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问：如何认识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巨变

刊于《东南学术》2020年第3期

作者 金碚研究员

作者简介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

摘要

当越来越多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纷纷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大世界，特别是当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持续增长，以其巨大的经济规模改变着经济全球化格局时，存在利益差别的各国能否避免重大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协调关系、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理想或可行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必然是或只能是经济体系性质单一化的世界，还是可以呈现为多元化和多样性经济体共存的世界？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之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成为中美之间的史诗性博弈。全球化所体现或要求的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各国经济之间的高度流动性、贸易畅通、投资交融，但并非是各经济体趋向于完全的同质化和同构化。中国所主张的“和而不同”应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必然趋势，“融而不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可行方向。经济学要以新的范式和视角观察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将进一步增强相互之间的包容性，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都是很有利的。正是这样才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可以追求的目标。

中美两国经过近20个月的贸易摩擦和谈判，在2020年初终于签订了一个可以让世界谨慎乐观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尽管这只是两国博弈的一个阶段性回合，本身内容虽然有限，但其预示性意义却非常深远。这是中美贸易关系以至全球经济关系格局巨变过程中的一个质变点。这表明，中美之间不仅有利益之争、战略之争、“老大老二”地位之争，而且，将触及观念思维和学理范式之争。即何为“正当”“合理”？是什么决定了各方妥协的底线？能否在表现为不同价值观念和不同思维方式的文化差异下，形成对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共识及其学理范式承诺？这深刻触及对现代市场经济底层逻辑的认识以及对人类发展的文化多样性的理解。总之，中美贸易摩擦和博弈磨合的意义可能远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深远。它实质上关系到，在当前和未来，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非常不同的国家经济体系，如何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相互共处和公平竞合这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问题，这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走到面对“世纪之问”的历史关头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足发展的必然趋势。自二三百年前开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推动的工业革命，从西欧、北美，进而向东亚各国不断推进，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可以说，由工业革命发力所推动的世界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是一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潮流。

当然，二三百年来，经济全球化推进的形态不尽相同，历经了若干个特征非常不同的阶段。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工业国依仗其强大国力和武力占领落后国家，将后者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强制推行宗主国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期间充满冲突、战争、侵略、掠夺、殖民、版图扩张，由此，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人类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吸取以往的惨痛教训，努力以非战争非殖民的方式推进经济全球化。尽管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曾经分裂为两大并行板块——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总趋势主要是追求两大阵营内经济体系的一体化，而两大阵营之间的经济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脱钩的。自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始，世界经济呈现出以美国为“老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一元化”态势。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主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全球化格局显著呈现为向美国主导的经济一体化方向演化的走势。以至于使人们相信，一个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将要出现。而在这个经济全球化世界，“正当”和“合理”的竞争行为只能是以经济主体同质化和规则一元化（实际是“西方化”）为“普世性”价值原则。有人甚至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此“终结”，即已经实现了其最为完美的状态，再没有比此更好的高级阶段。

不过，后来的现实同人们的想象有很大差别，以往那种把现代化想象为“西方化”的发展路径并不适用于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东方大国中国，百年以来，一直在“西方化”和“中国化”的纠结中艰难地推进工业化和处理同世界的关系。直到21世纪初，中国决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全方位接受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勇敢地投入这一具有显著“西方化”主导（实际上是美国主导）特征的自由贸易世界。当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享受世界贸易组织所规定的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过渡性优惠（减让）待遇，这实际上也是给予中国一些临时的适应性条件，为期15年。也就是说，期望在15年过渡期之后，中国可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条件，成为被正式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为此进行了很大努力，但是，到15年过渡期结束之后，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给予中国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即仍然不承认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其理由主要是，中国经济体系在许多方面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所规定的一般市场经济条件。而中国则以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为由而要求给予更长的宽限期，并认为自己实际上在主要方面已经达到了市场经济的标准；而在许多方面，只要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并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也很快可以达到市场经济的标准，也就是说中国表示自己正在努力向着一般市场经济的方向迈进。但美国却认为，中国不可以再继续保持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质，否则就要对中国进行“制裁”或“惩罚”。而且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变革的方向，并没有真正向一般市场经济制度迈进。这就是美国发起对中国贸易战的主要理由。美国所采用的手段是保护主义性质的，即主要是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征收惩罚性的进口关税。对此，中国必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这样，两大经济体爆发贸易战，使得整个世界充满逆全球化的阴霾。人们担心，这种逆全球化现象可能严重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前途。

其实，真正的问题并非世界经济是否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也并非美国是否真的成了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顽固势力，而中国反倒成为了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代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中国已经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旗手，无须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努力了？而反倒是美国要进行“改革开放”以适应全球化秩序和回归全球化行列？很显然，如果作这样的判断，那是无益而有害的，也不符合事实。中国现在还当不了自由贸易的旗手，而要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还必须在改革开放方面作出更大努力，仍然任重道远。

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改革开放是否必须符合美国所要求的条件，才能算是正确的方向呢？中国要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是否必须在所有主要方面都必须做到“同美国一样”呢？在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一阶段协议中，关于“中国应……”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据查多达八十多处）。可以说，协议中连篇累牍的“中国应……”，是美国所强烈主张而中国也基本同意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合理”规则和“正确”方向，在协议中，美国声称所有要求中国应该做到的，美国已经做到了。这就是美国所认定的经济一体化方向。不过，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今后的博弈和谈判中，中美双方是否能够继续达成一致呢？

经济全球化当然意味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但如何理解经济一体化呢？问题的实质是：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是否要求所有国家的经济体系都必须同质化，制度安排必须一致化？那么，如果不同质、不一致，是否就无法实现各国经济间的公平竞争，因而无法实现经济一体化呢？在美国看来，按照主流观念，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实行独特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例如国有企业制度、国家产业政策、以特殊政策手段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政府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实行有选择的扶持政策、“以市场换技术”的技术进步鼓励政策等，就会使美国经济和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如果这样，美国就“吃亏”了。而要实现“公平”，就要求中国改变同美国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安排，要有更多的“中国应……”的承诺，例如，中国应取消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应降低关税，应减少国有企业或者取消能给予国有企业的特殊待遇，应开放更多的产业和经济领域等等。简言之，就是要按美国经济的样子实现中美经济的同构性和同质性。美国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只有同质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才可能是公平的。如果不能做到同质，就要对中国进行“制裁”“惩罚”，以加征关税的方式迫使中国就范。即使是作为临时性补偿，至少也要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例如农产品）而减少中美贸易的巨大逆差。否则美国就在竞争中处于不公平地位，“吃亏”了。在他们心中，目前的美中经济关系，仍然是市场经济国家同非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即非同质性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必须将其扭转为同质性的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关系，否则就“跟你没完”！

应该承认，在一些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大体一致的，体现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一般性秩序要求，中国在这些方面加快改革开放，就可能缩小中美经济之间制度和政策的差异性和冲突性。中美之间在这些方面的争议并不难解决，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接受美国所要求的那些“中国应……”的改革开放内容，两国谈判是可以取得进展的。

但是，谈判的路继续走下去，最终总会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或核心分歧点：即使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达到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和公平竞争的一般性秩序要求和规则适应，就能够实现，或者就可以算是中美经济体系之间的同质同构吗？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走到了这样的历史关头，不能回避一个根本性问题：经济全球化所趋向的全方位市场化和经济一体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同质性的经济体系，同构性的经济制度，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前提吗？可以说，这是人类发展进入到更广泛深入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世界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和形态终将会如何？同二三百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走势（很大程度的“西方化”“美国化”）相比，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吗？理想的或可行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必然是或只可能是经济体系性质单一化的世界，还是可以呈现为多元化和多样性经济体共存的世界？可以说，这是“世纪之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成为中美之间的史诗性博弈。

二

一体化意味着高度畅通交融而并非同质化和同构化

在人们以往的理解中，通常将经济全球化等同于经济一体化，或者，将经济一体化视为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即使是原本性质不同的国家，只要卷入经济全球化洪流，就都会成为所谓“经济一体化”中的竞争参与者，而经济一体化的竞争，将强制性导致所有参与者必须改变自己，以适应竞争，否则就会被竞争所淘汰。这样的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逻辑的。但是，经济一体化以及参与者的适应性调整和变革，往往被理解为各国各地区经济主体性质及其行为的趋同化，直至同质化，即终会变得大家“都一样”。其推理逻辑是：经济一体化就是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理性化，而理性具有“优化”和“极化”特征，也即，追求经济利益（或财富、收入、利润）最大化，会成为所有经济主体经济动机的理性基础。既然经济机理最底层的逻辑是相同的，那么，表现为经济主体的观念和行为也必然是趋同的，而只有这样，竞争才会是有效的，经济一体化才会趋向于“最优”（即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而且，只要竞争规则是公平的，“最优”倾向必然会战胜各种偏离最优的状态。按照这样的思维，经济一体化就意味着观念的一元化，所以，在经济思维的底层逻辑上可以对人的行为趋向做一元化的假设，即认为理性的人都是“经济人”，行为目标相同，价值观无根本性差异。这样一元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必须基于人性的同质性，而人性的同质性必须基于所有制的同质性，因而，私有和理性就成为经济一体化以至全球化的“框定”前提。

对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这种理解，似乎很“完美”，但仅仅存在于一些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模型中，而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现实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完全没有呈现出一元化的状态和趋势，相反，多元化和多样性才是世界的真实。有一些经济学家很早就指出了经济同质化的一元论观点的错误。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弗兰克·奈特认为：“在人类和社会科学中，唯一可能正确的观念是多元论观点。”因为“没有一个社会是或应该是完全和纯粹竞争的。国家、法律和道德约束的作用永远是重要的。而且其他形式的组织，比如，自愿合作也是如此。最严格意义上的商业生活也不会符合理论上的经济人行为。历史的发展随着观点、态度和制度的进步而变化，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在不断改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最高峰到来之前，向其他形式的、主导类型的组织的进化就已经开始。这一社会进化大大超出了经济理论家的领域……”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趋势下的经济一体化，并不能消除世界经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而且，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还不仅限于经济学所承认的分工性和发展的阶段性，而是承认，由于受到价值文化和制度演进的长期深刻影响，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人群的观念和行为具有内在的多元性和多样性。通俗地说，就是人与人是不同的，人群与人群是不同的，民族与民族是不同的，因而国家与国家是很不同的，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形成的经济一体化，意味着高度互通交融，但并非各国经济体系的同质化和同构化。

我们看到，在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后，美方也不得不承认，其实质应是两个不同经济体系如何共存，而不是迫使中国成为完全像美国一样的经济体，尽管其“初心”其实也确实是企图使中国变得跟美国一样，并认为只有那样才算是“合理”和“公平”的。

可见，全球化所体现或要求的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各国经济之间的高度流动性、贸易畅通、投资交融，但并非是各经济体会趋向于完全的同质化和同构化。当然，要形成这样的共识绝非易事。在历史过程中，强势经济体会成为弱势经济体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前者被认为“合理”，后者被认为是“不合理”，但曾经的弱势经济体却很难变成同强势经济体一样的性质和结构，即使是殖民、移民、占领统治，也不可能做到。因为，经济一体化并非是在无差异的空间中任由经济理性一统天下，地理、文化和制度因素所导致的经济活动空间差异性，决定了经济一体化并不能排除经济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存在。

三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形成“融而不同”的世界格局

以上讨论表明：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经济又具有实质性的多元性和多样性，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人类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和公平竞争吗？按照中国“和而不同”的理念，和平发展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认为当前世界的总态势和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因此，“融而不同”可以成为世界发展的前景。但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念，世界是会陷入困惑和迷茫的，除非放弃经济学的理性思维逻辑，承认非理性的作用。而且，主流经济学还借用国际政治和国家战略理论，设想出“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国家间尖锐冲突场景。

其实，人类发展至今，尽管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仍然不断发生，但基本逻辑已经今非昔比，人类毕竟在进步，同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济全球化性质不同，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性质决定了：经济性质和政治制度非常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无论发生怎样的战略竞争，无论决策者有多大的“野心”，其实，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谁也占领不了谁的土地（即使占领也得撤出）。这就意味着，谁也通吃不了整个世界，谁也无法让世界变得跟自己一样，世界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是她的本质属性。所以，各国无论如何争斗博弈，是战是和，结果只可能是共存。当然共存之下，有可能共赢，也有可能俱损，却很难有赢者通吃而其他方满盘皆输的局面。因而，如果企图以“谁胜谁负”思维来赢得自己的利益，压迫对方被迫受损就范，那么，这种观念实际上已经大大落后于人类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新时代了。可行和可持续的全球化秩序必须是可以为多方（甚至是曾经的敌国）所接受的，“融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人类发展到今天必然的道路和前途选择，求同也必须存异。

问题在于，进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也恰恰是，人类还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融而不同”“和而不同”的世界格局？一个国家要当称职的“老大”，最重要的是提供可以为其他国家接受的理念，使不同性质的国家可以接受和共识共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算是大体上称职地发挥了“老大”作用的国家，一些曾经的“敌国”也基本接受了美国主导所构建的经济全球化国际秩序。美元、WTO、联合国等，可以成为这个国际秩序的共识共存标志。但是当前，这个国际秩序受到各种挑战，甚至连美国自己也有“退群”的冲动。而其他国家尽管批评美国“老大”的自私，但又并不希望美国“老大”退群。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包括被认为已经处于“老二”地位的中国，宣称要替代美国的老大地位，因为，目前还没有谁能提出让其他国家可以接受的新的国际秩序方案。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也坚持维护战后所构建的世界秩序，并不主张“另起炉灶”。

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强劲推进，进入工业化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意味着长期以来主要体现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特质（经济“模板”）的世界秩序体系，必须能将其他不同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俄国等大国的国情特质包容在内，而不能将其视为“不正常”而排斥于秩序体系之外。应该说，对此，作为世界经济“老大”的美国，至今还没有思想准备，而中美贸易摩擦和贸易谈判，可能会有助于其开始思考和逐步清醒地认识世界正在历经百年未有之巨变。

应该承认，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美国是一个曾经取得很大成功并做出了很大世界性贡献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模式具有很大影响力，被许多国家所模仿（尽管并不都成功）。不过，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美国模板并不适用于所有其他国家。对此，连美国的精英阶层和学者也在开始进行深刻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说：“美国的全球力量是它的软实力——思想的力量、一种培养全世界领袖的教育制度以及供其他人效仿的模式。”“然而美国模式正在丧失一些辉煌。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未能提供可持续增长，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正开始意识到美国大多数公民并没有从那种增长中获益，并且这样一种模式在政治上也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以美国模式为唯一“理性”构架模板的全球化格局正在面临挑战。他不无担忧地指出：“某一天（也许很快）我们也将看到按当前这样模式管理的全球化既不能提升全球效率也不能促进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民主制度陷入危险境地。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还有其他对我们经济和民主都能进行更好的管理全球化的方式，并且它们不会造成不受约束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实质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化，即从少数国家向世界各国国家的推进，终而将所有的国家都卷入进来。无约束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会有很大的代价，通常将其归之为“市场失灵”。于是各国试图以政府干预和积极参与的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的代价。那么，效果如何呢？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说：“政府从来无法完美地纠正市场失灵，但是有些国家做得比其他国家的要好。只有当政府在纠正最重要的市场失灵方面做得好些，经济才会繁荣。”“事实的真相是从来未有过成功的大型经济体政府在其中不扮演重要角色的，而且在那些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比如中国）以及生活标准最高的国家（比如北欧国家），政府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

问题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可以保证市场经济一定可以取得更理想的结果吗？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会不会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呢？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长期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世界各国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国情特色，每个国家至少应拥有尝试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具有“特色”的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权利。所以，中国所主张的“和而不同”应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必然趋势，融而不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可行方向。

四

经济学要以新的范式和视角观察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

对于理解全球化和世界秩序体系，经济学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和世界秩序体系，就是在经济学的思维范式框架中构建起来的，并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视角判断经济全球化现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众所周知，经济学的主流范式是基于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同质性假定基础之上的。即假定，人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目标的“经济人”；并力图论证，由经济人所组成的经济体，如果不受干预，自由竞争，就可以实现或者至少是趋向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决定资源配置，是唯一可行的“最优”或“次优”经济秩序。所谓“次优”通常是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有可能发生宏观性的失衡现象，因而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而且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也可能发生不合意现象，例如产生垄断，因而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规管，即实施反垄断政策。这样，微观-宏观范式就成为经济学解释世界的主流思维框架。微观经济学所描述和刻画的各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正常”状态都应是同质性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算是正常的或合规的“市场经济”，否则就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而被排斥于经济全球化的体系之外。总之，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范式框架内，“正常”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是不能接受“另类”经济体存在的。但是，如前所述，现实的世界经济是非同质的，各国经济是非同构的，正如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说，现实已经表明：存在“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真实的世界并非主流经济学所刻画的微观世界，而是笔者曾论证的“域观”世界。主流经济学所刻画的微观世界，如同牛顿物理学所设想的原子在绝对（匀质）空间中运动的物理世界；而域观经济学所理解的现实经济，则是如同达尔文进化论所观察的生物世界。前者认定微观世界是无限可分的“粒子”，具有根本上的同质性；而后者则承认世界是区分为具有各自特质的个性和“域态”的。虽然前者实际上并不否认现实经济中的异质性，但在理论思维和学术范式上，却假定经济体的同质性。而后者则在思维逻辑的范式构架上就承认，由同质性与异质性共同决定的域观性特征，将域质性作为观察经济世界的基本范式思维方法。这样，在以不同范式为基础的思维范式下，经济学所“框定”的世界是非常不同的。

以域观范式作为观察经济全球化的思维范式，将经济主体和现象的域观性研究引入分析构架，即研究不同国家经济的域质性特征，以及具有不同域质特征的经济体之间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中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进而研究为实现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具有不同域质特性，但又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沟通，甚至交融一体状态时，各国经济的内部结构（体制和法律）必须进行怎样的适应性改革，以及人类如何构建有效的当代全球市场经济秩序和治理结构？这是经济全球化格局巨变对经济学发展和创新提出的重大挑战。

从经济学的域观范式思维方式来看，一方面，各国经济具有自身的域质“特色”（例如美国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中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特色有其深厚的价值文化基因和制度历史根由，其中有些甚至已成为具有“主权”性质的不可侵犯性。另一方面，既然各国处于全球化体系中，都主张需要公平竞争和互利合作，那么，将各自的域质特性同全球化所需要的共性机理相通融，至少是可衔接，也是特别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侵犯他国主权而强行要其他国改变其域质特性，但在国际协调中各国在可接受的限度内改变自己的某些域质特性，甚至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触及“主权”领域。这就如同体育竞赛，需要有大家认可的规则，例如规定不可以服用兴奋剂。那么，什么药物算是必须严格禁用的兴奋剂？就要有检测标准和判断方式。有些国家可能发明某种特殊药物（或具有兴奋作用的食物），性质或功效介于禁用和不禁用之间，是否可以被现行竞赛规则所允许？这就需要各国进行谈判，形成共识和可行规则。

可见，当前经济全球化格局巨变的实质是，以往那种想象中的趋向于同质同构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方向，即向一元化结构方向演化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转向以多元化和多样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方向，世界经济秩序及其治理方式也将因此而发生重要变化。尽管不会“另起炉灶”而发生颠覆性变化，但格局态势的显著变化是必然的，因此，经济学如何认识和刻画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正成为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学术课题。而这又决定了，全球市场游戏规则和竞争秩序的“合理”共识和“公平”准则。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全球化新格局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美国实际上已开始认识到，贸易谈判所涉及的核心是两种不同经济体系的共存问题。本文也引述了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现实已经表明存在“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就是全球化新格局中不同于美国的“另一种世界”，而且除此之外还可能有更多性质特征有别的“另一种世界”。也就是说，尽管人类生存的地球上经济活动越来越趋向全球化和一体化，但不可否认地长期存在不同的“世界”，这些不同的经济世界，各具特色，但相互沟通、密切相关，以至命运依存、益损相联、难解难分，表面上可能是“对手”甚至“敌方”，实际上是利益攸关方，即如果没有“对手”甚至“敌方”，自身也将不复存在，或者将没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决定了她的崛起将使“另一种世界”成为影响巨大的事态和无法抗拒的因素，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多元格局中的一元或一极，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将因此而更加丰富多彩，更具发展潜质。相反，如果以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观念来观察，担心全球经济可能因此而发生混乱，中国因而被无端指责为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则只会自限于没有根据的悲观心态。

其实，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变化，并非是中国要“修正”她，而是经济全球化需要更多国家的融入，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需要全球经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这样可能会有“成长的烦恼”，需要消除全球经济体系中原有的“排异”性因素，因而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全球经济体只有不断包容更多国情各不相同的国家，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例如，正是具有特色的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才给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尽管中国经济体系同全球经济原先在位国家的体制“相似性”并不高，但仍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未来，中国经济体系同全球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的体制“相似性”肯定会越来越高于以往，例如，中美贸易谈判无论如何毕竟将增强双方经济体系的“相似性”程度。

同时必须看到，各国经济体系之间的“相似性”程度永远会有差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毕竟是具有“另一种世界”特性的经济体，她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域观差别总是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世界与中国的相互包容，正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跨过人均GDP一万美元的世界平均值水平，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将进一步增强，中国有条件可以更多地放弃作为发展中国家过去所享有的一些特殊待遇，也更有条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总之，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将进一步增强相互包容，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是很有利的。正是这样，才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可以追求的目标。

　　　〔责任编辑：徐淑云〕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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