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至今，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走过七个年头。

       201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部署，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下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

       其中中期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产业联动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积极成效，协同发展机制有效运转，区域内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

       7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协同发展的效应已逐步显现。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市委市政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文红介绍，当前，京津冀三地一体化交通网络已经全面铺开，京张高铁开通运营，京哈高铁全线贯通，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东延段通车，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逐步扩大；生态环境日渐向好；产业对接协作越来越好；协同创新步伐越来越快。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

       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面临的一个现实是，京津两市过于“肥胖”，而周边的河北，却过于“瘦弱”，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尤其是北京，由于功能庞杂，带来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饱受“大城市病”困扰。三地尽管各具比较优势，但互补性差，呈现出竞争大于合作、独行多于联动的特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重要任务和当务之急。

       为推进京津冀三地发展，多年来，有关部门和京津冀三地都做了一系列努力。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发改委按照要求一直推进有关规划工作，形成了一些重要思路。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相关规划也未能颁布实施。”

       转变发生在2014年，这一年，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迎来了重大机遇。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指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强调，北京要立足优势、深化改革、勇于开拓，以创新的思维、扎实的举措、深入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城市发展和管理工作，在建设首善之区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说，2014年2月26日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当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

       范恒山清晰地记得，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原则、任务等做了全面论述，明确把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接下来的任务是组织实施。“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在中央的领导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具体组织，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着手编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范恒山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为此，国家发改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带队到三地进行实地调研，梳理相关问题，探索推进思路。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基本编制完成。经过一系列讨论、征求意见和上报审核、修改完善等工作程序后，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在范恒山看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能够迅速出台和落地实施，得力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划和直接推动。“国家发改委作为牵头单位做了一系列工作，京津冀三地和国家各个部门也都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可以说，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三地协调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支撑带

       任何一项重大战略及其规划的出台，都有一定的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基础。关于京津冀发展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

       范恒山回忆，那一年，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在相关材料上作出批示，要求搞好以大都市为中心的经济圈的统一规划、统筹协调、体制创新等工作，使其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带动作用。

       根据这一要求，国家发改委在2004年底和2005年初选择两个区域作为“十一五”期间区域规划的试点，京津冀就是其中之一。在前期专题研究的基础上，2006年下半年，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展开，形成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规划》，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上报。

       “这是第一次通过规划把京津冀三地联系起来，但考虑都市圈的含义，这次规划的范围并没有包括两市一省的全部行政区域。”范恒山说。

       2010年，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相关要求，规划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两市一省的全部行政区域，并在这个基础上，将规划名称调整为《京津冀地区区域发展规划》，根据范围的调整，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规划的内容。在相关的研究中间，对解决首都存在的“城市病”，推动三地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重要思路。

       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实施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

       范恒山回忆，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并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按照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着手编制《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并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制定促进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意见。

       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数易其稿，于2014年初完成了《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范恒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规划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河北考察所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着眼于发挥首都的带动和龙头作用、通过协同发展解决首都日益严重的“城市病”、推动三地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路。

       “这个规划实际上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雏形。”范恒山谈道。

       规划纲要的核心是打破各自“一亩三分地”的利益约束，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实现三地的协调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划和推动之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顺利出台并实施。

       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

       人口过多是北京“大城市病”的核心表现。为防止人口规模失控，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目标提出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

       自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后，京津冀协同发展即进入了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的新阶段。在当年北京实施的人口规模调控工作方案中，提出以功能、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即“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和事业性服务机构”四大领域的待疏解功能。

       此后，动物园、天意等区域性批发市场加快疏解。其实，搬出北京的，远远不止批发市场，还有一般制造业企业和物流中心。

       据李文红介绍，“十三五”以来，截至2020年10月，北京累计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2154家，阶段性完成集中退出工作，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773个。

       不仅是“疏”，从源头上严控更是必不可少。李文红表示，北京从源头上严控非首都功能增量，制定实施中国首个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严把产业准入关。禁限目录执行以来，截至2020年10月，北京市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达2.33万件。

       伴随产业的疏解，北京人口增速放缓。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为2170.7万人，比2016年减少2.2万人，实现了2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201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54.2万人，比上一年末减少了16.5万；201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53.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6万人。

       北京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2189.3万人，符合中期目标提出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推动重点领域协同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京雄高铁是连接北京与雄安新区的第一条建设开通的外部主干交通线路，对疏解非首都功能、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

       作为雄安首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高铁雄安站已于2020年底投入运营。京雄高铁开通后，从雄安12分钟可直达北京新机场，35分钟可直达北京西站，1小时可通勤整个京津冀。

       京雄高铁开通只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的一个方面，2019年9月25日，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与首都国际机场共同打造的一市两场“双枢纽”运营格局已然形成。此外，2019年12月30日，北京至张家口高速铁路开通运营，京沈高铁（京承段）2020年底通车，“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打造。

       产业联动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头戏。随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推进，金隅·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产业园、京能集团鑫华源智能停车制造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产，京津冀三地产业对接协作进入快速融合通道。

       而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7年来，京津冀在医保系统互联互通、教育资源共享共建等方面下足了功夫，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自家门口就能享受原来“想不到”的优质公共服务，老百姓的获得感真正“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