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只能在真理中发现

历经大约27年的探索，如今，长三角一体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推进。

这阵容有多豪华？全球科创中心、国家创新型城市、互联网创新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拉出任何一个都不弱。

仅仅近来接连抛出的各种口号、产业布局就足以亮瞎人眼。

就拿最显眼的上海来说，一边拉着特斯拉布局电动汽车全产业链，一边又提出“文创50条”搞全球电竞之都；一边发布“2035”规划，意将张江打造成为上海进军全球科创中心的核心力量，一边又制定了100条开放新政，以期借助国家扩大汽车、飞机、船舶等产业开放之契机，提升先进制造业能级，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上海野心”昭然若揭。

同样，因互联网和乌镇而名声大噪的浙江也大动作不断。除了2017年首次明确将打造“八大万亿产业”外，又印发了《之江文化产业带建设规划》项目，总投资超过5800亿元，还在全国率先推出“1+N”工业互联网体系，着力打造世界级“数字湾区”，如此豪气自信也是没谁了！

再换个频道看江苏，不仅累计创建了多达536个示范智能制造车间，江苏服务业增加值已经占据了GDP的一半以上，未来还将加速培育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什么现代服务业、智能制造、纳米技术、生物科技，热词可以说是一个不落。

即便是之前看不起眼的安徽，这些年汽车整车出口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二、研制出世界最薄0.12毫米浮法玻璃、诞生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还有那一纸《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2018-2030年）》，足以道出安徽科技制造的蠢蠢欲动。

那么，你以为只是这样？长三角这“四大金刚”除了在新产业上“追风捕影”，在传统产业上也各有谋划。

江苏有代号为“263”的行动计划，意在优化升级占工业经济总量超过1/10的化工产业。

浙江也印发了《浙江省加快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2年）》试图以智造提升传统制造业。

安徽出台了30条新政力推产业转型升级。

上海也在加快传统产业转移、产业园区升级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放眼望去，长三角地区都在紧锣密鼓地谋大事、画蓝图，产业布局可谓是一片火热。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好机遇，长三角在一体化的产业布局中都试图“眉毛胡子一把抓”，既抓传统产业的版本升级，又在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谋求突围，“诸侯经济”突出。

而且，表面看来，目前长三角的产业分工态势还呈现出与纽约城市群类似的金字塔层级结构：上海是龙头，江浙是两翼，安徽是腹地。

自从1982年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开始，上海就长期占据产业分工的高端，江浙次之，安徽则由于先天位置劣势被虹吸和边缘化，在长三角“富人俱乐部”的大门外排队。

而且，由上至下在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布局中，“突出上海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江浙沪形成合力”、“安徽是最具活力的长三角腹地”，话里话外都透着梯队排序的惯性思维。

但实际上，此种产业生态似乎已经出现了类似区块链去中心、扁平化、分布式的倾向。

且不说，高铁、高速、飞机、互联网等无形的配置手段正在替代特大城市有形的要素集成、配置能力，生产组织结构越来越扁平化、去中心化，就是新产业、新经济也将各大城市置于同一起跑线上。

“上海有它的强项，江浙皖也各有自己的优势。”上海的研发能力、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均在全国领先，江浙皖在生物医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方面的竞争力在全国也首屈一指。三省一市产业布局趋于模块化，协调发展。

依此逻辑，既有国家的金融中心，还有科创中心、先进制造基地、互联网创新中心等综合实力支撑，“强强联合”的结果也预示着未来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发展的大概率将是：由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和资本金融构成具有顶级竞争优势的铁三角。

具体来说，江浙沪皖将在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布局中形成独具特色的错位互补格局。

上海作为全国的人才高地、金融中心，资金充裕、集聚了一大批“宗师泰斗”。

仅张江就聚集了上海60%的世界顶尖创新人才和“千人计划”创业专家，并基本形成了集成电路、极端制造等优势领域的世界级科学家集群。

这也意味着，未来上海将越来越偏向于极端制造、超微制造、精密制造等高、精、尖制造产业。

而作为中国的制造业大省，江苏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集聚世界500强制造企业最多的省份。

省经信委统计显示，目前有超过300家世界500强企业集聚苏南，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制造业。而未来要实现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最好的方法就是智能化、信息化，走工业4.0之路，在苏南等地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再看浙江，由于民营经济发达，片区经济与块状经济较强，传统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将会很突出，再加上沿海沿湾，也有利于发展临港重工业。

还有安徽，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以来，建成科技孵化器37家、新建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326家，与上海遥相呼应形成新的科创两极。

上海作为国家的金融中心，无疑更偏重于产融投一体化的综合性金融。

对于浙江而言，以阿里云、蚂蚁金服、恒生电子为代表的一批浙江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一马当先，还建立了四个金融特色小镇，点状分布的新经济金融将成为浙江金融产业的布局重点。

江苏作为工业大省，2017年的工业产值高达154899亿元，占全国比重的13.3%，如今又在主攻先进制造业，这也意味着，未来江苏的资本金融将更偏重于资本化运作。

而安徽虽然先天性金融产业发展不足，但是作为科创中心，未来将在强调资本运作的同时，还将注重政府引导的产业引导基金模式。

上海将重点发展教育、医疗、金融、总部经济等高附加值服务业，着力打造国际商务平台。

浙江由于集聚了如阿里等一批互联网新经济企业，未来将发挥阿里、乌镇的示范效益，偏重于“互联网新经济+文化创意”产业布局。

江苏和安徽则将围绕各自的工业、农业特色发展独具特色的体验经济。

一旦江浙沪皖在产业布局上错位竞争、各就其位，无疑也将给长三角一体化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

当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将分阶段进行：

除了将着手解决体制、规划缺失的问题，还需精准定位。而且《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布，也意味着未来三年内，长三角依然是在摸索、筹备、定位的过程中“摸爬滚打”。

一来城际合作的“硬环境”，如交通、医疗等基础性服务对接将渐次打通；

二是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组建、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等形式将进一步拆除行政区域壁垒，从注重要素合作转向制度合作，从经济一体化提升到全面发展一体化，联动一体；

三是在产业发展方向上，将在反复摸索中取得突破，更强调地方特色和产业结构匹配。

在做出产业布局重点的取舍之后，三省一市的总体产业布局已经形成，此时将更加明确各个省市内部的县市功能定位，形成错位竞争。

到2035年左右，长三角一体化的交通全面打通，地方配套也基本完成，各省市包括县的产业功能也明确定位，彼时一体化的产业生态将最终形成，并充分发挥地区间的协同效应、错位互补。三省一市“各司其职、各归其位”，长三角一体化的整体效应也将被放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构建、布局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地图，未来长三角一体化还将有一系列的战略安排。

毕竟，长三角一体化产业要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基建、城建、产业结构调整和科创也需要充足的资金。因此，借助区块链公共账簿的思维模式，未来长三角在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中，有必要向中央申请组建区域性投资银行，积极自主建设多角度、多层次的长三角引导基金等，以保障长三角产业发展过程中资金的有效供给。

只不过，在此过程中，考虑到江浙沪皖前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需要对“3+1”区域内的资本进行勾兑与调剂，实行必要的转移支付，促进江浙沪皖的协调发展。

既然长三角要实现区域发展一体化，这意味着拆除区域经济壁垒是必然，未来将对“3+1”区域内的企业、产业等实行同等的国民待遇，既要对长三角地区的社保、医保、就业、就学等进行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也要保障环保标准及产业整治与建设的一体化。

但是考虑到制度安排的风险性，仍然有必要在一二级城市间试行，再扩大到全区域。

与此同时，为了推进科技资源信息共享、协同创新，更大范围内推动资源整合，建设科技资源一体化共享平台将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必然要求。

但是地区经济发展必然是规划先行，这也意味着编制一体化规划并相应地重新调整原来一省一地的规划将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前提。

政府直接抓规划、规则、规治，进行前置性的协调工作，通过背书等方式间接推动各类市场化组织如区域银行与各类基金，支撑长三角地区产业的发展。除此之外，也将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总之，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布局一旦成功，将对全国都具有可复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