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2019-09-26
【编者按】9月21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的“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论坛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聚焦｜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论坛圆满举行）。来自国内外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三十位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取得突出学术成绩的中青年学者报告了新近研究成果。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就“中国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胡鞍钢教授现场发言整理。
今天我想对“中国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讲基本判断，就是：中国进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代。我们对于新时代的理解可能还不只是前面讲到的进入强国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目标。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做出了重要的决定。经过一年多，这项改革第一次系统性、整体性地重构了整个党和国家组织的管理体系，包括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四大体系）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为实现几个重要的目标，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宁、国家统一（六个方面）提供重要的基础。今年10月即将召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重大决策。所以我们也想利用这次研讨会来对这个主题做历史梳理和现实分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70年前新中国成立就是毛泽东同志国家治理的1.0版本，建立新的现代国家，即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就已经形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两个维度，按照45度角两者之间是一个互动的不断发展的关系。40年前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了2.0版本，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研究一下，实际上是重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恢复全国人大、政协一直到制定党章宪法、恢复中央书记处、国家主席制度等等，我把它称之为重建和改革并行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三步走”，我们称之为2.0版本，也可以说是中国道路开创版。30年前江泽民同志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成为中国道路升级版的3.0版本。2002年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胡锦涛同志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关键词，从建立到完善花了10年时间，而后又花10年实现和完善这个目标和任务。我们称之为是4.0版本。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深化改革和开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的征程，这是最重要的标志。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国家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两个阶段的宏伟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也就是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同时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也把它称之为5.0版本，集70年来之大成，也是增强版、升级版。中国道路是一个一个版本不断地升级的过程，从这样的视角总结，有助于我们认识前一个30年和后一个40年的历史过程，它不是否定之否定，而是不断实践、不断改革、不断升级、不断增强的中国道路的过程。由此也可以进一步展望未来的30年甚至70年的中国道路及目标。什么是现代化呢？我一直参照张培刚先生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将现代化定义为“全社会范围内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第一，现代化一定是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也就是说，人类实现现代化并不是只有西方一条道路，而是有多种道路的。而且中国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历史，就一定会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的复制，更不是对西方的亦步亦趋。第二，现代化是全社会范围内的现代化。不只是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而是中国式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包括国防和军事现代化、城市和乡村现代化、沿海和内陆地区现代化，还有我们的56个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总而言之，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这本身就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概念。第三，现代化是各类现代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往我们讨论的现代生产要素基本上是资源、资本、劳动、技术。我们现在要加上能源、教育、科学、文化、信息、知识、制度、法律、管理等等，我们称之为现代要素的投入、积累、流动、配置等等。因此，涉及到不同的配置方式，包括市场机制、政府机制、社会机制以及各种组合机制。这种组合机制最终的目的是激发整个社会的各种生产力。如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路发展科技生产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思路发展生态生产力，还可以进一步发展文化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健康生产力、知识生产力等等。更有效地解放和发展这些生产力以形成巨大的社会合力，从而更有效地创造各种财富，不仅是经济财富，还有文化财富、知识财富、生态财富、健康财富等等。第四点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从低级阶段到中级阶段，从中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老停留在初级阶段，还要超前考虑将来如何向中级阶段过渡，这是一个基本的长远方向。现代化过程不断经历量变到部分质变，再量变然后再质变，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和部署。我们回顾过去新中国70年，我们也要展望未来中国70年，就是按照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前进。新中国70年，从极低收入到低收入，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未来我们可以预见，包括林教授谈到的 “十四五”就是向高收入迈进。未来还要争取向中等发达水平迈进，从中等发达水平到将来的高度发达水平迈进，这是中国现代化自身的发展逻辑。第五个现代化是全方位不断变革的过程。这包括观念变革、经济变革、社会变革、科技变革、文化变革、生态变革等等，核心还是观念变革。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无论从领导人还是到普通老百姓，观念变革引发了这40年的经济社会大变革，也引领着世界的观念大变革。比如像门洪华教授介绍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也正是在这些变革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不同的领域得到逐步推进、不断适应、不断改革。最后，现代化是持续赶超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中国是现代化的落伍者、落后者，是现代化的“学生”，总是学习西方。70年前毛泽东就曾经谈过西方老师和中国学生的关系，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发现老师总是欺负学生，学生不得反抗老师。他还预言，已经复兴并正在复兴着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西方老师。现在到了新中国70年，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不是靠西方给予的，也不是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照抄照搬，而是独立自主创新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中国的70年不仅成功赶上来，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如提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布局，以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的目标本身就在不断地超越西方狭义的或者某方面的现代化。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或者说为什么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呢？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是有关系的，也与中国作为世界巨型国家社会有关，国家治理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世所罕见。 第一从人口来看，2019年就有可能达到14亿人口，比36个OECD国家13亿人口多了1亿人，我国劳动力人口达到了7.86亿人口，比OECD国家6.41亿人多了1.45亿人，无论是解决吃饭问题还是解决就业问题，都是世界上最难的问题。第二就是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性、发展不平衡性世所罕见。1995年我们做的第一本《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国际比较是王绍光老师做的，不管是与美国各州相比，还是把欧洲国家加在一起做比较，中国都是世界最大的地区差距之国。像这么大差异性的国家怎么治理？没有现成的经验。第三中国是“一体多元”的多民族国家，是在单一制条件下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确保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地区发展任务世所罕见。全世界一共有两千多个民族，亚洲地区有一千多个民族。当今世界，许多冲突就是因为解决不好民族之间的矛盾，包括宗教的冲突，这也是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最大难题。二战以后联合国成立，只有五十多个主权国家，然后因为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原因现在变成193个主权国家，其中前苏联“一分为十五”，前南斯拉夫“一分为七”。这么多的民族，如何形成统一的一体（单一制国家）又是多元的（民族自治区域），一体多元的国家模式？在世界上，中国创新了这一模式，并取得了成功。第四国家制度建设是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化的制度基础设施，过去我们理解的都是交通基础设施等等。实际上，制度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中国只有通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够有助于支撑保证国家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更不是从西方移植和模仿而来的。并不是说前面没有尝试过，辛亥革命之后曾搞过总统制、国会制等等，都没有成功，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根植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和评价。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国家治理体系，第二个是国家治理能力，第三个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这就包括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体制和机制，形成这样的一整套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包括三大能力：国家机构的履职能力，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运用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指党、国家、社会等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也就是说，这三大治理的“三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指制度法律等作为现代政治要素不断地连续地从低级到高级突破性的变革，因此一定是不断的升级、增强的过程。这包括：第一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已经构建了世界最大规模、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第二明确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核心目标，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宁、国家统一的“六位一体”。为什么突出强调政治稳定呢？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前提是，我们在过去70年特别是是过去40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国际上也少见的“天下大治”，我把它称之为“公益性产品”，如同新鲜空气一样，所有人都看不见摸不着，但每时每刻又离不开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创造经济奇迹，以及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宁和国家统一。1977年党的十一大首次宣布结束“文革”，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198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1995年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讨论了“十二大关系”，第一大关系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我们理解国家治理，保证稳定是一个核心目标。李稻葵教授刚刚介绍了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确实我们是在1996年首次实现了宏观调控软着陆。之后中国在全世界不仅保持经济增长率最高，同时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是最低的。第三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确实创造了两个世界奇迹，第一个是政治稳定奇迹，包括了70年特别是过去40年的天下大治。第二个就是经济奇迹，保持了过去70年特别是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此外，就是因为创造了这两个奇迹，我们才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科技创新奇迹。所以说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奇迹。我们要认真总结成功经验，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是原有的举国体制的新时代的增强版、升级版，不仅继承了原有举国体制的优点，最重要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利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现与时俱进的新特点，创造新的“中国优势”，即举全国之力办十四亿人民的大事。积极探索创新新型举国体制正当其时。我们即将如期全面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将要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全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从来未有过的国际竞争格局中，新型举国体制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效应对大国竞争的客观要求，也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实现的制度保障。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最好的活教材，告诉我们世界并不太平，也告诉我们实力是硬道理，不进则退。由此，我们就要重新认识在这种全局性、长期性、激烈性国际竞争条件下，有没有可能总结和继承过去的一些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成功的案例和做法，在当代再继承、再创新。新型举国体制有两个重要的方面都是和原有体制是一样的，首先是党的领导，第二个是以人民为中心。50年代，全国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还有一个“送瘟神”运动。我祖籍浙江嘉善县当时就是血吸虫病重度流行县，部分地区患病率竟高达80%，就是通过全民动员，经过几年很快送走了“瘟神”。其价值取向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通过集中全国之力办14亿人民的大事、难事。我们从2009年开始用了十年时间，使医保改革覆盖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社保改革覆盖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群。这都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成功案例。我们期待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将研究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决定，进而开启这一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也应当为实现2035年、2050年国家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目标做出我们学术界重要的知识贡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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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胡鞍钢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09月
本书围绕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基于严谨细致的专业研究，深入阐述了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创建、巩固、完善、发展中国国家基本制度的，并探讨了中国未来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书中运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数据和资料，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中央与地方关系这几对重大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和未来发展，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的丰富内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开拓创新的智慧和勇气。书中还从政治制度、治理机制、治理能力等层面对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的国家治理绩效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得出中国明显优于欧、美的结论，进而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