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云：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认知误区辨析与学科框架讨论时间： 2022-04-17信息来源：张可云教授 作者：张可云 责编：SJW
张可云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聚焦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问题区域发展的经世济用之学，其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在西方国家诞生，正式成为一门新学科，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其被引入中国，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第一波热潮，区域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步入正轨。至21世纪初期，区域经济学已成为一门颇具影响力的学科，学科发展呈现勃勃生机。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与话语权，使得中国道路成为举世关注的新话题。其中，与之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管理创新不断推动区域经济学成长，有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呼之欲出。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光明。然而，不得不承认，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妨碍其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在这个学科领域还存在较多的认知误区。本文就学科关系、方向与重点三个方面辨析一些明显的误区，并在此基础上简要讨论中国区域经济学框架。
一、误区一：混淆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及其子学科之间的关系
与区域经济学有关的学科较多，主要有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亦称区位理论或产业布局学）、空间经济学、区域科学、新经济地理学（或称地理经济学）。将这些有联系但存在明显区别的学科混为一谈，是较为常见的一个误区。
空间经济学是研究空间经济问题的学问，包括三个子学科，即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亦称区位理论或产业布局学）与区域经济学。区域科学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范围，除区域经济问题外，还包括区域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涵盖了空间经济学及其子学科的研究内容。新经济地理学致力于用主流经济学范式解释空间经济现象，在方法论上与正统的经济地理学完全不同，因此，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其根本就不是新经济地理学，故称其为地理经济学。另外，这些学科产生的时间、背景与内容是不一样的。
经济地理学孕育于古老的地理学之中。公元 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催生出经济地理学的前身——商业地理学。1760年俄国科学家M.B.罗蒙诺索夫（M.B.Lomonosov）首次提出“经济地理学”一词。1882 年德国地理学家格茨（W.Goetz）在《经济地理学的任务》一文中区分了商业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并论述了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及其构成。经济地理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
区位经济学（或称区位理论、产业布局学）是始于18世纪的产业革命催生出的一门学问。产业革命导致了许多新产业的出现以及原有产业的分化，各种产业如何在空间上合理布局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是亟待回答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区位经济学应运而生。区位经济学致力于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早期开拓者主要有杜能（J.H.Von Thünen）、韦伯（A. Weber）、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与廖什（A.Lösch）等。
空间经济学首次出现在廖什于1940年出版的德文版《空间体系经济学》（Die raeumliche Ordnung der Wirtschaft）中，该书的英文版译为《区位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美国学者胡佛（E.M.Hoover）在 1971 年首次出版并在之后多次再版的著作《区域经济学导论》一书中将区域经济学等同于空间经济学，这使得人们对空间经济学、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空间经济学是一个学科群，包括了涉及空间经济问题的所有学科。
区域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导致其产生的现实背景是区域差距扩大。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区域经济，以促进区域发展和区域关系协调。
区域科学同样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一门更广泛地研究区域问题的科学。区域科学所研究的范围超出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但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使命是将空间经济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中，为区别于之前的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P.Krugman）将其开创的学科命名为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人称之为空间经济学。西方一些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学者认为，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只能称为“地理经济学”。这个问题在后文分析。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区域经济学领域，许多人不注意区分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实际上，这两个学科的产生背景不同，所依据的基本经济学理论、所采用的方法论以及关注空间经济问题的角度都有明显的不同。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也可分为微观空间经济学（区位经济学）与宏观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只有辨析清楚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才能明确中国区域经济学的重点与方向，从而避免泛化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区域经济学的核心使命是研究区域（特别是问题区域）的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两者可称为区域经济学的“双黄蛋”。
二、误区二：将新经济地理学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方向并过分追求模型化
将新经济地理学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方向并过分强调模型化是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的误区。
新经济地理学的创始者克鲁格曼于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许多中国区域经济学者将新经济地理学捧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甚至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将引领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前进方向。事实上，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奖主要是由于新贸易理论而非新经济地理学的贡献，过分抬高新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有害无益。
区域经济学具有多学科背景，是地理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在这个学科中有明显的地理学派和经济学派之分，而且两个学派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争议。在西方区域经济学界，来自地理学领域的学者与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一直相互指责对方是区域经济学的旁门左道，认为自己的研究范式才是区域经济学的正统方法论。
地理学者与经济学者之间的争辩都是源于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地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范式存在巨大区别，两个学派的学者都希望区域经济学使用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范式，这是二者争斗不断的根本原因。地理学采用的是归纳方法，而经济学采用的是演绎方法。具体而言，地理学家强调对现实区域的描述与规律的总结，而经济学家则强调用正式的模型推导出区域经济运行的规律。当两个领域的学者聚首区域经济学领域时，尖锐的矛盾就产生了：到底是依据地理学方法还是依据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区域经济学？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截然相反的回答，热爱自己专业的学者均视与自己专业在区域经济学这一领域竞争的对方为异类。
艾萨德（W. Isard）创立的区域科学主张兼容并包，区域科学领域汇聚了来自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城市规划等众多领域的学者，这些学者主张运用多学科的新概念、新理论与新方法，来研究与解决区域中存在的问题。但正是这种无所不包的特点，导致区域科学因所研究的问题过于泛化而在美国衰落了。克鲁格曼等人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再次让来自经济学与地理学领域的学者走到了一起。克鲁格曼同时批评了当时的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经济学存在缺陷，即主流经济学主张在无空间的完全竞争与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的假设下进行经济推理；经济地理、区位或区域经济分析同样存在缺陷，即都缺乏主流经济学方法与技巧，这便是克鲁格曼创立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自产生之日起，便遭到了地理学者的批评。克鲁格曼之所以将自己创立的学问命名为新经济地理学，是因为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已过时。因此，一些人认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是对正统经济地理学的污辱。于是，在西方地理学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抨击克鲁格曼者，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罗恩·马丁（R.Martin）等。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的最大缺陷是缺乏为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正式模型，因而致力于建立一个普适的区域经济解释模型——核心—边缘模型（CP模型）。然而，正是这一创新之举遭到了地理学家们的无情嘲讽。罗恩·马丁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有三个突出缺陷：具有短视性的理论观点、沉湎于主流的数理经济学以及忽视地理学。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乔舒亚·奥尔森（J. Olsen）也指出了克鲁格曼的三个缺陷：第一，克鲁格曼及其同伴忽视了关键的外部性；第二，对外部性的狭义界定导致不能很好地理解空间规模问题；第三，克鲁格曼等人过分依赖正式的数学模型。地理学者如此猛烈地批评克鲁格曼及其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目的是努力为自己的学科争取在区域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
区域经济学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给出具体区域问题的解释与解决方案，而这不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至少有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其试图构建一套模型以解释所有尺度区域的问题，这与现实不符。大到国际区域，小到一个县，都用CP模型解释，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不同规模与尺度的区域的运行机理可能不完全相同。第二，其所研究的区域只不过是几何区域而非现实区域，为了建立模型的需要，将区域模糊化是必要的，但研究现实问题时是绝对不能模糊化的。例如，能将长江三角洲与京津冀视为一样的区域吗？不针对具体区域的研究对现实问题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将新经济地理学抬高到代表区域经济学方向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自己专业掘墓者的角色，这决不是耸人听闻。
不可否认，数学在区域经济学中的应用激发了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革新，同时，除数学外，如物理学等学科方法的应用也极大地丰富了区域经济学中的研究手段并提高了其解释力。然而，越来越多的区域经济学学术论文倾向于采用复杂的模型，但得出的结论却过于简单且几乎是常识，这样的学术论文的价值体现在何处？
其实，任何模型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模型本身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其高度的抽象，这与现实相违背，因为现实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以至于无法用模型反映真实的现实情况。或许有人会说，不抽象哪来科学？的确如此！演绎与归纳都离不开抽象，但抽象也应该把握一个度，而且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抽象程度应该是有差别的。例如，在考察中国的城市空间分布规律时，可以选取抽象程度不同的空间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是省，也可以是市，甚至可以具体到镇，采用模型对其进行经验研究。但是，当研究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时，空间单元就相对固定了，而且几乎不能靠模型来指导京津冀的具体政策行动。由此可作出一个推断，不同学科与不同研究领域的抽象程度应该是不一致的，不能将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抽象程度标准套用到其他学科或领域上。模型无一例外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但在将区域纳入模型中时，所谓的区域已经成了几何符号，而非真正的现实区域。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数学的运用期较短。在数学方法运用于空间经济学之前，空间经济学领域就已经产生了许多不朽的思想。这充分说明经济学思想的诞生与数学的运用并没有必然联系。
在技术与产业生命周期缩短的时代，思想也有缩短生命周期的趋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大数据分析最终或许会取代模型，而大数据分析运用的是归纳而非演绎方法。新时代需要新思想，但新思想很难仅凭模型演绎出来。模型研究应该建立在新的思想与变化中的事实基础之上，为模型而模型只会阻碍思想与应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大数据分析如果取代模型，将导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可能性或许为期不远。
区域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扎根于现实的区域；不注重现实问题的探究，而单纯沉湎于几何区域（即抽象或模糊的区域）的演绎，或者与数量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攀比模型的复杂与漂亮程度，会将区域经济学科推向深渊。区域经济学放弃经济地理学崇尚的田野调查与归纳方法传统而一味追求主流经济学范式是十分有害的。模型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区域经济学的本质要义在于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要构建有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就不能陷入新经济地理学的窠臼，也不能置活生生的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实践于不顾而一味开展模型化研究。
三、误区三：重现实决策解读而轻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研究与理论方法创新
重视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进行解读，而忽视在中国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研究与理论方法上进行创新，同样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日益受到党中央与各级政府的重视，中央与地方制定了许多区域规划与政策，同时新的区域经济概念不断出现。毋庸置疑，区域经济研究需要对一系列的决策作出解释，但仅仅停留于解读政策文件与规划难免有流于表面之嫌。与受热捧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解读相比较，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研究，特别是理论方法创新相对受到忽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媒体为博取关注度往往会对新出台的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过度解读。一般的解读较容易，而区域管理制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受媒体与社会大众关注度不高，而且分析难度十分大。此外，这一误区的存在也与区域经济决策不完善有关。
重区域战略与区域规划而轻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与区域政策，是中国区域经济决策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沿海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提出的各种区域发展战略层出不穷。进入21世纪、特别是最近10多年以来，不断有新的区域规划问世。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政府为本地或涉及本地的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而欢呼雀跃。在区域战略与区域规划热兴起的过程中，前所未闻的新名词也不断出现，如沿海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协作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中央与地方决策者都十分重视区域发展。
然而，在区域经济热点不断涌现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越发显现，即虽然提出了各种区域战略并制定了各类区域规划，但是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与区域政策完善却未同步跟进。这个问题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区域战略与区域规划接二连三地出台，但这些战略或规划的执行主体与程序是什么？由哪个机构去监督和评价这些战略与规划的执行过程与结果？用何种区域政策工具去支持这些战略或规划目标的实现？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
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与区域政策不完善的主要原因有体制不完善、区域研究存在缺陷、实际操作避难就易等。体制不完善是一个基本原因，区域研究的缺陷表现在不能为区域管理与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撑，实际操作避难就易指的是重视相对较容易操作的区域战略与区域规划，而回避难度大的区域管理制度与区域政策。区域管理制度基础涉及机构改革、决策程序改革、区域管理立法等复杂的问题，而区域政策涉及区域援助或限制工具的选择与组合等十分具体的问题，在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不完善的情况下，区域政策是不可能完善的。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克难阶段，区域管理制度改革就是难点之一。提高各级政府区域治理能力并使区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必须正视区域管理制度建设，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得以继续繁荣的现实基础。当然，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研究，特别是对国外的案例研究以及中国未来改革方向的研究，已取得不少喜人的成果，但许多研究尚处于浅尝辄止阶段，这个方面的研究需要得到决策层更多的重视。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重视模型研究，但缺少理论分析，而且几乎没有人对不同方法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研究，这导致“拿来主义”之风盛行，即不管模型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随意将国外学者创造的模型直接用于研究中国问题。
目前，中国区域经济研究明显分化为两条几乎没有交叉的平行线：一条线专注于现实问题分析；一条线专注于模型构建。专注于现实问题分析的研究者忽视理论与模型，或者是由于对模型没有兴趣，或者是由于学者本身缺乏基本的数理分析与计量研究功底。专注于模型构建者往往忽视对现实地理分布状况及动态变化过程，只注重数理推导和计量分析。后一类学者中有些人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但可能不知道长江经济带包括哪些省份，更不关心中国区域战略的演变及其原因。认为这两条线上的学者老死不相往来或许过于绝对，但两者之间并未形成良性互动，几乎没有学术争鸣。这两类学者虽然同处于区域经济领域，但研究兴趣迥异，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范式不同，在学术讨论时缺乏共同语言。当然，就学者个体而言，这两条线并不是完全泾渭分明的，因为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兼顾这两条线。但这些学者也存在困惑：模型强调的是“解释统一”，致力于研究空间现象的一般性，而现实区域问题无一不具有特殊性，可见，用模型解释现实区域问题存在一个明显的、难以逾越的逻辑障碍。如何克服这个障碍是一个世界级学术研究难题。
四、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目前中国已成为经济体系最完整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这是全国不同区域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区域经济实践是中国故事的核心部分之一，也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中国区域经济学要有中国气派，就必须直面中国现实，反映中国特色，用中国理论与中国方法解释中国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必须避免上述三个方面的认知误区。
从空间的角度考察，中国面临的首要现实难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区域发展主要是指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及由此产生的区际利益矛盾与冲突，而不充分的区域发展主要是指区域内部存在的突出问题，可概括为穷、堵与老。这些是中国区域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现实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先后出现了沿海内地关系平衡思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早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学诞生之前，中国的区域经济管理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沿海与内地平衡发展思想、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还是 1992年以来不断丰富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都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富矿”。此外，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之中也存在许多闪耀着不朽光辉的区域经济思想，如孟子的“通功易事”（区域分工思想）、“绝长补短”（绝对优势思想）以及墨子的“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比较优势思想）。这些也都是中国区域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除学科的基本概念与发展历史外，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关系协调与区域治理。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双黄蛋”。区域治理主要研究政府如何运用区域战略、规划与政策引导区域发展和调整区域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是政府如何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区域差距与区域问题（即区域病）。由此可见，吸收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的长处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审时度势，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畅通不同区域之间的大循环无疑将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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