科学研究机构、（民间）教学机构、（民间）医疗机构、体育（经营）组织、宗教组织（寺庙、教堂）的经营机构、党派组织的经营机构、军队的经济机构等。

第四，国家事业单位。这实际上也可以归类为“类商业组织”。在中国，一些重要的科研、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组织都是按国家事业单位的形式设立和运行的，是一个规模很庞大的特殊商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国家事业单位的主业或主要经费由政府财政拨款，同时又有市场化的“创收”任务，财务分“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部分，不同程度上“自收自支”，具有“体制”内外双轨运行的性质。这样的特殊商域，其运行机制和价值文化必然具有很大的独特性，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的特殊商域类别来进行深入研究。

六、结语：一个前景广阔和充满挑战的新学科

本文的讨论表明，商业经济学和域境商学是一个发展前景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不仅可以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层面和学术体系的底层逻辑上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具有范式革命性质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可使人“茅塞顿开”），而且可以从现实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多视角观察分析，形成内容丰富的新颖性研究成果（可使人“耳目一新”）。它的研究方向既可以是学科导向的，也可以是问题导向的，或方法导向的。案例研究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具有极大推展空间和施展舞台的商域经济学及域境商学研究，对其研究者或研究队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更可以激发研究者们的学术兴趣和促使更多年轻学人树立学术志向。这是一片辽阔的科研“蓝海”，有志者尽可以在这里发挥潜力，施展才能，成就事业。

从逻辑上说，商域经济学具有抽象和具象两个方向上的动能主轴，既可以抽象到极致，也可以具象到朴素。由于它的学术属性跨越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以及诸多相关学科，其研究着力点可以是上“殿堂”，成为堂上明珠；也可以是进“花园”，迎来百花齐放。因此，商域经济学研究首先需要发挥高度的理论想象力，并运用逻辑抽象力和归纳综合力，体现对复杂现实世界的深入洞察力和剖析能力。当然，也需要研究者掌握一定的数理技术方法作为研究工具，特别是，现代数字技术支持的大数据分析，可以成为商域经济学研究的得力助手。在这样的科研“蓝海”中，尽管机会无限，但也充满挑战。是否真的能够建立和发展起一个新的学科和学科群，取决于能否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需要众多有兴趣并决心长期致力于这一研究的学者、研究者和商业实践者的共同努力。锲而不舍，方有成效。

 

后记：完成本文时，正好收到最近一期《经济研究》，读到周建波、孙圣民、张博、周建涛等4位作者撰写的论文《佛教信仰、商业信用与制度变迁》。这正是一篇从理性、伦理、制度三维视角讨论经济现象和商业活动（寺院金融）的有趣文章。作者说：“本文揭示了，发展金融要重视对人文道德等金融伦理的建设。金融伦理要体现为金融制度，金融制度也要反映金融伦理的要求。而这正是唐中叶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方向，也是马丁·路德改革后欧美世界金融发展的方向。”“寺院金融和本土金融的发展，都有力诠释了经济组织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进行的制度变迁，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作者还进一步讨论了，从世界范围来看，宗教在金融发展史上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三大宗教对信徒从事金融活动的具体规定有所异同。他们都鼓励资金的流通，但不同点在于：佛教主张收取利息，相当于出租土地收取的定额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反对收取利息，但赞成通过参与投资的形式分享利润，这类似于出租土地时收取分成租。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但收取利息更有助于经济效率。后来，基督教会承认了收取利息的合法性。伊斯兰仍然坚持反对收取利息，但一些伊斯兰国家曾通过引进西方法律制度而允许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又使之回到禁止收取利息的传统道路上）。这一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对经济理性发挥了显著而深刻影响的历史事实。确实可以表明，经济发展不只是一个由经济理性主导的效率取向物质技术（资源配置）过程，而是一个多维因素互动交融的文明演化过程，因而，各商域的经济发展必然体现为不同的文明型式及其演化过程。

作者简介：金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郑州 4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