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东北再振兴的路径选择时间： 2015-07-24信息来源：刘佳杰 作者：wyg_admin 责编：
自2003年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伴随巨大的政策效应和投资效应，东北保持了12.7%的年均增长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相关央企在东北固定投资总额高达19.5万亿元，极大推助东北振兴计划的深入。但是，相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乃至转型，政策并非屡试不爽的良药，特别是眼下正处于“三期叠加”影响的东北地区。
数据显示，2014年，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已滑出经济合理区间、跌破底线;财政收入明显不足;东北振兴规划实施十年后，东北经济反而触底。放眼全国，东北经济发展告急的本质是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缩影——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中国经济运行浓缩了从计划向市场转轨时的诸多犹豫、停滞或其他难以一时根治的制度性沉疴，体制坚冰依然深厚。
积重难返的东北经济
东北曾经的辉煌得力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保驾护航。改革开放后，国家相关政策陆续转向沿海，原有的政策优势逐渐抹平，东北成为工业体制矛盾和结构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相比其他几大板块，东北经济的衰退显得过于突兀和痛苦，于是，在自身改造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地区经济总量所占比重不断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84年以来，东北GDP占全国比重不断下降。其中，辽宁的GDP占比从1984年的6.08%下降到2013年的4.76%;吉林从2.42%下降到2.28%;黑龙江从4.42%下降到2.53%。
从经济总量排名上看，东北三省也是一条不断下滑的曲线：1978年，辽宁GDP总量排名全国第三，1995年跌至第七，此后便一直徘徊在第七、八位;吉林省1978年位居第十八位，2005年时跌至22名，经济总量没有太大发展;黑龙江1978年排名第八，1984年跌出全国前十，2013年位列十七。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经济增速分别是5.8%、6.5%、5.6%，在全国分别位列倒数第三、第二和第四;2015年1-2月，辽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4.5%，增速为全国倒数第一。总体来看，辽宁、吉林GDP总量平均下滑5个位次，而黑龙江下滑将近10位，可以说，东北经济基本“沦陷”。
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一直以来，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国有企业行业垄断成为东北鲜明的地区特征，部分学者认为东北断崖式下滑就是国有经济运行不畅的直接后果。本世纪初，东北国企占据经济总量的2/3以上，历经十多年的调整改造，东北国企主导地位毫无改变，50%的比重依然高于全国30%的平均水平;“改革大、效果小”甚至“边改革、边减速”成为东北特有的经济现象。
重化、能源工业占比过高。振兴十年后，辽宁的装备制造、冶金、石化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比重的65%;吉林结构调整的结果是农业比重下降，但工业增长比较快，第二产业比重为52.8%，重工业增加值是轻工业的2.3倍，而第三产业比重为35.6%，还不及贵州、西藏、新疆;黑龙江省第三产业比重(41.4%)以微弱优势领先第二产业(41.1%)，但能源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高达72.9%。
东北主导产业几乎全部属于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的周期性产业，不仅规模巨大，还都是整齐划一的国企;改革了几十年，依然缺乏应对市场瞬息万变的能力。2013年以来，原材料等占据经济主流的上游行业均面临发展瓶颈，导致东北整体经济下滑，直接拖累地区经济总量增长。2014年前三季度，辽宁最大的煤炭集团沈阳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净亏损高达7.6亿元，上年同期则亏损2.32亿元;吉林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净利润亏损7.47亿元;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净利润亏损额高达45.78亿元，相当于集团2013年度净资产的27.46%。类似的事件也出现在钢铁、石油等其他重化企业：伊春市西林钢铁占全市经济总量的40%、税收的60%，2014年的停产其负债高达200亿元;大庆油田减产致使黑龙江税收减少60个亿。
与振兴规划背道而驰的是，东北三省制造业GDP占比从十年前的47%上升到2013年的50%，服务业的比重却在下降。在资源一定的市场里，东北民营经济必须承受来自国有经济的挤出效应，高回报领域基本被国企瓜分完毕，民营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政策承接不力。事实上，国家结合东北的产业特点及比较优势多次对东北地区给予重点支持及倾斜，但是，东北各级政府过于依恋体制，认可大项目带来的投资拉动，不相信市场的作用。东北振兴十年后，地区投资率达65%，几乎是2003年的两倍;2013年，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的投资率均超70%。于是，对于落实并创新各项政策扶持显得过于被动。2014年，新一轮振兴举措实施后，国务院批复东北的土地70%处于闲置状态，各级政府不敢、更不知该如何用;体制坚冰无人敢破，相互观望。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主持的“甲醇制取低碳烯烃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在省外实现了商业化运营，本省却无法落地。辽宁省政府2014年取消783项审批事项，调查显示，60%的企业“没感觉”。
人口减少。人口学角度上看，劳动力占总人口50%是经济发展和就业的最优契点，即2个人的消费提供1个就业机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20—59岁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8.3%，高于全国近7个百分点，为典型的纺锤形结构。东北“结构性”劳动力过剩的后果是每年净流出人口将近200万，是全国人口流出比重最多的地区之一;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也使财政雪上加霜。
东北人口流出的同时，出生率也在逐年下降。六次人普数据显示，全国生育率为1.18，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只有0.74、0.76、0.75。2010—2013年间，黑龙江仅增加1.6万人，基本上领先全国10年时间;辽宁人口总数已呈下降态势。0—14岁儿童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1.8%，低于全国4.8个百分点;过去5年，大连小学生下降16.9%、哈尔滨减少12.1%、长春减少11.2%、沈阳减少5.2%、抚顺减少18%、锦州减少15.3%、盘锦减少14.3%、齐齐哈尔减少18%、牡丹江减少27%。东北后备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将导致劳动力下降速度远超其他省份，地区经济所占比、政治影响力也将受到一定影响;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一旦出现鬼城，地方政府将深陷债务泥潭。
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影响，我国各大区域板块均面临投资萎缩、增长乏力的困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下给出的新选项。结合以上问题不难发现，新常态下本轮东北经济的下滑实质是老工业基地尚未根本解决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矛盾的集中爆发，是长期积累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的集中显现，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还要靠深化改革。能否培育出未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是关键，调整好“政策心态”则应该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乃至东北地区经济再振兴的重中之重。
原因具有多重性
东北经济下滑离不开国内大环境的影响，但实质是尚未根本解决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东北已成区域性塌陷样本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东北传统产业属于周期性产业，随着国民经济的波动会形成蝴蝶效应直接向行业递减，产品配套能力和系统集成能力不高，原材料工业精深加工度偏低，产业结构难以跻身产业链条高端，获利能力差;而替代产业又没有发展起来，体制转换的迟滞与转换成本的制约依然严重。能源工业占据黑龙江工业增加值的近60%，仅一个大庆油田就占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50%，2014年大庆工业增加值增速跌入负值，拖累了黑龙江的经济增速。同时，东北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较小，缺乏核心技术，骨干企业没有跟上发达国家广泛应用高新技术促进产业全面升级的潮流。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所占比重提升缓慢。2013年，辽宁、吉林、黑龙江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8、10.8、5.8个百分点。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许多生产性服务业没有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经济结构积重难返，实体经济一再错失转型的时机。
国企改革尚未完成。一种观点认为东北“国企一日不死，东北永无翻身之时”，结论或许偏激，却反映国企在东北无可撼动的地位和作用。2013年之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之时东北工业增速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后虽遭遇经济低迷，但中央政府推出刺激计划，原材料等初级产品需求旺盛，东北地区因此受惠，经济增长比较迅速。经济单一依靠资源高速增长掩盖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自2012年起，刺激效果基本释放完毕，内需再度不足，同时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走低，这对上游行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压缩了生产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能利用。而东北这类企业基本集中于国有大型企业。对多数国企而言，改革的最佳时机是资源价格上涨之时，起码企业占据价格优势;资源价格一旦迅猛回落，改革就要付出代价。政府和企业则在经济数字的表面辉煌之下仍然依靠国有资本大规模投资壮大短期的经济规模，错过体制革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与发达省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国有经济对经济的贡献率都在50%以上，基本不会凭借其在产业链中的垄断、优势地位向上下游的民营企业贡献利润，单一的经济结构在遭遇经济下行或产业结构调整时必然受到重创。当有限的发展空间被挤压，民营经济的活力就很难得以有效发挥，社会环境缺乏激发市场活力的主推手。
对外开放程度极低。东北特殊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其在发展外向经济的过程中既受制于空间方位更受制于政治气候。从航道上看，东北不具备长三角、珠三角乃至环渤海地区的交通便利;从接壤部分看，毗邻的地区为蒙古、俄罗斯的人口缺少、欠发达地区;从对外经贸主体上看，日、韩是东北最大的两大经贸国，日企对东北投资2014年急剧减少，韩国对山东半岛的经贸往来比东北更具地缘优势;从政局走向看，朝鲜半岛局势不明，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东北的投资意愿。
如果说上述理由过于牵强，实质是东北结构调整、市场选择和对外开放的互动机制尚未建立——对外开放度的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东北不能有效地通过市场选择机制来调整不适合的产业结构，无法形成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区位优势。改革开放前，市场是密闭的，全国各大区域板块只有东北固有的工业基础和资源价值可能脱颖而出;而处于开放环境下，中国逐渐地融入了世界性的市场流通和资源配置的体系之中，东北丧失其优势的辐射区域，效益低下与产能落后又加重东北改革的难度。东北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丧失加大开放度的时机，基本处于封闭的内循环状态。于是，东北无法形成经济的互动，也因无法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而被动地接受经济发达地区的单向的经济辐射。对内，经济日趋萎靡;对外，投资丧失吸引力：日韩投资重点在东南亚、环渤海地区;朝鲜、蒙古不具备投资能力;而欧美等国投资重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东北历来不是外资瞩目的焦点地区。东北振兴十年后的数据显示，直至2013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1832亿、318亿、228亿美元，东北三省总计勉强与浙江一个省持平，是江苏省的1/2、上海市的1/3;进出口商品总值分别为449.9亿、107.3亿、14.1亿美元，区域占全国的3.0%，而仅浙江省就占全国5.2%，上海达15.0%。开放力度不够也不可能彻底融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依靠的是适应经济新常态这一基本砝码;转型升级未有实质成效的东北，还需继续努力。
市场化意识薄弱。东北老工业基地还面临因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战略调整和市场化替代而造成的配置性资源断裂问题。早在东北振兴伊始，国内即有学者发声要警惕包括振兴东北在内的区域经济战略成为新一轮“等、靠、要”的温床;10年之后，一语成谶。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中心，东北习惯于政府的路径依赖。即便是东北振兴规划实施以来，通过卖地、投资基础设施，政府不仅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还成为最大的投资主体，主导势头似有强烈之势;部分官员认为统一调配的中央资金足够发展更多国有企业，集中发展在军工、电力、能源行业，造成服务业的贡献下降。目前的“国进民退”、房地产行业萎缩、地区遗留下来的“大政府小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继续强化。除体制内官员庸政心态外，从大包大揽到彻底市场化，步伐过大，以致东北各级政府和国企无法完全适应。时至今日，东北经济依然深陷对国家政策及投资的依赖，市场化意识薄弱，民营经济缺乏生存壮大的空间和氛围，东北的一些民营企业老板喜欢找国企、找政府，拉关系，而不是开拓市场。
人力资本优势尽失。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时，东北人口增长已经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不具备人口贸然增长的前期基础。东北人的意识观念与南方人完全不同，政府的强势在计生上也体现得一览无遗，计生落实相对到位;体制内人口比例高，既没有超生的条件，也没用超生的意愿。低生育率也使东北发展的机会尽失。相对南方而言，东北市场相对封闭，产业优势不明显，伴随经济减速和结构性失衡，失业率、尤其是壮年人口会更高、劳动参与率会更低。因此，东北一方面劳动力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失业率还将上升、劳动参与率也将下降、隐性失业将无法避免，“用工荒”和“就业难”将长期并存。部分放开二胎后，经济发展的不景气及生育成本的上涨也无法提升东北总和生育率，毕竟鼓励生育比计划生育执行难度要高出许多。基本人口都无法保障，经济发展又谈何容易!
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并非一蹶不振
新常态下，单纯的政策性扶持对东北而言已经于事无补;新常态对东北而言，与其说是背景，不如说是触底的机遇。事实上，如果仅从增长率来看，东北振兴规划实施之后的政策效果马上也得以显现。2012年前，东北地区GDP增长率实现反超，成为全国四大区域板块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尽管东北经济发展暂缓，但东北底韵犹存，发展潜力依然巨大。目前，新能源技术、低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呼之欲出，国家为避免泡沫化也更加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支持东北制造业的发展。对东北而言，新常态下，应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完成国民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形成新的平衡，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
从需求上看，2014年，辽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消费开始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作用，尚属东北地区首次。连续多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能量已遗失殆尽;消费率短期内不会骤然增长，由量变实现质变也是各种因素长期叠加的最终表现，其本质反映的则是东北投资的贡献空间在缩小。从产业结构调整上看，东北经济下滑真正受到冲击的是传统产业特别是产能过剩部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依然有所突破，重点产业集群销售收入开始实现增长。同时，东北扩大“营改增”及加大减免企业税费必然减少政府财税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影响，但百姓收入未减，没有波及群众基本生活;加大处理经济数据造假等问题，经济数据也更加真实可靠。
以深化改革实施新一轮振兴战略
无论基于理论还是现实，短期内彻底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东北转型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三期叠加”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在新常态下也不能继续画地为牢，东北必须站在全球化视角下逐步演变为一个与世界产业结构相衔接、互补性强而具有较高级化产业结构的新工业群落，东北地区的再振兴依然需要有力的政策扶持和合理的长期规划。
推进国企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东北要以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改革与调整作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释放改革红利，使东三省的比较优势真正发挥出来。
要进一步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壮大，加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力度，积极推进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整体上市的步伐，通过整体上市从股权结构、治理结构等多方面重塑企业模式。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加强中央、地方的联动，利用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清算管理国有资本，资本市场应当给予一定的扶持，因为这些企业在历史上曾为我们做出过巨大贡献。实现企业的转型发展。在改革进程中，各级政府应该奉守底线，摒弃利益纠葛，减少微观干预、让所有市场主体自主发展、充分竞争，鼓励国企参与市场竞争，破除国企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障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简政放权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大引进民间资本的力度，在法律容许范围内，在不流失国有资产的前提下，要有忍痛割爱的勇气，真正拿出一些具有吸引力的业务、项目，与民间资本合作、合股，共同经营。积极推进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提高经营管理者、技术骨干和普通员工的持股比例，强化内部人对企业经营与决策权过程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围绕本地区位特色形成优势产业，大力引入民间资本，打造简洁清朗的企业经营环境，鼓励企业建立更科学的管理体制和激励制度，从而提高企业的效率和节约成本，并最终提高企业效益，筑巢引凤，吸引并留住人才。有了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口，东北经济才会有韧性，才有抵御风险的能力。解决东北经济增长的瓶颈，需要一批有闯关东精神的企业家群体，让东北的技术、人才、资源真正实现有效配置，发挥最大的潜力。
走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之路。东北经济、产业与企业的过度单一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走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之路是化解问题的根本方向。对于深陷发展困局的东北而言，既要解决资源配置的平衡问题，更要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对煤炭、森工、有色金属等资源性衰退产业的退出实行援助政策，重点放在因资源枯竭而导致矿井关闭及其相关产业的援助上。通过工业4.0，实现东北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明确和细化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要点和方向，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针对各行业特征和薄弱环节，明晰各产业技术创新的不同要点。紧紧依靠创新驱动，大力培育和发展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多元化产业集群，增强抗风险能力。装备制造、冶金、石化等传统产业是辽宁固有的“本钱和优势”，政府要引导企业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增加产品附加值;吉林继续推进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高性能镁合金和基因重组人胸腺素、高速列车、铸造和换热器等重点产业技术研发计划;黑龙江加快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巩固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数控机床、石油装备等重大技术装备在国内的领先地位，继续提升“龙江制造”地位。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建设世界级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为目标，增强骨干企业国际竞争力，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支持其跨区域兼并重组，推动其向系统集成和制造服务化转型。加快研制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元器件研发和产业化计划，改变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元器件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提高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构建出口型经济格局。东北处于东北亚的地理中枢，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提速，为东北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东北应充分利用自身区位及产业优势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主动融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充分发挥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融资作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借助俄罗斯开发远东以及即将建立的中韩自贸区的契机，努力促进中、俄、韩、日、蒙等国实现互联互通，激活东北地区独特的产业发展动力，带动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发展，打造属于自己的区位优势及东北亚大市场。凭借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优势，鼓励制造业走出去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东北装备在走向世界中实现转型升级，带动更多配套和就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东北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发展;打造区位优势，吸引内外资金，带动东北物流、金融、信息、新型农业、食品、医药、装备制造等产业以及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辽宁在新一轮东北振兴中要成为产业布局变革的开路先锋，大力推进辽蒙欧等欧亚铁路通道，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吉林依托大图们江国际通道，把握建设扎鲁比诺万能海港的契机，拓宽与欧亚各国的联系;黑龙江继续发挥与俄罗斯接壤的区位优势，成为维护和体现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桥头堡。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政府、弱市场”是阻碍东北经济发展的顽疾，必须借此时机下猛药，通过改革让政府简政放权、提升服务，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寻求政府、市场的最优契合点，放东北一条生路。政府必须放下架子、转变职能，为政策的落实与改革的深入而主动自我适应和改变固有习惯，主动破解工作困难，政策制定到落实必须有始有终，破解官僚作风，摒弃一切“等靠要”的思维理念。各级领导干部需逼出一个倒逼机制来，拿出精力去闯，而不再是明哲保身地观望。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