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产出分析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能够将总产出的变化分解为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与最终需求总量变化，而最终需求的变化又可进一步分解为最终消费、最终资本形成以及出口等各项需求因素的变化，这就是著名的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StructuralDecomposition Techniques of Input-Output)。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系统的各个领域，如经济增长(Dietzenbacher和Los，2000;Liu和Saal，2001)、技术进步(Alcala和Antille，1999)、价格变动(Fujikawa和Milana，2002)、国际贸易(Hitomi，2000)、产业关联(余典范等，2011)及能源环境(Dietzenbacher和Stage，2006;张友国，2010)等。为了更细致地考察区域间溢出效应的动态变化，我们将运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将某地区所获得的来自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的变动，进一步分解为不同区域间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以及其他地区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变化。[②]在上述3地区模型中，地区1所获得的来自其他两地区的溢出效应的动态变化可进一步分解如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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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及区域间溢出与反馈效应的分析建立在两张中国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基础之上。第1张表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IDE)与中国国家信息中心联合开发的199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第2张表是由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联合开发的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这两张表的规格相同，都将中国经济按地域划分为8个地区：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京津地区(北京、天津)、北部沿海地区(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江苏、上海、浙江)、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北地区(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藏);[④]在产业部门划分上都按相同的17部门划分。[⑤]当然，这两张表的不同之处在于，2007年表是非竞争型表，即进口产品以行向量形式列在投入产出表第一象限下方，而1997年表是竞争型表，即并未将进口产品从中间使用与最终使用中分离出来，而是包含在国内的中间使用与最终使用之中。为使两张表具有可比性，我们做了以下两方面的数据处理：第一，对1997年表按等比例假设将进口品从第一、二象限分离出来，合并成一行后置于第一象限下方，从而将竞争型表转换为非竞争型表，以使其结构与2007年的表完全相同;第二，以GDP平减指数为依据，对2007年投入产出表进行平减，将2007年表换算为以1997年价格计算的8地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以排除两张表进行比较时因价格变化带来的影响。

　　三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乘数效应、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

　　(一)中国8大区域经济发展：3类效应系数的测度

　　表1给出了1997和2007年中国8大区域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反馈效应与区域间溢出效应的系数测度值。总体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内乘数效应系数在下降，而区域间的反馈效应系数与溢出效应系数在上升，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区域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区域间的产品流动、要素流动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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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的数据显示，平均来看，1997和2007年8大区域的区域内乘数效应系数值分别为34.64与32.60，表明一个区域的17个产业部门同时增加1亿元的最终产出时，由于本区域各部门间的关联性影响，在1997年可带来区域内34.64亿元总产出的增加，而到了2007年可带来32.60亿元总产出的增加。虽然区域内的产业关联性影响能力略有下降，但区域间产业关联程度的加深带来了区域间反馈效应与溢出效应系数值的增大。1997年8大区域的区域间反馈效应系数的平均值只有0.27，到2007年上升到0.39，表明一个地区17个产业部门同时增加1亿元的最终产出时，通过反馈效应所带来的该地区总产值的增加，在1997年时为0.27亿元，2007年则上升到0.39亿元。同样的，无论从对外溢出角度看，还是从来自区外的溢出角度看，区域间溢出效应系数的平均值都由1997年的8.52上升到了2007年的9.94。这一方面表明，平均说来，一地区17个产业部门同时增加1亿元的最终产出时，在1997年可带动其他地区总产出增加8.52亿元，在2007年可带动9.94亿元;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其他各地区17个产业部门同时增加1亿元最终产出时，对某一地区总产出的平均外溢性影响也由1997年的8.52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9.94亿元。[⑥]

　　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8大区域虽然总体呈现区域内乘数效应系数下降、区域间溢出与反馈效应系数上升的基本态势，但每个区域的变动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表1的数据显示，在区域内乘数效应方面，除南部沿海地区外，其他地区的区域内乘数效应系数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京津地区，下降幅度为12.6%;其次是中部地区，下降9.9%;而下降幅度最小的地区是东部沿海地区，只有1.1%。与此相反，区域间的反馈效应系数值则除东部沿海地区外，其他地区均有较大程度上升。如京津地区的反馈效应系数值在10年里由0.07增加到0.39，升幅高达462.6%，南部沿海与西南地区反馈效应系数的升幅也分别达到了117.1%与103.2%。当然，由于反馈效应固有的特征，即使在2007年，中国8大区域间反馈效应系数总体仍较小。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本研究更加关注的区域间溢出效应上来。表1的数据显示，从对外溢出效应的角度看，东北、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地区的扩散度系数略有下降，其他地区则是上升的，其中尤其以京津及北部沿海地区的上升幅度最大，分别达到81.5%与42.5%。这一变化特征表明，以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山东为主体的环渤海地区，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显著。同样的，中部地区与西南地区对外溢出效应系数值在这10年里也分别有24.9%与21.2%的上升，表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渐次深入，那些早期改革与开放程度不足的内陆地区，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区内市场与区外市场融合程度进一步增强，对中间产品的购买已从过去只注重区内市场转向了区内市场与区外市场并重的态势，由此它们对中国其他地区产出增长的带动能力也越来越强了。从接受外部溢出效应的角度看，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感应度系数有明显下降，而北部沿海地区基本持平，其他地区则都呈现上升态势。这一变化表明，东北、西北、西南这些中国内陆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在进入21世纪后也将其产业链延伸到了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这些地区的带动作用开始变强了。

　　图1给出了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8大经济区溢出效应的扩散度系数与感应度系数的变化态势。图中箭头从左往右表示扩散度系数增加，意味着某地区对其他地区的溢出性影响的能力变大;箭头从下往上表示感应度系数增加，意味着该地区感受其他地区的溢出性影响的能力变大。图1显示，扩散度系数与感应度系数同时变大的有京津、西北、西南地区，意味着它们对其他地区的溢出性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受其他地区的溢出性影响的敏感性也越来越强。图1还显示，只是扩散度系数变大的地区有北部沿海与中部地区;只是感应度系数变大的有东北与南部沿海地区;而东北与南部沿海地区的扩散度系数略有下降，中部与北部沿海地区的感应度系数也有所下降;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的扩散度系数与感应度系数在同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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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关注的是，从表征对外溢出的扩散度系数值看，东部沿海地区与南部沿海地区的扩散度系数值从1997年到2007年是下降的，在8个区域中的排位也从第2、第3位降到了第6、第7的位置。这一变化特征表明，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两大增长极，其产业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关联程度在下降，这两个地区带动其他地区总产出增长的能力在减弱。那么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对谁的溢出性影响最大?毫无疑问，对进口品的溢出效应最大。表1的数据显示，2007年南部沿海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每1亿元的最终产品的生产可带动3.82与3.80亿元的进口增加。这两个地区对进口的拉动能力仅次于京津地区而处于第2、第3位。而且这两个地区对进口品的溢出效应系数在10年间是上升的，其中尤其以东部沿海地区最为明显。当然，中国进口增长的一个原因在于出口增长，而在加工贸易占总贸易一半的中国，出口的高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正贡献并没有表面看来的那样大(张润君和潘文卿，2010)。因此，对于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地区的“两头在外”产业关联模式，需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分析与评价。如果不能解决东南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产业关联度不足的问题，则这些沿海地区的发展对内陆地区的“带动作用”将大打折扣。

　　(二)中国8大区域3类效应的实际测度：引入规模效应

　　上述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系数的测度值，刻画了中国区域间空间关联的结构性特征。3类效应系数都是在各区域最终产出增加同等程度时，所测算的对区内和区外总产出影响“能力”的大小。但这并不表明各地区当年对区内及区外的总产出就实际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当年对总产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力还要看最终产出规模的大小，即需要考虑区域经济的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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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给出了1997年与2007年中国8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反馈效应以及区域间溢出效应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1997年中国8大区域的合计总产出约20.6万亿元，其中16.7万亿是通过区域内乘数效应带动的，3.7万亿是通过区域间溢出效应带动的，而区域间反馈效应带动了0.1万亿;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对当年总产出的贡献分别为81.3%、18.1%与0.7%。而在2007年，以1997年价计的中国8大经济区的合计总产出上升到了58.2万亿元，其中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对当年总产出的贡献分别变化到了77.7%、21.4%与0.9%。可以看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渐次深入以及不同区域市场融合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逐渐从依靠本区域最终产品生产的拉动转向依靠外部区域最终产品生产的拉动上来，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已经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力源。

　　虽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间溢出效应贡献越来越大的基本特征，但并不是所有区域的变化特征都相同。表2的测算结果也显示，1997年到2007年，东北、京津、南部沿海、中部、西北、西南6个地区来自区域外溢出效应的贡献都是增加的，但受溢出效应感应度系数下降的影响，北部沿海与东部沿海地区获得的来自区域外溢出效应的贡献有所下降。另外，除东部沿海地区外，其他7地区来自区域间的反馈效应的贡献也都是上升的。

　　四 中国总产出的变动：溢出与反馈效应的贡献

　　在进行了1997年与2007年两个年度中国8大区域总产出生产的3类效应分析之后，我们进一步对中国总产出的增长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即进一步考察在中国8大区域总产出的变化中，有多少是区域内乘数效应变化引起的，有多少是由区域间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变化带来的。之后，再深入考察区域间溢出效应的变化特征与变化来源，包括两个视角的讨论：一是从区域间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每个地区溢出效应的变化中来自其他7个地区的贡献;二是运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从因素分析角度考察地区溢出效应变化中来自消费、投资与出口这三大需求因素的贡献。

　　(一)中国总产出的增长：3类效应的贡献

　　表3列出了1997～2007年中国及8大经济区生产总量的变动情况，同时也给出了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反馈与溢出效应所带来的总产出的变动及其贡献。表3的数据显示，以1997年价计的2007年中国经济产出总量比1997年增加了约37.6万亿元，1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0.9%。在这10.9%的增长中，有75.7%来自区域内乘数效应的贡献，而区域间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的贡献分别为23.3%与1.0%，可见相对于对1997年与2007年当年总产出的贡献，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对两年间总产出增加的贡献更为显著。[⑦]事实上，测算结果显示，10年中区域间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所带来的中国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8%与14.2%，都超过了10.4%的区域内乘数效应所带动的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当然，由于反馈效应的自身特点，虽然它的年均增长率最高，但它的贡献率绝对水平还是远小于溢出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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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8大经济区溢出效应对总产出的变化贡献看，除东部沿海地区外，其他7个地区溢出效应变化的贡献率都在20%以上，其中西北地区溢出效应的变化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2.2%，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这一效应的贡献率也都在30%以上，该效应对西南地区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了27.3%。这说明了以下事实：1997～2007年的10年间，那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受到了相对更多的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性影响。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政策的实施，不仅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水平，还促进了这些地区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对接与融合。而相对来说，溢出效应对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及南部沿海地区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稍低一些，贡献率都未达到25%，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最低，只有8.5%。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文已指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更多地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它们受到海外需求的影响更大;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内陆地区经济规模有限，它们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力没有东南沿海地区对它们的影响力大。事实上，按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海南10个沿海省区的最终产品占中国大陆31个省区最终产品总量的比重达64.6%，其中仅就上海、浙江、江苏3省区来说，它们的最终产品占全国的比重也高达26.8%。可见，在计算其他地区对东部沿海的溢出效应时，由于排除了东部沿海地区自己的最终产品，势必影响溢出效应的测算值。我们下文将进一步对溢出效应进行分解。

　　(二)区域间溢出效应的进一步分解

　　下面，我们将关注点集中到区域间溢出效应的变化上来。我们进一步对一个地区所获得的溢出效应进行如下两个维度的分解：第一个维度是关注其他各地区为该地区带来了多少溢出效应;第二个维度是关注其他地区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出口需求的变化为该地区带来了多少溢出效应。[⑧]

　　表4列出了从1997年到2007年，在由溢出效应变化带来的中国8.7万亿元总产出增加中，来自各地区贡献的分布。表中数据显示，东部沿海地区溢出效应的变化对中国区域间溢出效应增加的贡献最大，中国8.7万亿元的溢出效应的增加中有2.3万亿元来自东部沿海地区，贡献率达26.8%。虽然表1显示2007年东部沿海地区单位最终产品的生产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比1997年略有下降，但由于该地区2007年比1997年增加了6.5万亿元最终产品，成为中国最终产品生产规模增加最大的地区，这使得它也成为对中国溢出效应增加贡献最大的地区。[⑨]对中国溢出效应增加起第二大作用的是南部沿海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仿，虽然南部沿海地区溢出效应扩散度系数略有下降，但由于这一地区最终产品的增加居于8大经济区的第2位，也使其溢出效应的贡献率达到16.6%，成为中国第二大溢出效应增加的地区。对中国溢出效应起提升作用排在第3位的是北部沿海地区。一方面，该地区的溢出效应扩散度系数有了不小的增加(见表1与图1);另一方面，该地区最终产品产出规模的增加也不小，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北部沿海地区对中国溢出效应增加的贡献率达到14.5%。虽然中部地区与京津地区的溢出效应扩散度系数是增大的，尤其是京津地区增加幅度最大，但这两个地区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增加幅度相对于沿海地区仍然有限，从而使得它们对中国溢出效应增加的贡献排在了3个沿海地区之后，分别位列第4、第5位。而对西南、西北地区来说，虽然溢出效应扩散系数也有所增大，但相对较小的生产规模制约了这两个地区溢出效应的增加，它们对中国溢出效应增加的贡献率分别为7.5%与6.5%，排在倒数第3、第2位。东北地区是中国唯一一个溢出效应扩散度系数有着较大程度减少的地区，而且10年来其最终产出规模也只增加了1.6亿元，因此该地区溢出效应的增加也最小，对中国总的溢出效应增加的贡献率只有3.9%。从这里可以看出，区域经济规模是影响它对其他地区实际溢出效应大小的最重要因素，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与北部沿海地区较大的经济规模，最终使得它们对中国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性贡献也最大。

　　从各地区受其他7地区溢出性影响的情况看，有如下两大特征值得关注：第一，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对各个地区都有着相对较大的溢出性影响。如东部沿海地区除对南部沿海、中部、西北、东北地区的溢出性影响排在最前面之外，对京津、北部沿海以及西南地区的溢出性影响也排在第2或第3的位置。南部沿海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西南地区的溢出性影响最大，对其他地区的溢出性影响也都排在前三的位置。第二，中国8大区域的区域间溢出效应具有较为强烈的地缘性特征，较为邻近的区域间有着相对较大的溢出性影响。比如，京津地区与北部沿海地区紧密相接，而这两个地区对对方的溢出性影响是最大的;同样的，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地区间相互邻接，它们之间相互有着最大的区域间溢出效应。又如，东北地区除受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较大的溢出性影响外，该地区受地理位置较近的北部沿海与京津地区的溢出性影响也较大;而西南地区受与之相邻的南部沿海地区的影响最大。值得一提的是，处于中国内陆偏远地区的西北、西南与东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与经济规模两方面的原因，它们对其他地区的实际溢出性影响都是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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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同时也列出了1997～2007年中国以及8大经济区溢出效应的变化中来自消费、投资、出口这三大需求因素贡献的分布。从全国溢出效应的变化看，8.7万亿元总产出的增加中，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带来了0.90万亿元，贡献率为10.3%，最终需求总量的增加带来了7.83万亿元，贡献率为89.7%。可见，产出规模的大幅扩张对中国区域间溢出效应增加的作用远大于投入产出结构变化的贡献。进一步将最终需求总量的变化细分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三大影响因素，可以看到投资需求的扩张是促成中国区域间溢出效应增加的最主要的因素，贡献率为34.9%，其次是出口需求的增加，贡献率为31.2%，第三是消费需求的增大，贡献率为23.6%。这里可以看到，消费增加的贡献率要比投资扩张的贡献率少11.3个百分点，比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少7.6个百分点，表明1997～2007年的10年里，投资与出口扩张的幅度要远大于消费扩张的幅度。

　　分区域看，各需求要素对不同区域溢出效应变化的贡献不尽相同。首先，从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间，对于北部沿海、东部沿海与中部地区，由于它们的溢出效应感应度系数是下降的(见表1与图1)，意味着其他地区单位最终产品的生产对这3个地区总产出的拉动不升反降，这种地区间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对这3个区域溢出效应变动的贡献为负。因此，这3个地区溢出效应的增加完全是它们最终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的。而对其他5个区域来说，区域间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溢出效应的正增长，并且除了西南地区投入产出结构变化的贡献率不足20%之外，其他4个地区的贡献率均在40%左右，表明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对这些地区的溢出效应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这三大需求因素的影响看，各地区的特点几乎一致：投资需求的贡献最大，消费需求的贡献最小，出口需求的贡献居中。[⑩]

　　综合上述三大需求因素的分解分析，可以得到两点结论：第一，投资、出口、消费对地区溢出效应增加的贡献大都呈现出依次从大到小的排列特征，该特征与全国的总量数据所反映出的贡献特征是一致的。这一特征意味着，在过去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的，向依靠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非易事。第二，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对不同区域溢出效应增加的影响差异较大。如果单从全国的数据看，结构变化对溢出效应的贡献只在10%左右，而从8个区域各自的情况看，结构变化的贡献可以高达40%。事实上，东北、京津、南部沿海、西北这4大经济区，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对各自区域间溢出效应的贡献均超过了其他三个需求因素变动的贡献。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注重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提高不同地区产业间的关联度，注重各地区的产业链向其他地区产业的延伸，均有助于地区间溢出效应的增强。从结构转换中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也正是促进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

　　五 全文总结

　　本文以1997与2007年两张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在一个多区域的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中，从静态与比较静态的视角度考察了中国8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分析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从1997到2007年，区域内乘数效应在下降，而区域间的反馈效应与溢出效应在上升，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区域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区域间的产品及要素流动更加顺畅。但8大区域3类效应系数的变化幅度并不完全相同，体现了不同的变化特征。通过扩散度系数与感应度系数来考察我们更加关注的区域间溢出效应，发现东北、西北、西南这些中国内陆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越来越受到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性影响;同时，北京、天津及河北、山东为主体的环渤海地区，在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著，表明了中国第三增长极的崛起。与此相反，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地区对中国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在减弱。我们发现，在引入规模效应之后，区域间反馈与溢出效应的贡献在增强这一总体特征没有改变，该两类效应对中国总产出的贡献已分别由1997年的0.7%与18.1%上升到2007年的0.9%与21.4%。这进一步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渐次深入以及不同区域市场融合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逐渐从依靠本区域最终产品生产的拉动转向越来越多地依靠外部区域最终产品生产的拉动，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力源。这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启示就是，进一步打破区域间的市场壁垒，促进商品与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充分流动，促进中国的三大增长极，特别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会对中国总体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源。

　　从产出增长的动态变化看，虽然区域内乘数效应变动带来的总产出的增加大于区域间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的贡献，但10年里后两者所带来的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前者。对溢出效应的变动进一步按来源地区分解发现如下两大特征：一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对各个地区都有着相对较大的溢出性影响，其中尤其以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地区的贡献最大;二是中国8大区域间溢出效应具有较为强烈的地缘性特征，即较为邻近的区域间有着相对较大的溢出性影响。鉴于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地区溢出效应的扩散度系数都在下降这一事实，上述发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地区在提高对其他地区的溢出能力方面仍有很大潜力，只要加强这两个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关联程度，尤其是注重溢出效应扩散度系数的提升，这两个中国规模最大的经济区将会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拉动作用。另外，重视地缘经济，消除地方保护，减少地区间商品流通成本，都有助于充分发挥相邻地区间的溢出效应。

　　我们对溢出效应的变动进一步按三大需求要素分解后发现：一方面，总体上看，中国地区间溢出效应的增加仍然是最终需求总量增加带来的，其中又以投资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出口与消费增加的贡献，但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的拉动作用也会对经济的健康成长产生负面影响，促进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是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分区域看，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对不同区域溢出效应增加的影响差异较大：在东北、京津、南部沿海、西北地区，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对它们各自区域间溢出效应的贡献均超过了投资、消费与出口因素变动的贡献。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并不必然比总量扩张对溢出效应的贡献小，各地区应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这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条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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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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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友国(2010)：《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经济研究》第4期。

　　[①] 1997年中国8地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是由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与日本亚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IDE)联合研制的;2007年中国8地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由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统计局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制的。2007与1997年表具有相同的地区分类与产业分类，因此具有完全的可比性，具体可见张亚雄和齐舒畅(2012)。

　　[②]一个包含多区域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形式是非竞争投入产出表，这类表的特征是将从其他区域的进口以进口矩阵或进口行向量的形式列在第一象限的下方，因此，进口并不出现在最终需求之中。对于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可以根据等比例假设分离出进口产品，以便将其转换为非竞争型表。在本文的研究中，是将1997年竞争型表转换为非竞争型表后进行分析的，详见数据来源与处理部分的文字说明。

　　[③]结构分解技术有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Dietzenbacher和Los，1998)，本文采用了两极分解法。

　　[④]目前研究中国区域经济时对“区域”的划分方法较多，除了最常见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方法外，1985年以后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划分还有：8大综合经济区的划分(刘再兴，1985)、6大经济区的划分(陈栋生，1986)、9大经济区的划分(杨树珍，1990)、10大经济区的划分(杨吾扬，1992)、9大都市圈划分(王建，1996)、8大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李善同和侯永志，2003)、“蝴蝶模型”经济区域划分(李忠民和张子珍，2007)、5大经济区域的划分(马庆林，2009)等。这些划分都依据了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态势，结合了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特点、区域经济发展特征以及区内近似性和区间差异性的基本原则，不同划分虽有差异，但都包含着“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这三大增长极以及东北、西北、西南及中部等地区。本文关注的8大经济区，与目前通行的区域划分相衔接，保持了各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关注到了地理位置相邻、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产业结构及自然资源禀赋结构的相似性，区域内部经济联系紧密，有利于合理组织区域分工、发挥区域经济优势，有利于区域经济统计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⑤] 17个产业部门为：(1)农业、(2)采掘业、(3)食品饮料烟草制造业、(4)纺织皮革服装制造业、(5)木材加工及木制品制造业、(6)纸制品及印刷业、(7)化学制品及石油冶炼加工业、(8)非金属矿制品业、(9)金属制品业、(10)机械制造业、(1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2)电子产品制造业、(13)其他制造业、(14)电气水的生产与供应业、(15)建筑业、(16)商业运输业、(17)其他服务业。

　　[⑥]从区域间溢出效应的计算看，所有区域的对外溢出效应之和等于所有地区接受的来自外部的溢出效应之和。

　　[⑦]表2显示，1997年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对当年总产出的贡献率合计为18.8%，2007年合计为22.3%。

　　[⑧]当然，我们还可以考察这两个维度提供的交叉信息，即考察某一区域所获得的其他区域溢出效应中，来自每个区域的溢出效应中由结构变动及三大需求变化引发的溢出效应分别有多大。附表列出了这一交叉信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⑨] 1997年东部沿海地区最终产品产出量为1.7万亿，占全国最终产品总量的20.6%;2007年该地区最终产品产量增加到8.2万亿，占全国最终产品总产量的比重升到26.7%。

　　[⑩]只是中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与西南地区略有不同，前者消费需求的贡献超过出口需求的贡献，后两者出口需求的贡献超过投资需求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