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时代终结了吗？（文学聚焦）时间： 2019-02-13信息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2月13日 ） 作者：张鹏禹 责编：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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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一洺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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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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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班主任》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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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一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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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一瞥 |
●作家手稿还记录着稿子发表的过程，包括编辑、校对在稿子上的加工
●作为文本生成的第一关和最初环节，手稿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
●保持一些手写习惯，有助于保持和母语文字之间更为深切、更富质感的血肉联系
看惯了规矩整齐的印刷文字的读者或许都有这样的好奇，在成书之前，作家在稿纸上会留下怎样的笔迹？是娟秀规矩的，还是潦草奔放的？是一气呵成的，还是反复涂抹的？手稿中留下了哪些隐秘的痕迹和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手稿展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接触作家笔迹的机会，揭开了一部作品最初形成时的神秘面纱。
回望手写时代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回望手写时代——馆藏80年代手稿展”展厅，刘心武、高晓声、舒婷、汪曾祺、巴金、张洁、莫言、张承志、刘震云等知名作家上世纪80年代的手稿瞬间将观众带回了那个电脑写作尚未普及的手写时代。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尚未改革开放的中国产生了巨大轰动，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和80年代文学的前奏，这部手稿安排在本次手稿展的开端位置。面对40多年前，墨迹已经渐渐淡化的手稿，观众不禁伫立沉思，想象作家当年一笔一划写下这部文学史名篇时内心的紧张与冲动。
1985年，莫言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这篇作品被张洁视作天才作家诞生的信号。与后期莫言的笔迹不同，细心的读者发现，这部手稿有点像黑板报上的美术字。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介绍说，这确实是莫言的笔迹，他曾在连队当过通讯员，那时候的字体是写过黑板报写出来的，和现在的笔迹出入很大不足为怪。
除了作家笔迹外，有些手稿上还留有编辑的笔迹。手写时代的编辑工作与今天不同，很多编辑都是在作家手稿上直接修改。不少手稿上还留有排版信息，《班主任》手稿的第一页，编辑分别对标题、作者和正文做出了“一仿”“四楷”“五宋两栏”的标注。在《透明的红萝卜》手稿上，编辑留下了“老五宋两栏排20字一行”的标记。这些排版信息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铅印时代的出版流程。李敬泽介绍说：“这批展品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作家手稿，同时还记录着稿子发表的过程，包括编辑、校对在稿子上的加工，还保存有稿签。”
本次展出的大多数手稿来自《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杂志当年的作家投稿。上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当代文学手写时代最后的黄金时期，之后随着作家“换笔”进入电脑写作时代，当代文学手稿存量已非常稀少。“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界忽然意识到手稿的重要性。为防止手稿散失，中国作协和许多杂志社开始有意识收集手稿，并移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统一收藏。”李敬泽介绍说。
中国现代文学馆保管阅览部副主任慕津锋介绍说：“目前现代文学馆收藏的手稿有3万余件，重要藏品有老舍《四世同堂》手稿（国家一级文物），巴金《家》《春》《秋》（铅印修改稿）和《随想录》手稿，闻一多1946年牺牲前创作的《九歌》手稿，茅盾《子夜》、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朱自清《敝帚集》、吴祖光《风雪夜归人》手稿。当代文学中，收藏有《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手稿，《骚动之秋》《沉重的翅膀》《少年天子》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手稿，等等。”
手稿的多重价值
保护利用展示好作家手稿，对文学爱好者直观了解作家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手稿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日益受到关注。
何为手稿？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陈漱渝介绍说：“手稿是作者手写的原稿，具有一定完整性，与‘手迹’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任何亲笔书写的痕迹都是手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认为：“手稿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前者指的是作品手稿，后者还涵盖了书信、日记、公文、题跋等作家的各类文字。作为文本生成的第一关和最初环节，手稿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
目前，国际学界手稿研究视野不断扩大，“涵盖书法、绘画、手迹，以及出版校样，甚至手工制作的艺术品，版画、雕塑、篆刻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主任王锡荣介绍说。
近日，新版《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集分卷主编之一、东北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中心主任徐强说：“新全集较北师大版多收的238封书信，绝大多数是据新征集到的原始手迹整理出来的，包括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的汪曾祺致邓友梅、萧乾等人的信件。另有汪曾祺于1985年访港期间所作的演讲《寻根》，依据手稿收入《全集》，为理解他与寻根文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文献。”可见，手稿在编辑文集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原初手稿，相对于其后所有版本而言，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第一‘祖本’，具有不可取代的文献价值。”徐强说。
“手稿大体上有三种形态：草稿本、清稿本（包括作者助手的誊清稿本）和上版付印时‘齐、清、定’的上版稿本。”陈漱渝说。作为底本，手稿是订正错讹的依据。徐强提到了一个例子：汪曾祺小说《戴车匠》中，“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工作间，是叫人感动的”经手稿本校勘发现当为“一个人走进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动的”，编辑臆测擅改一个字，导致意思南辕北辙。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符杰祥认为：“手稿与各种印刷本的比对校勘，不仅可以辨优劣、定是非，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与阅读文本，给深化文学研究提供无可替代的重要学术资源。”他提到，《阿Q正传》中，“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一句，手稿残页为“在柜上一扔，说”。鲁迅未做修改涂抹。在《晨报副刊》发表后，各印刷版本均缺少逗号，阿Q举止之间的骄横之气失色不少。
陈漱渝说：“鲁迅曾指出，从作家的最终定稿中可以领会到‘应该这么写’；而从作家的修订稿中可以领会到‘不应该那么写’，手稿能展示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作家行文运思的过程和情感态度的变化都能从手稿中解读出来。在符杰祥看来，鲁迅杂文《三月的租界》很能说明这一点。手稿最后“‘拳头打出外，手背弯进里’，这是连文盲也知道的”被鲁迅涂去，他引用江浙一带的乡间俗语，用以回击躲在租界背后化名谩骂萧军及《八月的乡村》的人。从团结御侮的策略出发，这段愤怒激扬文字最终被鲁迅删去。“从手稿涂抹的黑色边缘，可以感受到一种利箭迅疾射出去又硬生生收回的策略调整与理性控制”，符杰祥说，“手稿因其‘未完成’的特点，具有多种可能性，打破了印刷文本的最终解释权，对深入解读文本具有重要意义”。
手稿保留着作家的心绪情感与生命体温，字体、笔画、甚至笔迹浓淡都具有阐释解读的空间。陈子善说：“《鲁迅手稿全集》收录了鲁迅写给内山丸造的一封信，内容为让书店老板留一本书给他，笔墨渐次变淡，中间没有蘸墨，反映出作家书写时的迅速随意，并非斟酌再三。”
一些作家的手稿还是书法精品，具有审美价值。在徐强眼中，汪曾祺尤擅行书，走笔流畅、风格飘逸，衰年变法，常参以篆隶笔法，走瘦硬一路，结体往往奇崛夸张，率性而作。前后期手稿，反映了作者书法风格的变化。书写美学是作家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研究作家美学风格的重要参照。
尽管手稿能够解读出丰富的信息，具有多重价值，一些学者也坦言，手稿研究并不那么容易。“手稿整理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对研究者素质有多方面要求。需要对书法史论、各体书法特别是行草书字形、字体变迁、作家行实及审美心理、书写习惯、书写背景都比较熟悉，非有丰富经验者难以胜任。”徐强说。
目前，手稿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问——“手稿学”，涉及版本校勘、修辞艺术、写作技巧、作家心态、文化语境、书法美学等方面。符杰祥说，“法国学者桑德琳·马钱德（Sandrine Marchand）认为，‘手稿学重新发明一种全新的语言，反反覆覆，上下求索，重视的是写作的踪迹，而非华丽的文藻’，现代手稿学关注文本创作的生成痕迹，试图碰触一些作家不愿示人的创作隐秘。‘给别人看自己的手稿就如同一个没有化妆的女人出现在公众场合’。”
作家“换笔”之后
1994年，作家陈大超买了一台电脑，他写道：“从此，我就告别了在纸上改稿子改得一塌糊涂的心烦和抄稿抄得人恶心欲吐的痛苦。在电脑上写作多好啊，一个个的字，就像珍珠一样从指缝里蹦出来，给人一种珠圆玉润赏心悦目的感觉。”这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作家的心声。
其实，早在百年前，国人已经开始换笔——毛笔换为钢笔。鲁迅在《论毛笔之类》中谈用毛笔还是钢笔写作时说：“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20世纪90年代，近代以来第二次大规模换笔开始了。用电脑写作的好处显而易见，修改增删十分便捷，写作效率大大提高；适应打字后，爬格子的体力活也变得十分轻松，笔耕墨种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在好处之外，电脑写作也使文字书写甚至辨识变得生疏。徐强说：“长期用电脑写作容易导致书写能力退化，我提倡作家们尽可能恢复、保持一些手写的习惯，我相信这有助于保持和母语文字之间更为深切、更富质感的血肉联系。”电脑写作也没有了手写的审美价值，陈漱渝对此感到遗憾，他认为：“在鼓励作家换笔的同时，也该鼓励有书法造诣的作家留下一些亲笔书写的手稿。”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书写方式的变革不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电脑写作还导致了作家与文字关系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认为，“在传统写作中，作者一旦落笔，即意味着作者与文字建立了一种稳固的关系，白纸黑字仿佛是作者的一种承诺；在电脑写作中，这种关系变得不稳固、不牢靠了。文字仿佛是作者手中的积木，作者不再有庄重的承诺感，而多了几分游戏的快感。”
新增手稿越来越少，对手稿研究与新文学史料搜集的影响不言而喻。在电脑写作时代，除非作者刻意保留，修改痕迹很难保存下来，实物手稿研究之外，电脑写作痕迹研究成为前沿课题。王锡荣指出：“电脑写作同样产生‘手稿’，只是外在形式更加不同，可称为‘隐性手稿’。电脑写作痕迹同样成为研究对象。国际上已经在开展相关研究。”
手稿存量大幅减少给史料搜集带来的变化在王锡荣看来并没那么悲观，“随着各种新媒体技术发展，作品发表更容易，传播更便捷，史料（新史料）会越来越多”。
尽管新增手稿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收藏市场上，手稿拍卖却如火如荼。2014年，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手稿以1207.5万元高价拍出，并惹上官司。一些作家开始重抄手稿，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还在坚持手写，作家的手稿保护意识明显增强。那么，手稿时代是否真的会终结？
青年作家徐则臣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王城如海》是手写而成的。“出差在外，携带纸笔更加方便，我喜欢笔走在纸上的感觉，文字更有身体性和血肉感”，徐则臣说，“我认为手稿时代不会终结。只要还有人对汉字这种象形文字之美充满好奇，只要作家还愿意对文字的身体性有更深入的体认，手稿就会继续存在。文字不该被过度工具化，我愿意和文字继续保持着一种手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