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进程中，必须改变上中下游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将重点放在中上游地区。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提速，东北振兴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逐渐形成新格局。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进程中，必须改变上中下游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将重点放在中上游地区，尤其是上游地区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一市三省。为此，提出长江上游地区协同发展的八个着力点。

第一，长江上游地区需高度衔接、深度融汇中央决策，凸显协同发展的全局性。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对一市三省均有政策匹配。因此，高度衔接、深度融汇中央重大决策，以“一盘棋”意识促进一体化发展。

第二，长江上游地区需服从整体、合作多赢，率先建成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先行区，体现协同发展的显著性。西部大开发战略已走过19年历程，在国家政策有力支持下，其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与此同时，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改善基础不够牢固、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产业配套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在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之际，重庆市以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为工作主轴，贵州省全力实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四川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对接、联动发展，共建联防联控机制，实施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共同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第三，长江上游地区需对标对表、互为镜鉴，以国家级新区为“探路者”，展示协同发展的契合性。全国现有19个国家级新区，长江上游地区包括4个国家级新区，即两江、天府、贵安和滇中新区。国家级新区即省（市）委、政府重点建设的新的经济增长极，这种极化和内核效应释放以后，从一定意义上，将会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探路者”：两江新区定位为“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其实体经济根基更加扎实，三次产业比重优化为0.8∶48.5∶50.7，工业、服务业双轮驱动格局进一步巩固；天府新区定位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构建高品质生活圈、高质量产业生态圈；滇中新区定位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验区和改革创新先行区”，其实行昆明市和新区领导交叉任职，有效保证了政令统一、决策高效、运转顺畅；贵安新区定位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和生态文明示范区”，其加快推进融建模式、行政管理模式、财政管理方式、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方式“五大转型”。

第四，长江上游地区需加大创新力度，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彰显协同发展的指向性。长江上游地区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发展区域，在西南和“南向通道”发展上起着重要带动引领作用。重庆、成都是创新资源聚集区，应尽快形成以重庆、成都为龙头，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长江上游协同创新集群。以研发转化为先导，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研发转化产品高端制造产业链条，打造“长江上游科技新干线”。要积极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改造传统企业，提升企业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开发新产品，拓展市场空间，把长江上游相互雷同的传统产业提升为各具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强化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功能互补与合作。

第五，长江上游地区需分类施政，利益共享，明晰协同发展的匹配性。长江上游地区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是跨市、省级行政区中各行为主体的区域利益目标不够一致，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四地利益协调共享机制。产业协作方面通过建立跨区域项目财税利益分配机制，推进跨区域项目合作共建；通过完善园区合作共建财税利益分配机制，支持各方共建，促进地区间加强合作，推进产业转移；通过建立“飞地经济”财税利益分配机制，促进“飞地经济”有序发展，缓解落后地区发展瓶颈制约；通过建立企业迁建财税利益分配机制，理顺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利益关系，优化产业布局；在公共服务发面，也要建立四地的利益共享机制，比如建立医疗保险共享机制、义务教育一体化共享机制、人才共享一体化机制，从根本上助推长江上游地区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第六，长江上游地区需统筹谋划、自觉担当，牵引长江中上游两大城市群联动，昭示协同发展的呼应性。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关联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及《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已经实施，但推进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发展并没有得到呼应，经济发展较发达地区不愿牵头，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实力欠缺，缺乏牵头的号召力。因此，现今亟须一个具有国家战略又具有发展实力的区域牵引长江经济带发展，而成渝城市群的建立将牵引长江上游、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开发，沿线基础设施建设、联手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在服务业、航运领域的合作，将成为两个城市群联动开发的主要出发点。不管是从地域范围，还是经济影响，还是政策取向，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将依托城市群建设的国家战略，以重庆为轴心，成都呼应，进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产业集群和链条上的关联配套，减少相互间产业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提升城市群产业体系核心竞争力。

第七，长江上游地区需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在西部地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强协同发展的示范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发布后，长江上游地区乡村振兴的演进趋势表现为：重质量、理性建、忌“运动”是乡村振兴战略循序渐进的方向；乡村干部队伍配置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激活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选项。

第八，长江上游地区需坚持改革载体和开放平台同频共振，构建协同发展机制的长效性。长江上游地区需抓紧研究出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办法，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支持市、州、县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川渝推动对外开放合作全面对接、联动发展，共同抓好高速铁路、城际快铁、航电枢纽、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特别是携手推进南向通道建设，共同打造对外开放新优势。渝黔推动文化旅游合作全面对接、联动发展，携手推出一批精品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一市三省需推动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全面对接、联动发展，强化四地金融风险监管协同，开展市场监管联合执法，加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公共服务和脱贫攻坚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区域一体化的市场环境。同时，依托重庆、四川自贸试验区，重庆、成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新（重庆）示范项目，大力推进开放式创新，进而引领和构建四地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作者系重庆智库创始人兼总裁、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