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对珠三角产业转型的启示时间： 2015-10-07信息来源：高巧 白艳娟 作者：wl_admin 责编：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珠三角地区成功地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而今，随着能源紧缺、土地价格上涨、用工荒的出现，企业先前一直依赖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升级产业结构、改变增长方式已变得迫在眉睫。通过对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相同阶段的历程，特别是与70年代的日本进行比较，从中借鉴经验为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一些指导。
关键词：产业结构 产业转型 增长方式 珠三角地区
一、珠三角产业转型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地区成功地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管理、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用净出口需求支持本地区的经济高速度增长。而今，随着能源紧缺、土地价格上升、用工荒的出现，宣告高成本时代已经来临，企业先前一直所依赖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因为大多数珠三角企业所做的仅仅是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充其量只能算是“加工车间”而谈不上“世界工厂”，在整个产业链中，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生产设备、营销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企业实际能够从中获取的利益非常少。再加上生产的产品附加值低、价格低廉，国外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也越来越多，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如果说，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现实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从低成本优势出发、把产业结构定位在产业链的低端，依靠劳动力、土地、各种原材料的低成本，从国际分工中获取机会;那么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说明，升级产业结构、改变增长方式已变得迫在眉睫。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曾使用库兹涅茨的统计归纳法，处理了51个国家在1950-1970年的资料，提出了一个“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标准结构”，这个“标准结构”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拿来借鉴，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成长质量的重要参照系。钱纳里根据不同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相应地把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就有与之相应的不同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特征，具体情况参照下表：
对照标准结构，分析一下广东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情况。首先从总量上看，广东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185.9亿元增至2010年的46013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3.7%，三次产业结构也不断优化。从产业结构上来看，截止到2010年，一、二、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依次为5：50：45。
按照目前的这个比重结构，对照钱纳里的“标准结构”表，我们发现广东的情况与表中“3000美元”的水平较为接近，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一”形态，应该是属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是如果按照人均GDP标准衡量的话，目前广东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水平，应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才是。这说明广东经济的实际情况与标准结构还存在着较大差距。现在再分析一下就业结构，根据资料显示2008年广东省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为28.8：39：32.2。从就业结构来看和“标准结构”中“500-800美元”的水平相当，还仅仅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综上说明，广东省的三次产业实际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又落后于人均GDP水平衡量的“标准结构”所代表的水平，实际上，广东的发展正面临着工业化升级与城市化推进的双重压力。
二、产业转型的国际经验分析
这几年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许多企业遭遇了严重的用工荒和成本上升，从国际经验来看，“用工荒”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根据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在经济的起步阶段，现代产业部门面临着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人工资可以长期保持低水平，因此节约资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迅速扩张;但随着传统部门的劳动力逐渐被吸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开始扭转，城市现代产业部门的工人工资就会快速上升，投资者为了节约成本就会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工业化就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工人工资从长期徘徊不前到快速提升的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个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了“刘易斯拐点”是产业转移的时机。
根据这个理论，广东珠三角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和劳动成本上升现象，实际上是产业转型的倒逼机制，其实在上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日本也都出现过此类现象，而他们都及时地采取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促进技术进步和投资新兴产业等办法予以破解。我们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增强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升级来破解珠三角目前所面临的转型难题。
纵观全球历史，自二次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国际上曾先后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美国凭借其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全球领先地位，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同时对日本、联邦德国、加拿大等国进行海外投资和技术输出，并使得日本和西欧国家通过承接美国的转移产业大大加快了工业化进程。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60到70年代的日本。这一时期，日本一方面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出口导向型资本密集型工业，也同时注重发展电子、航天等高附加值、技术资本密集型进口替代工业;而把纺织、服装等轻纺类劳动密集型工业和部分耗能多、污染大的重化工业，逐渐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亚洲“四小龙”承接了日本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契机，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是源于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国家高能耗的重化工业，迫使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发达国家开始发展以微电子技术等消耗能源较少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钢铁、化工、造船等粗放型重化工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亚洲“四小龙”积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并把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等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日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将产业重心向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进一步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则通过大量吸收发达国家的投资，承接美、日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和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陆，带动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如下：首先，产业升级转型一般都经历了从轻工业化、重化工业化到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过程;其次，对外贸易在产业转型过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在产业转型过程中都伴随有对外投资和产业外迁的过程。这些对我国珠三角地区目前的产业转型都具有高度的借鉴意义。
三、借鉴与探索
由于今天的珠三角和70年代的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的产业升级转型经验更值得我们学习。首先因为同是“后发赶超型国家”，日本所采取的产业政策是典型的“赶超型”策略。同时，70年代的日本也面临着和目前中国类似的状况：1.以能耗大、产能过剩、产品附加值低的传统产业为主，产业多采用“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原材料和出口都严重依赖国际市场。2.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四大公害”引致社会反响强烈。3.日元对美元持续升值，恶化了日本出口企业的竞争环境。4.新一轮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西方国家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措施，而日本的产业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也进一步导致了与美、欧洲之间的贸易战接连不断。
针对这些难题，70年代的日本政府推出一系列强制性的政策措施：一方面加快对低效产能企业的清除、淘汰、合并和重组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加快对低水平的传统制造业的跨国转移，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将“雁型模式”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逐步推广开来，不仅缓解了国内的生产困境，还躲避了日元升值带来的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同时，日本政府鼓励加快技术引进和创新，一改过去对成套设备的引进模式，着重引进技术专利及科研成果，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日本特点的新产品并出口国际市场。在经历了70年代经济的成功转型之后，日本经济的活力再次恢复并重新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80年代日本的经济繁荣。
虽然与日本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珠三角面临着比70年代的日本更加严峻的现实挑战，因为我们的产业转型基础更为薄弱，起点远远低于日本当时的水平：首先，日本在二战后美国的扶持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奠定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到60年代中期，日本重化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已经占到了60%，7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又以低能耗、高产出的电气机械、化学工业和运输设备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节能型新重化型工业;此外，日本1973年人均GDP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很低，已经完成了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加上日本完备的教育培训体系，使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要高于目前珠三角地区;最后，70年代的日本已经实现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有着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为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当前，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将广东的工业化进程由工业化中级阶段推进到工业化高级阶段。目前政府的产业政策已经拉开了珠三角产业转型的序幕，但产业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只有经受产业净利润率下滑带来的痛苦过程，才能获取利润重新分配的话语权。面对产业转型和升级，我们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
1.技术是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绝大部分产业拥有的只是普通技术，基本上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核心技术的部件往往严重依赖于进口，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借鉴日本经验，先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然后消化吸收，从而自主创新并培育出自己的技术优势，最终实现技术出口。
2.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鼓励企业将成熟的工业技术转移到海外，利用全球资源和国际市场来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
3.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效地减低交易成本、改善经济效率。特别是加强教育和培训，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产业转型和升级的进程提供完备的人才储备。
4.政府要积极转换职能，致力于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削减不合理的税费负担;提供廉价的公共品;健全法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大力推进城市化，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为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创造良性的社会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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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