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时间： 2018-11-25信息来源：财经问题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作者：陈 健，龚晓莺 责编：sxm
摘 要: 本文基于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低端锁定”、地缘政治和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提出了中国产业主导的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生成路径: 着力推动中国企业 “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对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 “精准供给”水平; 健全中国生产服务网络，提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服务供给水平; 构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 “一带一路”沿线产业体系的分工布局; 推动中国产业标准 “走出去”战略，促进其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享; 推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筑牢 “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根基; 突出产业合作互利共赢，稳妥拓展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空间; 培育以中国为枢纽的 “一带一路”沿线双向环流价值链，实现中国由外围向核心转变。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区域价值链; 中国产业主导; “差异化”发展战略; 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 F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 2018) 01-0043-07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是在世界经济长期处于低迷态势、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不断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倡议，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沿线各国及有意愿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非沿线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携起手来共同应对人类面对的全球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乏力、安全问题以及逆全球化等问题，共同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作为一项中长期的国家发展倡议，要想顺利推进，学术界正在进行理论探索，逐渐形成 “一带一路”经济学学科体系。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合作等方面，对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产业领域合作鲜有研究，但产业合作和发展问题也是 “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大问题。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环境恶化问题直接导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基本属于低端供给，因而中国迫切需要向国内和国外提供高端供给，优化产业升级路径。对于目前发展已经很成熟的中低端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产业可以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迫切需要这些项目和产业来解决本国的发展和民生问题。不同经济体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关系、不同行业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均存在较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低端产业也是由于当时劳动力价格低的比较优势，有很大一部分由发达国家转移过来，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如何实现产业转移并使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都能获得发展呢? 中国发展的现实表明，必须对各国的国情和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分析，掌握各国适合什么类型的产业，构建可以在沿线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区域价值链，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利润。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逐渐把产品原料的采购、产品的设计、零部件的生产、产品的组装和销售及售后等服务流程分发给不同的国家，从而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最优和利润最大化，形成全球生产网络，每个国家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而获得收益，这既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共享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
一般来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出现在世界大战之后或全球重大经济危机之后的节点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无力扭转世界经济颓势，这为中国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转型升级重塑全球价值链新体系的步伐，为产业集聚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目前，国内学者进行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在有效控制企业创新活动、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人力资本后，出口因素、外向配套行为以及产业集聚对本土产业升级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3］。为此，要充分考虑产品的创新和产业的集聚，真正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不能仅仅停留在低端低附加值的产品供给阶段。按照 《中国制造 2050》规划，实现转型的关键在于依靠科学技术进行驱动，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张伟等［4］的实证检验表明，实现产业体系低碳化发展，不能仅仅依靠能源结构的变化，需要通过技术水平提升和固定资产升级促进产业体系升级来实现。加快自主创新步伐，依靠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提高向国内和国际提供中高端供给的产业比重。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术界关于 “一带一路”和产业发展融合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路径的研究，如张理娟［5］提出面对世界经济形势新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有望通过国际产业转移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改变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二是对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贸易规则及国际分工体系等关系的研究，如沈玉良和金晓梅［6］提出数字产品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数字产品通过替代和嵌入两种手段直接导致国际贸易利益的重新分配，以数字产品交易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规则将成为 21 世纪的主要贸易规则，因此，中国参与数字产品贸易规则的制定不仅是规则权争夺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否实现全球价值链的跃升战略。三是中国制造业主导下“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价值链构建。如孟祺［7］提出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构建全球价值链。通过对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对于如何进行中国产业主导的 “一带一路”区域产业价值链构建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因而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的动力机制
1. 中国在产业创新升级、市场空间和投资等方面具备主导区域价值链的基础
Dunning［8］指出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即人均 GDP 处于 2 000—4 750 美元之间，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处于优势，但是由于企业经过发展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与区位相联系的优势，并开始追求更多的渠道来提高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根据 Dunning 的这一理论，中国目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具备了进行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实践平台。中国企业经过多年市场竞争，具有在海外投资运营的经验，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营管理，如中国的美的集团收购了德国库卡股份并占绝对控股地位，中国的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和创新，很多企业真正实现了中国智造，其技术水平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流跨国公司匹敌，甚至有一部分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领域很多方面已经位于世界前列。在海外投资新企业，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新生企业在一个多样化城市结构中会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从而有更高的创新产出［9］。另外，中国主导区域价值链不仅有技术和资金优势，也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就国内市场而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居民不仅购买力增强，也敢于消费。“一带一路”沿线广阔的市场为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沿线各国进出口贸易也有利于贸易转型，促进低技术行业向高技术行业攀升。因为通过贸易转型实现嵌入位置向上游攀升是中国低技术行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主导因素［1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也面临与中国同样的价值链分工与地位提升问题。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迫切需要产业合作以惠民生促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温饱问题，特别是中亚和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长期面临资金不足、外债负担过重等问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是主要基于发达国家利益而成立的，因而对 “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亚、南亚及中东地区的带动作用很小。大部分国家难以从世界银行获取贷款以发展本国经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即使给这些国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也附带很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条款，因而在全球经济发展大潮中，这些国家无法从全球化中获益，使得 “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缺少话语权、基础设施建设缓慢、产业发展停留在以第一产业农业发展为主导的阶段。目前“一带一路”沿线仍有 12 个国家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现行的经贸体系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小。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产业转型升级及对外直接投资步伐的加快都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了发展的契机，能够有效破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中得不到发展的困境。
3. 构建中国产业主导的包容性区域价值链有助于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很多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目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了，理应带领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也有充足的资金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发展。中国目前面临产能过剩，这些产能正是 “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所需要的，因而通过打造中国产业主导的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有助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如中国和南亚劳动力充足，但是中西亚地区人口相对不足，他们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资源，有进行互补的条件。由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能深度合作，因而很多领域尚未实现互补发展，可见合作空间巨大。具体表现在: 一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劳动力分布整体上呈现不均衡状态，需根据需求进行转移。二是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需优化配置。三是中西亚地区的民生项目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需优势互补，提供资金支持。总之，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化过程未能有效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反而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中国牵头可以实现共同发展，能够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优化配置。“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迫切需要利用中国的技术、资金和市场等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而中国有别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基于与各国互惠互利的共赢发展，因而越来越得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持和拥护。对于中国而言，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已经饱和，中国要想开辟新的市场也需要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因而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有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和意向。
三、构建中国产业主导的区域价值链面临的挑战
1. 海外投融资布局和运营经验欠缺，易受发达经济体控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从最初的对外贸易和产品间及部门间的贸易为主，最终发展到目前的积极对外投资，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之中，具体来讲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78—1990 年，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比较简单，以对外贸易和产品部门间贸易为主，并且由于缺少可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大型跨国公司，中国对外投资相对匮乏，还没有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中。第二阶段是 1991—1999 年，主要是以吸引外资到国内投资为主，也就是 “引进来”战略深入实施的阶段，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土地和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明显，外商直接投资额逐年增加，但是这一时期引进的大多是缺少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也以简单的加工贸易为主，虽然这一时期已经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但是这种融入是为发达国家核心产品核心技术提供配套的融入，因而这一时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仍处于低端。这一阶段中央开始重视 “走出去”战略，但是仍以 “引进来”战略的实施为主。2000 年以来进入第三阶段，2000 年中国正式将 “走出去”战略提升为影响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深度融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战略，部分实力较强的企业开启了全球化发展阶段，尝试进行海外投资和海外并购，使之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中高端位移并居于主导地位，尽管也不乏海外投资和并购成功的案例，但失败案例仍然很多，因此，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中还缺少成功运营的经验。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是投资主要集中于新加坡等东南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不平衡状态，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迅速提高，但是投资领域过于单一，大多集中于能源资源投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于企业投资，特别是大型私营企业参与投资的较少，在打造自身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等方面的投资经验相对匮乏。随着中国海外投资步伐的加快，国外很多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跨国公司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采取知识产权专利维护等武器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障碍，这些都给中国产业主导全球价值链带来很大的挑战。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主导风险较大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政局更替频繁、宗教错综复杂、恐怖主义盛行以及种族冲突不断等均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 “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组织的蔓延造成 “一带一路”沿线恐怖活动频发，一些恐怖组织不仅频繁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甚至还渗透国家政权、左右政策方向、加入政权纷争和开展武装斗争。而且，中国一直与越南、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领土冲突不断，自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有些由于政权更替或者沿线国家的抗议而取消或暂停。如中国在西沙海域勘探油田的行为使越南爆发了大规模的打砸越南国内中资企业的行为，希腊和斯里兰卡的政权更替导致中国在这两个国家投资的港口项目被叫停，南亚和中亚地区一直都是印度和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对于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处处掣肘。
3. 国内价值链体系出现断层，未能与全球价值链有效耦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江沿海地区凭借政策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最近几年中国沿江沿海地区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但是沿江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充分发挥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从而没有有效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造成了东西部地区差距逐渐拉大，产业也未能实现有效对接。基于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通常来讲，中国产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应注重中国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一体化的国内产业链，在优化国内产业链的同时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才能长久保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最终构建中国产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提供重要的国内价值链基础。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巨大，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未能实现有效耦合，导致中国企业在生产投资过程中遇到国内和国际双重标准的制约，中国产业构建全球价值链遇到瓶颈，对于国内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也产生不利影响，难以实现规模经济。
四、“一带一路”沿线构建中国产业主导区域价值链的生成路径
尽管目前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利益链条，但是距离打造以中国产业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还有较大差距，基于目前存在的问题，应以问题为导向，建立基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利益的中国产业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
1. 推动中国企业 “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对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 “精准供给”水平
在中国的产业发展中，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占较大比重，基于此，应根据国内制造业现实情况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较优势进行有效融合，将附加值较低、非核心的制造业集中向 “一带一路”沿线劳动密集型国家转移，充分发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潜力，从而促进产业优化升级。通过 “差异化”发展战略进行产业转移，使中国一部分有发展潜力并致力于核心技术打造的企业能够集中力量进行自主创新，从而增加附加值，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领域，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转变。沿海地区应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将传统加工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或海外转移，进而鼓励企业集中资源进行研发设计及市场开发，逐步占领国内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的品牌设计及市场渠道环节［11］。国家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为 199. 83 亿美元，同比增长108. 50%，2016年 1 月至 11 月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 297. 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1. 90%，相较于 2013 年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为 71. 97 亿美元，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四年来对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前为了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仍需加大制造业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促使低端产业转移到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传统的国家制造已经转变成“世界制造”，“无国界生产体系”逐步形成［12］。通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势互补实现最佳产品服务组合，从而增加产品市场份额，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规模经济，形成环环相扣的“利益共同体”。
2. 健全中国生产服务网络，提升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服务供给水平
纵观世界市场可以发现，目前产业边界已经渐趋模糊并呈现各种行业融合发展态势，任何产业都必须进行融合创新，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而且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不断融合各个产业，包括能源业、制造业。针对能源业、制造业等产业的品牌推广、设计开发、企业发展咨询和定位等服务业逐渐兴起，与能源业、制造业等产业紧密结合，服务业在成就能源业、制造业等产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国要想打造以中国产业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不仅要结合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向沿线国家转移制造业等产业，也需要向沿线国家进行服务业转移和优化配置，使中国的生产服务网络遍布沿线各国乃至全球。中国应加强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性、中国投入比重、政局是否稳定等的综合评价，选择条件较好的沿线国家供给高水平的金融、科技、商贸、企业战略规划和人才培训等服务，通过综合评价后再进行产业服务供给，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损失，也有利于对“一带一路”的整体投融资环境进行规范和引导。
3. 构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 “一带一路”沿线产业的分工布局
加快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运用市场力量加快传统产业过剩产能的淘汰与转移，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特别是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等项目，出口加工制造业实现功能升级，拓宽产业向两端延伸，创建高附加值的民族品牌，以增加市场份额。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中国制造 2025》行动指南，加快制造业等产业与信息的融合，加快推进制造业的信息化和工业化，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大力提升制造业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通过技术革新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值链中的地位，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为主导全球价值链提供助力［13］。与此同时，根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和时代特征靶向精准地规划共商 “一带一路”沿线产业体系的分工布局，建立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比较优势的互利共赢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最终形成 “一带一路”沿线现代化经济体系，整体提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扭转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化造成的“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现实，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4. 推动中国产业标准 “走出去”战略，促进其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享
尽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和产业标准体系仍然略显不足，但是 “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较低发展水平，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相似的历史境遇，中国的经验和标准较为适合这些国家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为破解世界难题，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使中国改革发展成果最大范围地惠及世界各国。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纷纷把中国当作学习的榜样，中国也本着大国责任和强烈的担当意识不断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和资金支持，使中国的话语权不断断提升。2017 年 5月 14 日在北京召开的 “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向丝路基金增资1 000亿元，这为解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资金不足提供了良机，提高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认可度。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加快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产业标准体系，实现铁路、电力、轻纺和建筑等领域的互联互通，从而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中国的价值认同，增强各国对中国的信任和支持，为打造中国产业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助力。
5. 推进 “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筑牢 “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根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缺少资金支持而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础设施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基础设施的落后造成了 “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贫困状态。自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泛赞许。中国在对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时采用的 PPP模式和 BOT 模式，不仅能够使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受益，而且可以有效规避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带动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通过转移产能，扩大相关产业在国外投资落户，建设合作企业、合作园区，加快 “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帮助 “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也可以有效带动中国钢铁、水泥、建材和工程机械等相关产业的出口，解决过剩产能，而这些过剩产能正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急需的，也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要求。这个过程是中国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发展过程，打造以中国产业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是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事情。
6. 突出产业合作互利共赢，稳妥拓展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空间
“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都意识到要通过立法和制定法规加强本国企业对资源的掌控力，维护自身利益，如果国外企业想开发其资源必须与这些国家的国内企业进行合作才能实现，这也是中国一直倡导的互利共赢发展模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时刻秉持这一原则，坚持与国外企业共同联手开发资源和项目，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势进行合作，切不可操之过急。单枪匹马不仅风险较大，而且容易激化与资源所在国的矛盾，要想长久合作必须坚持互利共赢。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尽管政治上已经获得独立，但是经济上一直受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长期疲软已经无力对这些国家进行资本输出控制，但是仍不想看到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深度合作，因而其采取各种措施阻碍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对此中国应谨慎处理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时刻秉持互利共赢原则，加强沟通协调，通过切实可行的举措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感觉到中国的真诚。在开发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时应通过建立与当地企业或政府的 “利益攸关共同体”，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更多的实惠，降低投资风险，走出一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经贸和科技等领域互利共赢的合作之路，从而为打造中国产业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提供助力。
7. 培育以中国为枢纽的 “一带一路”沿线双向环流价值链，实现中国由外围向核心转变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三十多年积淀的基础上，根据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实际需要进行价值重构，在供给侧改革中更加注重提升产品供给的质量和水平，实现中国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中国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且也能够满足国外居民对中国产品的中高端需求，改变过去存在的注重数量的产品供给模式，转向更加注重质量的模式，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依靠他国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进行配套的外围关系转向为中国主导的核心关系，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由原来的 “接包”关系转变为 “发包”关系，从而改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长期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经贸往来中的不平等地位。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全球价值链高端技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把创新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基于此，中国企业应积极努力打造自身核心技术。中国企业已经走上了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未来中国经贸活动带来的增加值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知识密集型产业［14］，特别是要针对某一产品的关键部位和环节加强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加大产品的研发力度，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中国产业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优势资源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 “专精化”，进而走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提升在国际分工中根据中国经济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重构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贸关系，打造与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相符的产业结构和治理体系。通过 “一带一路”沿线产业结构的治理，打造以中国为枢纽的“一带一路”沿线双向环流价值链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中由低端上升为高端，由 “打工者”向 “包工头”转变，从而实现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除了以上举措，中国还应在全球价值链空间延伸方面有所作为，加快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发展的步伐，从而延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长度。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在与提供全球价值链高端产品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同时主动学习高端产品的技术，，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另外，通过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兼并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企业，结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优势，投资拓展低端产业，从而实现整体规模效益，总体加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网络化、空间化拓展。
五、结 论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中国可以结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势实现产业合作，打造中国产业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这种合作不同于马歇尔计划和西方国家长期实施的资本殖民，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不仅能够有效化解中国的过剩产能，主要在于这些产能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需的，是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举措，是基于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合作，对于中国来讲，可以促进中国自主创新和创新驱动战略的纵深发展，实现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的发展，通过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的打造，平衡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现状，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最终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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