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中心城市识别标准的郑州发展能力提升研究时间： 2017-11-07信息来源：王新涛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 要：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全国城市体系的塔尖城市，是承载国家战略意图的重要载体，是国家或区域参与国内外竞争的重要平台，是国家或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2017年后，国家中心城市成为我国部分特大城市、大城市通过多种途径尽力向国家层面争取的头衔和称谓。但是，国家中心城市有其特定的概念内涵、识别标准和属性要求，更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对于郑州来讲，中央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既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也对挖掘发展郑州潜力、凸显战略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郑州要遵循国家区域总体布局，充分审视自身发展的优势和短板，科学进行城市功能定位，在引领区域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国家中心城市；城市功能；国家战略；郑州
中图分类号：F3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4-0075-07
收稿日期：2017-04-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扩张边界约束下我国特大城市效率研究”（16CJY020）；郑州市2017年度软科学研究计划“郑州市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王新涛，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州 450002）。


   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7.7亿人，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哈长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七个国家级城市群，以及关中-天水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等一批区域性城市群，这些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迅速崛起，引领区域发展的能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城市一方面着眼于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期待以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来获取更多资源要素和政策的倾斜。为此，这些城市都先后提出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2017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发言中也都提出，希望中央能够支持所在省份的中心城市加快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提案。此外，关于目前我国应有或者已经批准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的数量，也存在8个、10个、12个和15个的多种看法，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是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内涵属性、识别标准、功能定位、发展路径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公认的理论体系，在政策层面上也缺乏一个明确的判定标准。在此背景下，综合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导向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深入研究国家中心城市的识别标准、发展要求、战略布局，对于防范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的“拔苗助长”和“大跃进”现象，引导城市决策者更加科学的认识、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家中心城市的内涵特征与识别标准
    1. 国家中心城市概念的提出
    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是2005年原建设部在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过程中提出的。2007年原建设部进一步明确：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在我国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在推动国际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用。2010年，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作为全国城乡规划建设的主管部门，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年）》中首次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5个城市明确为国家中心城市。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在统筹考虑全国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格局时，分别在制定发布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支持成都、武汉、郑州3个城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至此，在国家层面发布的文件中，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在内的共8个城市被明确为国家中心城市或支持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此外，也有部分专家学者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中心城市均衡布局的角度，提出我国应该有10个、12个或者15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研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2. 国家中心城市的内涵研究
    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对国家中心城市内涵的理解都侧重于城市的基本职能。其中，国外学者以弗里德曼、萨森和卡斯特等人为代表。其中，弗里德曼（1981）从全球城市体系的角度，将世界主要城市划分为全球金融中心、跨国联系中心、重要的国家级中心、次国家级或区域性中心等几个等级，国家中心城市仅代表了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一个等级。萨森（1989）和卡斯特（1991）则认为，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全球开放的城市体系中，国家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区别在于国家中心城市具有的能级要高于一般城市，发挥的作用要大于一般城市。
国内学者对国家中心城市内涵的理解，主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进行考量：一是以陈江生（2009）、路洪卫（2012）等学者为代表，侧重于国家中心城市在一个国家内部所承担的责任，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是在全国城镇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主导、引领作用的城市；二是以姚华松（2009）等学者为代表，统筹考量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内和国际承担的双重功能，认为国家中心城市不仅在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合作中，能够充分体现国家的综合竞争实力。
    综合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是能够服务全国战略布局、具有较强发展潜力、具有较高开放度、城市辐射和服务范围已跨越多省或国界、能够引领广大腹地发展、代表我国参与国内外竞争的中心城市。
    3. 国家中心城市的判别特征
    从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国家中心城市基本内涵的研究成果看，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中心性。中心性是国家中心城市发挥应有作用的根本体现。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在于自身所具备的强大能级，而且要展现出比一般城镇更强大的集聚辐射带动能力。在我国，国家中心城市不仅要在经济、社会、文化、创新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更是全国或区域的经济增长中心、组织管理中心、文化交流中心、金融创新中心、交通物流中心，同时往往也是所处大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这种强大的集聚辐射带动能力将国家中心城市自身的生产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等内容高效地传递到全国城市体系或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其他节点城镇，从而以网络化的城镇体系为载体带动整个区域发展。
    第二，开放性。开放性是国家中心城市发挥应有作用的基本前提。无论在区域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全球层面，国家中心城市只有全面融入开放型的经济活动中，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国际国内分工，在竞争中发挥出综合比较优势，推动要素、商品与服务较自由地跨国界、跨区域流动，才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具体到某些指标，所拥有的全球500强企业总部数量（大区域的分支机构）、领事机构数量、国际组织设立办事处数量、国际航线数量、每年接待的国外游客人次、举办的国际性会议次数等等，都是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内外发挥作用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
    第三，引领性。引领性是国家中心城市发挥应有作用的表现形式。从内涵、功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来看，国家中心城市必须能够在全国或区域发挥强大辐射带动作用。但是国家中心城市的首要功能不是持续放大集聚功能，过度依赖“虹吸效应”；而是注重非核心功能的有机疏散，在城市-区域系统内形成合理的能级差和梯度差，通过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镇之间的科学分工和区域的协调发展。
    第四，市场性。市场性是国家中心城市历史地位形成的基础。现代经济是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的形成和巩固，可以由政府规划来进行引导，但不是政府规划了就可以自动获取市场各方的认可，也不是当地政府在主观上通过努力就一定能够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历史地位的形成过程，是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过程，最终结果是看这个城市是否能够汇集资金流、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是否能够承担起国家确定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发展潜力。尽管国家可以通过规划等方式确立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但是国家中心城市最终历史地位的确立，仍然有待于市场的认可。从这一点上讲，当前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获得各方普遍接受认可的国家中心城市外，其余城市所争夺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还有待于市场的进一步确认。
    此外，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地位的体现具有动态性的特点。一个城市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之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国家宏观战略布局、国土开发格局和对外开放布局进行调整，也需要根据城市自身的发展基础、发展方向、发展条件、发展机遇进行动态的调整变化。国家中心城市自身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受城市发展阶段的制约，也有其鲜明的动态性特征。从一个完整的城市发展生命周期和城市-区域系统关系看，在中心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心城市作用于区域发展的主要方式是集聚效应，从周边腹地吸纳较多的生产要素；但当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规模不经济开始显现，中心城市将进行非核心功能的疏散，从而实现对周围的辐射和带动。这是国家中心城市在不同发展周期、跨越发展门槛，体现其集聚、辐射、带动作用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
可以看出，对国家中心城市进行识别，既要放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和全国城镇体系中对国家中心城市影响力、控制力的范围大小、作用程度、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外，还要考察能够反映国家中心城市内在的功能。当前，我国特大城市中，成都、武汉、郑州等只是在有关规划中定位为“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即这些城市尚未真正能承担起国家中心城市的职能，但是这些城市的发展潜力和战略地位已被认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争取更多、更好地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创新、引领、管理、组织等基本职能。

    二、郑州发展能力与国家中心城市标准的耦合度
    1. 与国家中心城市要求的中心性和开放性耦合度较高
    “十三五”及未来一个时期内，郑州的职能选择要依据其三大定位，充分体现国家战略布局，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第一，中原经济区（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这是郑州的首要功能定位或者最能体现无可替代、毫无争议的功能定位。虽然郑州与武汉、长沙等其他省会城市相比，2016年经济首位度仅为19.9%，分别低于武汉、长沙16.9个和9.9个百分点，但是和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相比，郑州的经济总量是洛阳的2倍，仍然具有绝对优势。同时，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等大运量、高速度、零换乘、无缝衔接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下，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既和经济总量、人口规模有关，也和与次一级中心城市和周边城镇的联系便利性、通勤时间有更大关系。
    第二，支撑中部崛起的核心城市。郑州获取中央层面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标志性文件，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第二个是《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两个文件都指出，支持郑州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推动郑州提升综合实力，引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带动中部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撑中部地区崛起。这两个文件也分别指出，支持武汉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从人力资源、市场空间、发展潜力、区位交通等基础条件来看，郑州和武汉将共同发挥支撑中部崛起的核心城市作用，这一点也是郑州在经济总量不如长沙的情况下，获得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讲，能够入选国家中心城市，不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城市建成区面积等一两项数量指标进行简单排序的结果，而是国家从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国土安全、优化国土开发的角度进行通盘考虑的结果。在此背景下，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要立足全国区域发展大局，着眼发挥中部崛起的核心战略支点作用，特别基于空间距离衰减规律作用，在北京、武汉、西安无法在山西南部、河南全省、安徽北部、陕西东部、河北南部等广阔地区发挥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情况下，郑州要成为这一区域的核心城市，不断增强辐射带动能力，从而带动区域跨越发展。
    第三，我国内陆地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以郑州、洛阳、开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我国丝绸之路的起点。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与布局，郑州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郑州独特的战略枢纽定位，有利于从交通、区位优势上，引发人才、技术、文化、产业、经济全方位的承东接西、连南贯北的发展，这也是郑州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要着力发挥的重要职能，是郑州开放性、国际性的集中体现。同时，郑州已经建设成为国内高速公路网络的重要枢纽，“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和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格局加速形成，铁海联运、公铁联运加快发展，中欧班列（郑州）发行班次、货运量、货值均位居第一，以郑州为亚太物流中心、以卢森堡为欧美物流中心、覆盖全球的航空货运网络加快形成，这些都为郑州进一步增强开放带动能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2. 与国家中心城市要求的引领性耦合度较低
    郑州与国家中心城市要求的引领性耦合程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腹地广阔但辐射带动能力弱。拥有广阔腹地是国家在统筹布局国家中心城市宏观布局时所考虑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郑州的发展腹地，可以依次扩展为河南全省、中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中部地区和“一带一路”延伸到的国内外区域。其中，就中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的发展腹地看，包括5个省份、30个城市、28.9万平方公里、1.8亿人口，都在郑州的辐射范围之内，经济、政治中心流向比较明显，在交通区位优势综合作用下，发展腹地持续扩大，郑州可以辐射带动500公里半径以内的3.6亿人口。从这一点上，郑州具备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潜力和战略地位。从另一角度来看，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既需要从广阔腹地集聚高端生产要素，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又需要把非核心功能疏散出去，辐射带动腹地发展的同时为自身的转型升级和高端化发展提供空间。中心城市与发展腹地之间应该形成相辅相成、合理分工、要素双向流动的协调发展局面。但是，当前郑州对腹地的作用方式主要体现为集聚，对周边地区资源的吸纳作用超过了辐射带动。以常住人口为例，根据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河南人口发展报告显示，2011—2015年郑州人口净流入量达到185万人，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第七，仅比深圳少1万人；而人口密度达到1285.1人/平方公里，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列第3位，仅次于广州、长春。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全省其余省辖市均处于人口净流出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前郑州作用于腹地的主要方式仍然是集聚，辐射带动能力严重不足。这是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并尽快解决的问题，也是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职能所在。同时，根据湖泊效应规律，郑州在带动区域发展过程中，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郑州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要着眼于生产要素的扩散、产业技术的扩散、创新成果的扩散，通过与其他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主导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区域间分工与合作的优化协调，最终带动中原城市群和中部地区的崛起，实现国家区域布局的战略目标。
    第二，创新潜力大但有待深化开发。国家中心城市是各种创新资源的集聚地，是各种创新成果的发源地，也是应用创新技术的辐射源。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一梯队是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能。但是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重庆、成都等城市相比，郑州在创新引领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与国家中心城市的要求相比更加明显，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郑州对中原城市群、中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郑州在创新的基础条件上也存在严重不足。以科技创新能力为例，郑州和武汉相比，每万人高校在校生人数、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百亿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专利授权数等方面，武汉均远远领先于郑州，反映出郑州存在的综合创新能力较弱、创新主体不多、投入产出不匹配等问题。
    3. 与国家中心城市要求的市场性耦合度最低
    市场所认可的国家中心城市，是在全国发展格局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经济实力雄厚、城市辐射和服务范围已跨越多省或国界的城市，是资源配置的中心，是价格形成的中心，是宏观调控的中心。在确认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要避免简单地把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等同为城市综合实力，关键是要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功能是否具备。同时，长期以来在全国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市场确认国家中心城市的一个标准。例如，虽然郑州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但是从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地位看，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中心城市在清末民初早已属于经济重镇和行政中心，工业、金融业发达，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郑州的城市影响力要弱于这些传统国家中心城市。这也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此外，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引导城市向两个方向努力：在城市与腹地的发展关系上，要科学理清自身的功能定位，着力体现核心职能，与腹地在产业上合理分工、基础设施上一体对接、生态上共建共享、公共服务上缩小落差，加快非核心职能向腹地扩散，形成完善的城市—区域系统；在发展潜力上，紧紧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着眼国家总体战略布局，着力挖掘发展潜力，形成与国家中心城市要求相匹配的发展能力。

    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路径选择
    1. 发挥国家战略规划与战略平台的叠加效应
    郑州具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所要求的辐射地域面积广阔、交通区域优势突出、人力红利仍然存在、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等优势条件，但是也存在经济实力偏弱、创新能力不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城市建设管理滞后、市场认可度不高等薄弱环节和发展短板。因此，国家从中原经济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高度出发，提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并赋予郑州一系列国家战略规划与平台。可以说，自1954年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入以来，郑州首次面临着诸多国家战略叠加的难得历史机遇。从国家赋予郑州战略规划平台的内容看，不仅是中央对郑州发展潜力和战略地位的高度认可，也是对郑州比较优势和发展短板的精准把握。为使国家战略规划平台的叠加效应最大化，必须树立系统思维，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注重诸多国家战略规划平台整体效应的发挥，加强战略规划平台的协同联动发展，努力在科技创新、物流疏散、信息枢纽、对外开放等方面提升郑州的发展潜力和辐射带动功能，带动河南走出一条具有中原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 加强与武汉的联动发展
    长期以来，武汉和郑州一直存在中部地区崛起的龙头城市之争。但是，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视角，从国家给予郑州和武汉的功能定位看，郑州与武汉具有相同的历史使命，都是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城市，并且距离真正成为认可度高的国家中心城市还有一定差距。因此，两个城市应服从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和整体战略部署，摒弃龙头地位之争，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加快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实现联动发展。在此过程中，郑州的功能作用应体现在与武汉南北呼应、共同带动中部地区崛起，成为全国的核心增长极和支撑全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从强化交通支撑能力看，郑州与武汉的联动发展，有利于在中部地区形成两个公路、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紧密衔接、交通基础设施完备、相关配套设施健全、能够通江达海的国际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强化中部地区在全国综合运输大通道中的作用。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看，郑州、武汉作为沿长江经济带、沿陇海经济带、沿京广经济带的关键节点城市，其联动发展将在中部地区形成东引西进、南北贯通的增长区域，有利于中部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对接发展，有利于与成渝、关中—天水、天山南北等西部重点开发地区的密切联系。
    3. 实现与中原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整合发展
    中央在确定中原城市群发展方针时明确提出，要遵循城市群发展规律，推动空间结构升级，强化关键要素支撑，以重点突破带动城市群加快发展，增强中原城市群整体竞争力辐射力影响力。当前，郑州的虹吸效应仍然十分明显，其他区域的基本生产要素和高端创新、金融要素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到郑州，造成郑州综合实力迅速提高，周边区域发展受到影响，不利于郑州与中原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为此，首先要进一步明确郑州未来的城市发展方向和核心功能，即郑州作为国家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要承担什么责任、突出什么职能、发挥什么作用、发展什么产业、吸纳什么要素，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保留核心功能，疏散非核心功能，不仅为其他城市发展提供机会，而且也为自身未来发展预留空间。其次是夯实基础设施支撑。加强与新乡、开封、焦作、许昌中心城区以及县城等周边衔接，提高内联外接程度，重点是解决各种交通设施的“无缝对接、零距离换乘”问题、交通设施的建设次序与人流物流匹配问题等方面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尤其是城际轨道交通与郑州中心城区内部交通的无缝衔接问题。再次，郑州作为核心城市，在“湖泊效应”作用下，将从都市区一体化发展中获取相对最大的收益。因此，郑州首先要树立让渡部分利益的观念，从都市区一体化发展的大局和整体利益出发，切实发挥核心城市的作用，推动都市区内部形成以共同利益为联结的利益共同体，构建一种可持续的协同发展模式。
    4. 增强城市文化支撑力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来讲，形成特定的城市文化、树立良好的文化形象已经超越了文化软实力的范围，而且是城市长期发展的支撑力。虽然郑州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但是从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地位看，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城市还有一定差距。以武汉为例，武汉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镇，近代工业在全国率先兴起，成为全国的经济重镇；武昌起义作为辛亥革命的开端，对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20—30年代更是国民革命的政治中心，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一定影响力。从文化创新的视角，郑州的差距更加明显。因此，郑州要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奋起直追，努力打造形成具有传统文化精髓和鲜明时代精神的文化品质。尤其是随着综合经济实力的强化和融入全球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具备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迫切需要顺应大势，明确展示解决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中面临难题的中国方案。作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平台，郑州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融入城市文化内涵中，为世界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把握中国发展理念提供了全面视角，更多发挥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
    5. 提高城市宜居性
    尽管人口规模不是入选国家中心城市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标，但是和普通城市相比，国家中心城市仍然具有更大人口规模、更复杂的人口结构、更高层次的宜居需求。从经济发展规律看，由于创新、管理、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人才对于生活生活、创新创造的环境要求较高，必须顺应这些产业对良好城市环境的要求，着力提高城市的宜居性。但是，随着郑州作为河南的省会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由于对人口净流入的规模估计不足、把握不够，在享受人口红利的同时，原有的城市规划不断被突破，城市管理部门对城市扩张的速度、规模认识不足，造成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管理模式转变滞后、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城市环境持续恶化，已经成为郑州不得不突破的瓶颈。郑州要强化在宜居、创新、开放、金融等领域的竞争力，就要增强对高端要素和人才的吸引力，必须努力向着环境优美、社会安全、文明进步、生活舒适、经济和谐、美誉度高的方向建设。例如，当前高考制度下，河南因为缺乏全国知名高校，成了全国著名的高考“洼地”，考生考取重点大学的难度远远高于沿海发达地区和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省份，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制约高端人才到郑州定居落户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也需要郑州借助于国家战略规划与战略平台，加快弥补发展短板，形成竞争优势。

    四、结语
    第一，国家中心城市是国家根据全国区域发展格局和城市发展能力所做出的战略部署，其战略意图是通过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在广阔的腹地构建核心增长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参与国际竞争的平台、转型发展的引擎、引领新型城镇化的载体。
    第二，国家中心城市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识别标准。一个城市究竟能不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政府可以从优化国土开发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展发展新空间、增强发展新动能、打造新的增长极的角度进行规划引导，但是最终还有赖于市场的选择和认可。要看这个城市是否具备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功能，是否能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否能够落实好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否具有足够的竞争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
    第三，和国家中心城市要承担的历史使命相比，郑州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也要求郑州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既要注重发挥优势，更要注重弥补短板，充分与国家宏观战略布局相衔接，积极推动诸多国家战略的贯彻落实，坚持近期与中远期相结合，在服务中原城市群、中部地区、“一带一路”战略的框架下对城市发展进行战略定位，以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标准进行规划、建设以及运行和管理，持续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城市形象，实现国际商都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目标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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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Zhengzhou Based on the National Central City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Wang Xintao
Abstract：National central citie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e urban system. They are national or regional important carri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year 2017， the national central city has become the title that many cities fighting for. However，the national central city has its own specific conceptual connotation，identification criteria and attributing requirements，and is the result of market selection. The nation supporting Zhengzhou to construct of national central city， is not only a new national strategy， but also the embodiment of the superimposed effect of national strategy for Zhengzhou.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onnotation and requirements， Zhengzhou fully reviews its own advantages and short board， and better play to the lead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ion， the key role of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tc.
Key Words：National Central City； Urban Function； National Strategy； Zhengzhou
（责任编辑：平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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