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三大经济结构调整辨析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王顺华　作者：admin　责编：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5年来，湖北的三大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适应了湖北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另一方面也适应了应对危机冲击的特殊性要求，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正是这种结构变化，支撑了湖北近五年来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湖北在应对危机冲击中逆势奋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既是长期的过程，也是紧迫的任务，对湖北具有特殊重要性。湖北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要适应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新要求，继续下大力气调整、优化结构，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湖北的发展趋势是和全国的发展大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的重要时期，将对湖北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在应对世所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5年中，湖北攻坚克难，逆势奋进，经济发展取得了速度加快、总量扩大、质量提升、位次前移的巨大成就，开创了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与此同时，湖北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选择三大经济结构调整变化情况进行梳理并作辨析。

    一、关于产业结构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湖北产业结构调整变化是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同时也要看到，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不够，是湖北的一大短板，应当在发展中补上这一短板。

    产业结构又称供给结构，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层次。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总量构成指标，即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二是增量贡献指标，即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总量构成看，过去5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由10．8:47．3:41．9调整为10．1:45．3:44．6，湖北三次产业结构由14．8:44．4:40．8调整为12．8:50．3:36．9。2012年与全国相比，湖北一产业高2．7个百分点，二产业高5个百分点，三产业低7．7个百分点。从增量贡献看，过去5年，全国三次产业贡献率由3．0:50．7:46．3调整为5．6:49．0:45．4,湖北三次产业贡献率由4．9:50．9:44．2调整为5．1:59．1:35．8。2012年与全国相比，湖北一产业低0．5个百分点，二产业高10．1个百分点，三产业低9．6个百分点。

    上述调整变化表明湖北第三产业发展明显不足。怎样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

    首先，产业结构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湖北发展历史看，第三产业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并不一定就是发展的最好时期。本世纪初期，从2000年到2003年湖北连续4年第三产业比重高于第二产业，但那时的GDP总量不到5000亿元，GDP增速都在10％以下。恰恰从2004年开始到2012年，第三产业比重低于第二产业，但GDP连续9年以两位数增长，总量超过2万亿元。从全国发展情况看，第三产业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并不一定是发达地区的标志。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北京、上海、贵州、海南、西藏5省（区、市）的第三产业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很明显，北京、上海是高水平的高于，贵州、海南、西藏是低水平的高于。从国际经验看，并不一定是第三产业比重越高越好。先进发达国家如美国，第三产业高度发达，但实体经济空虚化，不得不实行“再工业化”；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7．5％下降到2012年的0．9％，主要就是在经济转型中忽视了工业。可见，第三产业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并不是经济发达、结构优化的唯一标准。

    其次，产业结构总是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动态变化，具有明显的相互交织性特征。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变量。在工业化初期，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业与工业的交织变动上，农业比重逐步降低，工业比重逐步上升。在工业化的中后期，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工业和服务业的交织变动上，其中，中期的趋势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都有提高，但工业比重高于服务业比重，后期的趋势是服务业的比重高于工业。湖北从1978年开始第二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工业化初期的特征逐步显现，到2012年第二产业比重达到50．3％，说明工业化在加速推进。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5年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以年均20％的速度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强劲引擎，工业化中后期的特征也开始显现。

    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与GDP总量增长相关，而且与人均GDP增长相关。以服务业发展为例，有学者在研究典型工业化国家服务业结构演变规律后得出结论，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当人均GDP在3000国际元以下时，是服务业低水平发展阶段；当人均GDP在3000—11000国际元时，是服务业与工业并行发展阶段；当人均GDP在11000—22000国际元时，是服务业加速发展阶段；当人均GDP超过22000国际元时，进入服务业发达阶段。这就告诉我们，服务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及其在产业结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是建立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的。

    综上所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湖北产业结构调整变化是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同时也要看到，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不够，是湖北的一大短板，应当在发展中补上这一短板。无论是以现价美元、还是以调整为1990年的国际元来衡量，2012年湖北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超过9000国际元，都标志着湖北开始进入从服务业与工业并行发展向服务业加速发展转变的阶段。

    二、关于需求结构

    过去5年湖北的消费占比和消费贡献率都是下降的，与全国相比下降幅度更大。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有三个关系需要把握。首先是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其次是消费和投资的关系，第三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

    需求结构又称动力结构，即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解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流出三大部分。衡量需求结构的指标也有两个，即总量构成指标和增量贡献指标。从总量构成看，过去5年，全国消费、投资、出口结构由49．6:41．6:8．8调整为49．2:48．1:2．7，湖北需求结构由52．4:46．6:1．0调整为44．1:55．4:0．5。2012年与全国比，湖北消费低5．1个百分点，投资高7．3个百分点，出口低2．2个百分点。从增量贡献看，过去5年，全国需求贡献率由39．6:42．4:18．0调整为51．8:50．4:－2．2，湖北需求贡献率由40．8:58．7:0．5调整为38．2:66．2:－4．4。2012年与全国相比，湖北消费低13．6个百分点，投资高15．8个百分点，出口低2．2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表明，过去5年湖北的消费占比和消费贡献率都是下降的，与全国相比下降幅度更大。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有三个关系需要把握。

    首先是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在一定的阶段具有相互适应性。从理论渊源看，古典经济学强调供给，其基本假设是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因而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否定了这一基本假设，凯恩斯理论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从那时起到20世纪60年代，宏观经济学非常强调需求，国家的宏观政策也主要是需求管理。20世纪70年代工业化国家出现“滞胀”之后，宏观经济学更关注需求与供给的并重。从我国发展实践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需求过旺，所采取的政策取向是增加供给，同时抑制需求。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政策取向是刺激需求，同时改善供给。特别是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中，把需求政策运用到了极致。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矛盾，既有需求方面的，也有供给方面的，需要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湖北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在供给结构中第二产业发展占主导，在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占主导，两者是相适应的。

    其次是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消费和投资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但“第一拉动力”究竟是消费还是投资？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投资、低消费，长期以牺牲消费支撑高投资，换取经济快速增长。这是一个误解。数据表明，改革开放34年来，我国的消费占比每年都高于投资占比，平均消费占比约为60％，投资占比约为38％；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4年中有11年低于投资贡献率，其余23年均高于投资贡献率，其中有14年达到60％以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贡献率相当。本世纪以来的13年，湖北消费占比除近4年低于投资占比外，前7年都高于投资占比；消费贡献率有7年低于投资贡献率，有4年高于投资贡献率，其中有3年超过70％，与发达国家相当。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在消费可能低估的情况下 （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的消费并没有完整地包括居民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消费），消费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并不是消费占比和消费贡献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75％左右），就是最好的结构水平。

    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能动的相互促进关系。在作用机理上，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对经济增长分别具有基础性作用、关键性作用。在决定机制上，消费决定于居民收入水平，投资决定于储蓄积累，但从根本上来说，收入提高、消费扩大要依赖于生产增长，即投资的增长。在作用过程上，消费是相对稳定的慢变量，投资是相对直接的快变量。在发展结果上，消费是目的，投资是手段。我国发达地区都是国家发展战略中优先投资的地区，欠发达地区都是投资不足的地区。有研究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逐渐形成并保持东、中、西部大约6:2:1的投资格局，拉大了地区发展差距。直到后来全面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后，这种格局才逐步改变。到2012年，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投资分别占41．1％、23．8％、24．0％、11．2％，东部地区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投资优先是东部地区发展领先的根本因素。在实现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动态平衡中，过于倚重其中任何一种动力都不可取。特别是在当前强调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时，不能通过压缩投资、降低投资率的办法来提高消费率，而应从投资和消费的共同扩大和增长中寻找更佳结合。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投资率趋于上升、消费率趋于下降是必然现象；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特殊时期，加大投资是必然选择；在欠发达地区追赶发达地区过程中，加大投资更具有补课性质。

    第三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在开放的条件下扩大内需，要着眼于全球配置资源和要素，形成扩大内需与拓展外需的良性互动。相对于内需而言，外需的不稳定性特征明显，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外需的不稳定性更为明显。相对于全国而言，湖北的外需不稳定性更为突出。入世11年来，全国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3年为负数（均在危机期间），湖北外需贡献率有4年为负数（3年在危机期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5年来，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有1年下降（2009年）、4年上升；同期湖北有2年下降（2009年、2012年）、3年上升。这说明湖北开放程度不高，开放型经济发展仍是短板。

    拓展外需不仅与扩大内需不矛盾，而且相互促进。一方面，外需促进了投资。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超常增长与超低波动并存的奇迹，避免了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其原因就在于外需对投资和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外需也能促进消费。包括改善消费结构，提高消费层次；促进消费升级，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增加财富效应，提升消费能力等。概言之，外需既促进投资，也促进消费，进而促进扩大内需。我们不能因为净出口在GDP中占比不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而忽视外需，也不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外部环境更为复杂而轻视外需，更不能因为强调扩大内需而放弃外需。特别是对内陆省份的湖北来说，更需要实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补齐开放型经济发展不够的短板。

    三、关于城乡和区域结构

    2006年到2012年，湖北GDP总量在全国的位次前移3位，在中部的比重由17．7％提高到19．1％，提高1．4个百分点。从 “两圈一带”、“一主两副”，到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的形成和实施，湖北的区域发展战略日趋成熟，富有特色，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城乡和区域结构反映了生产力的空间布局状况。完善城乡和区域结构的目标是逐步缩小差距，促进协调发展。

    城乡结构随着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而演进。近5年来，我国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关系也发生了积极变化。全国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5年提高6．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4个百分点；湖北城镇化率由44．3％提高到53．5％，5年提高9．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84个百分点。城镇化率达到50％，是实现城乡结构历史性变化的重要标志。全球城镇化率在2008年超过50％，我国在2011年超过50％，虽然晚了3年，但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全球城镇化率（52．1％）0．5个百分点，说明我国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湖北的城镇化率长期低于全国，但在2011年发生逆转，当年超过0．5个百分点，2012年超过0．9个百分点，说明湖北的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

    中国的城镇化率被高估了，这是近年来人们的普遍看法。但究竟高估多少，则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对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进行简单比较，如2012年全国的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是52．6％，按户籍人口计算是35．3％，认为高估了17．3个百分点；湖北的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是53．5％，按户籍人口计算是34．6％，认为高估了18．9个百分点。这种比较把非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完全排除在外，不尽合理，因为这些人已一定程度享受到城镇化的成果。另一种是将农民工按享受城镇化成果的程度计入城镇人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了 “加权城镇化率”的概念，计算出2011年全国加权城镇化率为43．1％，比公布的城镇化率低8．2个百分点，比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高8．1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城市蓝皮书》，推算出2012年全国真实城镇化率为42．2％，比公布的城镇化率低10．4个百分点。综合两种计算方式，可以看出，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约比公布的城镇化率低8—10个百分点。由此估算，湖北2012年真实城镇化率约在45％左右。

    区域结构随着发展战略的演进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东部率先发展和沿海带动战略，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近些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区域结构逐步得到改善。以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为例，2006年到2012年，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由18．7％提高到19．8％，提高1．1个百分点。湖北GDP总量在全国的位次前移3位，在中部的比重由17．7％提高到19．1％，提高1．4个百分点。从 “两圈一带”、“一主两副”，到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的形成和实施，湖北的区域发展战略日趋成熟，富有特色，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武汉城市圈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GDP总量之比由2007年的60．7:39．3调整为2012年的59．8:40．2，鄂西圈上升0．9个百分点。“一主两副”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在GDP总量中，武汉市在全省的比重由34．3％提高到 35．9％，提高1．6个百分点，在武汉城市圈的比重由56．5％提高到57．7％，提高1．2个百分点。襄阳、宜昌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GDP总量占全省比重由17．6％提高到22．5％，提高4．9个百分点，在鄂西圈的比重由46．8％提高到53．7％，提高6．9个百分点。

    在区域发展中引发议论较多的是，武汉是不是“一市独大”？对此也要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大武汉曾经有过历史的辉煌，但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大武汉的地位下降。近些年武汉奋起直追，经济总量连续迈上几个大台阶，到2012年位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第4位。尽管如此，距昔日的辉煌还有较大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市独大”还大得不够。促进湖北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是限制武汉市发展而支持其他地区发展，而是促进各区域共同发展。武汉强则湖北强，湖北强则武汉更强，这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通过以上对三大经济结构的辨析，可简单归结如下：

    1．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5年来，湖北的三大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适应了湖北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另一方面也适应了应对危机冲击的特殊性要求，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正是这种结构变化，支撑了湖北近五年来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湖北在应对危机冲击中逆势奋进。

    2．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既是长期的过程，也是紧迫的任务，对湖北具有特殊重要性。湖北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从总量看，2012年全国GDP过万亿元的共有27个省（区、市），其中过5万亿元的有3个，过3万亿元的1个，过2万亿元的7个，湖北还处在第三层次。从结构看，湖北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和区域结构都存在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要适应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新要求，继续下大力气调整优化结构，发挥优势，补齐短板。

    3．湖北的发展趋势是和全国的发展大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的重要时期，将对湖北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比如，在增长速度换档期，全国经济增速由过去30多年的近10％换档为“七上八下”，湖北经济增速也在放缓，但仍需保持10％左右的增速。在结构调整阵痛期，不得不付出应有的代价，湖北也不例外，要在阵痛中获得新生。在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虽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国家不会出台新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这就需要打破“路径依赖”，调整发展思路，完善发展举措。

    当前，湖北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比值可能接近或达到峰值，如2012年第二产业比重达到50．3％，投资比重达到55．4％。在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后可能出现拐点，即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投资比重下降、消费比重上升。这是一种长期趋势，近几年已初现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