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先要厘清几个问题。

世界上超级城市群发展一般吻合以下规律：

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缔造了伦敦-利物浦大都市圈开始，随着世界经济重心渐次沿着英国——整个欧洲大陆——北美——日本的路径转移，大巴黎地区、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沿岸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世界五大超级城市群陆续浮现。

到了21世纪，世界经济重心继续转向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老二，中国超级大城市群崛起乃大势所趋，长三角尤其首当其冲，承接的是世界经济重心转移。

一般先形成一个或几个超级城市，然后以超级城市为核心，不断集聚、扩散、回荡形成都市圈，继而扩展为城市群。

世界已有超级都市圈的发展路径基本分为四类：单核圈状扩散、单核带状扩散、多核圈状扩散、多核带状扩散。

长三角究竟是以核心——内圈——外圈，即辐射扩散式还是平台式、网群式——有结点无中心的路径来推进一体化？前者吻合一般规律，后者顺应新经济的时代潮流，到底将如何抉择？

处于粗放式野蛮生长阶段的城市倾向于单打独斗，“城市再造”和谋求转型发展阶段的城市更愿意“抱团取暖”。

江浙沪皖三省一市个性鲜明、各不相同，发展阶段差异度、离散度很大，某种意义上既有推进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可错位协同），但同时也可能因利益分配不均而成为障碍。

推进一体化无法简单地照搬照抄规律，或靠行政力量强行主导，更不能通过各地小打小闹式的具体改革举措来实现。因此，战略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体化的核心本质即在于思辨之魂。一体化既包含协同共赢，摒弃过度竞争所导致的浪费，同时又得通过市场适度竞争而非行政替代性安排，因此，一体化既吻合世界城市群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扎根于中国土壤的特色之路，同时趋势上很接近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第三条道路。

除经典推手外，新时代还带来新变量。

正如当年硅谷的兴盛与第三次科技革命孕育出的嬉皮士文化和技术乌托邦密不可分，新一轮如火如荼的科技革命，将重写城市功能及各城市的排列组合方式。

每一次科技革命，势必带来一场技术——经济范式的革命性变化，本轮则来得更为猛烈，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如网约车、共享单车、自动驾驶、无人机等）层出不穷、应接不暇，无一不是釜底抽薪式的颠覆，这些新变量将深刻影响未来一体化的空间布局。

各地为招商引资，竞相优化营商环境，将最终推动三省一市营商环境的整体提升，客观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在新起点上不断迈向高位发展，也是长三角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必然要求。

一体化产业发展虽有纵横交错，且一般都认为产业梯度转移、分工协作、产业链延伸是一体化的最初动因，但事实上，未来长三角一体化更多是产业横向关联，原因在于长三角是新经济的肥田沃土，而新经济对老经济的颠覆性整合更多体现在横向切入，如新零售、智能制造等即是互联网经济横切传统零售业、制造业的典型案例，尽管纵向拉伸产业价值链客观上存在，但更主要表现为横向切入（“横行霸道”），而非纵向整合。

中国目前有五大超级城市群，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第一梯队是京津冀、粤港澳、江浙沪皖，长三角的定位不仅要考虑自身资源禀赋、产业能级、地缘特点，还需放在三大群体之间的竞合中考量，以及在全国乃至世界超级都市群的竞争中定位。相比较其他两大城市群，长三角一体化大概率将以高端制造、科技创新、资本金融构成顶级竞争优势的铁三角，以此为基础，定位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超级城市群。

城市“一体化”的实质是由点到面，互联网经济时代，特大型核心城市的中心辐射形态将转为网群经济中的节点联网联动。未来，单个城市的核心功能将在全域、全网（有形与无形）的网群中重新定位、重新优化配置，而非简单着眼于自身或有限的周边区域。

在一定意义上，“一体化”隐含着区块链的逻辑：去中心、扁平化、公众账簿。城市群中的每个城市，均为网群中的一个节点，类似以往终极意义上的中心将不复存在，城市群内金字塔结构被迅速压扁，这些城市有着各自独特的位置，同时又像“量子纠缠”般高度协同。

继而，城市功能由集中式转为分布式，城市的边际效应不在单一城市体现，而是在城市集群的整体效应中体现。

综上，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既要吻合一般规律，也要顺应互联网经济、智能经济的时代潮流，还要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更要积极探索第三条道路。

因此，一体化将放在以下纵横坐标中考量：去中心、分布式，即以节点关联替代中心辐射，以及大政府与大市场的勾兑与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