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近日在京闭幕，备受市场关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6%以上”的增速目标，弹性较大，留有余地。为此，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两会代表和专家学者对两会精神进行解读并就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对后疫情时代常态化经济增长进行分析与展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会议并发言。

核心观点

➢数字经济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也就意味，人的地位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常说的“生产关系”已经注入了新的内涵。

➢从现实来看，有两大问题需要考虑：第一，走向共同富裕，要求机会大体平等，但这个问题却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第二，解决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平等待遇的问题，需要财政体制的改革。

➢经济数字化趋势下，税收和税源的严重背离，使得传统的分税制难以适应新的形势。

➢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财税制度改革等一切改革，都要围绕人来做文章，这样才能真正适应数字化的大趋势。

➢数字革命会导致“所有权革命”，共享成为经济再组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绝对所有权将加速成为历史。这首先会改变税收制度的基础，从而影响整个财政体系原有的架构。

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应当以人为核心

       目前我国财税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很清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什么是现代财政制度？历届文件对此都有所表述，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探讨。在新发展阶段，财税制度也应当被赋予新的内涵，要与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征程联系起来。

       我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有三层含义：一是物质现代化，二是制度现代化，三是人的现代化。我们已经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属于现代化奋斗征程的一个阶段，而现在我们则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征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更多追求的是物质、制度的现代化；而在新阶段，则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也应当以人为核心、围绕人来做文章。在过去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长期围绕“物”做文章，着力满足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问题，这种以物为参照系的制度设计有其正确性。而在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并目标在“十四五”期间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思维方式必然要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这些目标也都需要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又是一切发展的落脚点。财税体制改革，包括税收制度、财政体制、预算制度等，都要以人为核心来进行设计，并做系统性重构。

 

数字经济对财税制度提出新要求

       数字经济带来的深刻影响，其实质是给人带来的深刻影响。比如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剧变。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工业经济条件下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也就是物质资本雇佣劳动力；而在如今的数字平台经济下，很多雇佣关系已经变成劳务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就业形态在发生重大转变，并随之带动了整体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数字经济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也就意味，人的地位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常说的“生产关系”已经注入了新的内涵。

       从现实来看，两大问题是需要考虑的。第一，走向共同富裕，要求机会大体平等，但这个问题却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近3亿农民工，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同城待遇。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基本权利并不平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机会与市民一样地积累人力资本，从而导致群体能力普遍偏低，形成了一个低收入阶层。

       如果制度鸿沟不尽快改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是要缩小低收入群体的规模，要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包括平等地享受教育、医疗、基本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低收入群体公共消费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就是在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条件。在创新驱动的新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差距的缩小，比物质财富积累及其差距的缩小变得更重要。一切发展要靠人，一切发展要为了人。

        第二，解决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平等待遇的问题，这需要财政体制的改革。因为人口流入和流出地在市民化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一致。流入地的市民化成本应如何分担？这就涉及到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支出责任的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如何跟人走。市民化过程，就是人口流动及其区域分布变化的过程，与此不适配的任何制度都是与人的发展相背离的。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税收与税源的背离越来越严重。数字平台销售产品和服务后，税款交到平台所在地，但税源其实来自于消费者的购买，来自于全国各地。经济数字化趋势下，税收和税源的严重背离，使得传统的分税制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区域的协调发展，要从静态的地理基准转向动态的人口基准，区域发展与人口流动是互为条件的循环关系，有资源禀赋和生态的内在约束。数字化将会改变城乡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和经济社会联系，分税制需要与此相适应。

 

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发展观

       走向共同富裕，是要解决人类一直在探索，但未能解决的人类历史性课题，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至今为止可预见的正确方向。因此，财政体系改革也必须要围绕人来做文章。传统理念更多关注物质的现代化，从物质财富创造、经济增长等方面来考虑问题。但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有新的发展观，不能再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物质财富的创造，而是要靠人力资本积累、靠人的创新和知识来实现物质财富的增加。与此同时，就还要实现人自身的发展，通过缩小人的发展差距来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只有人的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人既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和落脚点。所以要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财税制度改革等一切改革，都要围绕人来做文章，这样才能真正适应数字化的大趋势。

        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数字化改变了生产关系中人的地位，人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所有制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过去我们强调以占有权为核心的所有权，现在则更加重视以使用权为核心的产权，包括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法律规则的制订等，如《民法典》中的物权，从一个权利转变为一束权利，以所有权为中心变成以产权为基石，会给财税体制带来很多深刻的影响。数字革命会导致“所有权革命”，共享成为经济再组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绝对所有权将加速成为历史。这首先会改变税收制度的基础，从而影响整个财政体系原有的架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但仅从工具化的角度加以理解、从短期经济运行的视角来思考财政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还要从治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财税体制，让一切回到以人为核心的主题上来。只有这样，财税体制改革才能真正为国家发展构建更大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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