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肇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文明，我们的星球-地球巨变？发生怎样的巨变呢？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国际地学界发现，到20世纪中叶，人类成为地球系统变化的主导力量，地球地质纪元由“全新世”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

人类世既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又为人类利用自身力量创造美丽地球提供了安慰，对人类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为了人类永续生存和发展，人类该怎么办？人类文明该向何处去？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不同的价值预设、分析层次和视角，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态观并提出了各自转变文明发展方式、消除生态危机、营造美好人类世的应对思路。这些生态观和行动主要包括：

1、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解决方法。这一方法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认为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生态系统完整性决定人类的生活质量，因而主张将权利主体和道德共同体扩展为整个生态系统，人类无权破坏生态的完整性，应对生态危机应放弃干涉破坏生态系统的技术、制度和价值观，让生态系统自然恢复和发展；

2、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解决方法。这一方法认为，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体系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应对生态危机唯一的合理出路在于:以工人阶级为中心，进行一场兼具社会革命的生态革命，彻底消灭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体系；

3、生态市场主义的市场解决方法。这一方法将市场调节和价格机制视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手段，主张“污染者付费原则”；

4、生态凯恩斯主义的混合解决方法。借鉴混合经济的思想，强调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互为解决，主张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实行国家干预，通过国家计划、环境管制创造需求，发展生态技术和生态工业；

5、生态合作主义的“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治理方法。这种方法借鉴了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相互互补嵌入、合作治理生态。

对于应对生态危机，这些方法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但也都存在严重失灵。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解决方法自2008年世界银行《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适应性》提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以来，开始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但其基于自然决定论、忽视人类主观能动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解决方法虽富有批判性，但背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历史规律。生态市场主义和生态凯恩斯主义解决方法均基于21世纪以来兴起的生态资本主义，都无法克制资本对自然的掠夺。生态合作主义的“政府-市场-社会”三部门方法则忽视了生态系统的自然调节机制。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善用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传统法宝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善用自然克敌制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败了敌人围追堵截，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善用自然，通过治山理水、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三线建设、人民卫生，消灭了血吸虫病，解决了吃饭问题，奠定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善用自然，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领导中国人民走了一条“跨越环境高山”之路。习近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善用自然克敌制胜的法宝，结合“天人合一”中华文化传统、当代国际人与自然思潮的精华，创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从治理角度来看，这一思想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基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将自然调节纳入生态合作治理框架，强调自然和人工相结合，自然、市场、社会、政府相互嵌入，从而实质上形成了“自然-政府-市场-社会”四维合作治理方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维合作方法具有先进性，这体现在：一方面，在生态伦理上，生态主义以生态为中心、生态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因而，与自然方法、市场方法、政府方法、市场-政府混合方法不同，基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四维方法，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活的灵魂，根本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共享而非自然、资本；另一方面，与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方法、生态市场主义的市场方法、生态国家主义的政府方法、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方法以及传统的生态合作主义“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方法不同，四维合作方法能够实现自然-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形成应对生态危机、创造美好人类世的整体优势。由此可见，基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自然、市场、社会、政府四维合作方法，是创造美好人类世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