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部;城镇化;特征;成因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力量的深入与知识经济时代新兴特征的逐渐发展，我国城镇化迈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然而，我国不同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的发展现实决定，以“区域”为空间尺度进行的城镇化研究不仅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结合，也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三大经济地带中，东部地区属于城镇化先发地带，中部地区①作为东部与西部的连结地带，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始终处于中游水平，1990年代之后，其与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距逐步拉大。然而，进入21世纪，中部地区城镇化率增速位列三大经济地带首位，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具有后发优势的地区。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而形成的新兴经济格局下进行的，因此其城镇化发展不能简单复制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而应探索一条适合区域发展现实的城镇化道路，这就要求对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特征进行深入探讨。

　　目前针对中部地区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动力机制的分析与探讨，根据研究方法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定性与规范比较研究，侧重于横向的比较分析，即将中部地区与东部城镇化先发地区相比，探讨两大区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政策差异、宏观环境差异等。如张泰城等[1]在分析国内外城镇化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部地区的区域特点，认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结构是多层次的。刘传江等[2]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呈现钟摆式，虽然实现了产业转移但因未能在新居住地沉淀而不彻底等结论。这些研究均说明，中部地区城镇化推进多年，产生了一系列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地域性独有特征。另一类为定量研究，多采用统计学中的因子分析法，研究对象多为中部地区某省份或某城市，侧重于纵向的深入分析，致力于得出其城镇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如石丹丹[3]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长沙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的分析;李娟文等[4]对湖北省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孙新雷等[5]对河南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及基本动力机制的研究，以及钟笃粮[6]对江西省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以上研究在工业化与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重要推力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但是，这种纵向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部地区特有的发展特征与宏观背景。

　　中部地区城镇化特有的发展特征是客观存在的，对其研究归纳不容忽视，但这也正是以往研究中所欠缺的，以往的研究以区域为研究单元及空间尺度的并不多见。因此，本文试图以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对其城镇化发展进程及演变格局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并归纳中部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城镇化特征，以期为该地区的规划实践提供一定现实依据，同时也可为深入探索该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提供一定启示。

　　2 中部六省城镇化进程的特征分析

　　2.1 经济视角

　　(1)产业结构固化单一，第二产业长期占据绝对优势，第三产业提升缓慢。

　　相较突出的生产性职能，中部六省服务性经济职能的发展略显不足。从六省产业结构来看，均存在第二产业比重在三次产业中占绝对比重且领先优势仍在进一步提高的现象。相对于东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为50%左右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仍显现出非常典型的以生产性职能为主的发展模式，服务性职能稍显薄弱(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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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重工业长期占据主导，城市服务性职能发展缓慢。

　　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基础主要依托于国有大型项目投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中部地区投入了众多重要的工业项目。“一五”时期，我国计划将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冶金、煤炭、机械等重工业之上，工业布局上考虑到国防需要主要放在东北和内地城市，项目安排上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为重点。获得重点项目的城市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新兴的重要重工业型城市。156个工业项目中，山西太原有11项，湖北武汉有8项，河南鹤岗则迅速发展成为煤矿城市。资源型工业、重化工业是中部地区工业发展的主要基础，并逐步演变成了地区的支柱行业。这样的发展基础使得中部地区的城市轻重工业结构比例略显失衡，重工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城市始终以生产性职能为主。

　　此种发展基础使得中部地区的主导产业集中于资源密集型工业以及部分大型国有项目所支撑的行业。湖北省主要以汽车制造(二汽)和非金属矿采选业为主导，山西、河南主要以煤矿资源型工业为发展主导，形成了特殊的工矿城市、工矿区域等。安徽、湖南、江西则主要以1990年代的资源型工业为基础，新世纪后逐渐开始以钢铁、机械加工工业为发展主导(表2)。中部地区由此而发展成为生产性职能突出、以重化工业发展为主要动力的地区。

　　中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以重化工业为主，以计划经济时期大型工业项目为基础，现阶段仍以原有大型企业为依托，产业内分工协作以及企业分支机构的设立都集中在大城市，使得中部地区大城市的生产性职能尤为突出。相比之下，这些大城市的服务性职能较差，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均与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存在一定差距。

　　2.2 人口视角

　　(1)1990年代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出。

　　1990年代之前，受户籍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特征等的影响，远距离跨省人口迁移现象并不明显。1990年代之后，大量的外来资本和经济活动注入我国东部地区;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下，要素在市场内部流动性进一步加强，其中，人力资本要素的重新配置，即人口迁移特征在我国十分突出。此阶段人口众多而本地就业吸纳不足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规模人口跨省迁出现象，形成了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标志性特征之一[7～8]。

　　中部六省人口大规模跨省迁出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中部六省常住人口合计达到32279万人，仅与户籍人口(32316万人)相差37万人;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差距扩大至872万人;至2010年，差距进一步扩大至3179万人。1995-2010年，中部六省户籍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8.6‰，而同期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4.6‰，常住人口增速慢于户籍人口，表明中部六省整体呈人口净流出态势(图1)。

　　2010年，中部六省除山西省外人口均呈净流出态势。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保守估计六省跨省流出人口总量达到3179万人②(表3)，占中部六省户籍总人口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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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跨省迁出人口已大部分实现异地城镇化。

　　以湖北省为例，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95-2000年，跨省迁出的人口中，60.4%的人口发生了乡—城迁移(图2)，表明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在跨省迁移过程中实现了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即实现了异地城镇化。

　　2.3 城镇体系视角

　　(1)城镇体系发展失衡，“一市独大”现象普遍。

　　中部地区城镇体系的典型特征是除省会城市外，大中城市发展不足。除河南省有两座城市(郑州、洛阳)城市人口规模超过200万外，其余五省仅省会城市人口超过200万;江西、湖北、湖南省100～200万人口城市缺失，其余三省该等级城市数量也明显低于东部发达省份(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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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会城市“一市独大”的特征在中部六省表现较为突出，与东部省份比较，无论是经济指标还是人口指标，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占全省比重均相对较高(图3)。

　　(2)小城镇普遍发展薄弱。

　　不仅各级城市发展不足，中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也较为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城镇规模偏小且用地不集约。2009年，中部六省建制镇(县城城关镇除外)的平均镇区面积为274hm2，远低于东部地区浙江、江苏和山东省的镇区规模。就人口规模而言，中部六省镇区平均人口规模为0.69万人，亦小于东部(表5)。

　　产业基础薄弱。2009年，中部六省建制镇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均较高，可见中部六省小城镇二三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就业吸纳能力均远低于苏浙鲁三省(图4)。比较2009年各省建制镇企业情况，可知中部六省建制镇企业数、企业从业人员和企业实交税三项指标均与苏浙鲁三省存在较大差距(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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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服务设施发展相对滞后。虽然中部六省在“十一五”期间相继推行“百镇千村”工程，但总体而言，小城镇社会服务设施仍较为薄弱。比较2009年中部六省及苏浙鲁三省的建制镇镇均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可以看出中部六省建制镇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方面虽与东部地区差距不大，但幼儿园的配置总体较少，文化设施数量则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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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城镇空间组织上仍以“点—轴”式发展为主，城市间经济关联薄弱。

　　建国以来，国家层面施行的针对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不断升级，起初多是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以推进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为城镇化发展的主导。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之下，因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或地形优势适合人口集聚发展的地区率先发展为城镇;此后随着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交通线路沿线的城市发展速度较快，逐渐形成了沿轴线布局的城镇发展地带。1990年代之后，国家层面施行的城镇化战略开始逐渐重视城镇空间布局与规模结构，相继提出了针对城镇规模等级结构调整的要求，并试图加强城镇间发展关联，促进城镇连绵区域的形成发展。

　　中部六省的城镇空间布局形式特征与演变较为一致，可归纳为“自然、资源条件为依托的点状布局—项目基础、交通设施为依托的轴线布局—交通干线、重要资源为依托的点轴式布局—初始化网状布局”模式(表7)。即初期多数率先发展的城镇源于资源型与重化工业项目的投入;之后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中部地区的地理特征，沿河流水系与交通轴线的城镇发展进一步加快，在空间上直接体现为以“点—轴”式空间结构为主的发展格局;进入新世纪，中部六省虽然均欲依托城市带、城市群进行社会经济发展空间的拓展，但是现阶段中部六省的城镇发展仍以点轴式布局为主，城镇间关联紧密的连绵发展区域尚未形成，城市带与城市群在中部地区仍仅为地域空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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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部六省城镇化特征的成因初探

　　(1)城市内生发展动力较弱。

　　中部六省虽然工业化基础较好，但是城市内部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动力较弱。大项目的早期注入使得企业职能分工较为固定，集团设立在城市中的分支机构与城市本地企业问前后向关联较少，对于就业人员的吸纳也较多依赖大型企业集团或资源型企业集团，本地企业发展较慢，就业吸纳能力相对较弱，加上城市服务性职能发展不足，具有较强就业吸纳能力的服务型行业发展不足等均使得城市的集聚效应无法加强。另一方面，大型重工项目多集中于大城市，相对固化的企业职能分工体系使得中小城市很难在发展中寻得一席之地，因此中部各省小城市数量虽多，但现阶段由于经济动力不强，也无法起到对周边小城镇的集聚作用，因而造就了现阶段中部地区较为畸形的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小城市经济实力不强且较为分散，“一市独大”现象比比皆是。

　　(2)小城镇发展不足，在城镇化进程中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部地区小城镇产业发展的不足直接导致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一方面，中部地区小城镇农业现代化水平落后于东部先发地区，农业劳动效率、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导致了第一产业初始动力不强。此外东部先发地区小城镇多为内生型发展，而中部地区小城镇未能享受到东南沿海地区小城镇率先对外开放的特殊优惠政策，丧失了民营经济崛起和壮大的先机：由于长期缺少国家投资，失去了外源性融资的渠道，使得中部地区小城镇的非农产业多以简单的附加值低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以乡镇企业等形式为主的非农经济较为薄弱，无法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也很难实现要素集聚。再加上小城镇生活服务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不能起到应有的集聚效应并对周边农村地区产生辐射，使得中部地区的小城镇虽然数量众多，但未能在其城镇化进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3)本地就业供给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异地就业。

　　对外开放与国家的沿海倾斜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出现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快速便捷的交通联系为东部地区城市间经济关联的增强奠定了基础，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活力、企业数量、经济体量、收入水平等均领先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大城市生产性职能较强，主要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服务性行业目前发展不足，就业吸纳能力相对较差;同时中小城市及小城镇非农产业发展较为薄弱，吸纳就业能力也较差，使得中部地区整体呈现本地就业供给不足的特征。在中部地区推力与东部先发地区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大量中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未能在当地实现转移就业，而是越过省内大中城市或小城镇，直接到其他省市就业，形成了标志性的“异地城镇化”现象。

　　(4)政策引导等自上而下的城镇化促进战略正成为中部城镇化的重要支撑。

　　外部政策是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宏观保障。从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到发展县域经济，再到现如今重要的城市群发展战略，中部地区在城镇化空间布局结构等方面均呈现了一定变化。1980年代之后，国家经济发展重心逐渐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中部地区城镇化内生动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与东部先发地区逐步拉开了差距，并且经历了较长时间滞后。进入21世纪，国家提出“中部崛起”发展战略，欲使中部承接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转移、促进本地产业发展进而逐渐改变旧有的固化单一经济结构，还包括增强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与企业关联、促进中部地区加速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针对性的倾斜政策对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目前，中部地区城镇化增速位列三大经济地带之首，呈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可以预期，未来更多的有针对性的有利于中部地区发展、并结合中部地区自身城镇化特征的政策和宏观战略，将对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产生重要的作用。

　　4 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1)加速推进中部地区城镇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与外部环境的差异巨大，使得中部无法完全复制东部地区的先发经验。因此，探索一条适合中部地区的创新型城镇化道路具备现实意义。

　　(2)长期以来，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动力较为固化单一，经济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薄弱是其城镇化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大型工业项目支撑的经济发展通常就业吸纳能力不强，造成当前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在省内实现转移而跨省迁移。

　　(3)对于受“自上而下”式发展逻辑影响的中部地区而言，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引导对于城镇化进程的推动是十分有利的。引导东部地区部分产业向中部转移、加强中部地区城市群的建设是新世纪以来国家针对中部地区的重要发展战略，这样的政策战略引导已经对中部城镇化的推进产生了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目前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增速在三大经济地带中位列首位即为证明。

　　(4)中部地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发展动力(内生动力)较为薄弱，未来城镇化的推进需要从外部寻求新生动力以实现。其中在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资金投入政策的倾斜引导下，承接东部部分产业转移是当前良好的契机与方式。产业转移应该在未来—段时期成为中部地区城镇化主要的内生动力来源，应以产业转移为依托推动中小城市发展，提高非农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接纳一部分外出回流人口或当地待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5)中部地区小城镇数量在城镇等级体系中占据最大比重，但乡镇工业在小城镇的发展并不成功，因此需要从新的视角探讨小城镇在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模式与基础作用，如发展商贸服务型小城镇，辅以加强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或将是推动中部地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 本文中的中部地区指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山西等六省。

　　② 因尚不掌握由其他各省流入中部六省的人口数，此处根据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差值近似估算流出人口数，实为净流出人口数，低于实际流出数。

　　参考文献

　　1 张泰城，张小青，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及路径选择研究[J].经济问题，2007(2)：47-49.

　　2 刘传江，张辉，黄云平，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J].经济评论，2004(6)：39-43.

　　3 石丹丹，长沙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7)：132-133.

　　4 李娟文，刘耀彬，白淑军，湖北省城市化水平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地理，2003(6)：782-785.

　　5 孙新雷，郭鸿雁，河南省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经纬，2003(5)：28-32.

　　6 钟笃粮，教育对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及启示[J].安徽农业科学，2009(26)：12729-12731.

　　7 王桂新，黄颖钰，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1995～2000[J].人口研究，2005(1)：19-28.

　　8 刘彦辰，1990年代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特征分析[D].吉林：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