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历史转换与现实思考时间： 2016-04-08信息来源：张亚光　作者：hjr_admin　责编：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国家三大战略中，“一带一路”的概念既是最新的，也是历史最为久远的。其余两大战略，京津冀一体化的提法早在1982年即以“首都经济圈”的名义出现过，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也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虽然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概念在学术界已多有论述，但将陆海丝绸之路结合为“一带一路”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在数千年的丝路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一带一路”的战略正式提出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社会各界也开始着手从不同角度予以讨论。海外媒体大多持肯定和期待的态度，同时也出现了少数不和谐的声音，比如有新加坡学者暗指“一带一路”是中国传统贡纳体系思想的延续，是“中华文明中央论”的新版本等等。对于这些披着“学术外衣”的错误认识和观点，我们有必要回到“一带一路”的历史去予以考察并作出澄清。
 
        事实上，“丝绸之路”这个最具东方色彩的词汇并不是中国人命名的。尽管这条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商业贸易通道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出现，然而直到两千年后的19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才正式称之为“丝绸之路”并得到中外学术界的认可。可是假如这条道路对于我们如此重要，为什么在历代史书中没有明确为这条贸易通道命名呢？古代文献在提及这些地区时，或者冠之以“西域”，或者以具体的山川、城镇或行军路线标注，从未综合成“丝绸之路”这样的概念。
 
        这个看起来有些无厘头的问题，实际上内涵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一方面，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有关，费正清等人谓之为“中国中心主义”，与之相连的是延续近千年的贡纳体系。另一方面则揭示了丝绸之路背后的经济模式和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与分野。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来自于《诗经》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冯友兰先生认为古代中国人心中的“天下”，意思就是今天的“世界”，只不过当时人们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正因如此，西方学者强调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实质上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帝国中央为本位，四方为蛮夷。在这种观念之下，中国的历代政府不认为与西方的贸易是平等的关系。费正清将以中国为中心的对外关系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如朝鲜和越南；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第三个是外圈，由关山阻绝和远隔重样的外夷组成，最典型例子的是欧洲。所有这些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都应该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这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贡纳体系。然而，这个传统的贡纳体系与近代西方的殖民制度有着极大的区别，其实施效果对于历代中央政府而言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从汉代的历史来看，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流动的贸易通道，最初可能是由纯粹的商业利益驱动的。然而如果我们将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比如俗称的“西域”）来对待，其形成和发展与汉代的对外关系政策及政治诉求有更直接的关系。众人熟知的张骞出使西域显然并不是为了拓展贸易和为汉代政府谋求经济利益。甚至与谋求经济利益恰恰相反，余英时指出：为了将匈奴纳入汉代的贡纳体系并维系下去以保障西北边疆的安定，中央政府付出了巨额的经济代价，这些经济代价既包括直接的货币转移，也包括被西域各国奉为珍宝的丝绸。也就是说，所谓的“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并不是为了汉代政府更方便地出口丝绸，而是为了达到边疆稳定、宣扬汉威的政治目的，丝绸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其中一项手段或重要工具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有两层历史逻辑，一层是民间商旅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这主要来自于西方对中国丝绸的巨大需求。另一层是国家层面出于对外关系考虑的政治利益的诉求，在这个层面上，很难用纯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标准去衡量。但无论如何解读，它既非经济侵略，更非政治侵略。
 
        唐宋之后，路上丝绸之路依旧活跃，海上丝绸之路变得日趋重要。两宋时期军力孱弱，难以突破西北游牧民族的屏障，加之经济重心南移，自海路向西方出口丝绸的通道开始繁荣。蒙古帝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障碍，极大地降低了丝绸之路的交易成本，促成了陆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随后中亚各国很快陷入了战乱，阻碍了这条贸易通道的顺利运转。我们特别应当注意：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元代并没有真正继承传统中原政权的朝贡贸易体系，而是发展出了一套基于蒙古军事征服和占领的对外经济交往制度。到了十五世纪，西方进入了他们的扩张时代，新航路不断开辟。丝绸仍然是中西贸易的主要对象，但是海上贸易往来成为了历史的主角，“一带”的地位和重要性彻底让位于“一路”。从此，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的独尊地位逐渐衰落，从海洋文明中驶来的西方各国陆续变成了世界的霸主。西方人一如既往地痴迷于中国的丝绸，然而态度再也不那么谦恭了。
 
        考察“一带一路”的历史转换，对今天的中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对于那些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民间商旅而言，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延续，是当时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选择。尽管商旅在陆路上面临众多艰险——来自自然的风暴、来自强盗的掠夺、来自沿途国家的盘剥等等，但是陆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一种效率更高代价更小的交易方式出现。这种交易方式的决定是由交通工具的发明、交通技术的进步、贸易内容的变化、政府对外关系的调整等众多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传统丝绸之路充满了阻碍和不确定性，使得西方人对东方以丝绸为代表的消费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才推动了航海技术的进步。这提醒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陆地的“一带”建设，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降低“一带”沿线的交易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降低来自政治和社会不安定的风险。两千多年过去了，这条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风云变幻，宗教力量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早已不是汉唐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和应对。在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的畅通，首先是政治安定。尽管中央的用意是以经济发展带动社会进步以及民族团结。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际局势不稳定，会妨碍甚至堵塞丝绸之路。社会安定这个上层建筑不仅仅是由经济基础决定，还和其他的上层建筑有密切关系，比如政府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一带一路”的发展既要为区域安定之“因”，也是区域安定之“果”。不处理好这个关系，盲目以经济手段去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是不乐观的。
 
        其次，历史上陆地丝绸之路的繁荣和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予多取少，算的不是单纯的经济账，中央政府宁愿拿出巨额的财政来补贴，以维系西域边疆的政治社会安宁。历史告诉我们，所谓的“贡纳体系”并没有给传统中国带来像近代西方殖民制度那样的巨额财富和廉价劳动力，反而是中央政府在不断投入并谨慎地维系这个体系的稳定。除此之外，历史上西方人对中国丝绸的兴趣远远大于中国人对香料玻璃的兴趣。换言之，这是由外力拉动形成的一条贸易通道，而非中国主动向外输出。在这条通道沿途不同的族群国家会自动调整这条路上的关系，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达到某种均衡。现在我们将“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有一定的内力外推之意。从贸易对象的角度来看，古代丝绸之路的动因是西方人需要我们以丝绸为代表的核心优势产品，而今天“一带一路”的战略则是我们更需要沿线国家与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两者的地位也发生了转换。所以“一带一路”通道沿途的国家和地区绝没有古代时期那样足够的积极性和动力来配合中国。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会比古代更高。

        最后，在有限的财政约束下，三大战略相互之间可能会存在先后次序的问题。即便是“一带一路”本身，也有“一带”与“一路”孰先孰后的矛盾。一百多年前，清政府内部发生过海防与疆防之争，也足为我们所镜鉴。当然，今天中国的国力远非积贫积弱的晚清可比，但西北与东南的不安定因素依旧突出。无论侧重于西北西南地区的“一带”还是偏重于东南地区的“一路”，我们不能简单地期望“一带一路”发展之后所有问题能够自然消解。更何况国际上对“一带一路”持有疑惑甚至敌对态度的不乏其人。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三大战略中难度最大的就是“一带一路”，再加上基础薄弱、贫困片区、边疆安定、国际关系等等问题，都是京津冀和长三角完全不会遇到的困难。然而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取得均衡发展。中国未来经济要想平稳增长，离不开稳定的国际局势和安定的国内社会环境，这两点都与西北、西南边疆以及南海区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是最多的，而假如这一战略处理得当、发展有力，未来给中国带来的红利也是最大的。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对中西方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吸纳了西方文明的先进因素，变得更加多元和包容。西方世界的兴衰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也与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控制了陆路丝绸贸易，获得了充足的财政来源。而荷兰、英国在商业制度上的变革也是直接来自于东印度公司经营海上丝绸之路的现实需要。“一带一路”在历史上就不是哪一个国家单边获益，今天也同样会惠及多方，取得共同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