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呈现出诸多变化：一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约为3.2%，是近7年全球经济增速的最高点，但全球经济增速尚未真正回归历史平均水平；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背后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的趋势性放缓，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除了2010-2011年出现恢复性增长以外，全球的TFP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二是全球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和老龄化加速成为影响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因素。“十四五”时期，随着生育率下降及预期寿命增加，全球人口规模将继续增加，但人口增长速度将不断趋缓，人口老龄化将不断加剧，人口总抚养比将进一步上升。三是全球经济布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发展较快，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持续上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但同时，新兴经济体在资源、环境以及人口等方面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所以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趋缓。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贸易增长速度，但是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此外，贸易领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包括数字化、服务化、生产分散化等特征。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全球组织生产的重要形式，由于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下降、贸易制度与政策的优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出现，全球分工呈分散化特征，很多大型产品都是在不同国家分布某一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实现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

颠覆性技术及其创新出现的频率增加，技术迭代和创新加速，特别是这些年数字技术发挥着主导与催化作用，以交叉融合带动各领域技术突破。通过跨学科交叉融合，数字技术带动了新兴学科发展。此外，技术变革推动全球产业竞争和分工模式的重塑，呈现出生产方式智能化、产业组织平台化、技术创新开放化的特征。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等技术的应用将使得传统大规模制造向个性化定制转变，从而使得制造转向价值链高端。信息革命加快了新技术的扩散速度，参与创新的门槛将不断降低，未来全球围绕新技术的竞争更加激烈。

一是，近年来，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极端主义对全球的地缘政治和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全球治理体系现进入快速变革期，治理理念发生微妙变化，互利共赢的理念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治理机制平台日益丰富。三是，当前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大国间博弈和对抗风险凸显。

“十四五”时期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决定着发展要求、发展目标、发展方式要随之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将更加注重高质量、更加注重效益、更加注重公平、更加注重可持续。

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决定了“十四五”期间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各领域的可能空间。我国基础设施、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制度环境等均持续改善，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也有很多指标都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比如经济增长速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净出口贡献率、国民储蓄率、劳动力供给、总抚养比等方面。

“十四五”时期面临的环境与之前的五年规划时期有很大不同。所以，对“十四五”时期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的理解，可以有以下方面：

第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基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起步期。

第二，“十四五”时期是充满挑战的战略机遇期。过去我们可以分析挑战和机遇，但现在所有的机遇都是在挑战中，危和机同生并存，处理好了就是战略机遇，可以化危为机；处理不好，则可能转化为危机。

第三，“十四五”时期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期。我国拥有14亿人口，有比较强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市场规模和潜力不断增强，产业体系和上下游的产业链比较完整，配套能力比较强，中国经济超大规模性是我国的独特优势。

第四，“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提质期。工业化与城市化仍然是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但未来发展的重点是由提高数量到提高质量，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第五，“十四五”时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突破期。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我国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浪潮中具有发展优势。

第六，“十四五”时期是金融风险高发期。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财政风险、国内的风险和国外的风险，这些都可能相互叠加，防范金融风险是“十四五”时期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七，“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我们需要加强推进全面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八，“十四五”时期是应对百年变局，主动塑造于我国有利外部环境的关键期。

对“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分析是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的前提。同时，又有多种因素影响城市化的格局与发展趋势。过去我们经常把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抓手，所以经常以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为分析对象。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变、劳动力流动、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制度和政府行为等因素城市化的速度、风险、格局和质量的影响，有些因素的影响为正，可能有些因素的影响是负面的。

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可能存在七个方面的变化趋势。

通过数据和不同的分析方法，目前对城市化率有不同的预测。总的来讲，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城市化速度都会有所降低。我国正在步入城市化发展减速阶段，过去我们城市化发展速度每年都在一个百分点以上，现在城市化发展速度在逐年减速。比如，“十一五”时期全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平均每年提高1.21个百分点，2016年和2017年全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4和1.17个百分点。中国还有将近20年的城市化发展空间，但这个快速发展是一个减速的推进。全面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将是未来我国城市化的一种新常态。

过去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过程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和矛盾，在城市化的中后期正集中显露。比如社会融合方面、城市建设方面、财政金融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城市化的中后期，都经历了城市化由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折，城市发展更注重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产业升级。未来我国城市化必须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方向转型，提高城市化质量将成为发展重点。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所以让城市居民能够在城市里享受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同时享受到城镇现代化的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和服务，拥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空间环境、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过去中国的城市化是靠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低工资、低成本来支撑的。在新的发展理念下，这种低成本的支撑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资源价格没有把真实成本反映出来，由于价格扭曲，环境污染成本向社会转嫁，比如雾霾问题、空气污染问题。这种依靠低成本支撑的粗放城市化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在新阶段，资源环境的约束迫使政府和社会对城市化的目标和导向，不再单纯的考虑城市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而是要重新考虑城市化过程的资源消耗、环境影响。

近年来，出现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速度减缓的趋势。外出农民工规模增速在下降，2001-2002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万，2003-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587万，2013-2015年平均每年增加183万。其次，资本下乡、技术下乡和人才下乡速度在加快，这已经反映了有些要素已经开始从城市向农村流动，未来城乡一体化是双向的一体化。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来看，我国各个省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存在两大类主要链条。一个链条是出口拉动的沿海及其周边省份为主的出口全球价值链，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为主要参与者。另一个链条是以北方省份为主的重化工业的国内价值链，以东北、华北、西北的部分省份作为主要参与者。在这种大格局下，不同的城市可能会因为处于不同的产业链上，而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趋势。

从省际联系来看，各省的经济增长既受到本省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直接影响，也受到其他省份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间接影响。不同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福建更多是依赖出口驱动，同时也受其它省份的出口影响。但有些省份，如吉林、辽宁、内蒙古、天津、河北、青海和湖北，更多依靠投资驱动，包括本省的投资和他省的投资。各省总投资依存度与经济增速的下降幅度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对投资依赖程度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速下降幅度越明显，说明整个国家的投资下滑是现在很多省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特别是北方省份经济下滑非常主要的原因。经济增速下滑较快的省份包括更多依赖自身投资的青海、湖北、吉林；更多依赖其他省份投资的内蒙古和天津；对本省和其他省份投资均具有较高依赖性的辽宁。特别是辽宁，其主要的产业是金属冶炼和制品业，以及机械和交通设备制造业。近年来，全国投资增速下滑，对北方省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导致出现南北差距问题的重要原因。

另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已经步入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阶段，并开始通过创新提升城市的空间价值，一些二线城市也积极利用新一轮政策窗口和技术革命的契机，加快实现城市的产业转型。而一些老工业城市、资源依赖型城市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将会面临城市竞争力下降、人口流失等发展陷阱。一些沿海出口导向型城市受产业外迁影响，也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制造业外迁使得沿海以出口导向发展起来的城市，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下降，发展面临较大的压力。

从20世纪80年代农民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到后来小城镇大战略，再到后来的城镇化，现在过渡到城市群，这是一个进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提升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整体竞争能力为指向的效率优先、非均衡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战略，城市群成为非均衡发展、实现效率优先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群的形成也是城市化发展步入成熟阶段的重要特征。

未来我国将加强多层次城镇交通骨干网络建设，这将促进交通体系向着更具安全性、高速化、网络化、一体化方向发展，城市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要素交换更加快速。多层次城镇交通骨干网络建设使不同交通方式的经济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城市群城镇体系职能分工与协作，实现了空间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充分发挥了城市群在推进我国健康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格局”，符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一般规律，符合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十分重视标准化工作，他指出：“加强标准化工作，实施标准化战略，是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的六个体系，包括，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以及绩效评价和政策政绩考核体系。完善标准体系非常重要。宏观上，它是政府部门进行质量监督的依据；微观上，它是规范微观单元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行为准则。所以，标准体系是助推城市化质量提升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目前的标准体系不能适应城市化的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意识的加强和对生活环境的重视，原有的城市化标准已不能满足居民的现在需求，同时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因此城市化标准也应该随之适当调整和提高，从而反映不同发展阶段居民的真实诉求。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已经提出，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不仅是在经济上、生活上的高要求，实际上是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但是现在我们的标准可能并没有适应人民不断变化的需求。

过去中国的城市化是靠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低工资、低成本来支撑的。在新的发展理念下，这种低成本的支撑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新阶段资源环境的约束迫使中国政府和社会对城市化的目标和导向，不再单纯的考虑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而是要重新考虑城市化过程的资源消耗、环境影响。

新技术革命如智慧城市、新能源发展等也促进重塑了城市化发展形态，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例，我国已形成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城市管理与服务走向智慧化。城市化高质量发展应对外来人口更加包容，应该因地制宜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所以，完善标准体系对于未来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非常关键的工作。&

文 / 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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