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进行一场“西进运动” 重庆是未来的王牌时间： 2015-08-05信息来源： 作者：wyg_admin 责编：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 撰文指出,当下,中国的产业和人口大多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侧,西北地区虽国土面积广大,资源丰富,却无足够的人口与产业,未来,中国需要进行一场“西进运动”,先造就中国西部的振兴,刚才可以中国西部为跳板,形成与中亚的普遍互补与合作。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半年算账,诸城无恙?
近日,中国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笼,各地增速中,以重庆为最,江西、湖北等中部诸雄次之,若以城市论,综合增速,以及综合成长性,未来中国最有希望成为新时代王者之城的,非武汉和重庆莫属。
现代汽车落户重庆,或是重庆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实体经济振兴的注角。不仅是现代汽车,还有此前的IT等产业,众多欧美企业,最后都钟情于重庆,绝非偶然。
在大规模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在西部崛起与中部崛起中的辐射能力,在中国产业转移中的特殊地位,三重优势,使重庆成为未来中国不可多得的未来之城。
两大体系中的未来之城
要发展速度,还是要青山绿水?
这是很多地方的艰难选择。
从2011年至2014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分别为9.2%、7.8%、7.7%和7.4%呈缓慢下降趋势,而同时期的单位GDP能耗,则分别减少2%、3.6%、3.7%和4.8%,呈快速递增趋势。关键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作为穷国,中国未来最优的发展模式也许是,在增速方面,保持一个长期的次高速,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速度。
对于中国区域经济来说,这种模式亦将产生巨大变局。对于北京,上海等先发区域来说,巨大的治污压力,将制约其未来发展速度,对于青海,西藏等涉及到国家环保底线的区域,恐怕经济方面的大发展,亦是无望。而兰州、河北等既发展滞后,生态环境又不太好的地方,亦不适宜在经济发展领域作太大指望。最大的机会,来自既保持高速发展,生态环境又相对比较好的地方。
而重庆最近几年发展速度,远远领先于全国,重庆坐拥江湖山川,生态环境在大城市中优势比较突出,在经济发展和保持生态环境方面,重庆拥有比北京和上海等地更多的弹性空间。可持续发展性更强。同时,在兰州,河北等未来受制环境保护的时候,重庆亦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发展,而不至于弄得雾霾重重。
既要重视物质财富,又要生态环境保底,金山有价,青山无形。金山代表现实,青山留给未来,保持现实与未来的平衡,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显性财富与隐性财富的平衡,积极进取与敬畏底线的平衡,方为正道。
东部增速已低,西部环境保护任务严重,华北受制于严重破坏的生态。中国未来真正有潜力的地方,就在中南。如重庆,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等地。
本次河北强行介入,最后落败,其实凸显了外界对其的担忧。京津冀经济圈在国家规划中,涉及到1亿人口,被寄望于成为未来的世界第一大都市圈。
但是,京津冀从诞生一刻起,就被广泛质疑。中国是一个半市场经济国家,珠三角和长三角,基本是市场造就,而京津冀,则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资源禀赋方面来说,京津冀并不适合成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极,尤其不合适大搞工业,中国的北方一向缺水,南水北调,福祸难测,如果中国最后成为一个接近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则京津冀的人口和产业,将自有迁移,不可能形成当下的人口密集,工业密集的区域。
产业的趋同与发展战略的重叠,是中国区域经济战略规划的一大弊端。若由市场选择,京津冀根本不需要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圈。中国未来最大的机会,应该一个是成渝经济圈,一个是长江中游经济圈,武汉和重庆,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之城。
中部的尾,西部的头
在国家大战略中,重庆既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西北和西南的交汇点。在著名的中国地理战略学家胡焕庸先生划定的人口地理分布线中,重庆在西部的中心。可谓中部之尾,西部之头。
激流而下,势不可挡。
国家的崛起,必借助产业崛起,而产业的崛起,必形成产业落差,方才有最大的发展势能。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崛起,主要是借助欧美和中国之间的产业落差,由此,沿海率先承接欧美和日韩产业转移,实现了东部崛起。
至于改革中后代,时势已变,中国发展的驱动机制,从单向驱动,变为三重驱动。即,中国仍然承接欧美产业转移,但是,中国内部亦形成了巨大的区域差别,由此产生了国内的产业落差,并由此引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内产业转移,第三大驱动力量,则更显苗头,即中国对于亚洲国家,尤其是东盟和中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落差。
目前,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第一种驱动机制,逐步遇到阻力,原因有二,一是欧美制造业的回流,造成对于中国的巨大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借助全球危机开始抬头。二是,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以及逐步的产业升级的冲动,中国与欧美将逐步从互补走向既互补又竞争。这条路,日本和韩国、台湾崛起的时候,曾走过,未来中国也不可避免。宏碁刚开始给欧美做代工,后来成为巨大竞争对手,经过长期努力后实现产业独立,目前,如家电等行业,装备制造等领域,中外企业亦开始同台较量。
而中国对于亚洲国家的产业落差,尚不明显。
中国本身不发达,无法与东盟国家形成产业落差,也就无法产生互补性。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是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北部湾无法成为双方资源流动中心,中国提倡多年的北部湾战略之所以一直无法实现,根源也在于此。
未来,中国若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比东南亚诸国早一步完成现代化,方可形成对东南亚的产业落差,在双方产业互补的基础上,中国可将东南亚变为自己最大的战略腹地,彻底实现大国崛起。李克强提出的“以高铁换大米”的策略,其实隐含了一种产业互补的关系。
但是,中国与东盟的互补并不明显,象高铁技术这种中国本土原创的高新技术还不多,目前东盟更多与日本产业互补。
中国未来最大的动力,来自国内的产业转移。
随着中国广阔内陆产业转移的完成,中国将形成一个U形曲线产业结构,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研发和高端的产业核心区,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中心,而加工制造这个U形曲线的底端集中于中西部。
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两大模式,其一西北模式,由于生态保护环境形势严峻,西北集中了中国大片的禁止和限制开发土地,其大规模工业化,必然受到制约。适合转移部分产业,同时发挥本土旅游,农业等特色产业。如青海和内蒙的畜牧业,新疆的棉花等。
其二是集群策略,尤其适用于中部区域以及西南。成渝经济区,长江经济带,中原经济区等。在这些区域,应该大规模转移传统产业,并且形成产业集群。重庆成为IT产业基地,以及未来的汽车产业基地,富士康迁移到河南,即是明显的标志。
未来,在完成集群式的产业转移之后,广大中部,已将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级,而重庆作为中部之尾,西部之头,既是西南制造业中心以及综合经济中心,又是中国中部辐射西部的前沿,由此,重庆将具有非常广阔的战略腹地,是仅此于未来上海、武汉的中国经济第三战略要地。
新的重庆模式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其基础,即是重庆借其中尾西头的辐射能力。而现代汽车落户重庆,很大的原因,亦是希望可形成在中国市场的广泛占领。
发挥渝新欧的双向作用
渝新欧贯通中西,重庆一城独大。
2011年始运的重庆-新疆-欧洲(渝新欧)国际铁路,开辟了中国对于欧美的陆路交通。被寄托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欧洲的重望。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在20多年来所有国内开通的新欧洲货运中,唯有重庆始发的“渝新欧”目前实现常态化运行,占了货运总量8成以上。由此,渝新欧成为重庆的国际化核心战略资源和最大比较优势。借助渝新欧铁路,在重庆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快速抵达欧洲。
但是,渝新欧铁路的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其一是,目前主要运输笔记本电脑、机械电子产品和汽车零配件,还缺少更多的产品,二是运回中国的货物还比较少。
而产品的缺少,反应的是产业问题。一个是,长江经济带的其他城市,仍然还是多借助海路发展对欧美交易。二是,重庆还未发挥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带动作用,虽然与欧美形成了互补,但是,中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中国不仅存在对于欧美的反向产业落差,更应该形成对于中亚的正向产业落差。
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价值在哪里?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额为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大约是建交之初的100倍。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最大贸易伙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但是,在这一数据背后,隐藏着一大问题。中国与中亚之间的贸易,并不对等,中国的进口远大于出口,表明双方的需求关系不对等。
中国需要中亚的石油,但是,中亚诸国并不需要中国。中亚诸国工业处于低端水平,而中国西部更是工业不振。由此,中国的制造业在中亚并无用处之地,欧美的高端产品,才是畅销货。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最有说服力,除中国外,其他几个贸易大国分别为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等。可以看出,除中国外,其它均为发达工业国家。
当下,中国的产业和人口大多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侧,西北地区虽国土面积广大,资源丰富,却无足够的人口与产业,未来,中国需要进行一场“西进运动”,先造就中国西部的振兴,刚才可以中国西部为跳板,形成与中亚的普遍互补与合作。
如中国西部振兴,则未来,健全的工业体系,精良的制造,相对高端的技术,刚才是中亚诸国所需。中国与中亚诸国,才真正形成产业互补,丝绸之路经济带,方才腾飞。
而在西部诸城市中,其实只有重庆等主要城市具备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化的条件与可能性。尤其是重庆,已经成为西部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最大的物流业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虽以新疆为前沿,却最终以重庆为驱动。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