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探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视角时间： 2022-10-03信息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22年第9期 作者：史晋川 董雪兵 潘士远 责编：qgy
人类的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人类在地球上迁徙的历史，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分布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各种自然条件的约束，是一个人类不断适应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过程。无论从世界范围还是国家内部视角来看，人类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分布都是不平衡的，既受到自然地理的影响，也受到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经济制度作用的影响，探索和研究经济活动在地域空间上分布与变化的规律，由此发展出了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学科。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结合新中国七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转变、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区域经济理论的演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及理论体系的建设。
一、区域经济理论演变与研究主线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活动和地理空间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活动对地理空间的依赖和相互影响以及区域经济空间的形成和变化。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源配置活动本质上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生产力是指社会成员共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生产关系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生产过程的组织与分工关系、产出的分配关系三个方面。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对地理空间的依赖和影响及区域经济空间的形成和演变。
研究社会经济活动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地理空间的相互作用及关系，大致上可以基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自然、技术和制度的三者相互作用关系这样一条研究主线来展开，从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再到新经济地理与空间经济学，虽然研究的理论概念、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等都有各自的不同，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大都基本是围绕这条研究主线来建构基本的分析框架，进而展开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区域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地理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时，都会基于地理空间的异质性，从先天性因素和后天性因素两个不同的视角，把地理空间划分为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如果参照克鲁格曼等人的经典定义，可以将第一自然定义为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有关但同时极少受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技术和制度影响的地理空间，也就是主要由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先天因素决定的自然地理空间；同时将第二自然定义为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技术和制度等后天因素影响较大的经济地理空间。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有关经济区位的思想，以及早期的古典的农业区位理论，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第一自然及对第二自然形成的影响。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生产技术落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也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自给自足为主的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的联系和依存并不密切。因此，尽管在世界各地不同地理空间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第二自然即经济活动空间的分布及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一自然决定的。同样地，在工业化之前的历史时期，有关各种经济区位的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主要聚焦在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层面。
工业革命时代来临后，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技术、制度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和制度对第一自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社会分工的细化深化，市场的大规模扩张，使得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在不同空间的流动与配置以及商品在不同空间的流动和交易更加频繁，由此导致第一自然特征对第二自然形成的直接约束弱化，不同空间中第二自然的差异性急剧扩大且表现出更强的多样化特征，形成了许多明显不同于第一自然的经济活动空间，或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区位。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兴起，古典经济学应运而生。古典经济学的区域经济理论，其研究主要涉及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和社会分工有关的经济制度，在由第一自然可以导出不同空间要素禀赋差异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分工和交易，导出不同空间比较利益或比较优势及经济活动特征，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区域经济理论。在工业化扩张时期，有关各种区域经济的理论研究，从主要聚焦在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层面向国际的区域层面转移。
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同样围绕自然与制度的相互关系这条主线来推进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了由制度方面的后天因素所决定的第二自然，即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分散对经济空间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具体地说，新古典经济学在经典生产函数的假设前提下，更加详细地研究了完全竞争市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技术进步、外部经济等方面对经济区域形成的影响，将自然、技术和制度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新古典区域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同时，新古典经济学在将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运用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新经济地理学在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中，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同时修订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技术和制度的假定前提，在技术方面引进了规模收益递增等假设，在市场方面引进了不完全竞争等假设，由此重塑了自然、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丰富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同时，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量化历史研究,如跨大西洋国际贸易对经济制度与欧洲各国现代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则进一步聚焦到国际层面跨国别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拓展了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视野、研究范围和研究的历史纵深。
从区域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纵向历史来看，在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和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分工和市场的发展程度很不充分，尽管不同地理空间的第一自然存在较大差别，但第二自然之间的差异性不是很大，且第二自然及经济活动空间的分布和特征，基本上很少对第一自然产生重大作用。而在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之后，西方各主要国家在自然、技术和制度互动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制度对第一自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市场的大规模扩张、技术进步及社会分工的持续细化，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使得资源在不同空间的流动与配置和商品在不同空间的流动与交易更加频繁，由此造成了不同空间第二自然的差异性急剧扩大，形成了许多明显不同于第一自然的各种经济活动空间，或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区位。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吸收了新经济地理与空间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将密度、距离和分割作为研究区域经济的三个基本维度，研究了经济的集聚程度、生产要素与信息在空间流动的难易程度和妨碍流动的基础设施条件与制度阻碍因素等问题，并结合北美、西欧和东北亚等世界各地区的发展经历，研究了集聚、迁移、专业化和贸易等对经济地理变迁的驱动机制，提出了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和减少分割是促使经济发展及重塑经济地理的关键，而其中的缩短距离和减少分割同制度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从区域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自然、技术与制度三个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地理条件，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近一百多年来，又经历了多次巨大的社会制度变迁。从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自然、技术与制度的相互关系来看，在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通过建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政府主导的计划调节机制来影响经济发展中的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由此决定了第二自然经济空间的形成和演变。而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制度变迁对技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乃至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来塑造第二自然的。因此，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学时,按照技术、制度和自然三者的互动关系这条主线，在制度因素方面，必须非常重视市场和政府的结合，重点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及其对技术和第二自然经济空间的形成和变化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技术、制度之间三者互动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本土素材。
综上所述，中国区域经济学同样要研究区域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即资源配置活动对地理空间的依赖和相互影响以及区域经济空间的形成和变化。同时,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聚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以及不断演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技术与制度三者的相互关系。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与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自然区域和行政区划没有很大变化的背景下，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区域格局加速变化和重塑。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按照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统一的原则，紧密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丰富实践，借鉴现代区域经济学理论，刻画与提炼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转型对经济空间演变及区域经济的影响，重点揭示促使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自然、技术、制度及三者互动的内在机理。立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讲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故事，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律。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中自然、技术、制度三者中制度的最基本内容。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技术、制度及三者互动的内在机理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阐述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为起点，市场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与经济空间演变中，始终处于最核心的地位。随着西方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到出现垄断的市场经济,直至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发展到“混合经济”，经济学逐步认识到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竞争、完全垄断不同的市场结构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及市场失灵问题，开始日益重视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及调节社会经济活动时的作用，政府的角色由守夜型政府发展为规制型政府。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程也具有自身不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西方经济学以市场作为制度起点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在区域经济理论及其演变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总体上随着政府对市场失灵的认识和弥补而不断增强。
纵观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演变与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制度变迁，走的是与西方各国非常不同的路径。新中国成立初期，先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然后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关系则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完全由政府主导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时期引进市场调节，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制度变迁阶段。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完善是以政府通过计划主导经济发展为起点，经历了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反映在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理论成果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理论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按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国区域经济演进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区域计划均衡发展理论主导阶段（1949~1977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导阶段（1978~1999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主导阶段（2000~2011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主导阶段（2012年至今）。在每一阶段，不同的区域经济理论指导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也启发了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五”计划时期，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首次提出在中国优先发展内地、平衡布局生产力思想，充分继承与发扬了区域平衡发展的思想。在平衡生产力布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采用苏联生产力布局方法，在相对封闭的发展战略背景下，主要聚焦国家内部区域经济布局，形成了以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为原则的生产力均衡布局体系。同时在生产力均衡布局大背景下，也适当地参考了西方的经典区位理论，来布局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组织。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政府是资源配置与区域生产力布局的主体。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尽管缩小了内地与沿海的发展差距，但也影响了国民经济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战略设想，沿海地区要在改革开放中加快对外开放，率先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沿海地区的发展事关大局。等到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到那时候沿海也要服从带动和帮助内地发展这个大局。简言之，一个大局是沿海率先发展，另一个大局是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按照“两个大局”总体发展战略思想，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逐步从内地指向的传统平衡发展战略向沿海指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模式转型，国家空间组织理念和原则逐渐从“平衡布局生产力”向“不平衡布局、区域分工”转变。同时，国内学者积极引进市场经济和转型经济国家关于生产力布局的相关理论，如比较优势与禀赋理论、中心地理论、区位竞租理论等，吸收借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衍生发展出了梯度理论、点轴开发、网络开发、双核结构、层级增长极网络等一系列符合中国发展特征事实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发展与创新。在不平衡发展和区域分工原则指导下，国家设计空间差别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增长，但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累积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不断凸显。
世纪交替之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战略，继承、创新与发展了“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在四大区域发展战略稳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理论也进入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主导时期。这一阶段在新经济地理学等现代区域经济学流派发展的影响下，中国区域经济学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区域经济问题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基于区域科学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区域经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包括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性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用于认识与评估国家区域战略与区域政策效果；二是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聚焦区位选择、产业集聚、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研究，对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测度与经验估计、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产业集群的研究等，用于指导区域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区域内产业的转型升级；三是基于区域一体化和新区域主义的理论研究，探讨国内区域一体化的内涵、测度、模式、路径选择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等区域经济问题，用于指导区域一体化的路径与治理模式选择。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习近平同志基于普遍不平衡的客观事实提出了“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重要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一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传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现代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逐步形成更加系统和科学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体系。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践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国内学者大量吸收国际学术界演化经济地理学、城市发展与城市群理论等内容，结合大数据区域分析技术，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等理论。这一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五个主题：一是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产业关联与路径依赖、产业转移与地区差距；二是基于城市发展与城市群理论，探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与转型方式、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与影响因素、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地区经济效率等问题；三是基于国土空间约束与寻求空间均衡发展目标，创新性地提出主体功能区规划，探索发展理念与理论基础、内涵界定、主体功能区划分等，有效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与区域规划理论；四是基于大国农村人口脱贫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创新性地提出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战略，国内学者则从理论层面研究精准扶贫的内涵及治理转型与路径突破，厘清城市化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等关系，明确乡村的价值定位与建设内容等问题，并开展相对贫困规模测算、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政策效果评估等基础研究；五是结合互联网爬虫、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与手段，借助前沿结构方程、空间计量等方法，科学评估区域政策的局部与全局效果、分析中国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激励、网络关联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以改变生产力布局为重点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区域发展战略、适度倾斜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的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到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也从以借鉴吸收西方理论为主进入自主理论创新阶段，研究范式从描述区域经济现象及自下而上的经验归纳向以本土问题为导向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模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对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与分散及背后的决定因素及经济机制，有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认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定位和发挥作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
如前所述,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同政府和市场这两个制度因素的关系与变化紧密相关。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在资源配置活动中有关空间决策的干预不断减少,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在扩大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同时,注重限制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可能造成的区域分割影响；三是中央政府对国家层面和跨区域层面的区域规划的作用不断增强。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必须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为主线，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区域经济理论，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技术与制度互动下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阐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并从中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学理论。
政府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国家大战略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体制完善、各种政策整合以及制度与技术的互动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政府在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中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经济内部的各种制度及体制，形成良好的匹配与良性的互动。尤其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次序安排和不同的经济政策安排要与经济体制相互适应，这对于经济系统的有序运行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不同所有制成分的微观经济主体更加多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府的角色逐渐由主导型向赋能型转变，更加重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政府建立起了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如土地制度、金融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同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经济调控及政策体系也逐步建立与完善，如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体系、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这些制度与政策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明晰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边界与作用，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的保障，也为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的制定与微观经济主体在资源配置活动中的决策,提供了选择空间。
同时，随着国家实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更加紧密，区域经济发展也相应地从原先主要聚焦国家及国家内部区域经济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到通过进一步加强国际经济联系来调整区域经济布局，即从相对封闭的地区和国家走向了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外贸和外资等对外开放的体制与政策，使得对外开放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重塑的重要推动力量。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尤其是经济特区、国家沿海开放城市等对外开放试验区的设立、对外经贸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性的制度建设，对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加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与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开发开放，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区域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通信、数字等先进技术的发展。中国技术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与政策激励下引进国外先进机械设备与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以及实验性探索等干中学过程实现的，甚至在高铁、数字通信等领域实现了本国自主设计创新与技术赶超。新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变革及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调整。一轮轮科技革命不仅推动我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与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更通过技术替代、虚拟互联、制度更迭重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因此，研究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指导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如何通过改革开放的深化及制度配套和政策整合发挥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我国自然、技术、制度三者互动中，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协调和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其背后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制度因素是政府对土地等重要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所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有关，不同层级行政区划的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包括行政方式在内的各种方式来影响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流动和配置。健全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政府的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政策蕴含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也体现了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而且其中既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关系，也有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与合作关系，影响了区域竞争格局的形成。在国家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政府总体上起到了主导作用，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及战略与政策的决策。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区域经济的布局和一体化主要由政府的计划与行政命令方式推动，在计划经济区域平衡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各地区发展中经济密度和经济距离完全受制于指令性计划的实施,与计划经济相应的各种社会和制度强化了区域的行政边界,固化了区域的分隔,地方政府的行为导致区域发展中的小而全，区域间未形成合理的和有效率的区域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相继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对区域经济布局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和实施，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各类政策倾斜等措施，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区位条件，使得各区域在减少分割和缩短距离的条件下，能更好地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更快地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各地区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出台了各种有利于招商引资的土地、税收、金融等政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竞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及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平衡问题的凸显，政府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中央政府的协调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通过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力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合作。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从经济发展协调到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目标的全面协调，再到多层次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形成多元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区域经济的创新、均衡协同、开放共享、绿色低碳发展。
政府的城市化战略和城乡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影响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和城乡区域格局的演变。
城市（镇）和乡村是经济活动及资源配置的不同空间，城市化的进程意味着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活动资源加快向具有区位优势的空间集中,经济的集聚及密度不断提高，结果是资源在不同空间的配置效率改进。城乡统筹发展意味着造成区域间分割的障碍在减少,城市与乡村的距离进一步缩短,要素的流动更加自由,经济活动主体到达市场更加便利，结果是通过改进资源在不同空间的配置效率缩小了城乡差距，推动了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是区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实行的户籍制度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造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资源空间配置扭曲,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的异军突起及示范效应，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政府推动的一系列城乡改革措施，包括双轨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逐步破除了城乡二元体制，加快了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和资源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流动与优化配置，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国在城市化战略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严控大城市，积极发展大中小城市”—“以大城市建设为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不同阶段，城乡发展战略也经历了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用改革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不断优化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城乡经济发展格局。
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及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影响了国家和区域的产业布局与主导产业选择及产业升级的方向。
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区域的产业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在产业布局与发展方面逐渐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产业布局的决策者和直接实施者。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决策权逐步转移至市场主体，政府与市场在产业空间布局等方面的作用也发生了改变，政府从产业布局的谋划者和直接推动者，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赋能者，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方式,对区域发展的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变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甚至会超过区域的地理位置及资源禀赋的影响。虽然政府的产业政策对区域产业布局的形成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当产业政策的落地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时,市场机制已经成为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形成的主要传导机制，产业空间布局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随着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自主性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对区域的产业布局与产业发展中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等导致产业集聚的因素及经济机理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提升，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通过开发区的建设及运用土地、税收等政策，对产业在空间分布的高度集中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嵌入型的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明显。产业集群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来加快经济集聚及提高经济密度的一大区域发展特色。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总体上经历了收敛—发散—再收敛的过程，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化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格局的变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正在推进高质量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纵向与横向维度的比较切入，梳理和阐述了区域经济学研究中自然、技术与制度三者互动关系这一理论主线,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了中国区域经济学必须聚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技术与制度的相互关系，即聚焦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者的互动关系。中国区域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坚持理论、历史与实践的逻辑统一，借鉴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要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也必须要吸收和借鉴现代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时至今日，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学科综合性更强了，形成了包括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的融合和交叉研究。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在进一步拓展，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交通运输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化。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也更加趋向问题导向型，更契合区域经济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需求，同时更加注重实证性的经验研究——先进的计量工具的广泛运用，使得研究更细致、深入与可验证。特别是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时代，有赖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借鉴新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技术，对现实世界变化的反应加快，研究更加系统，分析更加深刻。近十年，经济全球化及一体化的进程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反复，世界的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现实世界中各国及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区域发展的影响、商品和要素在一体化空间范围内部的转移等问题有了更多的重点关注，研究逐步趋向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的互动及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相对较迟，研究主要还是聚焦于现代区域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运用，重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问题，从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对理论的提炼及对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仍显不足。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必须基于新时代、新征程、新格局的背景，直面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特别是数字经济与高质量经济发展、共富型区域政策体系建设、双循环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新型城镇化体系建设与城市空间结构塑造、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机制等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建构起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理论研究框架。同时，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借助大数据分析、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与方法，利用不断改进的简约式因果识别技术和结构模型计量方法及空间计量等前沿实证方法，加强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学科交叉融合，在区域经济的微观基础、产业链重构与网络化空间结构、精准化的区域经济政策等方面，开展前沿理论探索与实证经验研究，深入研究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共同富裕与共享发展的相互关系与内在机理，丰富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用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来更好地指导区域经济发展，提升本土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包容性，在推动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全球的平衡、协调、包容、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作 者
史晋川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董雪兵
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潘士远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