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政策与稳增长时间： 2019-09-12信息来源：区域政策与稳增长 2019年第3期 作者：范恒山 魏礼群 张军扩 杨开忠 陈 耀 责编：qgy 晓力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专题】
编者按：2019年是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更多更大的一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消费增速减缓，有效投资增长乏力。为应对这种挑战，中央要求，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那么，区域政策作为国家的重要调控政策，应如何围绕稳增长等要求进一步创新完善，发力建功？2019年3月31日，“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围绕“区域政策与稳增长”进行了专题研讨，与会专家学者敞开思想，各抒高见，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对丰富区域经济理论具有重要价值，而且能够对推进区域和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帮助。本刊特刊发论坛部分研讨成果，以飨读者。
关键词：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区域政策；稳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9）03-0001-07 收稿日期：2019-04-02
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地区分化问题
范 恒 山
这些年，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积极的变化和良好的格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又呈现出一些新的情况。从总体上来看，就是2015年以后地区发展的差距又开始拉大了，这与2007年到2014年，差距在缩小的情况相比较，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即区域分化的显现和加剧。当前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地区分化趋向有四个方面：
一是区域间及其内部的分化。这既表现在我国四大板块之间，也表现在四大板块内部，还表现在各省区内部。与此同时，在我国东西差距仍然存在的同时，南北差距日益突出，呈现出经济增长“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状态。
二是地区发展潜能的分化。一些地区间不仅现实中存在着差距，从发展潜力看也存在着不断拉大的差距，这在欠发达地区的省份表现得尤为明显。欠发达地区的有些省份主导产业仍然是“原”字头、“初”字头当家，经济结构老化，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而另外一些省份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培育新经济、新动能，在某些领域已形成领先势头，不仅带来了当前的高增长，也为未来的加速发展积累了充足的潜能。
三是城乡发展的分化。一方面，我国各个城市都在大踏步地向现代化迈进，各种资源要素包括农村优势资源要素大量地向城市倾斜，各个地方都在积极推动建设绿色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相当一部分城市还瞄准国际先进水平，要建成国际化城市，甚至是“未来城市”。许多城市的建设也是在忙于锦上添花。另外一方面，我国农村在主体上仍然维持着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农村农业现代化既缺乏制度基础，也缺乏有效手段。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城乡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四是地区居民收入的分化。由于“马太效应”等的影响，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拉大，也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悬殊。与前些年相比，当前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些分化，不仅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定，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解决。我认为，当前就对策而言，关键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坚持以分类指导为基本指向，创造性地实施区域政策。分类指导是区域政策的要义所在，是解决区域问题的最有力武器。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优化区域政策重点是：进一步细化空间单元，增强政策适应性；重视同类地区的发展，一体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紧扣突出矛盾和问题，提高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坚持与时俱进，适应形势的变化，灵活出台一些应对措施。
二是强化区域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组合。区域问题涉及各个方面，需要政策的系统配套和协调联动。要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方面，其他有关政策应该更加重视区域差距和地区分化的状况，不断丰富和优化内容，进一步增强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区域政策要发挥作为其他政策的载体作用，在区域政策的框架下组合运用好其他政策。
三是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是解决其他差距的“牛鼻子”或关键环节。低收入人群也好，贫困人口也好，欠发达地区也好，其实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把农村的问题解决好了，这些问题相应地也就解决了。所以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关键在于振兴农村，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虽然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乡村，但解决乡村发展矛盾的主要力量却在城镇、在市场。所以要推进城乡融合，为城镇能量进入农村、进入市场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为此，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十分重要：即推进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为城市企业进入农村、先进生产经营模式运用于农村、现代科技手段服务于农村创造制度基础；推进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在此基础上，打破关键体制约束，推动农村和城市间各类资源要素的平等交换；平衡好主产区与主销区、发展农业地区和发展工业地区间的关系，区别不同情形，建立横纵向的重要农产品的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重要农业发展区的政策支持力度。
四是强化对欠发达地区新经济、新动能培育发展的政策支持。通过对口支援、人才输送、地区间优势互补合作等有效方式，促进发展潜能薄弱地区加快形成新动能，推动其超越落后的产业基础，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方面比肩发达地区，逐渐形成全新的产业发展基础。
作者简介：范恒山，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 100824）；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武汉 430072）。
在201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9年3月闭幕不久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对2019年我国经济工作做出全面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里，把稳增长放在首位，是十分重要的决策，稳增长是完成其他方面任务的基础和前提。稳增长需要从各方面发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则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和关键所在，这就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扩展区域比较空间，激发区域发展活力和效率，推动各个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高质量发展。为此，我们应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使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全国经济行稳致远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搞好区域协调战略和政策研究，我谈三点看法：
一、大力推动已经制定的国家各项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贯彻与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内外，着眼全局，审时度势，在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陆续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及相应的政策举措，包括“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这些是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和重大政策举措，应当认真全面地贯彻与落实。要推动优化区域发展格局，落实和完善西部开发、促进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改革创新举措；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高起点、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要推动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和政策，推动生产要素和人员往来便利化；要推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经济带。中央已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有关方面正在编制发展规划纲要，应助力做好有关基础工作。同时，还应推动国家出台的其他各项区域战略规划方案和政策举措的贯彻和落实。注重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和整体性，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新动能和新境界。
二、积极解决区域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
尽管由于持续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举措，逐步改善了一些区域发展的状况，但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差距还很明显，并且出现了一些需要重视研究的新问题，如区域发展分化现象逐渐显现，有些省际交界地区被边缘化等问题。从总体上看，虽然近一二十年来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加快，但与东部地区差距并没有实质性的缩小，东北振兴成效不尽如人意。值得重视的是，全国经济版块中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状况逐渐明显。不仅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各板块内部的发展也不协调，同一个省区内部的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十分明显。如广东是我国经济发展总量排在第一位的地区，但粤东、粤西北发展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存在明显差距。还需要注意的是，不少省际交界地区发展长期滞后，困难越来越大。例如，横跨江苏、安徽、河南、山东4个省的淮海经济区，连接10个地级市，是国家东部沿海经济带的战略腹地、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枢纽，也是贯通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南北通道的重要区域。尽管多年来这些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地处4个省交界，受制于地区之间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造成了区域发展的“洼地”。2017年，淮海经济区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5000元，是整个东部发达地区中最薄弱的板块。解决这些区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国家从战略和规划上予以重视和支持，提升其战略地位，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和整体性。
从全局上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还要深入研究和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更大力度推动老少边穷地区特别是特殊困难地区加速发展，把这方面切实放在优先的位置，努力补齐国家发展中的这块短板，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二是进一步强化资源枯竭地区产业转型和新动能培育，使其加快脱胎换骨，重振发展雄风。三是推动对标国际领先水平，进一步提高发达地区的经济素质和竞争力，使这些地区继续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和强大动力。
三、不断优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路径与方法影响着效益，甚至决定着成败。无论是贯彻落实国家既定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还是研究推出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都要认真总结多年来积累的成功经验，不断优化实施路径的方法，优化细化协调区域发展的机制和政策体系。特别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注重形成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体制机制，既充分发挥市场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又有效发挥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序有效运行。二是坚持区别对待与公平竞争相结合，深化细化区域政策的尺度，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差别化政策。三是助推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力度，推动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设置，加快建立科学、规范、有效的协调区域发展新体制、新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重大功能平台的作用。这些年国家陆续设立了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等一系列重要平台，这些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应当充分发挥它们的引领、示范、支撑和带动作用。要构建区域合作机制。通过建立市场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机制，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优化配置。要优化区域互助体制和机制，健全区域利益补偿政策和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推动对口支援做实，取得更大的成效，注重激发后进地区的内在能动性，推动形成构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只有在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体系完善方面取得更大成效，区域协调发展才能更有活力、更有效力、更可持续。
作者简介：魏礼群，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北京 100731）。
张军扩
当前，不论是从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来讲，还是从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实现稳增长来讲；不论是从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挑战来讲，还是从化解内部财政金融等风险来讲，加快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步伐，都不仅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应当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和推进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时期深化改革作了全面部署，国内外为之振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中央深改组、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了400多项重大改革方案，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共出台了近2000项改革方案和举措。改革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比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加大环保执法力度等。
但总体来讲，新时期改革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出台的文件比较多而真正落地见效还不够理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改革，进展相对比较慢，实质性进展不足。比如在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决定》提出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在土地制度改革领域，《决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金融体制改革领域，《决定》提出要“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这些重要改革，要么仍然处在试点试验阶段，要么虽然出台了一些改革举措，但尚未取得实质性或突破性进展。
党中央高度重视改革的落实和见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深改组、深改委会议时多次强调，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抓落实，要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坚定不移地推动，落实重大改革举措。那么为什么改革的决心意志之大、举措之多前所未有，而落地效果却不够理想呢？我认为，除了现阶段改革形势更加复杂，改革任务更加艰巨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形势下我们推进改革的方式方法需要更加优化、更加有效。
改进和优化改革推进的方式方法，我认为主要是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重要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全面改革与重点突破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通过补齐短板，可以加大体制的整体有效性。可是经济体制当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毕竟是不同的，有些是主要矛盾，有些是次要矛盾；有些是根源性的，有些是从属性的。改革不能平均用力，而要找出经济体制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取得突破，以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和促进次要矛盾的解决。其实，经济体制面临的矛盾虽多，但重大和关键的改革不会太多，这些改革突破了，就能起到带动全局的作用。比如1994年前后进行的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分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改革，就是这样。另外，抓住少数重大改革，把其他相关改革都纳入其中，统筹推进，也有利于各项改革的协调和取得实效。而如果把本属于同一重大改革但却属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事项分派给不同的部门牵头负责，则会大大增加改革协调的难度，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二是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改革进展到现阶段，顶层设计无疑是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十分重视充分发挥基层和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我国各地发展水平和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一个模式适合所有地区、所有情况。顶层设计主要应当明确方向性、原则性，而把具体的实现方式问题交给基层去解决。比如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时，如何确定农村集体成员身份问题，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坐在办公室是想不出来办法的，即使下去调研，各地情况甚至各村的情况差别都很大。但其实只要明确原则和方向，交给基层去协商解决，都可以处理得很好。这些年我们从事政策咨询研究工作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我们在北京感到很棘手很难处理的问题，其实基层群众都可以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关键是顶层设计要给基层探索留下充足的空间。
三是要处理好依法依规改革与大胆闯大胆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是依法治国法治精神在改革领域的高度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要“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推动改革，敢于担当、善谋实干、实事求是、锐意进取，扎实推进各项改革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可见，从政策导向上，“改革要于法有据”与“大胆试大胆闯”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却常常看到听到，一些干部由于顾忌改革要于法有据，怕担责犯错误，而不敢闯、不敢试，产生消极等待情绪。为此，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所谓于法有据，主要是就重大改革和重大原则问题而言的，而不是改革推进的具体方式方法。新形势下，面对改革复杂的形势和更加艰巨的改革任务，依然需要鼓励广大干部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就像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讲的，对了坚持，错了改正，就不会犯大的错误。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对干部的激励和保护机制，加大改革创新在干部考核和提拔任用中的权重，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机制，真正为那些锐意进取、敢作敢为的干部打气撑腰，提供后盾。
作者简介：张军扩，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100010）。
加大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力度
杨 开 忠
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为稳增长，我国需求管理的力度逐步加大，2017年，我国强调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2018年调整为持续扩大内需，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则进一步转变为强化逆周期调节。新时代逆周期调节不搞大水漫灌，要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高质量发展。本着这样的思路，我谈两个想法。
一、强化逆周期调节要加大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力度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时代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主要表现之一，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区域社会经济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到即使发展水平最高的省市，2018年人均GDP也不过刚刚跨入2万美元的门槛，尚处于不发达状态；二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大，老、少、边、穷及资源型地区尤为滞后；三是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相适应，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四是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不健全，尚未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统一市场，空间精治、共治、法治尚不发达。为解决这些问题，满足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写进党章和宪法。从空间角度来讲，强化逆周期调节要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大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力度。
在逆周期调节中加大实施区域政策力度，也是世界大国区域政策的国际经验。例如，1933年，新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使美国摆脱经济大萧条的困境，决定实施“罗斯福新政”。“新政”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美国田纳西流域为试点，推动美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流域自然资源综合开发与治理。再如，战后，为了缓和1948—1949年、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和1969—1972年相继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在实施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的同时，结合国防科技产业发展，不断促进“阳光地带”的崛起。
二、进一步加大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力度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不仅由经济布局和区域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上升为系统的国家战略，而且内涵趋向全面更新。除创新老、少、边、穷和资源型地区政策外，这种更新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一是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形成新时代鼓励和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新格局；同时，研究出台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崛起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二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等横贯我国东西部的大江大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创促进“板块”之间的协调、一体发展新棋局；三是全面深化空间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四是建立主体功能区制度，深化国土空间治理改革，推进国土集聚开发、分类保护、综合整治；五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要求，推动城乡一体、区域同城的都市圈，基于大都市圈链推动城市群新发展，初步彰显现了中国特色新区域主义的理念。
强化逆周期调节要适应区域协调发展创新趋势，把握重点。除继续加大对老、少、边、穷和资源型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和支持力度外，还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精准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规模实质性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打造世界级科技中心、全球价值分配中心、世界级城市群和超级巨型经济带。二是加大东中西部和东北板块协调互动力度，一方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力度的要求，把握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与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身发展与一体化发展的关系，动员各方力量，处理好对内对外产业转移的关系，防止产业对外过度转移，更加有效地鼓励和引导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核心区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转移，更大力度强化高科技产业、绿色产业在内陆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布局和发展；另一方面，谋划推动黄河海河流域、渤海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大力促进东、中、西部和东北板块的协调互动，进一步平衡南北方发展。三是在普遍促进大中小都市圈和微中心圈发展的同时，适应国家经济核心—边缘地域结构重塑的内在要求，既积极沿主要集聚发展轴线拓展国家经济核心区空间范围，又防止过度扩展国家经济核心区空间范围。向内地最适合的拓展应是:协调好形成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崛起新格局以及大江大河流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关系，将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崛起有序提升为国家战略，加速将其建设成为我国主要的国家经济核心区，形成我国新时代更加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国家经济核心区域格局。
作者简介：杨开忠，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北京 100836）。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五”时期，我们就提出了均衡布局的思想，到改革开放非均衡发展，到现在的区域协调发展，所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在不断完善和不断成熟。其实我们区域政策两大目标，即均衡目标和效率目标，在不同的时期追求的方向是不同的。今天我们谈的是稳增长，其实是跟总体经济增长力呈现一个明显的相关性。一般来讲，我们从长时期去看，当增长力比较高的时候是快速增长的时候，通常区域差异比较大，或者说总体区域处于这种区域的一个状态。当总体经济增长力比较弱，增长速度放缓的时候，实际上是差异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阶段，大家也看到用泰尔系数计算这几十年来的变化，有一个很大的收敛状态，但是在这几年处于平衡地略微往上翘的一个曲线。这个时期，我们往往在经济增长快的时候，区域政策的侧重点在缩小差距，所以这个均衡政策是主导。当经济增长相对处于一个下行通道，我们说实际上区域政策的主导方向应该是倾向于效率。特别是当前面对国际复杂的形势，我们适时地做一些区域政策的微调，我认为是恰当的。
进入新时代，我们国家的区域政策现在要实行地带间协调与城市群协同的并举。现在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包括大湾区、内部的一体化等，实际上是提升整体的竞争力，是提升稳增长，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地带间协调跟城市群的协同并举体现了两大目标的兼顾。我认为目前这样一个阶段，区域政策取向是相对合适的。
城市间协同发展有一个很大的难题，这就是我们的城市群规模都比较大，大的城市群如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包含的城市都非常多，长三角城市群包括有20多个城市，一体化推进缺乏抓手。所以2018年2月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导向，未来城市群一体化，应该首先搞都市圈，都市圈一体化是推进我们城市群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抓手和步骤。目前在推进一体化的行动中，要把都市圈作为重中之重。
目前都市圈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强调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引领作用，也就是大家所讲的强省会战略。强省会战略关键是如何实施？很多城市通过外延式扩张，撤县设区，城市合并的行政办法实施强省会战略，这种外延式扩张做好省会城市的方法不宜鼓励。但实际上也不一定都是不合适的，如合肥合并巢湖，我觉得这个是可取的，不仅对于城市的人口、城市区的规模经济总量有作用，最重要的是还保护了巢湖的生态环境，在这方面它是有意义的。
需要重视的是，在推进都市圈一体化过程中，要构建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联系紧密的、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30—60分钟的都市通勤圈。一个是中心城市的规模，一个是一小时都市通勤圈，这是推行新型城镇化中可实施的一个规划，能够促进中心城市的功能、产业适当扩散，带动中心城市跟周边区域的协调发展。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如成都不仅做大省会城市，同时也推动中心城市跟周边的同城化，成都跟周边的德阳、资阳、眉山在8个方面推进同城化，在很多方面对周边地区有扩散带动作用，比如说医疗资源共享，教育资源共享等，有很多经验是可以去推进的。
总体来说，推进都市圈一体化是我们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和重要步骤，也是实施协调和效率目标兼顾的区域政策的重要举措。&
作者简介：陈耀，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