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策实施的综合实力战略研究时间： 2016-10-23信息来源：唐代兴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提要：“一带一路”是基于内外双重困局之当代境遇而实施社会转型发展的基本国策。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不能简单地重复其单纯的经济思维和惟经济增长模式，必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高瞻远瞩地探索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发展道路。可持续地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首要的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是重构其发展国策的基本视野和正确认知，把握“一带一路”的实施规律，明确“一带一路”的战略重心、战略主导和战略基础：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其战略重心是全面发展国家的核心制造业，其战略主导是全面提升国家软实力，其战略基础是全面优化环境，包括优化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
　　关键词：“一带一路”发展国策；综合实力；固本强身；环境优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5）05－0087－06
　　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5.05.019
 
　　“一带一路”构想于2013年提出来后，随即写入党的《决定》和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成为国家指向未来的发展国策，全国各地方不管有无条件，都制定出自己的唯经济中心论的“一带一路”方案、实施路径和行动时间表。“一带一路”发展国策一旦被简单地定位为单一经济发展战略时，不过是发展“大跃进”的翻版，它有可能变成一种耗尽最后的资源、最后的环境、最后的本钱的“最后一赌”。所以深入理解“一带一路”发展国策的本意和深意，重新正确定位其实施战略，就变得根本和迫切。
 
　　一、“一带一路”的综合实力战略认知
 
　　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并先后在各种场合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一发展国策，并强调当前的核心主题确实是发展经济^[1]。但是，只要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当前状况和未来趋势来深入地理解和整体地把握，就会发现：第一，“一带一路”国策虽立足于当下特别强调经济，但其目的却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2]。第二，在进军世界这盘发展大棋中，经济不可能脱嵌社会而独立运转，因为经济和市场从来不是自律的：将“一带一路”定位为单纯地发展经济，其前提性预设恰恰是市场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Utopia）。……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3]市场不可自律，人类社会所有经济行为都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及其文化体系之中，只有当社会、政治、文化等得到同步发展时，经济才可真正地发展。这是我们正确实施“一带一路”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认知和整体视野。
 
　　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的认知定位。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要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必须提高理论水平并获得如下理性认知。
 
　　从整体上讲，构建“一带一路”发展国策，是基于国家之内外困局（即“内忧外患”）所构筑起来的时代现实。如果要想“一带一路”国策实施成功，必须正视如下国家现实。
 
　　一是近40年的改革发展使我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额、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分别增长了142倍、187倍、103倍和2万倍^①；进入2013 年，我国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一^②，对外投资额居全球第三^③，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④。这些巨大经济成就迅速提升了国家实力，国家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整体力量，但却还未完全具备走出去的成熟主体条件，但由时势所逼而只能提前实施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二是从表面看，出台“一带一路”国策是主动为之；但实质上却是被动应对挑战的体现：
 
    　第一，它是被迫应对“外患”挑战的主动出击。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人类进入了“世界风险社会”，其财富驱动型风险威胁、贫困驱动型风险威胁和NBC（核、生物、化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风险威胁从不同方面制造出如下社会危机：一是环境破坏的危机，其中，“财富驱动型环境破坏是在全球范围内平均分布的，而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则只打击特定地区，它只有通过媒介术语表现出来的副作用形式才会成为国际性的。”^[5]二是资源争夺所导致的空间争夺的危机；三是多边关系紧张和军备竞赛所形成的战争危机。
 
　　面对上述危机，我们被迫应对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必须应对国际社会“中国威胁论”的挑战，突破发达国家的围堵壁垒，比如技术标准壁垒、绿色环保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劳工标准壁垒等等，打破其“新贸易保护主义”潮流；二是必须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美国将阿富汗建设为经济贸易与能源枢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NSRP）；三是必须彻底解决“马六甲之困”：马六甲海峡是我国对外能源与贸易的咽喉，但它一直被新加坡—美国所控制。在通向未来的进程中，各种不可控的矛盾和冲突将演变成为掐断“马六甲”这根中国能源与贸易的喉管，因而，打通跨洲陆海通道，成为突破马六甲瓶颈、增强远洋运输通道安全的必须国家战略。
 
　　第二，它也是被迫应对“内忧”挑战的主动出击。这种“内忧”挑战首先表现在社会对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准的刚性需求不断上升与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旦这种矛盾、冲突突破其可控的临界点，它将可能撕裂整个社会。解决它的“立竿见影”方式是提升经济的活力，实施“一带一路”国策恰恰是全面提升经济活力的有效战略。
 
　　这种“内忧”挑战其次表现为环境危机。目前，环境危机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渗透进社会机体。社会学者张玉林将其概括为“五重危机”，即“由于污染物排放量长期超过环境容量，它是全面的环境危机；环境恶化导致了千百万人的生存困境，它是严重的生存危机；而现实的和潜在的生存危机引起了严重的社会不安，它是严重的社会危机；上述状况都是在不断强调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的过程中发生的，反映出制度的低效甚至无效，因此也是制度危机；在更深层面上，我们还面临着无限扩张的物质欲望与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从而表现为文明的危机。”^[6]从根本讲，环境危机是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之间的对立显性化、白热化的体现。“一带一路”意在于开辟解决其对立的新途径、新路子、新空间、新市场。
 
　　这种“内忧”挑战其三表现为社会转型的负重难卸。对中国来讲，不到四十年的改革发展，快速走完了西方社会花了近三百年才走完的路程，也突现出了西方社会经历近三百年发展才积累的如上社会问题。要真正解决如上社会危机，必须加快社会转型，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社会结构和制度机制，“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却为之创造了一种新激励方式和运作方式。
 
　　基于如上国情现实，“一带一路”应该是“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国策^[7]。要正确实施这一发展国策，必须具备如下正确认知：
 
　　第一，它既是国家立足于世界风险、全球生态危机四伏的当代境遇而实施全面社会转型的强身发展国策，更是其固本发展国策：是国家社会转型的强身固本的综合发展国策。
 
　　第二，它既是具备基本底气走出去的发展国策，更是为化解其内在危机和风险而深耕本土的发展国策：是国家良性经营本土和得体进军国际社会的综合发展国策。
 
　　第三，它既是在经济下降的大环境下实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战略，更是从根本上调整单向度经济发展模式而进行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可持续的发展国策，是国家展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综合治理的发展国策。
 
　　第四，它既是在全球生态的大格局中全面提升国家硬实力的基本国策，更是在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大舞台上全面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基本国策: 是国家走向世界主导全球事务的努力进程中实施综合实力提升的发展国策。
 
　　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必遵循的规律。“一带一路”国策的实践落实，就是“新常态”战略。新常态是指在新形势下回归常态：常态隐含对规律的尊重，对法则的遵守；重新回归常态，就是尊重规律，遵守法则。在新形势下重新回归常态的发展战略，就是在新形势下全面尊重规律和遵守法则的发展战略，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固本强身的综合发展国策，必遵循固本规律和强身规律：固本在于“培元”；强身在于“健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培元”落实于经济，是必须培育市场，使市场具有自律机制；落实于社会，是重建社会向心力、凝聚力，其前提是回归人性和人心；落实于政治，是使制度更完善、更遵循普适规律、更人性化；落实于文化，是充分释放文化的创生魅力；落实于环境，是重新恢复环境生境。
 
　　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健机”落实为“四个发展”和“一个恢复”，即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并全面恢复国家境内地球环境的自生境功能。并且，全面恢复地球生境是奠基，发展文化是翻耕历史和传统土壤，使之重获生机，发展政治和社会是构建平台，发展经济是开辟新域。
 
　　其次，它是深耕本土和进军国际社会的综合发展国策，必遵循“有机再生”的深耕规律和“予取有序”的开拓规律。深耕本土需要遵循“有机再生”规律，它是指在现有基础上对现有的资源、条件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技术体系进行整合升级，使之达到最优化。因而，深耕本土的根本方法不是竭泽而渔，而是“利用厚生”。
 
　　利用厚生，是中国上古融经济和伦理于一体的政治思想，其完整表述是：“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8]“正德以率下”是上古政治实践的黄金法则，即只有正德才能表率臣民；“利用以阜财”是上古的经济学原理，即只有遵循开源节流、止役禁夺的法则才可多生其财；“厚生以养民”这是上古的伦理学原理，即只有以尊重和善待物、土地、自然的方式来滋养人民，才是合伦理的。在利用厚生中，“利用”所强调的是“节流”，即强调实用节俭，这一经济原则的伦理依据是“物尽其用”，其本质诉求却是“物尽其性”。“厚生”强调对生命、事物、自然之自生本性的尊重，其所蕴含的是生命原理、自然法则和宇宙律令。整体地看，利用厚生就是遵循宇宙、自然、万物生命的本性，追求物尽其用、物尽其性，追求人厚其生和人尽其性。
 
　　开拓国际市场，必须遵循“予取有序”规律：这个“序”就是先后次序；其“予”所指是他者、他国；其“取”所归是自己。“予取有序”意为“将欲夺之，必固与之”^[9]。根据“予取有序”规律，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必以尊重个性、尊重差异、尊重传统、尊重民俗民情为先导，其根本方法是文化魅力、价值观魅力、生活方式魅力以及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魅力、物质生活幸福魅力等等的释放与吸引。
 
　　其三，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综合发展国策，必遵循“嵌含”和“用废退生”规律。
 
　　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必须重新认知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嵌含关系：经济本身是嵌含在社会、政治、文化之中，不能脱嵌，脱嵌的经济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增长，但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倒退，因为脱嵌意味着将经济建设置于一切之上而追求惟经济增长，必造成对整个社会的“竭泽而渔”：这种“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秩序崩溃、社会崩溃、国家崩溃。
 
　　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必须重新构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嵌含关系：社会嵌含在自然之中，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等的发展不能脱嵌于自然，如果以脱嵌自然的方式来发展社会，其必然结局是：社会越发展，自然越逆生化，人和国家必自取灭亡。所以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必牢记恩格斯的教导：“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0]
 
　　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必须重新确立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嵌含关系：经济嵌含在环境之中。在这种嵌含规律的控制下，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之间呈相反的矛盾张力取向：经济发展必以环境为代价，经济每向前发展一步，环境就向后倒退一步；经济全速发展，环境就全速后退；经济无止境地发展，环境就必然崩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是“用废退生”的关系：经济发展越缓慢、越有节制，环境就越具有自生境恢复功能。反之，就必然违背“用废退生”的规律，其“竭泽而渔”的发展大跃进，只能加速环境的全面崩溃。
 
　　其四，它是综合提升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发展国策，其实施必要遵循其共生规律。
 
　　国家硬实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是资源、技术、经济、军事等，这些要素相对社会和人类的需要言，始终是有限的，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无限地发展硬实力；并且，任何一个国家要将有限的硬实力予以最大程度的提升和发挥，只能借助于软实力。由制度、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文化思想、艺术、习俗传统等要素构成的软实力，具有相对的无限性和自生长功能。所以，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从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的软实力的强弱。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必要遵循的根本规律只能是软实力对硬实力的柔性支撑与生长规律。
 
　　二、“一带一路”综合实力发展战略重心
 
　　“一带一路”发展国策的现实与远景作为国家的长远战略，“一带一路”基于四个现实和一个远景。“一带一路”国策的现实——此处所讲“现实”，首先是指国家范围内的社会现实；其次是对如前所述的三大“内忧”的具体化。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必正视如下国家现实。
 
　　第一个国家现实，就是整个社会资源红利的消失。我国30多年的高经济增长，源于相对自足的资源基础，但所实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却全面实现了对有限资源的高消费和高浪费：前者表现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其原材料的最终利用率仅35%左右，发达国家却达到了85%以上；后者却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导向展开社会化的重复建设、低质量建设、政绩工程建设、圈地运动式建设、遍地开花的开发区建设。持续30多年的高消费和高浪费，几乎耗尽了国家不能再生的资源和能源。
 
　　第二个国家现实，就是劳动力红利的消失。30多年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一路向前，是因为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红利的支撑。但这种廉价劳动力红利享用到今天，已将告罄。
 
    　第三个国家现实，就是环境红利的消失。2013年以来的雾霾气候，让国人开始清醒：30多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的代价，就是国家范围内环境生态遭受全面破坏，可持续生存的最低环境条件丧失了，整个社会已被推上了环境悬崖。
 
　　第四个国家现实，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过去30多年中，庞大的富余劳动力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活力。但在今天却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尤其是“银色海啸”正在蓄势待发。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到2.12亿，占总人数的15.5%。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字：到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1]。并且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高龄、失能老人以及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独居化加速增加，未富先老矛盾更为凸显^[12]。以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为特征的人口压力，引发日益严重的社会公共服务压力、劳动力压力及其制度压力。
 
　　“一带一路”国策的远景——如上四个方面越来越突出的国家现实，构成了国家当前发展和未来可持续生存的真正难题。“一带一路”就是为解决如上难题而构筑的根本国策，它所期待实现的真正愿景和远景有三：
 
　　一是仿效古人的智慧和实践成功的经验，重新开辟水陆并进的国际通道，利用世界上贫穷国家或后进型发展中国家的自身渴望，解决国家巨大资源需要缺口，转移人口压力，再造劳动力红利，全面实现小康，缓解全民欲望压力。
 
　　二是将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从国内向国际社会转移，其根本目的是缓解国内环境生态压力，全面恢复国内地球环境的自生境功能。
 
　　三是开拓国际市场，这是强身；全面恢复国内地球环境的自生境功能，这是固本。其固本强身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古老光荣，即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成为世界事务的主导者。
 
　　“一带一路”发展国策的核心战略。实施“一带一路”国策，是从陆地和海洋两路出击展开国际市场的开拓，其开拓进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因素，不是投资或劳动力密集，而是核心产业的成长。
 
　　“一带一路”的核心制造业战略——从整体和长远论，实施“一带一路”国策，所追求的是永续发展的“魅力征服”战略，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核心力量是国家核心制造业的强大。这是因为发展国家核心制造业，既是练内功也是练外功。练内功，是固本，即只有当国家的核心制造业强大了，才有真正的底气、粗气、大气、阳刚之气。练外功，就是强身，即只有全面发展核心制造业，才可形成全面拓展国际市场的看家本领。这是因为：
 
　　第一，只有强大的核心制造业才可能将一切形式的创意变成现实的生产力、社会创造力；发展核心制造业，才可全面激活和提升全民想象力，而想象力是文化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不竭源泉。
 
　　第二，强大的核心制造业既是经济的固本，更是社会的强身，它可为国际市场开拓所到之处迅速站稳脚跟、安营扎寨，有序发展。
 
　　第三，以发展和壮大核心制造业为动力，是全方位培养国际市场开拓所需要的任何领域的开发性技术人才、技术设施人才、交通运输人才、工商管理人才。所以，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实质上是技术人才和高端劳动力队伍的培养和输送发展战略。
 
　　第四，发展和强大核心制造业，本身就会产生社会创造力、社会技术、社会资源、社会环境以及快速流动变化的社会资本的高效整合力量。因为核心制造业具有极强的整合功能、极强的创造功能、极强的将一切想象性的创造力变成现实的技术力、生产力的功能。国家核心制造业的强弱，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带一路”国策实施的广度和成功深度。
 
　　全面发展核心制造业的基本思路——全面实施发展国家核心制造业战略，必要求三个维度的社会发展同时并进：
 
　　首先，国家应围绕强大核心制造业而全面发展科技：一应脚踏实地发展核心制造业所需的基础科学体系，这是全面发展国家核心制造业的基础性条件；二应竭尽全力发展核心制造业所需的尖端技术体系，这是全面发展国家核心制造业的前提性工作；三应彻底改革国家的科技制度及其运作体制，使之为全面发展核心制造业所需的基础科学体系和尖端技术体系提供最优的服务网络和全面的保障体系。
 
　　其次，国家应围绕强大核心制造业而全面发展国民教育：一应全面发展国民基础教育和国民高等教育，全面改革其知识主义和意识形态主义的培养目标、课程内容、课程体系，全面改革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才遴选制度。二应全面改革国家精英教育制度，包括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硕士培养的分设制度，尤其应花大力气重构专精深与大科技整合相结合的博士培养制度。三应重建国家精英教育培养的人才服务制度，即让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流失，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自觉忠诚国家、服务国家。为此而必须重建人才服务制度体系，立体构筑人才服务环境生态。
 
　　三、“一带一路”综合实力发展战略主导
 
　　对任何国家来讲，其硬实力始终有限，但其软实力却是无限的。并且，国家的有限硬实力要获得无限的张力空间和效用功能，必须有强大的软实力的柔性支撑。因而，发展国家软实力恰恰构成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的主导战略。

　　一般地讲，国家硬实力主要是指自然条件、人口状况、科技实力、经济水平和军事能力；国家软实力主要由如下十大要素构成：
 
　　（1）制度活力，主要指国家政体及其由此形成的主要社会制度、基本社会结构、主要社会安排方式等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张力和创生活力。

　　（2）政治取向，包括公民政治、政府政治、政党政治等等的实际价值取向及其一致性程度。
 
　　（3）政府作为，包括政府的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国家政策和国家战略的正确性、稳定性和应变性，政府的稳定性和在非常时期的全民动员能力，政府的社会公信力、政府的道德表率功能、政府首脑的国家风范形象和对国家精神的导向能力等。

　　（4）军事力量，包括军队规模及军人素质，军费总额及其在GDP的比重，军备的技术水平、数量及结构。 

　　（5）外交能力，包括外交政策、外交技巧、建交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同盟和伙伴合作关系，参与国际事务的实际能力等。
 
　　（6）伦理水准，包括整个国家伦理和社会道德、生活美德的社会化程度及其水准。
 
　　（7）艺术创造，包括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建筑、影视等的实际创造力与个性化。
 
　　（8）学术思想，包括整个人文学术、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史学探索的原创性、普世性、前沿性、导向性。
 
　　（9）传统魅力，包括民俗、生活方式、艺术传统、思想传统、学术传统、教育传统、政治传统等等所释放出来的应和当代精神、丰盈当代生活的实际风采。
 
　　（10）国民素质，包括国民个体的文化修养、生活教养、公民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道德自律能力、美德自觉及其行动能力、社会关怀能力和权力监约能力、自然法则意识和生境能力等。

　　从功能角度讲，这十大要素可归划为五大力量类型，即国家软实力的构成土壤、基础、动力、主导力和辐射力。以此而强化如下方面的内功修炼，这是“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实施成功的根本保证。

　　创新和完善“一带一路”的制度基础。国家向国际社会发展，必须同时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国家制度建设和运作的个性张扬问题，包括个性张扬方式和个性张扬程度。二是国家制度建设和运作的共性适应问题，包括国家制度对他国制度、他国文化、他国传统、他国环境等等的对接与适应问题。

　　基于如上因素的制约，实施“一带一路”国策必须以调整、创新及重建国家制度为主导性战略。实施这一主导性战略，就是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南、尺度、规范，重构和完善制度体系，其重心是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制度体系。

　　全面提升“一带一路”的对外政策辐射力。进军国际社会，优秀的对外政策是提升外交力量的根本保障。

　　全面提升“一带一路”对外政策辐射力，首先需要提升或重建其整体认知。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看，一个民族国家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影响，取决于该国政府的实际的内外作为。从内在方面看，只有当政府和执政党完全摆脱私利，使自己成为纯粹的公器而以服务它的人民和国家为己任时，政府导航下的国家才可走向真正的强大。

　　凡是完全摆脱了私利的政府的执政党，既富理性精神，也富有创造激情，更具有超越气质。这种超越气质首先表现在它拥有未来视野、世界胸怀、人类气度、大国抱负，其内在灵魂是体现广阔博爱和全面慈善的普世价值观，其外在行动必须始终贯穿大国责任，地球生态责任，人类和平责任和消灭贫困、剥削、压迫、掠夺、战争而实现共同生存的责任。

　　基于如上世界理想和普世价值诉求，政府以其自身作为而引导国家走向世界的基本途径有三，即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一国之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以及其文化精神、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的世界性交流，需要以外交政策为其前导和保障。客观论之，一个具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其外交政策不仅要实现国家利益，更要超越国家利益，肩负国际责任、人类责任、世界责任：这里的国际责任，主要是指协调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化解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或斗争、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 这里的人类责任，是指全面促进人类和平、共同生存、共谋发展；这里的世界责任，是指担当起在人类范围内促进人、社会、自然、地球生命的共同存在，维护其共同安全，并实现其共生。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需要角度讲，一个越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就越具有对他国和世界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越体现出担当其国际责任、人类责任、世界责任，它就越具有大国形象及其对外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13]；一个外交政策越具有对外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它为之服务的国家就越具有大国形象，它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就越具有世界市场^[14]。

　　基于如上认知引导，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必须从整体和具体两个方面调整或重建对外政策。

　　对外政策的整体性调整和重建，是相对“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实施的共性而论，因而，调整或重建对外政策，必须体现其普世性的文化取向、价值取向、政治取向及其经济、伦理、道德取向。以此为基本准则，对外政策的整体性调整或重建，必须立足长久、视野广阔、立意高远。

　　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家的具体战略，所指向的是一个一个的国家，所以对外政策必须在整体调整或重建的大方针、大框架下，针对具体的国家，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伦理及其政治、经济方式而构建起更具灵活性和引导魅力的对外政策。

　　持续强化“一带一路”的社会价值观引导功能。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有两件核心武器必须精心打造和磨砺：一件核心的硬武器，即国家的核心制造业；另一件核心的软武器，即社会价值观。其核心的硬武器用于其发展国策实施的冲锋陷阵；其核心的软武器用于其发展国策实施的“锁阵筑城”。

　　发展社会价值观战略，首先是发展社会的政治价值观战略，具体地讲，就是如何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之核心价值观的输出战略，这是“一带一路”国策实施中“固本强身”的根本内容。
其次是发展社会的一般价值观战略，具体地讲，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伦常道德观，即如何将古代礼仪智慧、传统、方法予以现代弘扬，并使之获得如汉唐那样吸引四方来朝的魅力，这将构成“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底气。

　　无论是发展社会价值观还是伦常道德观，都必须考虑并解决其价值观的普世性问题。因为，一个国家可以在本国不讲普世价值观，但它面向国际社会、面向对他国的开发与拓展时，必须要考虑这种开拓和发展能否为他国所接受的问题，而社会价值观的普世性取向，恰恰构成其他国家接受和容纳我们的关键因素。

　　全面释放“一带一路”的文化创生力魅力。文化创生力即文化软实力，它是文化的内在凝聚力、吸纳力和外化竞争力、协调力、融合力、扩张力。这内外两种力量构成了文化创造性生存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持久的动力机制。在“一带一路”国策实施战略中，文化创生力是国家获得空间拓展的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因为真正的征服不是经济、军事、政治的强暴力量，而是文化魅力。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全面释放文化创生力，其首要任务是弘扬民俗、发展艺术、创新哲学。

　　民俗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文化魅力和生命魅力，它指向大众和大众生活的过程，就是重新塑造人性，全面开发人的身心，使人人都能道德地生活，其表现方式就是移风易俗。

　　民俗事实上构成了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文化指南，但它所蕴含的创新张力却需要艺术和哲学的滋养。艺术是以美学的方式再造人性的光辉: 艺术以情感的方式来激励民俗，来打开生活的想象空间，增进个人、民族、国家的创新活力，艺术更是通过对生活和现实的形象检讨，来给人的生活注入新的思想，新的情感，新的理解，新的想望，新的感悟，从而实现移风易俗。与此相反，哲学却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引导民俗，来开辟理性生存的世界道路，来提升个人、民族、国家的理性创造力量。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国家有再强的经济军事，如果没有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那么它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它最多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而已。同样，如果人类出不了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就很难解决当今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而又复杂问题的挑战。”^[15]因为哲学总是对时代生存困境的不懈追问，并求根本解决之道的最高学问，最大智慧，最好方法。在任何时代，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没有创造出体现其时代精神发展方向的本土哲学，那么，这个民族国家要走出去谋求世界性发展，则必然因为没有根基，没有方向，没有持守自我的灵魂归属而最终失败。所以，本土哲学是一个民族国家提升国家软实力、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最终思想源泉、智慧源泉、认知源泉和方法论源泉。

　　在“一带一路”中全面释放文化创生力，其基本任务是弘扬国家伦理、提升社会道德、引导生活美德。

　　国家伦理的构建必以共同的人性为基石，以自由为立法原理，以契约为根本社会规范，以平等利爱为最终目的，以平等地善待自己、他人和地球生命为实际价值诉求。在这一国家伦理规范下，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是权利与责任对等，其基本的行为规范是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亦利他。以如上内容为基本构成的国家伦理和社会道德，成为国家创造力的源泉。而人人以己之力而真诚地同情他人，悲悯生命，并以利益的自我牺牲或无私奉献方式实现个人的精神自由的这种生活美德，却构成民族国家的柔性创生力勃发的现实生活源泉，也构成民族国家影响世界、感召他国的无穷魅力之根本所在。

　　在“一带一路”国策实施中全面释放文化创生力，其根本任务是繁荣学术、发展思想。

　　从本质上讲，国家软实力不过是一个国家之思想智慧获得全面释放。历史地看，人类世界中一切思想的智慧，都源于学术的探索和创造。因为“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16]文明出自学术，学术创造文明。因为，老百姓人性的觉醒、国民素质的提升，在于学术为其提供启蒙的思想和方法；政治的实践理性道路，以及教育的人性化方向，均源于学术为其提供思想的指导；经济的发展，其目的在利用厚生，利用厚生的最终引导和激励力量同样是学术本身。因而，学术成为国家的名誉与光辉之真正动力，并赋予国家以完整的名誉与真正的光辉。不仅如此，学术还创造了一国之文化精神：一国之精神守望，一国之理想的光辉，一国之自我觉醒、自我激励的力量，都源于学术的返本开新。实施“一带一路”国策，必须以繁荣学术、发展思想为其主导战略中的根本任务。
 
　　四、“一带一路”综合实力发展战略基础
 
　　全面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国策，关注环境、修复环境构成其基础战略。这是因为环境是一切的土壤、一切的平台、一切的来源和归属。

　　环境优化战略的实质性。努力实施“一带一路”国策之环境战略的实质是环境优化。环境优化的核心问题是环境的自恢复和环境的自净化，其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实施自然环境的优化战略，其基本努力是全面恢复自然环境的自生境功能，具体地讲就是恢复其自生境承载力和自生境净化功能，仅前者论，首先是使地球全面恢复生态承载力；其次是使大地全面恢复人口承载力。就后者论，是使大地和大气层恢复自净化功能。

　　二是实施社会环境的优化战略，其基本努力是重建社会环境的自生境功能，具体涉及五方面的内容：首先，全面提升或重建社会的传统魅力，包括恢复对传统的信任、对传统的景仰、对传统的践行与维护、弘扬与革新。其次，全面提升或重建社会的文化革新魅力，主要指对民族文化、国家文化、本土文化予以时代性、世界性革新，使其焕发出全新的情感张力和智慧魅力。其三，全面提升或重建社会的伦常道德亲和力，其基本努力是公私分明：一是净化和提升社会公德的亲和力；二是净化和提升家庭私德的亲和力；三是净化和提升个人德性（包括道德和美德）作为的亲和力。其四，全面提升或重建社会的公民生活创生活力，其首要任务是提升公民责任意识、公民责任能力、公民担当精神；其次是培养公民的个性力量、想象力和创造力。其五，全面提升或重建政治实践社会的公信力，包括政党和政府实践社会的公信力的强弱，决定着“一带一路”发展国策有效实施程度。

　　环境优化战略的实施维度。“一带一路”国策实施中，其环境优化敞开为两个维度：

　　一是全面实施本国环境优化战略，这是“一带一路”环境优化的固本战略，它具体落实为根治雾霾、恢复气候，绿化大地、畅通江河、净化海洋和水体体系，使土地有机化。

　　二是全面实施他国环境优化战略，这是“一带一路”环境优化的强身战略，即开拓他国市场，应以不破坏他国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为基本任务。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GDP1978年3645.2亿元，2012年519470亿元；进出口贸易额1978年206.4亿元，2012年38667.6亿元；财政收入1978年1132.26亿元，2012年117253.52亿元；外汇储备1978年1.67亿美元，2012年33115.89亿美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网址：http://data.stats.Gov.cn。
　　②世界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GDP为92402.70亿美元，接近日本（49195.63亿美元）的两倍，其GDP总量居世界第二名。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统计报告，网址：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pdf。
　　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显示: 2013 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居世界第一位，进口额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位。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网址：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CountryPFView.aspx Lan－guage=E＆Country=CN。
　　④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 2013 年12 月份，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8213.15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公报，网址：http://ww.pbc.gov.cn/publish/html/kuan}jia.htm id=2013s09.ht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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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67，51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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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M. E. Port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 New York: Free Pressr, 1990: 23.
　　[14]William Hardy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58.
　　[15]杨玉良. 没有一流哲学家思想家就成不了强国 [N]. 人民日报，2012－11－16（09）.
　　[16]王国维. 观堂别集：第4卷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9.
 
　　作者简介：唐代兴（1956—），男，四川广安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特聘教授（伦理学），主要研究方向：生存理性哲学—生境伦理学。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