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中，经常混淆了“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概念。事实上，二者存在根本性区别，前者是指存量分配，后者是指流量分配。尽管存量是流量的历史形成，但存量分配又现实地决定了流量分配：存量分配的规模越大，对流量分配的决定作用就越大。资产更多体现为存量属性，包括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各种资产使用，以及资产本身的增值、贬值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可能远远大于收入分配造成的差距。例如，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前，城乡居民的财富差距并不大，表现为当期货币收入的差距有限。但在之后的20余年内，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仅住房一项就形成了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显然，这种财富的增值并非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得益于城市空间价值的“漂移”，从公共价值外溢到了私人产品上面。再如，少数商人通过各种方式廉价获取国有资产经营权或自然资源开采权，由此形成的财富差距也并非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而是利用公共产权制度的漏洞形成对公共利益的侵占。客观来说，由于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均衡性特征，与过去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若从存量分配来观察，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则远远大于这个比例。事实证明，农民收入增长再快，也无法赶上城市居民资产增值导致的财产差距。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的市民化仍面临各类显性或隐性门槛，贫富差距固化甚至扩大所蕴藏的公共风险更应给予高度关注。金融资产也同样如此，近年来，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升值，反而有些金融资产出现了贬值。在金融抑制和金融垄断的背景下，居民的金融资产价值还可能通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向金融部门隐性转移，其实质是对存量财富的再分配。由于财富再分配机制与现行各种制度之间的隐性关联，可能导致财富的过度集中化趋势，从而造成更为明显的贫富差距。

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仅着眼于流量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只就收入分配的流量维度来讨论分配问题，最终难以缩小贫富差距，甚至可能因“误诊”而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相比于流量分配，存量分配的转移和再分配功能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隐性的，不易被觉察的，但往往又是决定性的。因此，要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从存量和流量两个维度来追溯贫富差距的真正根源，并注重从户籍、土地、产权、金融等领域的制度改革入手，努力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共同富裕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