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5月22日，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承办，武汉大学协办的“2021共同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发展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让新中部崛起成为国家经济地理新核心”的发言。以下为杨开忠教授主题发言要点。

从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地理和经济发展共同演进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进程。第一个是50年代中苏国际大循环主导阶段，经济地理以北方内地为新的增长极；第二个是1965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时期国内大循环主导阶段，经济地理以三线地区为新增长极；第三个是1980年代至2010年代“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主导阶段，经济地理以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为引领，国家经济新增长极与核心地带“二合一”。

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地理新增长极会在哪儿？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地理新增长极在新中部。在这里，我所讲的“新中部”指中部地区加入关中地区和成渝地区后所组成的区域， 改革开放以来其占全国经济总量之比以2006年为分水岭呈“U”变化，目前已回升至1978年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为什么新中部是新发展阶段新增长带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新中部是国内市场潜能最大区域。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基石。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分异显著，在哪里可以最大限度地占领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也就是哪里国内市场潜能最大的问题。新中部地理位置适中、承东启西、接南连北，是国内综合交通网络枢纽地带，是我国继东部地区之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人口和GDP分别占全国1/3和1/4强以上。因此，正如相关测度和研究所表明的，无论是按球面距离还是按实际交通距离，无论是按人口、GDP还是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新中部都是国内市场潜能最大区位所在地。

二是生产率上升快且潜力大。一方面，新中部不仅是国内市场潜能最大地，而且是我国未来城镇化潜力最大的区域，因而，其规模效率、配置效率提升空间较大；另一方面，新中部拥有武汉、西安、合肥、长沙、成都、重庆等一批国家科教中心，地方舒适度比较高，人才资源相对密集，创新能力相对强且提升潜力较大。因此，新中部是我国生产率上升速度和潜力的优势区域，研究表明，最近一些年来新中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率与东部并驾齐驱，正在成为全国生产率上升最快的经济地带；

三是区位经济优势。与扣除关中、成渝地区的西部相比，紧邻中国经济现状核心-边缘结构的核心地带和亚洲沿海经济带核心。与沿海地区相比，新中部除相对接近国内能源地和原料地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丰裕，住房价格等生活成本相对低下。例如，武汉城区人口虽已逼近超大城市门槛，但其房价却仅仅相当于珠三角、长三角的一些小城市；作为特大城市的长沙房价更是相对便宜。

四是有利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随着美国对华从战略接触合作转向战略围堵打压，美国企图利用南海、台海、东海、朝鲜半岛、日本等对我进行战略打击和战略遏制，中美军事间接甚至直接冲突可能性增加，沿海地区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区增加国家安全风险，以新中部为新增长极推动国家经济核心地带由沿海向新中部拓展，有利于人口和经济多中心化，增强经济韧性，降低国民经济安全风险。

新中部是我国仅次于我国现状经济核心地带-东部的经济带，其作为新发展阶段新增长中心带的发展将使之逐步崛起为国家经济核心新区，从而使国家经济核心一边缘结构将逐步从沿海为一核引领的旧模式逐步演变为沿海、新中部双核引领的新模式。

从空间经济来看，形成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就是形成人员、货物、资金、知识等要素和产品空间自由流动并在自由流动中不断实现福祉的空间均衡的过程，这也就是高质量空间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把新中部建设成为我国经济新核心带，必须坚定推进国内国际高质量空间一体化。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言中表示：“中方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签署，也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既有利于推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我们的自由贸易圈做的尽可能大一些，也有利于以更高标准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有人可能认为，从空间经济相对发展来看，RCEP全面生效、加入CPTTP以及中欧投资协定被冻结可能不利于新中部作为新发展阶段新增长中心带的发展和逐步崛起为国家经济核心新区。我以为，这的确会形成一定影响，但考虑到人民币中长期升值、中欧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所向将形成有效对冲，新中部作为国家经济地理新增长中心地带和新核心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

从国内空间一体化来讲，必须顺应空间经济规律，一方面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消除分割，推动分层次深入推进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深度自由化，另一方面，实施都市圈化战略，促进人口和经济向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集聚。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重中之重。为什么这样讲呢？究其依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内地经济量最大、水平最高、开发潜力大的发展中城市化区域。长江中游城市群横跨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29市，覆盖人口超过1.2亿 且在全国各大城市群中仅次于中原城市群而居第三位，GDP总额超过8.9万亿元且高于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而在各大城市群居第二位，人均GDP为7.2万元且在各大城市群居第四位， 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GDP2.7万余元低于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居各城市群第七位。二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不仅通江达海，而且也是内地最近沿海的城市群，不仅是内地最接近且日益接近国内市场潜力中心的城市群，也是内地最近沿海的城市群，随着中国经济和亚洲经济中心南移，成为内地最接近且日益接近中国和亚洲市场潜能中心，在这里布局能够最大限度地进入国内国际一体化的全球市场。“十四”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将长江中游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一起并列为优化提升五大城市群，并在开创中部崛起新局面中明确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加快武汉、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应该抓住机遇，强化政策创新设计，抓紧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实施上升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

作者简介：杨开忠，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理事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 开宗明义 20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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