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问题研究时间： 2017-01-15信息来源：苏杭　作者：hjr_admin　责编：

DOI：10.14114/j.cnki.itrade.2015.03.003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目标是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前提下全面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内部巨大的发展潜力将有望转化成为我国制造业海外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我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大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我国加速经济空间格局优化、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一环。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经济新常态下化解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提供了新路径

　　产能过剩是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主要发展瓶颈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带动下，我国出现了从传统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范围产能过剩，这直接威胁到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鉴于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化解产能过剩也要多管齐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产能将成为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普遍面临工业化发展任务，具有广阔的市场吸收空间。以中亚国家为例，在中亚五国中，即使是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也主要是依赖能源出口，国内制造业发展依然比较落后。在全球油价大幅下挫的背景下，为提振经济，哈萨克斯坦政府提出了“光明大道”经济振兴计划，重点建设基础设施，这无疑会给目前我国处于产能过剩状态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力等行业提供发展机遇。

　　（二）“一带一路”战略为互利共赢基础上深化我国国际投资合作拓展了新空间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逐步确立了开放型经济大国的地位，对待对外开放的立场也由早期的“部分让利”向“互利共赢”转变。“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进一步延伸了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投资合作的空间，为我国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产业合作，不是单向的资本输出，而是在为我国制造业寻求海外发展空间的同时顺应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充分考虑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诉求的制造业产业合作，将真正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国际投资合作，使国际投资合作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利益交汇点。

　　（三）“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抢占新一轮制造业国际竞争制高点提供了新契机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振兴制造业。2012年4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题为“制造和创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迅速风靡全球。同年，德国发布了工业4.0报告。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变革使得生产复杂产品的能力成为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新来源，这给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新挑战，中国制造业进入需要同时消化传统产业和引领新兴产业的叠加发展时期。面临叠加发展期的新挑战，我国一方面应深入推进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大力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海外转移来消化过剩产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巨大的市场容量使其有望成为我国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能过剩型产业的海外承接地，产业转移的加快将通过传统产业价值链转移效应和生产要素重组效应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为我国制造业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创造条件。


　　（一）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现状

　　尽管我国在2010年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却非常低。与其他行业相比，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两个比较突出的动向：一是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近2/3的对外投资额是由民营企业实现的；二是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而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中，民营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比例为81.5%，国有企业比例更高，达到95.1%。由制造业对外投资流向可以发现，我国现有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取技术和其他战略资产，而非产能转移。基于此，我国制造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也主要以在海外建立研发机构、与东道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以及跨国并购为主，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和营销渠道。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西亚、东南亚和北非地区，中国制造更多是以产品出口和工程承包的形态出现，制造业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普遍只占到中国对当地直接投资的20%以下。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大都采取集聚式投资的形式，投资主体也主要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投资动机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内要素价格上升而进行的加工制造环节的外移。

　　（二）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特点

　　由我国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动向以及国际市场进入方式可以发现，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呈现出以下特点：

　　1. 海外转移尚处于起步阶段

　　产业转移是生产区位的空间位移，需要借助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而我国企业大规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在“走出去”战略实施以后才实现的，迄今为止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在有限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也不是传统的“资产利用型”投资，而是制造业企业为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而进行的“修正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其目的是为了弥补自身在国际化经营中的比较劣势。结合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历史经验，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尚处于起步阶段，不仅产业转移的规模小，而且制造业企业也普遍缺乏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层面均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能力和经验。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凸显出制造业海外转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但制造业企业希望通过海外转移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仍面临重重挑战。

　　2. 海外转移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

　　按照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演化路径，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目的地应该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具有承接我国制造业产业转移的资源优势和市场空间，但普遍存在产业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市场发育不完全、营商成本高、社会动荡等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正在遭受自2014年起开始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的伊斯兰国（IS）极端恐怖主义的威胁，这必然会影响我国企业在上述国家的投资活动。另一方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途经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同样面临诸多安全威胁，一些国家与我国存在领土争端，加之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行，都导致我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活动受到干扰。


　　国际产业转移是战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化解国内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的共同做法和经验。国际产业转移包括制造业转移和服务业转移，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国际产业转移指的是制造业国际转移。按照转移的产业选择，制造业国际转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

　　（一）美国模式：市场导向

　　美国制造业海外转移遵循的是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产业关联理论”。赫希曼把产业间的关系看作是线性关联关系，一个产业的规模、技术等因素的变化会对关联产业产生线性影响，这种影响会产生前向和后向的关联效应。其中，前向关联（forward linkage）是指下游产业技术的发展、市场的扩大所带动的为其提供原料、设备、技术等投入要素的上游产业的同步发展；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是指上游产业的扩张及技术创新会刺激下游产业的投资及技术进步。

　　纵观战后美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过程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由1950年的48.4%上升至1985年的74.3%；二是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既有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低技能的行业，又有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业。这说明美国并不只是把那些在技术上成熟、已经进入标准化阶段的产业向外转移，那些依然处于发展上升期的产业同样被纳入海外转移的范围。这样的产业选择反映出美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市场导向。

　　市场导向的制造业海外转移模式推动美国始终把确保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基本准则，从“外包”到“价值链分工”，美国制造业企业坚持把具有更大增值空间的产品研发和销售环节保留在国内，而将增值空间较小的加工制造环节全部转移至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这样一来，在经济“去工业化”过程中，美国仍能常年保持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并掌控全球制造业的制高点。

　　（二）日本模式：成本导向

　　日本制造业海外转移遵循的是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所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同时对于东道国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开始投资。

　　从发展实践看，日本制造业海外转移走的是梯度转移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以食品、纤维等初级产品为主；到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制造业海外投资转变为以重化学工业为主；进入80年代之后又进一步转向一般机械、运输机械等行业。在日本渐次向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国以及其他东盟国家转移制造业的过程中，形成了“雁阵分工体系”。该分工体系以日本为核心、以垂直产业间梯度分工为特征，推动了东亚国家经济的渐次起飞。在雁阵中，前一产业梯度国家的产业升级会带动后一产业梯度的国家相应升级，进而形成东亚地区内的产业链转移，最终推动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

　　成本导向的制造业海外转移模式顺应了日本资源能源匮乏的基本国情，奠定了制造业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并催生出像丰田汽车这样的国际型制造业企业。日本制造业海外转移模式所形成的“雁阵分工体系”让日本制造业在海外获取了广泛的生产基地和市场空间，弥补了因国内人口老龄少子化所导致的内需不足。


　　（一）模式探讨

　　纵观海外转移的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可以发现，选择适宜的制造业海外转移模式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如同制造业的发展各有特点一样，制造业海外转移模式必须要建立在一国资源禀赋和市场条件的基础上。美国充分发挥了企业国际竞争力强的优势，在全球扩张市场的同时占据着制造业国际竞争的先导地位；日本则是考虑到自身的要素条件和市场容量，通过建立地区内分工的形式掌握了引领制造业发展的主导权。基于此，我国的制造业海外转移模式选择要充分结合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实际以及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利用好我国制造业的行业优势、技术优势以及国家的资金优势和制度优势，在深入细致分析海外市场的前提下，进行制造业海外转移的模式探索和创新。在海外转移模式选择上，应兼顾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既要将那些已丧失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转移出去，又要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产业合作为我国具有行业优势的制造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通过“前向关联”效应推动我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

　　为加快推动制造业海外转移进程，可以参考贸易便利化、公共卫生健康及知识产权领域经常使用的早期收获计划的做法，通过与特定国家签署协议选择一些项目重点推进，然后通过这些重点项目的示范效应，由点及面，推动产业转移的全面铺开。实施早期收获计划要充分结合东道国的资源优势，如印度、蒙古等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适宜承接纺织服装行业，海合会国家因富含油气资源而适宜承接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橡胶及塑料制品行业，中亚国家地域广阔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适宜承接金属制品和运输设备行业。这种把海外转移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模式很容易获得东道国当地社会的认同，也有利于激发沿线国家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政策建议

　　1. 完善制造业海外转移政策支持体系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环境、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面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的海外转移要顺利实现，需要政府政策的积极介入。鉴于我国“走出去”企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资金匮乏的问题，针对制造业海外转移的金融支持必不可少。目前我国已宣布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已与18个沿线国家签署“国家规划合作协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提供中长期资金扶持。今后，应加大企业层面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商业银行与制造业企业一同“走出去”，以缓解海外投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创新金融服务手段，助力制造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除了金融支持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海外转移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双边投资谈判和投资保险、建立针对海外转移企业的后续培养和服务机制等。

　　2. 加强境外经贸合作区

　　建设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我国政府为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促进与驻在国共同发展所做出的政策设计。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已在5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18个经贸合作区。其中有77个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为我国企业深化与驻在国企业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在制造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载体作用，鼓励制造业企业进驻经贸合作区，政府相关部门要强化针对园区企业的服务和保障机制，如为园区企业提供与驻在国有关的国情、产业、文化介绍和法律服务；与驻在国政府签署双边合作区协定，保护园区企业的投资权益，避免双重征税，为园区企业提供风险预警；推动园区内企业间的分工合作，最大程度地发挥园区的产业集聚效应。此外，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间的合作，充分利用各驻在国的比较优势，使分布在各地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地区生产网络的承接平台。

　　3. 拓展展会对接等合作形式

　　由于以往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对我国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并不甚了解，而我国制造业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需求以及当地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情况也知之甚少，这样一来，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企业搭建一个相互了解和合作的平台就成为我国制造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功转移的突破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专题展览会不仅可以宣传展示参会各企业的品牌和产品，扩大参会企业的市场影响力，而且可以为有投资意愿的企业与当地企业接洽并商谈投资协议提供对接的窗口。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推广“卡塔尔—2015MIC中国制造展”这样的专题展会，尤其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的市场需求，以展会对接的形式弥补此前中国与有关国家制造业合作基础薄弱的不足，加快制造业海外转移的步伐。

　　4. 重视境外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建设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将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这既为制造业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也伴随诸多挑战。对投资目的地的环保法律法规缺乏了解、企业自身缺乏环境保护意识、与当地政府及社区缺乏有效沟通等，都可能诱发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为此，要引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海外转移之路。要完善海外转移企业的内部治理，避免出现违法经营、无序、恶意竞争的现象；要顺应各国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诉求，实现企业的投资利益与东道国当地的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协调一致;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的投资环境和舆情环境，要树立公关意识，主动与东道国政府、当地社区建立沟通渠道，在宣传企业形象的同时避免因突发事件给企业经营造成的干扰。建立高效的沟通渠道，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将大大提升境外中国企业的形象，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兼顾经济效益、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目标，实现互利共赢。

　　[本文得到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辽宁装备制造业非洲转移与转型升级研究”（项目编号：L14BJL014）资助。]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责任编辑：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