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
论区域意识与京津冀协同时间： 2015-10-10信息来源：武建奇 母爱英 作者：wyg_admin 责编：
摘要：通过揭示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为三地协同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区域效率依据。本文所提出的“区域意识”概念是对顽固的地方主义和空洞的大局观念的根本颠覆，指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正由过去的产业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由单个城市之间的城际竞争转向（城市）群际竞争。
关键词：区域意识，京津冀协同，产业链，城市群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性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须有区域意识
区域意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意识强调，要从包含不同企业、不同政区的大区域、城市群、经济圈角度看问题，它不同于目光狭隘、不懂协同效率的地方主义，也不是不计代价、不考虑地方正当利益，只讲“大局观念”。它是一种明智的区域主义。重要的是，区域意识虽然是“意识”，但本质上不同于表示思想境界、道德觉悟、站位姿态一类的政治观念，而是一种经济意识、效率意识，一种对某项决策从经济资源的区域配置角度看“划不划算”、“值不值得”的思考问题的视角和方法。我们今天做京津冀协同，需要的正是这种区域意识。
（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实际是一个区域发展问题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既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离不开从经济学理论上对协同共赢效应的揭示。前者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从有利于京津冀三地以及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求人们树立“大局意识”，局部服从全局，克服本位主义，“小公”兼顾“大公”，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贡献。后者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工作”，它会由于经济学的解释力所引起的观念认识的改变而放大三地大局意识的客观效果，弱化本位主义对协同协作的抵触心理和不利影响，同样有利于推进京津冀三地的更好协同。
（三）一国经济特别是大国经济的发展在效率上具有区域特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就深刻批评那种“长期舍象地理空间，致力于没有空间的‘点经济’之研究的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深深感到传统的苍白和不着边际”。被誉为“新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张培刚教授则认为，传统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在大国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区域的忽视。区域发展是他创立的新发展经济学的三大特色之一。1而小国经济基本不用考虑资源的区域配置问题，大国则由于其区域空间广大，地形气候多样，民族文化各异，资源禀赋有别，发展基础不同，而使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明显，区域协同必要性突出，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成为必然。
（四）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
大国经济存在效率上的区域特征的客观基础在于经济的发展是“有结构”的，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企业在平面上均匀地增加和扩散。发展经济学提出“增长极”概念，意味着经济增长和产业成长具有生产要素区域集聚的特点，而非“原子式”的分散的点的增长。从单一要素的集聚能够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规模经济”，到多品种生产中的要素集聚能够降低单位成本的“范围经济”，再到多种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范围上的聚集能够降低单位成本的“集聚经济”，进一步到园区、开发区、经济区以及由多个小的经济增长点所共同烘托出的更大区域范围的“增长极”等，都是由于生产要素不同形式的集聚而产生更大经济效益的证明。要素在地域空间里的一定集聚由于经济活动客观具有的正外部性，可以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的效率，降低相关投资成本，提高域内所有企业的效益。但要疏密适度，如果过于密集，相互影响，负外部性增加，会成为“互害社会”；如果过于稀疏，经济的正外部性又难以奏效。资源的这种区域配置原理正是城市、城市群、经济圈形成和扩大的经济原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应根据区域配置原理和区域意识来发展自己
（一）经济发展要求资源首先在适宜区域迅速集聚发展然后再向周围辐射扩散
区域配置原理要求，无论是整个国家或一个省市的经济发展都不能把宝贵资源向不同区域均匀散置，不应追求平面上各个点的同步推进，而应让资源先在一个适宜区域迅速集聚形成增长点，逐渐增强其吸纳资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资源的能力，吸纳其他区域更多生产要素并发展成为经济中心、增长极，然后再向周围区域辐射、扩散，产生所谓“涓滴效应”2，促进周围区域经济的增长，发展出更大的增长区域。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对深圳特区实施的特殊政策，使深圳以至于东南沿海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促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率先崛起。20世纪90年代，由于浦东特区的设置，带动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增长极。现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达，城乡一体，但随着经济发展要素成本也在提高，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要素向北移动已成趋势，引发京津冀地区经济开始发韧的势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就是这样在一个区域到一个区域的增长极带动下一波又一波地发展过来的。
（二）合理配置经济发展宝贵稀缺资源
经济发展的这种区域特征即极化效应，使人们不得不用区域的眼光来考虑经济发展，使经济布局、区域战略成为国家重大经济决策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也使单个的企业、城市、政区千方百计去谋求只靠自身单干、没有区域协同所不可能得到的额外利益，这就是区域意识。区域意识的实质是，充分认识经济发展效率的区域特征，重视资源的区域配置原理，利用区域集聚可以提高要素效率的规律，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各种经济区、经济带、都市圈等）。既要防止“过疏”，不能让经济资源在增长极与非增长极广大的不同区域之间平均使用，也要防止“过密”，不使经济资源过度集中于某个已经拥挤不堪的增长点，要疏密有致地对经济发展需要的宝贵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区域配置，保证资金、人力、能源等稀缺资源用于效率最高、最有价值、最值得投资的区域。现在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三大区域战略，这是对资源在更大范围上进行的区域配置，也是区域意识在国家层面的重要体现。
综上，经济学上的区域意识，是一种对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对国家来说，要求把资源配置在高效区域以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对企业来说，投资于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地域比投资其他地域更加有利。这种区域意识既不同于泛泛的整体主义，也不是自利的本位主义，而是一种兼顾整体又尊重局部利益的有效率的区域主义。区域意识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个体利益的保障，这是协调“大公”与“小公”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具。如果没有科学的区域意识作支撑，仅凭单纯的政治热情、思想觉悟和奉献精神所树立起来的所谓“大局观念”必然是低效率、高成本，从而是不可持续的。而没有区域意识的本位主义不仅政治上卑微可恶，而且在经济上也无效率、不合算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主动应对两大变化
从区域资源配置角度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我们主动应对以下两大重要变化。
（一）从产业竞争到产业链竞争
在企业散置时，市场竞争表现为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通过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改善即可增强竞争力。但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条件下，由于要素区域配置原理的作用，使得京津冀区域已形成了一个小宏观式的“作用场”，区域内所有企业共享着原来所享受不到的由于资源集聚和正外部经济所带来的额外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这个共同的额外利益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区域竞争力。
产业则是企业区域环境的一个方面，它不是一个点，而是由该产业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横向（旁侧）联系联结起来的无数条产业链和由链联成的“产业网”，链的长短、层次和完善程度也是决定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脱离了产业链复杂联系的孤立企业和产业难以生存，而处在一个完善的产业联系之中的企业和产业，其运作往往可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目前，京津冀战略性产业链在三地间的短链、断链现象突出。例如，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在中药、化学药品、生物药品研发生产销售领域互有优势，在医药产业链和价值链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由于缺乏深层次、高水平的互动合作，产业链条过短，投入重复、低水平竞争现象比较严重。因此，需要我们从构建区域产业链的基本要素入手，分别对京津冀战略性产业链进行分析，找出其基本行业、上下游行业、旁侧产业以及产业链在京津冀地域空间上的布局，运用产业耦合关联分析，从接通、延伸、嵌入等角度优化战略产业链，提出“建链”、“增链”、“补链”行业的方向和思路及其手段，构建京津冀横向耦合、纵向延伸、区域整合的产业共生体系，这是提高京津冀企业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二）从城际竞争到群际竞争
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样式，城镇化也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竞争构成区域经济竞争的重要内容。过去人们看重的是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同研究机构所发布的各种城市竞争力报告也多指单个城市的竞争力，尚没有把单个城市放在城市群里从而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考察城市竞争力问题。而在城市群、经济圈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的今天，区域意识也在增强，如果从区域配置角度重新反思城市竞争问题，可以说，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城际竞争正在走向群际竞争，即从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转变为城市群之间的竞争。从纯粹经济的意义上说，城市是对资源相对集中区域内各运营主体共同事务进行管理的组织，它使企业可以额外享有散置的单个企业所享受不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额外享受到由于产业链和城市群的完善而带来的经营上的便利，这种额外好处正是城市（群）竞争力的实质所在。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构建一个新的城市群、经济圈，这就扩大了城市功能，把原来单个城市要素集聚的好处扩大整合到整个京津冀三地这样一个大的城市群。这样，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不仅仅取决于该城市自身内部凌驾于企业之上的共同事务管理水平的高低，也取决于城市群内超然于不同城市之上的更大范围共同事务的管理状况。因此，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提高三地城市一体化水平，是增强三地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注释：
1.杨开忠：《迈向空间一体化——中国市场经济与区域发展战略》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涓滴效应又译作渗漏效应、滴漏效应、滴入论、垂滴说，也称作“涓滴理论”（又译作利益均沾论、渗漏理论、滴漏理论），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式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
参考文献：
[1]杨开忠.迈向空间一体化——中国市场经济与区域发展战略前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2]郁义鸿.产业链类型与产业链效率基准[J].中国工业经济，2005,(11).
[3]母爱英，武建奇.京津冀：理念、模式与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武建奇，母爱英，安树伟，京津冀都市圈管制模式与协调发展机制探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7).
关键词：区域意识，京津冀协同，产业链，城市群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性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须有区域意识
区域意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意识强调，要从包含不同企业、不同政区的大区域、城市群、经济圈角度看问题，它不同于目光狭隘、不懂协同效率的地方主义，也不是不计代价、不考虑地方正当利益，只讲“大局观念”。它是一种明智的区域主义。重要的是，区域意识虽然是“意识”，但本质上不同于表示思想境界、道德觉悟、站位姿态一类的政治观念，而是一种经济意识、效率意识，一种对某项决策从经济资源的区域配置角度看“划不划算”、“值不值得”的思考问题的视角和方法。我们今天做京津冀协同，需要的正是这种区域意识。
（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实际是一个区域发展问题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既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离不开从经济学理论上对协同共赢效应的揭示。前者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从有利于京津冀三地以及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求人们树立“大局意识”，局部服从全局，克服本位主义，“小公”兼顾“大公”，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贡献。后者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工作”，它会由于经济学的解释力所引起的观念认识的改变而放大三地大局意识的客观效果，弱化本位主义对协同协作的抵触心理和不利影响，同样有利于推进京津冀三地的更好协同。
（三）一国经济特别是大国经济的发展在效率上具有区域特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就深刻批评那种“长期舍象地理空间，致力于没有空间的‘点经济’之研究的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深深感到传统的苍白和不着边际”。被誉为“新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张培刚教授则认为，传统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在大国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区域的忽视。区域发展是他创立的新发展经济学的三大特色之一。1而小国经济基本不用考虑资源的区域配置问题，大国则由于其区域空间广大，地形气候多样，民族文化各异，资源禀赋有别，发展基础不同，而使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明显，区域协同必要性突出，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成为必然。
（四）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
大国经济存在效率上的区域特征的客观基础在于经济的发展是“有结构”的，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企业在平面上均匀地增加和扩散。发展经济学提出“增长极”概念，意味着经济增长和产业成长具有生产要素区域集聚的特点，而非“原子式”的分散的点的增长。从单一要素的集聚能够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规模经济”，到多品种生产中的要素集聚能够降低单位成本的“范围经济”，再到多种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范围上的聚集能够降低单位成本的“集聚经济”，进一步到园区、开发区、经济区以及由多个小的经济增长点所共同烘托出的更大区域范围的“增长极”等，都是由于生产要素不同形式的集聚而产生更大经济效益的证明。要素在地域空间里的一定集聚由于经济活动客观具有的正外部性，可以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的效率，降低相关投资成本，提高域内所有企业的效益。但要疏密适度，如果过于密集，相互影响，负外部性增加，会成为“互害社会”；如果过于稀疏，经济的正外部性又难以奏效。资源的这种区域配置原理正是城市、城市群、经济圈形成和扩大的经济原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应根据区域配置原理和区域意识来发展自己
（一）经济发展要求资源首先在适宜区域迅速集聚发展然后再向周围辐射扩散
区域配置原理要求，无论是整个国家或一个省市的经济发展都不能把宝贵资源向不同区域均匀散置，不应追求平面上各个点的同步推进，而应让资源先在一个适宜区域迅速集聚形成增长点，逐渐增强其吸纳资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资源的能力，吸纳其他区域更多生产要素并发展成为经济中心、增长极，然后再向周围区域辐射、扩散，产生所谓“涓滴效应”2，促进周围区域经济的增长，发展出更大的增长区域。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对深圳特区实施的特殊政策，使深圳以至于东南沿海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促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率先崛起。20世纪90年代，由于浦东特区的设置，带动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增长极。现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达，城乡一体，但随着经济发展要素成本也在提高，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要素向北移动已成趋势，引发京津冀地区经济开始发韧的势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就是这样在一个区域到一个区域的增长极带动下一波又一波地发展过来的。
（二）合理配置经济发展宝贵稀缺资源
经济发展的这种区域特征即极化效应，使人们不得不用区域的眼光来考虑经济发展，使经济布局、区域战略成为国家重大经济决策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也使单个的企业、城市、政区千方百计去谋求只靠自身单干、没有区域协同所不可能得到的额外利益，这就是区域意识。区域意识的实质是，充分认识经济发展效率的区域特征，重视资源的区域配置原理，利用区域集聚可以提高要素效率的规律，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各种经济区、经济带、都市圈等）。既要防止“过疏”，不能让经济资源在增长极与非增长极广大的不同区域之间平均使用，也要防止“过密”，不使经济资源过度集中于某个已经拥挤不堪的增长点，要疏密有致地对经济发展需要的宝贵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区域配置，保证资金、人力、能源等稀缺资源用于效率最高、最有价值、最值得投资的区域。现在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三大区域战略，这是对资源在更大范围上进行的区域配置，也是区域意识在国家层面的重要体现。
综上，经济学上的区域意识，是一种对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对国家来说，要求把资源配置在高效区域以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对企业来说，投资于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地域比投资其他地域更加有利。这种区域意识既不同于泛泛的整体主义，也不是自利的本位主义，而是一种兼顾整体又尊重局部利益的有效率的区域主义。区域意识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个体利益的保障，这是协调“大公”与“小公”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具。如果没有科学的区域意识作支撑，仅凭单纯的政治热情、思想觉悟和奉献精神所树立起来的所谓“大局观念”必然是低效率、高成本，从而是不可持续的。而没有区域意识的本位主义不仅政治上卑微可恶，而且在经济上也无效率、不合算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主动应对两大变化
从区域资源配置角度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我们主动应对以下两大重要变化。
（一）从产业竞争到产业链竞争
在企业散置时，市场竞争表现为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通过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改善即可增强竞争力。但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条件下，由于要素区域配置原理的作用，使得京津冀区域已形成了一个小宏观式的“作用场”，区域内所有企业共享着原来所享受不到的由于资源集聚和正外部经济所带来的额外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这个共同的额外利益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区域竞争力。
产业则是企业区域环境的一个方面，它不是一个点，而是由该产业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横向（旁侧）联系联结起来的无数条产业链和由链联成的“产业网”，链的长短、层次和完善程度也是决定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脱离了产业链复杂联系的孤立企业和产业难以生存，而处在一个完善的产业联系之中的企业和产业，其运作往往可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目前，京津冀战略性产业链在三地间的短链、断链现象突出。例如，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在中药、化学药品、生物药品研发生产销售领域互有优势，在医药产业链和价值链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由于缺乏深层次、高水平的互动合作，产业链条过短，投入重复、低水平竞争现象比较严重。因此，需要我们从构建区域产业链的基本要素入手，分别对京津冀战略性产业链进行分析，找出其基本行业、上下游行业、旁侧产业以及产业链在京津冀地域空间上的布局，运用产业耦合关联分析，从接通、延伸、嵌入等角度优化战略产业链，提出“建链”、“增链”、“补链”行业的方向和思路及其手段，构建京津冀横向耦合、纵向延伸、区域整合的产业共生体系，这是提高京津冀企业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二）从城际竞争到群际竞争
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样式，城镇化也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竞争构成区域经济竞争的重要内容。过去人们看重的是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同研究机构所发布的各种城市竞争力报告也多指单个城市的竞争力，尚没有把单个城市放在城市群里从而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考察城市竞争力问题。而在城市群、经济圈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的今天，区域意识也在增强，如果从区域配置角度重新反思城市竞争问题，可以说，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城际竞争正在走向群际竞争，即从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转变为城市群之间的竞争。从纯粹经济的意义上说，城市是对资源相对集中区域内各运营主体共同事务进行管理的组织，它使企业可以额外享有散置的单个企业所享受不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额外享受到由于产业链和城市群的完善而带来的经营上的便利，这种额外好处正是城市（群）竞争力的实质所在。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构建一个新的城市群、经济圈，这就扩大了城市功能，把原来单个城市要素集聚的好处扩大整合到整个京津冀三地这样一个大的城市群。这样，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不仅仅取决于该城市自身内部凌驾于企业之上的共同事务管理水平的高低，也取决于城市群内超然于不同城市之上的更大范围共同事务的管理状况。因此，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提高三地城市一体化水平，是增强三地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注释：
1.杨开忠：《迈向空间一体化——中国市场经济与区域发展战略》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涓滴效应又译作渗漏效应、滴漏效应、滴入论、垂滴说，也称作“涓滴理论”（又译作利益均沾论、渗漏理论、滴漏理论），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式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
参考文献：
[1]杨开忠.迈向空间一体化——中国市场经济与区域发展战略前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2]郁义鸿.产业链类型与产业链效率基准[J].中国工业经济，2005,(11).
[3]母爱英，武建奇.京津冀：理念、模式与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武建奇，母爱英，安树伟，京津冀都市圈管制模式与协调发展机制探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7).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