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视阈下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时间： 2015-09-08信息来源：李洪侠 　作者：wyg_admin　责编：

　摘要：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都呈现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形成有区位、禀赋等客观原因，也有区域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模式和政策策略等原因。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顺应生产要素开始向西集中的经济规律，营造良好环境，扩大向西开放。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从时机、内容、导向、措施等方面都能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从规划、财税、金融、贸易和投资等方面提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带一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总体呈现东快西慢、区域差距扩大态势，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新问题、新矛盾。在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主要经济体纷纷寻找复苏之路、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之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全球思维、世界眼光，立足国际国内、联系历史和现实，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在继续深化对外开放的同时，为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战略抓手。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国际化理论，国际分工、贸易和投资理论，以及区域经济的分工贸易理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中心——外围理论等，^①联系我国实际，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与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提出推进这一战略的财税、金融等政策建议。

一、“一带一路”战略是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抓手

　　在中西部地区落后的情况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加快向西开放。只有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人才、资金、能源、资源等要素具备，贸易金融发展扩大，才能实现西部跨越式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能提供这些发展条件，而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还能促进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渊源和时代内涵

　　“丝绸之路”最早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概念，是指始于汉朝、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宗教交往通道。当年的“丝绸之路”不仅繁荣了沿线各国的经济文化，也凝结形成了国家交往的“丝路精神”。^②“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既是对历史逻辑和丝路精神的延续和传承，又符合大国崛起过程中始终坚持改革和开放的规律，^③还具有连接“中国梦”、“亚洲梦”和“欧洲梦”的新的时代内涵。^④

　　当前，世界经济低位分化缓慢复苏，发达国家相继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全球服务业贸易协定(TiSA)等新议题和新规则，对我国外需和国际经贸参与的限制增多；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严重，环境污染约束强化，房地产市场下行风险增加。为携手周边发展中国家，寻找利益共同点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动力，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即“一带一路”战略。⑤该战略以中国为中心，涵盖亚欧非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沿线总人口约44亿人，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尽管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日本、俄罗斯等都曾提出类似构想，但都以控制欧亚的经济乃至政治为目的而未受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以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为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沿线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旨在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理念和平台。因此受到中亚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赞扬，已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⑥

　　(二)“一带一路”战略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是一个长期问题。国家相继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主体功能区等战略，总体效果不够明显。那么“一带一路”战略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又有哪些独特优势呢？

　　一是“一带一路”战略立足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效衔接了沿线各国的利益契合点。首先是这一战略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决，一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很多国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比如我国钢铁过剩，但很多国家正在加速工业化，需要大量钢铁和建材。其次是能较好满足亚欧非国家的发展需求。中国将以带状经济、走廊经济、贸易便利化、技术和经济援助等方式推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⑦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上述地区结构性矛盾突出，内部经济增长动力缺失，西方发达国家又不可能成为引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国市场广阔，技术相对成熟，资金较为充裕，经济长期基本面稳定，沿线国家大多希望搭上我国发展“快车”。2020年我国将形成5亿-6亿人口的中产消费市场，^⑧未来5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将给全球带来巨大商机。^⑨再次是“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促进我国中西部发展。我国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产能过剩，可通过贸易和对外投资向外转移。目前我国向沿线国家投资占我国对外投资的13%，对东南亚投资仅相当于欧盟投资的1.5%、日本的3%。未来10年，我国在沿线国家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未来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占对外投资的70%。^⑩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2020年前亚洲地区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互联网、物联网等设施每年需要投资7 300亿美元。^⑾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人民币使用量增加和管理制度变革，有利于在中西部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

　　二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应市场发展趋势，较好把握了生产要素向中西部转移的时机。过去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效果不够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生产要素自动流向东部背景下，发展中西部主要靠政府投资的引导。近几年，随着我国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拐点的出现，东部要素成本高企、企业盈利空间大大压缩、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原有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消失。相反，中西部基本完成了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等经济起飞所需的基本条件。各类生产要素和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始向中西部地区集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近两年，笔记本电脑产业大量积聚重庆、三星集团巨额投资西安等都是典型案例。在此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将进一步加强东中西部互动合作，东部重点是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西部地区重点是发挥区位优势、综合经济文化和民族人文优势，建设向西向北开放的通道、枢纽、基地和窗口；内陆地区利用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通过路铁水空联运，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⑿这将有利于打破国内市场分割，形成东中西部市场的互动以及地方政府的配合，有利于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发展和制度完善创新。

　　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在提出理念的同时，更有切实有效的配套措施跟进。“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充分考虑到相对落后国家的现实困难，提议并出巨资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丝绸之路基金(以下简称“丝路基金”)。2014年10月24日宣布筹建亚投行，目前已经有57个国家参与创立。^⒀2014年11月8日丝路基金宣布筹建，中国出资400亿美元，目前已开始运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也于2014年7月15日在上海成立。而且中国利用各种多双边国际场合，阐明所建金融机构的作用和意义，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效果明显。这些金融机构将与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合作并借鉴其成功经验，将在推进“一带一路”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重大合作项目、产业园区建设、贸易投资合作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强化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投资功能，推动银行卡清算机构开展跨境清算业务和支付机构开展跨境支付业务，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配合“一带一路”推进自贸区战略。^⒁

　　四是中国综合国力、企业竞争力及资本输出能力显著增强，能在开放中实现共赢。回顾历史，世界大国崛起都是在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实现的。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通过继续扩大开放提升国力以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我国长期封闭环境下的企业在生产、经营等方面无法与国际展开公平竞争，中西部地区企业竞争力尤其不足。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国内企业的实力和竞争能力大幅提升，已有条件有基础在对外开放中参与平等竞争。同样，我国经过30多年的商品输出阶段，富余资本和外汇储备大量积累，人民币币值稳定，国际地位提升。我国正在向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并重阶段转变。“一带一路”战略将为中西部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提供更多竞争合作的机遇。

　　(三)“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面临的潜在风险

　　在看到“一带一路”战略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落实这一战略还有诸多风险和挑战。有效管控各类风险，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前提。

　　一是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是促进各国相互合作交流的大战略，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但是由于涉及国家众多，情况复杂，沿线国家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社会矛盾突出。地缘政治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为投资能否收回、经济合作环境稳定与否的关键。比如最近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与政府军的战争等导致缅甸国内政局不稳定，不仅可能影响“一带一路”通道畅通，而且可能导致已经确定的经贸投资项目搁置。当年密松水电项目搁浅，就给中方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二是美国等国蓄意挑战的风险。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迅速发展，心态复杂，遏制不断，不希望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顺利发展。在西欧等国加入亚投行之际，美国的态度和大作“特别提款权”(SDR)文章就是证明。除了美国以外，日本、俄罗斯、印度等经济、政治和人口大国，出于种种考虑，也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有所顾忌，不排除在未来推出挑战这一战略的新举措或者新理念。如美国可能操纵评级机构影响亚投行发债融资能力，印度可能推出“印度制造”，俄罗斯希望主导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即使现在表现积极的发达国家，也不排除未来左右亚投行发展方向的可能。

　　三是领导经验不足和延缓国内改革风险。我国过去一直都是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没有相关领导经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在“一带一路”中分一杯羹，但各国情况差异大，很多规则制度难以“一刀切”，这对我国在未来如何发挥领导作用形成较大考验。我国国有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销售过剩商品以及过剩产能都被利用起来时，科技创新的脚步反而可能会放缓，会出现创新动力不足的现象。如果一哄而起，还可能会形成新的外国政府或企业为主的债务隐患。^⒂经济运行压力释放，政府简政放权、改善营商环境、建设统一市场等改革将动力不足。

二、我国区域经济东快西慢、发展差距总体扩大

　　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前东部发达中西部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合理布局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五”初期和1964年到1978年的“三线”建设时期，大批工业、国防和交通项目集中在中西部建设，^⒃中西部因此集中了大批工业基地和工业城市，工业和经济在全国所占份额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和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倾斜集中，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开始扩大，东快西慢的走势一直延续至今。^⒄

　　一是区域之间经济规模差距大。首先是东部经济规模和人均GDP都高于中西部。2013年东部地区GDP达37.8万亿元，分别相当于中、西部的2.4倍和3倍；人均GDP达6.7万元/人，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的1.8倍和1.9倍。其次是省份之间差距更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广东省GDP是西藏的77倍，人均GDP最高的天津是最低的贵州省的4.3倍(见表1)。再次是不同省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按2013年人均GDP，全国相关省份(不含台湾省)可分为四个梯队：一是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有6个省(区、市)，即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浙江；二是人均GDP在7000美元-10 000美元(全国平均6900美元)的有5个省，即辽宁、吉林、福建、山东、广东；三是人均GDP在5 000美元-7 000美元的有15个省(区、市)；四是人均GDP在5 000美元以下的有5个省(区)。按世界银行标准，我国东中部基本处于上中等收入水平，西部相对落后。^⒅
 

表1  2013年全国和部分省区市人口及GDP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