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上课是理性的回归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赵畅 作者：admin 责编：
每每听闻在一些大学有的教授不想上课，抑或总是应付着上课的消息，便心有戚戚焉。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授履行“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虽然有多种渠道，但上课定然是主渠道。一位教授，假若连上课都不感兴趣了，那又何以为教授？连教授们都不想上课了?那大学又何以承担培养人才的任务？
一个称职的大学教授，总是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上课上。要上好课，教授必先备好课，既备教材这一头的课，又备学生那一头的课，只有吃透了两头，才能知己知彼而百战不殆。课堂教学之所以被称为艺术，是因为它是灵魂舞动的平台，学生们总是陶醉在教授左右逢源、有声有色的授课中——此时此刻，教授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知识和思想，早已与学生的自主接受吸纳达成了默契、搭成了桥梁。当年杭州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刘操南讲授屈原《离骚》时的情形，至今恍若眼前。不必说，他手持的那支粉笔在黑板上的灵动飞舞，舞出的是师生间的心灵交汇，那颇具书法神韵的字体，激发起许多学生灵动的思维，单论其十分投入的讲课，富于韵味的特别吟唱，便是那样耐人寻味。据说，他讲授《红楼梦》时，讲着讲着，自己竟会泪湿衣襟。如此生动的人文风景，于今怕是鲜见了。据记载，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精通多国文字，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都造诣很高。他上课大凡“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听这样的讲课，该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然而，也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现实：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标准主要放在课题申报、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指标上，而讲课好坏似乎并不重要。既然讲课质量高低、效果好坏不是主要指标，那么，这般导向的结果定然是教师将功夫用在课堂教学外。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针对时下教授的走穴之风，说了一段亲身经历：他自己当副校长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论坛，从主持人处得知一位大学教授４０分钟“出场费”高达２０万元，经济学家尤为“吃香”。其实，一些教授无论是“走穴”还是争科研项目、撰写并发表论文，都是为了经营自己，是为了把教育与学术作为赚钱扬名的工具。这样的环境不改变，大学校园更多出现的将是“演讲达人”、“社交达人”，而不是“授课达人”，这不能不说是大学的一种大恸。
如此之说，并非是要大学教师唯上课是求，对于课堂之外的诸如学术交流、学术研究一概无动于衷，不问不闻不动手。事实上，学术交流、学术研究能够升华教师的知识和思想，并生动地提升教师的讲课艺术。但无论如何，大学教师首先应把上课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要占领主战场，打好主动仗，并倡导“教而优则出（指外出交流），教而优则研”。生于数学世家，１６岁考入北京大学，后师从著名数学家江泽涵，青年时便创立了著名的“姜子群”、“姜空间”方法的国际拓扑学领域的专家，而今已是７０多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姜伯驹，始终强调他的第一职责是“教书和育人”。坚持讲台，执鞭从教是他毕生最爱的事业。他常说：“我首先是一名教师，其次才搞一些研究。”难怪学生说起姜伯驹教授，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姜老师是最受我们欢迎的老师之一，我们非常喜欢听他的课。最令我们本科生感动的是，他身为院士，科研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坚持亲自批改学生作业。”正因此，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除培养了大批本科生，他更培养了数十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如王诗宬、段海豹、周青等已陆续学成回国，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卓有成就。
对于学生，上大学应该学四样本事：“学习认知、学习做事、学习与人共处、学习立身。”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组提出来的，我信以为然。学生学习上述四样本事，固然靠自己的躬身实践、亲身体悟，同时也靠教师的引领，因为教师必然是学生仿效的对象，教师的一言一行必然给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欣闻从这个学期开始，浙江农林大学的部分学院开始试行“教授班主任计划”，其中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９个新生班级，全部由该学院相关学科最资深的专家、教授担任班主任，其他学院也纷纷选派相关的教授担任新生班主任。教授既上课又担任班主任，自然，可以“引导本科生的成长，帮助他们更快地了解本专业的情况，转换自己的角色，树立学习好本专业的信心”。同时，“能够引导学生在大学期间更好地做人做事做学问”。自然，教授既上课又做班主任，对于教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求，从而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升教学质量也都有积极的意义”。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早就告诫世人：“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今天，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航船正劈波斩浪，高歌猛进，但越是这样，就越需要我们多一些清醒和冷静，多一些坚定和执著，时时检视和反思，追问目的，审视手段，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体制和机制上做些改革和探索，让教授理性地回归到大学讲台，好讲课、讲好课，必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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