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学科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时间： 2020-12-07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 第2期 作者：张建伟 图登克珠 责编：万山
——2019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年会综述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流学科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2-0151-06 收稿日期：2019-1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藏边境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18BMZ095）。
作者简介：张建伟， 男，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藏大学《高原科学研究》编辑（拉萨 85000）。
图登克珠，男，藏族，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藏大学科研处处长，西藏大学西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拉萨 85000）。
一、一流学科建设与全球化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有利于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42所世界一流大学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围绕这个论题，论坛对此展开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管理》副主编、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周文斌教授分享了他对《生态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周教授指出生态管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认为在青藏高原的西藏讲《生态管理学》意义更为重大，可以俯瞰全球、兼济天下。周文斌教授指出生态经济领域管理的研究重点为生态产业布局、生态企业（绿色企业）培育、生态区域涵养三个方面。。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曦辉教授回顾了民族经济70年民族经济学40年的发展历程。李曦辉教授指出，时代需要民族维度的经济学理论。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呼唤着新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其实践，民族经济学恰好因其关注“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而为全球化时代所急需；民族经济学新的范式，力图用民族过程的经济学分析将民族因素引入经济分析框架，从民族的维度分析、研究、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经济问题。
李曦辉教授对民族经济学的定义进行了界定。李曦辉教授认为，民族经济学就是对民族过程的政治文化效果进行经济学分析，按照经济学而非民族学的范式进行规范研究的一门科学。李曦辉教授还对民族经济学研究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坚持分工理论、规模范围效益理论和全球化经济理论，是为了在目前还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伸张自己的发展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分工与国际交往理论，是为了解放劳动者自身，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此，李曦辉教授认为：民族经济学应该以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规模范围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为一种基础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分工与国际交往理论为另一种基础理论，做到既追求民族国家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与竞争力最优化，又实现劳动者自身的解放，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李曦辉教授介绍了民族经济学学科新范式研究。他指出，我们运用商域经济学理论不仅显现了民族——经济这个“黑箱”的运作原理，还给民族经济学找到了一条解释现代经济运行机理的有效路径，使民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显著提高，未来民族经济学可能就是解释人类经济发展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他指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应该是民族过程中经济理性的演进、价值文化与社会道德的演化、制度形态的变迁，及其对地域、国家、全球经济绩效的影响。而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围应该包括纵横两个维度。横向维度是指学科研究应包括当今世界现存的哪些民族，包含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民族，而非仅仅研究国内的少数民族；纵向维度应该从各民族特有属性对经济行为影响视角出发，研究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与其经济行为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征。
中央民族大学冯彦明教授做了题为《对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思考》的发言。冯彦明教授从解剖西方区域经济“头痛治头脚痛医脚”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无效性入手，在说明唯利是图导致经济运行自发和盲目、经济研究短见和片面的基础上，试图追根溯源，研究其西方理念、文化和经济学的根源，分析其失效的必然性，进而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正确认识以人为中心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通过教育全方位提升人的能力，通过全方位提升人的能力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全要素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新疆大学新疆管理研究中心、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孙慧教授做了《多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与高质量发展》为题的发言。孙慧教授分析了1978—2017年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律与未来形势，构建了9个维度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了西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一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1978—2017年中国西北地区GDP总体呈现逐年递增态势，GDP增长率在5%—15%内总体呈现同步增减变化趋势，但1978—1993年，西北地区表现出经济增长率上升和下降的阶段波动周期性变化，改革开放40年西北地区各省份GDP均值均低于全国GDP均值。二是从1978—2017年改革开放40年时序视角来看，中国西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西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4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得分从大到小依次为青海、甘肃、陕西、宁夏和新疆，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从大到小依次为青海、陕西、宁夏、新疆和甘肃。三是探究1978—2017年改革开放4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演化特征，西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4个阶段存在区域空间异质性。陕西40年整体表现为较差转为良好的高质量发展态势，近年来发展势头很好；处于西北中部的青海、甘肃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经历中等与较差之间的反复“摇摆”后，有不断向好发展趋势；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反映出渐入佳境的发展状态；西北边陲的新疆由前期良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渐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阵痛调整期，处于一般水平的稳定发展态势。因此，西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以甘肃为凹分界岭，东高西中的“V”字型区域格局。四是通过9大维度的贡献率分析，表明牵住技术创新水平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稳步推进西北地区全国经济“一盘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供给侧不平衡不充分现实问题的短板，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政策创新调控，推进治理能力与发展成果共享体系，打通金融市场配置效率提升的“最后一公里”，是推进西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钥匙。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郑长德教授分享了关于“十四五”时期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选择研究报告成果。郑长德教授认为，2020年后民族地区在中国的地区发展格局中依然属于欠发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民族地区，在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加大力度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是全面小康社会后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和现代化强国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乡村振兴规划中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城乡融合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最主要机遇期。
郑长德教授认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发展路径选择适当，实现技术蛙跳不仅可能，而且可行。他提出了差别化的区域政策选择。主要有区际一体化与区内一体化、以人为本与以地为本的投资战略选择、通过政府干预触发民族地区的蛙跳、民族地区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区域合作。具体可操作的建议有，持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和发展援助力度，确保民族地区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着力进一步激发民族地区内生动力；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按照集中均衡开发模式重塑空间经济格局，走包容性区域发展之路；确保环境质量的稳定与提升；经济机会的平等获得；确保特殊类型贫困人口的最低经济福利。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程广斌教授分享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分析的研究进展。程广斌教授通过DEA（投入导向CCR模型）测算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测定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率。以熵权TOPSIS法(逼近理想目标求解的排序法)衡量西北地区生态系统的综合发展质量。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两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三点对策建议：一是中国西北地区政府财力有限，中央应该继续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和政策倾斜力度，加大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的财政资金投入，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可持续发展，而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致力于规范政府行为、厘清政府职能范围，提高经济效率。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西北地区应不断改善投融资环境、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合理引进先进技术、正确引导科技投入方向，与此同时，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并降低其资源环境代价，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三是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急需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治理荒漠化，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而这些都需要国家间紧密的合作。比如土库曼斯坦沙漠面积大、干旱严重，其在沙漠治理与利用、旱地农业方面具有较强的研究水平，而陕西在沙漠治理、干旱和半干旱农业方面也具有较高水平，双方可以就此开展深入合作。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魏霞研究员做了题为《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言。魏霞教授提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点的四点建议。一是聚焦“解放思想”，加速“破冰突围”，全力做好“扩大开放”大文章，打造内陆对外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二是聚焦“中高端制造”，加速“存量变革”，全力做好“有中生新”大文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聚焦“智能制造”，加速“增量崛起”，全力做好“无中生有”大文章，推动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四是聚焦“中高端消费”，加速“变量突破”，全力做好“绿色发展”大文章，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上新水平。
北部湾大学钦州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傅远佳教授对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一是通道的功能更强大，是实现中国东西互济、海陆联通全面开放格局的大通道和新平台，形成西部地区南北贯通大动脉，构筑西部地区的海陆联通新通道。二是通道的辐射范围更大，密切中国—东盟国际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对接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为新通道注入活力，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世界。三是通道的影响领域更广，对区域内外开放合作的影响，对区域内外产业发展的影响。傅远佳教授提出了共建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中国—东盟贸易和投资增长的对策建议。一是推动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系统规划，政企共同助力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立国家层面协调领导小组，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通道建设。二是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构建完善的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三是加快金融机制和政策创新，拓宽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融资渠道。四是提升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市贸易投资便利性，打造跨国跨区域通道合作的典范。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贺新闻教授做了《民族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为题的发言。贺新闻教授首先介绍了民族多元化的背景，随着全世界、全国人口流动的加快，不管是民族地区的企业，还是非民族地区的企业，员工均已经呈现多民族化。贺新闻教授对员工民族多元化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考虑竞争因素，员工民族多元化有助于企业扩大特定民族群体客户，拓展民族地区市场，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提高企业市场份额和利润。考虑创新因素，员工民族多元化有助于企业针对特定民族偏好改进产品、开发新产品，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绩效。考虑环境包容性，在高包容环境（高增长行业环境）中，民族多元化通过竞争强度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比在低包容环境中的影响更强。考虑经营战略，组织中民族多元化的影响常常取决于所制定的经营战略。民族多元化通过创新间接影响企业绩效，影响程度取决于经营战略。在增长战略下，民族多元化更能促进企业创新，进而取得更高的绩效。因此，应提高企业民族多元化水平，尤其在民族地区，通过引进等方式，需要国家给予政策支持。
三、西藏民主改革60年经济社会发展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久毛措教授做了《对西藏贫困问题和农牧民家庭可持续生计的思考》为题的报告。久毛措教授分析了西藏的脆弱性贫困。西藏的“因自然和突发灾害的致贫、返贫”“因病致贫、返贫”“因学致贫、返贫”“因劳动力缺乏的致贫、返贫”和“因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致贫、返贫”等贫困现象与问题，使得贫困户和贫困农牧民由于缺乏抵抗风险的手段与能力，更容易遭受风险的伤害而生存困难，有些在贫困的边缘；有些已陷入贫困，或是深度贫困，或是脱贫又重新返贫，形成了一种动态的贫困范式。有些贫困家庭最初可能并不贫困，但是由于其抵抗风险的脆弱性导致了贫困，即脆弱性贫困。穷人的生计更脆弱，是因为其风险抵御能力更低或风险抵御能力范围不能完全保护他们。风险冲击导致个人或家庭福利降低或贫困的前提是家庭缺少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低也是导致穷人持续贫困的一个原因。当风险冲击来临时一般会有以下三种结果：一是家庭生计资本是高脆弱性，但如果其风险抵御机制较强，也不一定会马上导致贫困，即目前不贫困（目前是脆弱人口，属于潜在贫困人口）；二是家庭生计资本具有非高脆弱性，处于贫困线外的边缘，但是由于其家庭风险抵御机制的高脆弱性，就可能会陷入贫困（目前是脆弱人口，也属于潜在贫困人口）；三是家庭生计资本是高脆弱性，且家庭风险抵御机制也是高脆弱性，则家庭陷入贫困。
久毛措教授指出，对西藏贫困问题的认识和对贫困人口的认定不仅要考虑贫困的脆弱性，也要考虑到贫困的动态性，不能仅以贫困线为标准来识别贫困人口、考核脱贫成效，要通过对贫困脆弱性的深度分析，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找出脆弱线，并结合贫困线和脆弱线来识别贫困人口、考核脱贫成效，这主要是为了确保把贫困边缘的潜在贫困人群能够较为精准地识别出来，并以此认识贫困问题分析贫困成因，因为西藏的潜在贫困人口是西藏贫困治理的难点。久毛措教授认为，要消除贫困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必须在主观思想上先摆脱贫困，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要摆脱“等、靠、要”的思想，依靠国家扶贫政策的外部支持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将自身视为脱贫的主体。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陈朴副研究员做了《城镇化中西藏失地农民城市适应问题研究——以西藏拉萨市柳梧村为例》为题的发言。陈朴副研究员通过村民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城市适应问题案例的展演，大致描绘了经过十余年发展的西藏失地农民多维度的城市适应问题。虽然经过了十余年的城镇化，总体而言当前失地农民仍处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二元共存与互动的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阶段，相对于生活方式，知识技能、思想观念、角色意识、城市归属等精神层面依然会有不适应城市之处，但是城市的变迁也推动着习惯不断调适，这种变迁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差别，但也让失地农民基本摆脱了二元体制下的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和好处，多数人是有失地和融入城市意愿的，也可以看出失地农民对城市的适应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谋生手段、居住空间的非农化转变，而是一系列角色的整体转型过程。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刘立云博士分享了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联合跨域发展研究的成果。刘立云博士指出，青藏高原的西藏地区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关键交往地带及区域文明中心，明清陕藏贸易的延续，对当前西藏“依托内地（陕川）”参与西北、西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深远历史镜鉴。她通过深入分析西藏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主张建设藏区立体道路交通网络的互联互通、综合现代物流发展的全面整合、贸易传统产业的培育创新，特别是实施文化互动的影视创新思路、文化体验的旅游创新思路。提出加强西藏与陕、川等省（区）际间的交通、物流、产业各方面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经济发展格局，形成以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原生文化及宗教文化为主体、兼容并蓄的文化开放格局，最终推进当前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统计研究处助理研究员西绕甲措博士做了《西藏“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研究》为题的发言。西藏经济结构带有明显的二元特征，这是造成其经济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西绕甲措博士通过研究发现，不同于其他现有的“二元化”经济论，西藏经济呈现出“城镇与农村、公有与非公、传统与现代”三重二元化的独特结构性特征。劳动力要素方面，西藏乡村的人口构成和落后的城市化水平使大量农村人口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呈现出劳动力流动城乡二元化割裂格局。资本要素方面，由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未实行浮动机制，致使金融中介组织风险嫌恶，使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国企和民企在资金可得性上的二元化割裂。在资本收入份额和劳动收入份额方面，西藏呈现出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传统产业与第二、三产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之间的二元化割裂。他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西藏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将其纳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当代经济学主流分析范式，并指出以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化为主线的三重二化经济结构是研究西藏经济问题不可或缺的场景框架。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蒲柯竹做了题为《西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实证研究》的发言。他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科学研判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差异，对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具有深刻意义。蒲柯竹博士以西藏7个地市2006—2017年数据，运用单指标、综合指标体系以及GIS相结合的方法，从时间和空间序列两个维度对西藏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总体轮廓、趋势、水平、特征以及空间分布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是2006—2017年，西藏经济总量大幅提升，但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缩小；二是除山南市外，其余各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呈放缓趋势，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三是水平空间差异巨大“集聚效应”、单核增长极显著，呈“中心—边缘”分布格局，具备典型的空间圈层结构。他通过分析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后果与成因，提出西藏应探寻经济增长与适度差异间的“均衡”，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合理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席蒙蒙做了题为《西藏生态现代化的三维审视》的发言。他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依托于环境友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和谐共生理念，拓展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思路。席蒙蒙博士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层次结构分析理论构造出环境友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三个维度18个指标予以阐释，选取了2011—2017年7年间西藏生态现代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数据，采用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并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西藏生态现代化总体上呈U型发展趋势，其中环境友好指数呈现递减的发展趋势，经济发展指数呈现递增的良好态势，这体现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仍有罅隙，社会进步指数呈起伏波动式的不稳定发展状态，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向城镇集聚，增加了对水、电、燃气、公共交通、绿化面积等自然资源和社会基础设施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社会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供给侧相对滞后，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基于生态现代化的综合分析结果，席蒙蒙博士提出发挥资源环境的比较优势，发展高原绿色经济；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建设高原特色小城镇；加强政策扶持，提高资源利用转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等对策建议，也是西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生态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民族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兴产业大量涌现，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化。新时代民族地区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融入全球化发展？这些都是新时代每一个执政者和研究者必须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2019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全球化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讨会的举办，激发了来自不同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众多学者的思考，专家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和专业视角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对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First 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Conference on 2019 Annual Meeting of the Economic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Society
Zhang Jianwei Tu DengkeZhu
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exchanges among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promote the
precise pa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areas, realize the overall
well-off socie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The 2019
annual meeting of the economic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institute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the seminar 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Lasa on August 16, 2019. This meeting was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Economic
Committee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Tibet University,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Journal of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Xinjiang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Economic, Journal of Financial Theory Research and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contents and viewpoints of the forum and shares them with readers.
Key Words: Ethnic Are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class Discip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