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实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不仅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也是微观市场要素组合的龙头，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呼之欲出，金融机构应当深刻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要义，主动把支持湾区发展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自觉践行“四个意识”实际行动的重要指南。

深刻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要义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其设立初衷就是要通过抓住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发挥“以点带面、以小促大”的政策效应，从而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着力打造我国经济崛起的先锋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门、肇庆以及香港、澳门组成的“9+ 2”城市群，是真正对标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的国际大湾区。从区域要素看，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约为其他三个湾区面积之和），常住人口6902万人（约为其他三个湾区人口之和），GDP总量1.58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湾区的1.66亿美元），GDP占全国比重为12.6%（仅次于东京湾区的26.4%），GDP增速为7.9%（是其他三个湾区平均增速的2倍多）。从城市结构看，湾区囊括了深圳、香港、广州三个特大城市，东莞、佛山两个制造业重镇。就产业分布看，湾区产业体系呈现梯形分布，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均衡，具有多元性的产业层次和广阔的经济腹地。按照目前7.9%的GDP增速计算，大约5年后，粤港澳大湾区可发展为全球第一大湾区，成为我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标识和先锋力量。

（二）破除同质竞争，推动湾区经济协同发展

粤港澳地区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形式，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内地、香港、澳门三种关税制度，以及前海和横琴两个自贸区，是全球最复杂和最独特的湾区。改革开放初期，“前店后厂”的模式曾有力推动了粤港澳三地联动发展。2017年，深圳、香港、广州三地GDP分别为2.20万亿元、2.18万亿元、2.15万亿元，广、深、港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开始显现。同时，湾区内的东莞、佛山、中山、惠州、江门、肇庆等二线城市的制造产业竞争也愈演愈烈。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破除湾区内城市间的同质竞争，重新划分和明确各个城市在湾区功能定位，构建具有科学管理和制度协同的新型竞合关系，进而推动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探索建设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中心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两会”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广东工作要“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打造我国的科技、经济、社会和金融创新中心，使其成为改革开放40年后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试验田。科创中心方面，2017年湾区发明专利总量近20万件，继续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速，专利数量已超越旧金山湾区。湾区内辖华为、大疆、腾讯、比亚迪、迈瑞等国内外知名的高科技公司，柔宇科技、丰巢等热门创业公司，清华、北大、南方科技大学、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等国内外一流学府，以及中芯国际、中集集团等顶级制造企业，未来湾区将以广深为中心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金融中心方面，湾区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证券、商业银行、保险、资产管理、VC、PE等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咨询公司、律师、会计师、评级机构等辅助机构数量众多，“科技+金融”的耦合效应显著，湾区正依托境内境外两地，资产负债两端，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社会和管理创新中心，湾区所在政府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机制，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管理理念，即政府在政府的轨道，市场在市场的轨道，彼此相辅相成又顺应经济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有机整合。“不干预市场，让企业和企业家自由发挥”将成为未来湾区管理的一大特色。全球高端制造业中心，粤港澳处于中国产业链的顶端，制造业基础较为夯实，具有佛山、东莞等多个制造业中心，大湾区正在朝着全球创新中心、全球综合产业中心和全球制造业高地的目标迈进。

发挥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作用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湾区从提出到落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需要基础设施、人才保障、社会治理等配套共同发力。要充分发挥金融在支持湾区建设中的融资、融智作用，激发湾区市场活力。

（一）以政策性为主，强化对湾区基础设施的金融支持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湾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内容。从现有的规划看，大湾区将以穗港、深港、珠澳为主要承载区域，着重打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际轨道、港口体系联通的城市群，进而成为联通“一带一路”的门户和枢纽。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投资报酬低，现金流具有前低后高、前无后有等特点，需要长期、大额的资金进行匹配。一是建议财政部、人民银行等机构将湾区内的重大项目纳入PSL（抵押补充贷款资金）支持名单，定向保障湾区重大项目的实施落地。二是强化资负联动，在扩大境内粤港澳大湾区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的同时，建议设立“湾区通”，探索在香港金融市场发行粤港澳大湾区专项债券，把香港、澳门的长期资金引导到湾区的实体经济，并逐步形成良性循环。三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要扩大在湾区的信贷投放规模，建议在湾区成立专门的对接机构或者湾区总部，利用长期、大额、低成本的资金优势，支持道路交通、人才安居房、医疗卫生等湾区基础设施建设。

（二）完善湾区金融体系，推进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但是，与国外成熟的金融市场化体系相比，我国金融市场还存在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股权投资不足、金融乱象突出等现象，导致在支持湾区企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足。应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为契机，先行先试，在大湾区内扩大金融开放领域，引入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和高效资源配置的国际金融机构，满足湾区内企业日益增长的高质量融资需求。一是在股票市场方面，在完善“沪港通”“深港通”的基础上，通过探索“深伦通”“深新通”“伦港通”等方式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最终实现湾区内股票市场全面开放，提高机构投资比例，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满足湾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二是在银行业方面，建议将湾区作为我国扩大金融开放的重点试点区域，按照《关于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逐步放宽湾区内外资银行的持股比例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增强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意愿和配置效率。三是跨境业务方面，应充分发挥湾区内“一国两制”“三货币”“多核心城市”优势，深化创新跨境人民币业务及金融合作方式，共建“一带一路”金融枢纽，支持湾区内金融机构及企业以港澳为平台“走出去”。

（三）构建湾区一体化的国际金融设施体系

金融业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合同和契约基础上的“契约密集型”产业，应逐步在湾区建立和完善适应国际市场规则的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一是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建立湾区一体化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随着大湾区内人员、资金等生产要素双向跨境整合流通加快，如何防范化解由于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金融风险正在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建议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湾区设立分支机构，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将重要资本流动、金融指标纳入湾区区域动态化监管，并设置动态系统性风险警戒线。二是建立和完善湾区一体化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当前，区域立法已成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中央立法、特别行政区立法和特别行政区立法缺少协调性，无法满足大湾区协同发展“量身订制”的个性化法律需求。应以本次扩大金融开放为契机，全面梳理现行规范，对外资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反洗钱、反垄断等内容进行统一修订，逐步形成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兼顾国际规则和惯例的湾区金融法律体系。三是借鉴香港地区公司融资模式，在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探讨开展公司融资模式，推动解决湾区内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过桥难的问题。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