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网络的新经济空间效应时间： 2016-04-01信息来源：张红霞 王丹阳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提要：“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网络的地理空间涵盖沿线不同国家间合作、国内不同地区间合作及基础设施联通区域的合作等多重内涵，随着实施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将会对中国产生地区结构调整、对外投资拉动、产业结构转型、金融创新等新经济空间效应，应将经济开放水平与质量、风险防控、跨国合作平台等的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关键词：“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网络；新经济空间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6）01-0071-04
        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6.01.016
 
        2015年3月27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式发布，这标志着具有鲜明“走出去”特征的“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全面建设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共涉及64个国家，人口约44亿人，GDP总量超过22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28%、62%和30%，是当今世界覆盖面最广的区域合作网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势必将推动沿线各国在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方面，开展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合作，为沿线国家发展带去福祉，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战略也将产生积极的新经济空间效应。

        一、“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网络的地理空间内涵

        (一)“一带一路”的国家间合作网络

        “一带一路”是统筹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长远顶层战略，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国际区域合作网络的创议，因而它必然是以国家间的合作为主，而不是相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从地理空间格局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合作主要涉及三条轴线，即欧洲、西亚和南亚轴线。欧洲轴线，这条轴线有两条分支，一条从中国新疆阿拉山口出发，沿第二亚欧大陆桥北线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在莫斯科与第一亚欧大陆桥交叉，分别通往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另外一条同样由中国新疆出境，沿第二亚欧大陆桥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向西延伸，经乌克兰、中东欧国家，最后到达法国北部港口勒哈佛尔^［1］。欧洲轴线上国家间贸易往来频繁，经贸合作规模最大，战略地位最重要。西亚轴线，该轴线先由中国新疆出境，经“中－吉－乌公路”穿越土库曼斯坦到达伊朗，在伊朗境内分化为南北两条支线，北支线经土耳其直抵地中海，南支线则经波斯湾直抵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与欧洲轴线相比，西亚轴线上国家间的贸易规模不高，但其可在地中海与欧洲轴线的海洋贸易汇合，同时，西亚轴线连接了世界上重要的能源大国，因而战略意义不容小觑，对于奠定沿线国家的能源贸易基石并巩固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南亚轴线，这一轴线包含两条支线，一条从中国新疆出境，沿“印巴交通走廊”，穿过印度、巴基斯坦抵达阿拉伯海；另外一条则从中国云南出境，穿过缅甸、孟加拉抵达孟加拉湾。从地理空间上，南亚处于“一带一路”发展路径之间，向北与中亚连接，向南接通广袤的印度洋，与欧亚大陆方向并无必然性对接，即使是海上路线也无需依托南亚，但从国家战略层面考量，南亚轴线作为独立变量，对于辅助或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合作有重要作用。

        (二)“一带一路”的国内地区统筹协调发展网络
       
        依据《愿景与行动》，国内一些省份和城市在推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获得了明确定位，如新疆和福建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西安建设成为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重庆、成都、南昌、武汉、长沙、合肥、郑州等建设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加强天津、上海、宁波、广州、深圳等城市建设。西部、西南、中部省份或城市在“一带一路”规划中首先被提及，明显有提升国内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考虑，一些在经贸方面与沿线国家合作可能更紧密的省份如山东和江苏虽未明确被提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省份就不在“一带一路”规划统筹范围。“一带一路”贯通亚洲、欧洲与非洲大陆，衔接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区，中间腹地涵盖区域广阔，当然就包括中国的全部地理区域。事实上，《愿景与行动》确定的一些省份和城市的定位，主要出发点不是限定某些地区属于“一带一路”或“一带一路”只发展某几个城市点或城市群，而是通过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渐进扩散方式，将“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内已有的区域板块发展战略结合，深挖各地域单元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推进国内不同地区间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强化区际互联互通与产业转移，以提升中西部经济凹陷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海陆统筹、东中西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推动全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三）“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2]，特别是国际海陆运输大通道建设，需要打通缺失或瓶颈路段，提升道路通达水平。例如，《愿景与行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的通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同时也提出“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以及推进“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建设^［3］。显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以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共建工作为主要内容，有较为明确具体的空间指向和地理范围，与“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相比，设施联通具有小尺度、次区域特征^［4］。

        二、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网络的新经济空间效应

        （一）“一带一路”的地区结构调整效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受开放政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因素影响，东部快西部慢、沿海强内陆弱的不均衡发展格局始终未破解。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与推进，我国过去长期处于开放格局大后方的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新的对外开放前沿。东部沿海地区占主导的开放格局，将逐步向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地区并行的双向开放格局转变，为地区结构调整优化带来机遇。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陆地骨架，即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将对承载东西部要素流通、促进东北及中西部发展起重要作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即陇海兰新经济带，是国内一条重要的东西向经济发展轴线，其东端由连云港、日照出发，向西经河南，然后穿过陕西、宁夏、甘肃，西端到新疆，新疆与8个国家相邻，有中巴、中吉乌、中哈、中俄等多条国际大通道，可将由中国内陆出境的运输物品直接运达欧洲。中蒙俄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承担重要的能源物资运输功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连接起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合作，这些经济走廊的规划与建设，将为中国内陆地区结构优化提供持久动力。东北三省一直未摆脱改革开放后结构调整的阵痛，经济发展态势疲弱，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聚焦或将是其经济重振的重要动力之源，国际经济走廊特别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将为提高该地区的开放合作水平和新型工业化进程提供重要机遇。中部地区衔接了新亚欧大陆桥国内的部分陆桥运输通道，陆桥经济带建设将有利于带动该地区系列开放平台如出口加工区、物流保 税园区等的建设，加上正在推进的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中部地区交通与物流枢纽的战略地位有望得以提升，并在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为连接东部与西部的战略支点。西部地区的关中、成渝、兰白西、环北部湾城市群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南亚大通道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利好政策，将很可能会推动这些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城市群获得更大发展，并成为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一带一路”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赋予了沿海地区如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等极大的地缘优势。“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若干沿路港口经济区作为支撑，东部地区在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基础上，港口经济和自由贸易园（港）区建设会迎来新一轮高潮，并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及大珠三角城市群的区域协同取得实质性进展。另外，“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将获得更多政策良机，东北地区超越政治体制与文化意识形态的次区域合作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拉动效应

        2014年中国内地实际对外投资金额达到1400亿美元，比利用外资高出200亿美元，若将香港的对外投资包括在内，中国对外投资额达到266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和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国。但是，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比重较低，投资区位分布不均衡，跨国公司还远没有形成资源高效配置的全球战略，海外投资收益率不高。中国应在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尽快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对于提高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和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将起到积极作用，不同领域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都将有机会将价值链放到全球范围内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和调整，并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

        “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不足，“一带一路”战略将为中国扩大对外投资规模提供广阔 空间。实际上，“一带一路”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已取得早期收获，根据商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的数据统计，中国对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由2003年的2亿美元大幅升至2013年的13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相应由7.11%攀升至12.4%，年均增长率高达61.1%，明显快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期的年均增长率；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70.5亿美元，同比增长22.2%，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2020年前亚洲地区每年的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电力通道、通讯等的建设投资需求将达7300亿美元，若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占比从目前的13%提高至30%，则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总投资可能达1.6万亿美元，再加上逐步推进的产业领域跨境投资合作，“一带一路”将创造巨大的投资空间。

        “一带一路”也将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2013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574.17亿美元，占沿线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1.3%^④，这反映中国当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比例还较低，随着未来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潜力不断被挖掘，中国对外投资区位过度集中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失衡状况有望获得明显改观。对外投资产业结构方面，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3个行业^⑤，以初级产品产业、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业为主，利润空间很小，“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会首先推动基础设施相关产业如钢铁、建材、海运、电力、建筑、铁路运输等行业扩大境外投资合作规模，随后，资源和能源相关产业、设备制造业、金融、电信等领域，也会陆续获得对外投资拉动效应，并由此带动技术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及国内连锁效应强的产业开展和扩大对外投资，单一、低赢利的投资产业结构将得以优化。
       
        （三）“一带一路”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已快速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但大多数产业开展两头在外的加工组装生产，处于分工产业链的末端，与世界高新技术产业融合深度不够，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也导致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乏力，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近些年，劳动力成本、环境保护成本、土地成本和能源资源使用成本迅速上升，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越来越高，中国在产业链低端开展产品加工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而技术创新形势还远未形成，导致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在短期还存在诸多困难，中国产业发展进入严重的瓶颈期。“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网络架构，特别是其中的设施联通和贸易联通，将为中国的产业转移或者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机遇。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带动产业升级发展。“一带一路”周边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比较优势，产业发展合作潜力巨大，但沿线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滞后，交通不连不通或通而不畅成为制约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国家近期出台的“一带一路”相关规划已将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建设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将带动铁路、高铁、通信、建材、航海、航空、金融等行业的发展，并通过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带动服务、机械装备、配套设备制造、整机制造等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领域的过剩产能消化、产业技术 研发突破等将会有明显改善。相对成熟的工业如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产业也将有条件到国外投资设厂，并将 劳务及先进的装备、技术、管理等以项目承包等系统化的形式输出，带动低端制成品出口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转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双边技术贸易、高技术产业合作方面的空间将更广阔，进而带动中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重塑。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联通拓展了能源资源和劳动力的可利用空间，有助于为产业发展提供有稳定保障的能源供应和跨境的低成本劳动力，并推进中国优势产业和富裕产能向沿线国家转移。“一带一路”辐射新亚欧大陆桥等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各国具有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随着高铁、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逐步形成，沿线国家的物理空间距离缩短，长期困扰中国的能源安全与资源制约问题有望得以缓解，这将极大促进国内的能源、核电、化工、农业等领域的发展。同时，中国的一些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将有条件向“一带一路”周边资源更丰富的国家转移，既服务沿线国家，又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一带一路”的金融创新效应
       
        金融业是“一带一路”的引擎，起着引导资源配置和优化投资效果的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当前，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价格市场化、展业准入自由化、服务受众普惠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态势趋好，但中国金融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强，投资便利化和风险管理功能比较薄弱，亟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创新带来广阔空间。
       
        “一带一路”首先会带动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务实推进阶段后，需要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而扩展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合作，这些战略布局和项目推进背后是庞大的融资需求，仅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资8万亿美元才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还另需3000亿美元资金投入^⑥，巨大的融资规模为开发金融提供了宏大的发展背景，也为金融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丰富的业务机会。国内政策性银行和专项基金管理机 构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将承担起“一带一路”前期开发阶段融资主力功能，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路段前期市场开发的先导作用，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和债券承销团，甚至包括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等金融市场，也将在前期开发中发挥必要的补充作用，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将得以创新和完善，推动中国金融业构建起更加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投融资体系。
       
        “一带一路”进入市场化运作阶段后，将会推动金融企业的境外融资渠道得以拓展，并促进金融服务方式创新。“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布局优 化的过程，随着“一带一路”进入务实合作阶段，中国企业会加速跨国布局，更多金融服务机构跟随企业客户进入海外市场， 建立新的营业网点，开发新的海外业务和客户关系，拓宽金融合作领域，重构全球竞争格局。在产业境外扩张进程中，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合作关系更紧密，将推动产业金融、贸易金融、跨境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等服务模式加快创新，这不仅有利于金融业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也有利于金融业重新布局全球价值链。

        三、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高层以引导者身份发起的宏伟计划，对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融合，促进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但“一带一路”是一项史无前例的系统性工程，境内境外覆盖面广，复杂性和挑战性极高，中国作为发起国，在实施过程中既需要大胆创新，突出重点，也更需要审慎评估与防范，稳妥推进。
       
        （一）注重突出经济开放水平与质量建设
       
        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必须将各地开放型经济的水平与质量建设放在首要地位。东部沿海地区已具有较高开放水平，其应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与全球价值链增值环节，率先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部分领域形成引领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中西部地区应利用好沿边区位优势，着力深化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合作，努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开发、装备制造、现代服务方面练就基本功，生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切实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国内各省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进程中，应特别注意防止出现新一轮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避免只做上项目、追政绩等表面题材文章，而忽视了以开放促发展水平、促质量提升的战略意图。
       
        （二）加强投资风险评估与风险防控机制建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虽然合作潜力很大，但新兴市场的开拓往往比成熟经济体面临更多困难，“一带一路”建设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面临沿线国家交通通信等硬件设施缺乏、制度体制不兼容、市场开放难度大、文化宗教冲突深、地缘政治风险高、政局动荡不稳等一系列挑战，这会对大规模对外投资和项目建设带来潜在风险，因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强化相关风险控制。我国目前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对外投资项目风险评估、预警、应急和保险机制尚不健全，信息渠道、人才储备、应急管理能力都有待提升^［5］。因此，要确保“一带一路”顺利落实，必须高度警惕“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类投资风险，增加风险咨询服务，增强风险识别、预警和管理能力建设，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尽快建立“一带一路”跨国仲裁机构，保证在稳妥、审慎的前提下循序渐进扩大对外投资。
       
        （三）鼓励跨国合作平台载体建设
       
        多边、双边、区域、次区域跨国合作平台建设，将有利于拓展产业和贸易发展空间，促进产业集群发展，释放我国经济发展正能量。为减低不可预估的风险损失，可优先选择政治或经济安全度较高的国家开展合作，建立能够产生示范带动效应的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平台^［6］，如边境经贸合作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园区以及境外产业园区等，多方位延伸境外产业链，形成跨境产业发展合作机制^［7］，同时，利用好跨国合作平台载体的示范作用，增强对其他沿线国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减少不必要的猜忌，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注释：①②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例行新闻发布会，2015年9月7日［EB/OL］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lfw/201509/20150901105382.shtml．
        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4—2015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15年1月。   
        ④钟飞腾等著:《对外投资新空间——“一带一路”国别投资价值排行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
        ⑤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三次经济普查办公室，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12/t20141216_653701.html．
        ⑥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012年。

        参考文献：
        [1] 王志远，木合塔尔·阿不都如苏利．“一带一路”的空间延伸与战略内涵[N]．新疆日报（汉），2015（01）．
        [2]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07）：1-2．
        [4] 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地理科学进展，2015（05）：538-544．
        [5] 王辉．“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发展环境的影响[N]．经济日报，2015（04）．
        [6] 李琳，王晓峰．地理临近与认知临近对高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4（11）：32－37．
        [7] 董力，梁力铭，李永．中国双边贸易成本变动与影响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3（05）：52-5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外贸易差异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14BJL081）。

        作者简介：张红霞（1973），女，山东临朐人，博士，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

　　责任编辑：周小鹃；校对：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