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24次专题研讨会综述时间： 2024-03-27信息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23年第11期 作者：沈体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肖金成，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责编：袁朱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具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区域内生态禀赋优良、风物多样，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被确定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将进一步提升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发展产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水平。
与会专家结合当地发展实际，深入分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的地理区位、战略地位和功能定位，指出了目前双城经济圈建设面临的痛点和难点，并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建言献策。与会学者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把握好历史机遇，进一步提升内陆地区对外联系的枢纽地位，通过顶层设计和技术创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城镇体系，改善营商环境，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成为我国西部重要的战略科创高地、中国经济“第四极”、国家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源。
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可见一斑。与会诸多专家就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位优势做了深入解读，为双城经济圈把握自身战略地位、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诸多发力点。
（一）成渝地区是我国西部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
中国西部地区地处亚欧大陆内部，“一带一路”倡议将其推向了开放前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具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是我国内陆板块与周边国家进行广泛联系的核心枢纽，在未来国家发展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济发展离不开要素流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研究员指出，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路线。利用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内陆开放枢纽，能够打破原有单纯依靠沿海开放辐射内陆发展模式，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畅通度。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教授也提出，成渝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使其成为西南丝路的起点，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开启交往的重要动力源。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李国平教授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不仅可以通过中欧班列等陆运形式向西经过中亚等地连接欧洲，更可以从海上连通欧洲，即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向经贵州、广西出海，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极其重要的枢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玲从宏观角度指出，成渝经济区是中国西部开放最有实力最有基础的战略高地，是国家南向西向的开放门户，具有较为完善的开放通道、平台和机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助推内陆地区成为开放前沿，带动内陆和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有利于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基地，助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二）成渝地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提升了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大局中的战略位置，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中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李国平指出，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都在沿海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存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在国家层面上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大战略，无论是从国家尺度还是全球尺度来看，其发展对于优化区域空间结构都非常必要。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学良认为，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放在中西部大格局看，黄河流域的郑州、西安以及长江流域的武汉、成都、重庆五个城市未来将发展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甚至是未来亚欧大陆经济发展的压舱石。金碚也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打造内陆开放枢纽，形成强有力的中西部核心城市，对于打破原有单纯依靠沿海开放辐射内陆的发展模式有重要意义，是推动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有力举措。
（三）成渝地区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基地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国际秩序不断重塑，地缘政治博弈日趋加剧，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突出且复杂多变。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
成渝地区地处内陆西部纵深地带，是保障国家安全天然的战略后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工业经济研究所陈晓东研究员表示，成渝地区处于内陆纵深腹地的核心，在历史上就有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作用。随着国际政治和地缘格局的不断变化，成渝地区的战略地位将更加显著。陈文玲指出，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深刻演变的背景下看，其战略地位和重大价值陡然上升。当前全球竞争加剧，国际局势紧张，国家安全问题被提至重要地位。成渝地区向北可达新疆，可以建设面向中亚五国和俄罗斯的能源交易中心，与新疆进行一体化布局形成一道重要的能源安全屏障，有效保障国家战略安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范围包括重庆市的中心城区及万州等27个区（县），四川省的成都、自贡等15个市，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2019年常住人口960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近6.3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9％、6.9％、6.3％。尽管成渝双城经济圈在全国区域经济布局中具有重大价值，但目前仍然存在着城镇化水平较低、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同质化发展等诸多问题，必须直面成渝地区存在的各类突出问题，深刻认识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难点，才能更好地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一）城市化水平较低，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
2020年，中国五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以11％的土地，聚集了全国42％的人口，GDP达54.8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4％，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经济集聚和规模效应显著。然而，相对于其他四个城市群来看，成渝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城乡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较为突出，城乡融合发展仍道阻且长。
一般而言，国际领先的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可达到70％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65.2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和农村交织，城镇化水平仅在55％左右，城镇化进程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共河南省委咨询组研究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占仓结合自身在成渝地区的调研指出，成渝及其周边地区城乡发展差距大，交通通达度有待提升，乡村振兴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曹文炼对比成渝地区城市与乡村发展情况指出，在全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当下，成渝地区城乡差距不降反增，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比较突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誉会长范恒山指出，西部欠发达地区众多，综合实力、发展基础和增长动能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存在差距，尤其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差距明显。成渝地区实际上农村人口比重较高，低收入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城乡发展差距较大，部分山区、库区等地区脱贫基础不够牢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压力较大。
（二）城市规模结构不协调，辐射涓滴效应不足
从国际发展来看，良性发展的城市群或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的比例一般保持在1：3：3到1：2：2之间，不同梯队城市相互协作联系，共同促进区域发展。然而，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成渝双核集聚发展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次级城市发育不足，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式”空间结构，城市规模结构不协调，难以形成促进区域整体发展的“涓滴效应”。
超大城市快速发展，次级城市发育不足，成渝地区“虹吸”大于“辐射”，区域发展面临严重的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范恒山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成都、重庆两个超大城市并立，域内大城市偏少，不利于相关功能梯次转移承接和人口等资源流动配置。小城市和小城镇众多，是西部地区城市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但同质化程度较高，比较优势不突出，辐射带动能力总体较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认为，过去20年里，成渝两市“虹吸效应”太大，辐射带动效应相对较弱，出现“双城并立”“中部塌陷”的非均衡发展问题。李国平指出，就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尺度来看，目前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中间是塌陷的，尽管成都已经提出东进、重庆提出西扩来建设重庆西部的桥头堡，但到目前为止成渝两个城市和中间的一些城市发展差距仍然非常大，没有形成合理的都市圈规模结构。
（三）同质化发展问题突出，竞争大于合作
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要一体化推进，要求区域内城市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良好的竞争合作态势。城市间同质化发展一般基于相似的禀赋和历史文化特点，适度竞争能够促进地区发展、提高域内产业竞争优势，但是过度同质化只会导致区域综合竞争力不足，难以可持续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优势产业大类重叠度高，产业分工协调度不高，城市间同质化竞争明显，差异化发展不足，协同合作良好态势尚未形成。董雪兵指出，成渝地区城市间竞争大于合作，毗邻地区作为竞争的前沿，经济发展受到阻滞，加之城市间的行政分割和碎片化发展，导致成渝地区呈现空间发展断裂化、城市经济外围化、产业发展同质化“三化”特征。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中国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刘以雷对成渝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形势分析后认为，双城经济圈内的大多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和举措同质化明显，特色化、个性化不足，城市间数字化协同程度不高。
鼓励协同合作不等于不要竞争，要辩证地看待地区的竞争合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指出，要正确认识成渝地区区际功能和同质化发展的问题。区际竞争归结为同质化，相邻区域由于资源禀赋相同、经济技术水平相近，完全实现差异化发展并不现实；事实上，相邻区域空间尺度越小，同质化程度越高，适度的同质化是适度竞争的前提条件，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四）生态地位重要，绿色发展任务艰巨
成渝地区地处长江上游，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保障区。区域内生态系统脆弱，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易发频发，水土流失、石漠化等问题突出；水系众多，三峡库区一级支流部分河段存在富营养化现象，长江上游生态环境联保共治有待加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两地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提出迫切需求。范恒山提出，成渝地区是长江流域的生态屏障，对长江中下游产生重要影响，其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四川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经济组副组长、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丁任重提到，成渝地区地处长江上游，其重要的生态地位要求双城经济圈在发展中只能大保护而不能大开发，要在成渝地区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减少生态脆弱地区人口压力，增强空间治理和保护能力，使西部地区形成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的新格局，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生态屏障。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必须把握好对外开放的重要区位优势，在已经明确的战略部署和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定力，针对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矛盾和短板，抓住重点，多点发力，多轮驱动，采取更加有力的改革和政策举措，优化发展的软硬环境，充分释放发展潜力，从而推动各项战略部署、目标要求和政策举措能够有效落地见效。
（一）发挥优势地理区位，畅通国际合作通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成为重要国家战略，也是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中发展最迅速的经济大通道和开放新高地。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是连接新欧亚大陆桥的最大枢纽，要进一步发挥长江上游最大城市群的支撑作用，充分发挥成渝地区优势地理区位，带动中老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形成畅通国际合作的重要国际通道。
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优势地理位置需要优化交通硬件建设，打造强连通度的要素流动通道。董雪兵指出，成渝地区要加强毗邻地区国省道等干线公路衔接，加快低等级路段升级改造，打造川渝交通大通道，强化基础设施带动作用。丁任重指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和最主要任务就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成渝地区比较优势，促进产业、人口、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将成渝地区打造成为内陆地区开放战略高地和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发挥成渝地区陆上交通优势，需要加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陈文玲提出，发挥成渝地区沟通西南西北、连接国内国外的独特优势，完善长期支撑共建“一带一路”对外综合运输通道布局，重点打造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发挥通达全球、衔接高效、功能完善的交通中枢作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河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张大卫指出，要在成渝地区构建世界级机场群，发展航空经济。重点稳住成都双流机场枢纽的航空货运能力，将其改造提升成为我国对内面向全国重点航空型都市、对外面向中南半岛的主要客货航运枢纽乃至全球性供应链枢纽城市，使其成为支撑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及国家西部开放的前沿基地。
（二）优化城市体系，促进城市间协同联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单个城市能量的充分发挥，更取决于各城市间的良性互动。成渝地区发展要结合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互补互促为导向，优化城市体系，增强成渝地区各城市间的协同联动。
优化双城经济圈城市结构，需要做好区域内空间规划和顶层设计。丁任重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发挥一体化发展理念，做到统一谋划，一体部署，相互协调，唱好“双城记”。陈文玲认为，当前应重点推进以成都和重庆为双核、以遂宁为成渝北弧中心城市、以内江为成渝南弧中心城市、以安岳为成渝直线中心城市和成渝几何中心城市的建设。
优化双城经济圈城市结构，需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发挥成都、重庆“双核”的辐射带动作用。肖金成和李国平都指出，成渝地区超大特大城市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等方式瘦身健体，防止城市规模太大产生“大城市病”。范恒山认为，要深化成都、重庆两个城市间的合作，加强主体功能、城市品貌、产业体系、重大工程等的统筹，形成各具特色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的活力“双核”。推动双城与周边城市的一体化发展和同城化建设，促进区域中心城市互动和毗邻地区协同，通过功能疏解、产业链延伸、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系融通等发挥辐射引领作用。
优化双城经济圈城市结构，需要明确区域内各城市功能定位。陈晓东指出，成渝地区的各个城市应准确把握在双城经济圈中的功能定位，恰当融入双城经济圈的协同发展体系中，顺势而为谋发展。董雪兵认为，应将川东北、渝东北定位为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成渝中部定位为产业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渝西川南定位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从而合理布局，实现错位互补发展。
优化双城经济圈城市结构，需要促进区域多中心式发展，推动次级城市的发展建设。李国平强调，成渝地区发展必须重视多中心联动和协同发展，促进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不同等级城市联动协同，缩小城市间差距，从而辐射带动更大范围上的开放发展。蒋辅义认为，处于双城经济圈中心的泸州、宜宾两市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可以将其建设成为双城经济圈内的新增长极，解决“南部塌陷”问题，与成渝中心区协同发展，形成强有力的辐射带动面。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秦尊文提出，成渝地区要避免“独大”的问题，必须重视副中心和次区域的建设。要加强对绵阳、宜宾、泸州、南充、达州等城市的建设，同时推进川南渝西等次区域合作。范恒山认为，可以通过特大超大城市瘦身健体、小城镇整合归并等有效途径，优化城市功能，按照有机配套、强化优势的方向，进一步提升大中城市的产业水平和功能品质，推动城市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三）坚持城乡一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是建成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的高品质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标志。要充分发挥城市的能量，推进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全面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大幅度缩小城乡差别。
以城带乡促进成渝地区乡村振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重要任务。曹文炼提到，城乡协调发展不在于让农民进城还是让农民回到农村，而在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关键是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服务的均等化。可以通过吸引民间投资，引导其建设一批高质量发展的小城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范恒山认为，要统筹谋划城乡生产生活生态布局，一体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消除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差别，赋予农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适用国家支持政策、拥有完整人身权利、获得合法社会权益等方面与市民完全相同的待遇；建立健全资源要素城乡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在都市圈城市内自由入籍和便利化迁移的制度；依托城市产业转移和城市企业进入乡村，促进农业产业链拓展延伸、新兴产业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
（四）坚持体制机制改革，改善地区发展软硬环境
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切实推进各项战略举措落实，有赖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制度障碍，优化发展制度环境，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和良好的组织协调机制，促合作谋发展，共同打造开放自由、合作共赢的成渝双城经济圈。
第一，提高市场化程度，破除经济发展壁垒。张军扩提出，企业仍然面临着隐性壁垒和不公平竞争、产权保护不力、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司法不公、不作为乱作为、新官不理旧账、招商承诺不履行、市政工程账款拖欠等诸多问题，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肖金成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一个重要的亮点是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当分离，建议建立跨越行政区的经济区组织架构，如都市圈市长联席会议制度，设立经济区合作办公室负责合作事项的实施，推动经济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破除经济发展的行政壁垒。范恒山认为，应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资源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和自主配置。鼓励支持近邻合作，以基础设施对接为支撑、产业分工协同为重点，推进毗邻地区的一体化发展；落实战略规划要求，推动两省市间、适宜的行政区之间以市场化为原则、资本为纽带，深入开展重大工程、产业集群、经济科技走廊等的合作建设和共同运营。
第二，推动双城经济圈服务共享，提高开放共享水平。沈体雁指出，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通过良好的城市治理来改善地区软硬件环境，赋能企业发展。张大卫指出，要加强柔性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破在很多城市里出现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体系薄弱、僵化局面。同时，营造突破地理界划的经济空间和数字空间，让生产要素在两市间自由流动，使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双城间自主配置资源，让两市居民共享两城的公共服务和发展红利。董雪兵认为，川渝毗邻地区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通过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政务服务智能化和机动性，有效调整权责配置，推动实现政务服务“川渝通办”。
（五）坚持创新驱动，打造中国西部战略科创高地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推进产学研融合，提升地区科技创新能力。陈文玲提出，共建成渝地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协作机制，完善川渝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技术转移联盟，提升成渝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张军扩提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着力完善创新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一要根据国家需要和成渝优势条件进一步明确科技攻关的重点和目标，把政府力量、市场力量有效结合，集中力量进行攻关，力争在若干领域实现突破，形成优势。二要进一步深化科研、教育、人事等方面改革，在优化科研环境方面走在前列，充分调动全社会创新潜力。三要参照国内外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和紧密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增强科技研发的产业针对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形成独特的科技发展优势。沈体雁认为，成渝地区巨大规模的消费需求和独特的社会文化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未来可以从消费时尚入手，在双城经济圈构建基于消费场景和区域文化的特色时尚的科创集群，打造特有的产品和服务体验，形成独特的地区创新品牌。兰传海从成渝地区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出发，指出在国际环境复杂的当下成渝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区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战略安全和高精尖产业的落地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培育区域核心竞争力需要重点把握的机会。一方面，结合国家统筹，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等方式推动相关产业的落地；另一方面，通过诸多配套政策，做好高端科研人才的服务，以吸引更多人才，从而使创新发展成为“活水”。
（六）强化技术支撑，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我国是全球制造大国，也是数字技术大国。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数字技术加速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加快推进实体经济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
随着数字中国顶层战略规划体系渐趋完善，成渝地区在西部大开发、双城经济圈等区域重大战略的加持下，其极核带动作用将更加突显。近年来，成渝两地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为主线先行先试、改革创新，为进一步构建高能级、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圈奠定了良好基础。刘以雷深入分析成渝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指出其呈现“双核主导，多点发力”的良好态势，但同时也表明，其内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融合度不够，提出要深化数据要素价值挖掘，促进数字基建与产业布局融合，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水平与数字市场环境，筑牢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张军扩则强调，成渝地区传统产业规模庞大、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良好，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既十分重要，也具有有利条件。未来特别要在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制造业数据的联通与共享、支持企业内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强数字经济“卡脖子”技术研发、强化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健全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等方面，力争率先取得进展，形成竞争新优势。
（七）绿色低碳发展，打造生态友好型健康都市圈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成渝地区地处长江上游，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必须在保护中开发，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绿色城市、生态城市。陈文玲提出，将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稳固的生态屏障。减少生态脆弱地区人口压力，增强空间治理和保护能力，使西部地区形成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的新格局。打造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和城乡融合发展样板区，建设包容和谐、美丽宜居、充满魅力的高品质城市群。范恒山认为，统筹双城经济圈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实行一张蓝图约束、一个标准核定、一张负面清单管治、一套机制约束；坚持水体、大气、土壤等重点领域的联动管控、系统治理、有机配套和科学对接；依据生态功能分区和环境损害状况，精细确定方案与举措，恢复提升森林、水体、湿地和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切实提高生态承载能力和环境自愈功效。张大卫强调，当前我们对绿色低碳城市、健康城市等缺乏相应的标准和科学的评价体系，相关智库和研究单位必须重视这一领域，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规范绿色城市、健康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