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分析“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基本依据和时代大背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有必要从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个视角，准确全面分析“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发展机遇和发展挑战。

  01  国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2017 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加大对中国的打压，破坏中国持续发展大局，遏制中国走向世界。“十四五”时期，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目前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应对。2020 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成为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世界大变局更加凸显了我国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国际社会也更加需要中国能够在国际治理和国际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02  我国面临新的国际机遇

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为我国创造创新强国提供了机遇。

第一，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中国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是最大的受益国，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坚定推进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随着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国内重重矛盾，导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特别是美国极力推行美国优先、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再次走到十字路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倡导互利共赢，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并成为第四次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中国始终坚持贸易自由化，为世界创造“中国市场”，使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额占世界比重上了新台阶。“十四五”时期，中国仍将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国，成为世界2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或主要贸易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第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中国成为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的领军者，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从传统的“三个世界”到冷战后“美国独霸与南北两个世界”，到21 世纪新的“三个世界”格局已然形成。按一国GDP 占世界总量超过1.0% 视为新兴经济体或经济大国，第一世界有九大发达经济体，第二世界有十大新兴经济体。第二世界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第一世界。在未来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力量对比仍将进一步倾斜。这就是“一分为三”的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打破了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居世界主导地位的格局，引起了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

第三，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支持者。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必然引发世界政治不平衡性，从长久以来的西方主导世界转变为世界多极化、信息互联化、全球交融化、文化多元化。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美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三分之一。G20、金砖五国等全球性组织、东盟及“十加三”（中国、日本、韩国）、上合组织等区域性组织的兴起，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中国所倡导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未来趋势，也反映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益和诉求的最大同心圆，符合21 世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第四，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的历史机遇，中国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领军者。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引发世界产业格局变革。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创新视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特别是，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动力，重新定义国际价值链分工和国家竞争力。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仅信息、网络要素而且数据、智能、绿色要素成为关键现代要素，工业化表现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

因此，我国工业化发展必然是一个新型“并联式”、“叠加式”的工业化过程。不仅要继续完成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任务（农业就业比重、农村人口比重继续下降，非农业就业比重、城镇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还要大力推进第三次产业革命，更要成为发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参与者、引领者、贡献者，这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中国工业化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绿色能源 ①、高新技术等，力争进入世界领跑位置，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形成国内创新制造应用普及服务的巨大市场。

第五，世界各国各地之间互联互通，由中国所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为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提供最大公共产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已经取得了早期收获。在世界疫情时代，中国成为“世界是连通的”最大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

第六，迈向创新强国阶段。我国已经从“富起来”阶段迈向“强起来”阶段，从追赶强国时代到开启创新强国时代，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从世界大国转变为世界强国。

 03  我国面临新的国际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更加恶劣，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从增长持续放缓到深度衰退，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10年时间）到全球性多重危机暴发期，经济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逆转。

第一，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快速大蔓延，成为百年来世界公共卫生疫情危机传播国家和地区最多、病亡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疫病，其影响可能趋常态化（2年左右）、中期化（5 年左右），也不排除长期化（10年左右）。对我国而言，在控制疫情常态化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仍具有巨大挑战。全世界感染人数已超过9000 万（2021.01.12），但总体蔓延趋势仍没有得到稳步控制。全球性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全球价值链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输入性病例的危险随时存在。

第二，世界经济从增长持续放缓到深度衰退。2020 年6 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GDP增长率从2017 年的3.8% 下降至2019 年2.9%，预计2020 年下降至-4.9% ②，同比下降近8 个百分点。据IMF 预测，若新冠疫情在2020 年不能遏制，世界经济将一直陷入负增长。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和贸易等会受到严重影响，但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和稳定器。

第三，世界失业率创下历史最高记录。2020 年4 月7 日，据国际劳动组织（ILO）预计，全球33 亿就业人口中，超过81%的工作场所受到影响而完全或部分关闭，涉及到26.7 亿人。同年4 月29 日ILO 第二次估计，约有16 亿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从业者即将失去生计，占全球劳动力总数的近一半。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劳动力（2019年占世界比重22.6%） ①，其中近2 亿非正规就业人员也会受到持久的冲击。必须把稳就业、创就业作为最优先的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

第四，国际贸易大幅萎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贸易组织报告（2020 年4 月），2020 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减少13%-32%。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贸易国也明显受到全球疫情的强烈冲击，2020 年上半年呈现负增长。我国积极构建立足国内循环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以内贸稳外贸，这对于实施“六保”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全球能源需求大幅度下降。一方面，能源技术进步使得可再生能源的供给不断增加，页岩气革命也推动传统化石能源供给格局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使得对传统能源需求趋缓或下降。我国是大宗能源（石油、天然气）净进口国，国际能源格局转换对我国能源安全产生影响，需要高度重视，确保能源供给安全和价格稳定。

第六，国际交往严重受阻，国际旅游人次大幅下降。世界旅游组织估计（2020 年4 月6 日），2020 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数将下降20%-30%，国际旅游收入也将下降3000-4500 亿美元。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旅游支出国和第二大国际旅游收入国也将受到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第七，最大挑战者主要来自美国。美国始终将中国的迅速崛起视为最大的挑战，中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战略性矛盾。2017 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急剧加深。先是发动对华贸易战，对中国实施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打压。美国国会先后炮制多个涉疆、涉藏、涉台、涉港法案。2020 年美国政府公开声言“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作为重中之重”②，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政策转向挑战政策，对中国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与新冷战遏制政策只有一步之遥。

第八，更长远的挑战来自气候变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报告， 2010—2019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 年。2018 年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水平相当于工业化前水平的147%，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趋势意味着未来人类将面临越发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包括气温升高、极端天气、水资源压力、海平面上升以及陆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人类碳排放已成为气候变化的核心因素，实现2050 碳中性目标是必然的选择。中国占世界碳排放总量比重从2000 年的15.6% 上升至2018 年的27.8%。①根据Global Carbon Program（GCP）最新估计，2019 年全球化石燃料和工业（FF ＆ I）的排放量将达到368.1 亿吨二氧化碳，比2018 年的水平仅增加2.4 亿吨（增长0.6%）。而2019 年全球排放量的增长基本来自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能否在2030 年前达到高峰转而下降，成为世界碳排放能否达到高峰也转而下降的决定性因素。

04  国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2020 年之后，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我国面临新的国内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先后经历了极低收入的温饱阶段（1978-1990 年）到低收入的小康水平阶段（1990-2000 年），再次从下中等收入的小康社会阶段（2000-2010 年）到上中等收入的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10-2020 年），即每十年迈上一个大台阶。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来看，2021-2025 年要初步迈上高收入发展阶段。

第一，我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按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为人均GDP（ 现价美元） 达到1.2 万美元以上，2019 年我国已经达到1 万美元以上，到2025 年将稳步突破1.2 万美元，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将争取跨入高收入阶段。

第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预计2018-2025 年期间，国内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达到5.4% 左右，与人均GDP 增长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居民家庭总资产还将持续增长。

第三，经济结构持续转型。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015 年的50.8% 上升到2019 年的53.9%。2016-2018 年，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1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显著高于GDP 增长率。最终消费占GDP 比重从2015 年的53.7% 上升到2019 年的55.4%。居民消费升级提质，服务性消费占居民家庭消费比重达到45.9%，稳步进入富裕型消费阶段。

第四，创新驱动显著增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2019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23%（略高于欧盟2.18% 的平均水平）。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规模、科技人才队伍规模和科技创新指标已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实力与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显著缩小，正在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 年的第29 位上升至2019 年的第14 位。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从“三去一降一补”到“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新导向，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经济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制约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仍需要长期深入推进。

第六，城乡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56.1% 上升到2019 年的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4.38%，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热点纷呈。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加大，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实，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依法享有居住地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性衔接显著增强。截至2019 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了13.54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 以上，大病保险覆盖了10.5 亿人，居民医保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全国平均59.7%，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96754 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20543 万人。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5-2019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达到6.5%，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2019 年底，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2020 年消除全部贫困人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七，区域协调发展持续优化。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大目标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生态、产业的协同发展率先突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格局基本确立，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扎实落实，长江水质优良比例显著提高，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区域发展的新战略。港珠澳大桥顺利通车，区内多领域的合作全线铺开，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战略优势。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备，有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铁路建设、公路建设、油气管道建设持续开展。高铁里程数从2015 年的1.9 万公里增长到2019 年底的3.5 万公里。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高铁网的投资回报率为8%，远高于多数国家长期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第八，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覆盖全、层次多、梯度深、行业广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建设，布局逐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开始实行。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9 年5 月，我国已与25 个经济体达成了17 个自贸协定。“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新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6 年正式运营，截至2019 年7 月成员国数达到100 个，占到全球人口的78% 和全球GDP( 国民生产总值) 的63%，成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融资渠道。

第九，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开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城乡生活环境质量显著改善。2018 年，中国提前完成2020 年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 ～ 45% 的目标（实际降低45.8%），为实现2030 年之前碳排放达峰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十，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2019 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27.6% 和30.0%，预计2025 年将分别降至25%、27% 以下；2018 年，城乡人均居住面积分别为45 平方米和50 平方米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家庭每百户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家用汽车等拥有量进入普及阶段。

我国面临新的国内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各项发展事业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的不平衡，也体现为不同发展领域之间的不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不平衡，体现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例如消费与投资结构之间的不平衡。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着力解决。

第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我国人均GDP 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全员劳动生产率不足中等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的30%。2019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明显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欧盟）75% 的平均水平。中国依然面临加速追赶中等发达国家的重大任务。

第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一直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特征。“十三五”时期，这种发展模式有了明显改善，如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5 年的55.3% 提高至2019 年的59.5%，但是与发达国家的70%-80% 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总体上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① 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程度较低。

第三，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突出的矛盾。到2025年，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将从40% 降至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2019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城市的37.8%，其中20% 的低收入户（1.1 亿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13.9%。2019 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1.8%。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仍然繁重。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目前我国城镇户籍人口约有6.21 亿、城镇非户籍人口2.27亿、农村人口5.52 亿。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户籍城镇化率，解决进城人口的公共服务保障问题；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计划，不断提高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

第四，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不牢，地区分化明显。特别是东北、天津、山东、海南等地区经济增速明显下降，资源型、投资拉动型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大，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仍有很大差距，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面临重重挑战，矛盾突出。我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资源相对紧缺、生态基础薄弱。石油资源占世界比重仅为1.5%，天然气资源比重为4.2%、森林资源比重为5.3%、水资源比重为6.6%、农业用地资源比重为10.9%，加之经济规模巨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处在中高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需求总量大，能源需求及碳排放总量居世界首位且仍在增长，环境质量改善任务十分艰巨，生态投资仍显严重不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和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① “十三五”时期，我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进展，在“十四五”时期将其作为国家重大工程继续开展。

第六，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在加剧。2019 年末，我国60 周岁及以上人口2.5 亿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 周岁及以上人口1.7 亿人，到2025年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5%，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② 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势在必行，同时适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2018 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690，与OECD 的1.687 接近，属于低少子化。因此，我国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鼓励生育势在必行。

第七，民生领域短板仍较明显。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供给相对不足。后小康时代还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普遍性的相对贫困问题，包括约7000 万（占总人口的5% 左右）的城乡低保人员。在教育领域，不断提高学前教育保障水平，继续加大义务教育保障水平，特别是提高农村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社会化投入水平。在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不断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提高财政性医疗投入使用效率，降低居民医疗卫生支出负担。在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领域，按照物价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养老金和最低保障水平。

 05  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巨大优势和长期潜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和攻关期，同时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

我国物质基础雄厚，资本实力迅速增强

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国家。长期的高投资水平积累了规模巨大的资本存量，使得我国成为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8 年，中国占世界储蓄总额（现价美元）的27.3%，相当于美国比重（为15.6%）的1.75 倍。资本形成总额居世界首位，预计到2025 年上升至30% 左右。这是我国实现中高速增长的资本实力，关键是提高资本产出效率，并吸纳新增劳动力。

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

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39 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 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被联合国认定的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工业体系的竞争力主要包括：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开发人才供给丰富，研发能力和设计水平不断提升，产品创新周期不断缩短；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一些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位置，产业集聚特征明显，国内配套能力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趋势明显。

我国人力资本丰富，拥有世界规模最大、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因素。预计到2025 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从现在的1.7 亿多人上升至2.1 亿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9 年的461 万人年增加至570 万人年以上。

我国拥有14 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

预计到2025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达到8 亿人，相当于总人口的60% 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消费能力迅速上升。要进一步实行消费需求型主导基本国策，使人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一旦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就会成为世界最大规模消费市场，使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我国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为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四大发动机”，相互支撑、相互需求。我国成为世界上制造业产值规模最大的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当前，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不仅带动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也带动服务业规模扩大和内涵提升，并且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装备和服务体系支撑。新型城镇化呈现人口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这也为工业集聚和信息化发展提供人口基础。

我国具有世界独特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势

公有制为主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

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构建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加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并增强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同时，经济发展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第一，要把充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多样化、多层次的国内需求体系，包括居民消费与公共服务消费、社会投资与私人投资、市场投资与政府投资以及货物和服务出口与进口等共同拉动经济增长，各自作出增长贡献。第二，加快建设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② 第三，打通全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把我国建成更加先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第四，实行和优化区域发展新格局，打造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发展格局。第五，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国际合作，建设若干个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

进入“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机遇与挑战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过去40 多年的发展，我国紧紧抓住并主动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保持战略定力并有效地防范和应对外部风险；未来的发展，要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使中国机遇又成为世界机遇。

*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2021-02-08）

责任编缉：祁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