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创新论
15. 实现区域均衡增长的市场化路径选择时间: 2017-09-02信息来源: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作者:孙自铎 责编:万山
专著连载十五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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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创新论
主 编:罗布江村 陈达云 陈栋生
副主编:肖金成 郑长德
实现区域均衡增长的市场化路径选择
——兼析区域发展违背趋同现象的原因
孙自铎
(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
一、区域发展状况及其违背常规的解密
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收入水平低的国家的发展速度要快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区域经济差距呈现缩小趋势,此即经济增长的趋同性。(Barro Sala I martin 1992)。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中,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迹象,反而继续朝着扩大之走势。
从经济指标来说,区域间的发展差异主要是反映在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两组数字上。其中人均收入水平又可区分为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分别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反映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根据王小鲁、樊纲等承担的课题研究提供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的平均增长率低1个百分点,90年代则低2-3个百分点,由此导致人均GDP的差距显著扩大。1980年中西部地区人均GDP按各省区加权平均数计相当于东部地区的65%和53%,到2002年它们占东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下降到49%和39%,分别下降了16个和14个百分点之多;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呈扩大之势,1980年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8%和70%,到2000年它们占东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下降到62%和54%,均下降了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比之人均GDP更大。尤其是农民人均收入差距扩大更甚。在此期间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比东部地区相对下降了24个百分点之多。这还是就区域总体而言的,如果以最发达的上海市与西部的贵州等省相比差距更大。有关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现象,已有许多作者进行过讨论,如林毅夫、王绍先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近20多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呈扩大之势是人所共识的,须多加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有悖于经典理论的反常现象,原因不在于规律本身有误,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发掘。其实“趋同论”有一个假设前提,即要在一个一体化的经济空间,资本、劳动力两要素在地区间能够自由流动,市场力量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那么资本将由劳动力短缺的地区流向劳动力丰裕地区,而劳动力则由资本短缺的地区流向资本丰裕的地区,直到地区间要素价格即边际报酬实现均衡而止。就是说正是资本和劳动力在空间上这种双向流动,最终导致初始阶段呈现出缩小趋势。亦即出现经济增长的趋同现象。显然,如果脱离这种假设理论的可靠性也就不存在了。
而现实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由于多方面原因,资本大量向东部集中,这不仅表现在外商外资向沿海地区大量投入,即使内陆地区的资本也流入东部。如据资料,国内中部地区每年有几百亿资金流出,东部地区则每年流入2000亿元左右,再加上外资进入更多。大体说来外商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85%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按汇率折算每年超过3000亿元,相当于东部地区GDP的5%-8%(武剑2003)。另一方面,虽然近20多年也有一大批人力资本进入东部地区,但绝大多数是农民工。这些人只能到发达地区来打工,并且仅仅得到微薄的工资。东部地区农民工在20年中的工资标准几乎没有增加(温铁军2003年)。对东部来说,这些人仅仅是可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者,对当地产品的人力成本进而当地劳动力要素价格(即边际报酬)几乎没有多大影响。总之,改革开放中我国区域间虽然有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但从本质上来说并无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其结果是只有资本的集中而无人口的相应集中。与之同时,农民的大量流动就业又使得梯度转移不可能实现(下文要进行说明)。所以在中国出现了独特的区域问题。这与国外是极大地不相同。如日本东京等三大经济圈集中了全国70%的经济,同时也集中了65%的全国人口。日本最多的东京地区的GDP是最低的辽启地区GDP的30多倍,跟我国的广东和宁夏的差距差不多。美国最多的加尼福尼亚州的GDP与最低州GDP相差70多倍,跟我国广东与西藏地区差不多。韩国也大体如此,但美、日、韩的区域问题就没有我国这么严重突出(杨伟民 2003)。再说国内广州外来农民工1000多万,经济仍然发展很快,社会文明程度也很高。正因为如此,在当前国家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五大统筹的第二位,仅次于城乡关系的协调,可见其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二、区域发展差距的特点及其评价
归纳起来,近20多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及其差距扩大的特点是:
首先,区域差距的扩大是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化进程中加剧的。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由于市场化的改革,东部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在向市场经济转移的改革上也走在前列,体制条件、政策优惠再加上区位的、历史的基础等条件,内在的潜力被充分调动起来,经济增长首先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必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有关这方面与城乡关系是大不相同的,城乡差别历来就比较突出,而区域差别更多是在改革中产生的。由此得到的启示是,既然是在市场化中出现的新问题,也就应或者能通过深入的市场化改革方式进行校正。
其次,我国区域差距的扩大更多地反映在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而不是表现在经济效率上,但造成这种结果却又是在效率优化的口号下推进的,并被误认为是合理的。所谓经济效率亦即资本的报酬率。这主要是表现在两组数字上:一是资本投入给社会带来的财富增长,在统计上主要是由GDP数字反映;二是资本回报率,主要是由利税率决定的。据计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1980年中西部地区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61%和48%,到2002年分别为39%和35%,分别下降了22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西部大开发结果,如以2000年计,西部下降15个百分点)。这比上节所说的人均GDP下降幅度要大。这也说明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是由于资本的巨大投入带来的。此间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地GDP的比例),1980年东中西部分别为18%、18%和22%,到2002年变为35%、31%和42%(1995年为30%,2000年为37%,这是由于西部大开发后增长的)。这个数字指标可以看作是一定GDP的增长所需要的投资额,或者换句话说是一定投资额所带来的GDP的增长。不用多作说明,这个比例越小其效率就越好;从一定时期来说,比例上升的越多相对效率也就呈下降趋势。在这个期间东部地区投资率上升1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上升1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如以2000年计仅上升15个百分点(西部开发中的基础投入效率是滞后效应),中西部地区均低于东部地区。由此可见,在这22年中,东部地区单位资本投入带动的GDP增长效率并不高。
另据蔡昉、王德文计算,改革之初的1978年,东西部地区资本的边际产值相差1倍以上,经过20年发展,东部地区的持续投资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使两者趋于接近(工作论文稿、转引自王小鲁、樊纲文章)
由于现行统计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获得全社会的总资产贡献率及所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这里仅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以及国有及我国的规模以上企业资金利润率进行考察(详见下两表)。从结果来看,中部地区的总资产贡献率(利息+利润+税收/总资产)及企业资金利润率两个指标,中部地区均要优于东部地区。当然,这个数字不能全面反映资本回报率,它可能与产业结构、税负率等有关,但至少可以说明东部地区的经济效率并不比中部地区高多少。此外,还要说明的是,虽然改革使东部地区经济成份中的国有企业比重下降,但并不代表绝对量的下降。如安徽与浙江相比,改革之初两省国有产大体相当,但到了2003年,浙江省国有资产总量达到4893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1682亿元,分别是安徽的3和2倍。因此,国有控股企业以及规模以上企业的经济效率大体上能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工业资金效益状况。
当然资本不会流向报酬率低的地方,那么又为什么在东部出现资本回报率低的情况呢?究其原因是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未列入统计和考察范围,而正是这些企业使用着大量的外来农民工,为当地提供出大量的原始积累。还有,这些非国有的企业利润率不真实,隐瞒或少报利润。
表1:全国相关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贡献率
地 区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全 国 | 6.77 | 8.43 | 8.17 | 8.71 | 10.09 | 8.43 |
北 京 | 6.01 | 6.27 | 6.06 | 6.33 | 7.72 | 6.48 |
天 津 | 3.60 | 5.49 | 4.73 | 6.40 | 8.81 | 5.81 |
河 北 | 6.35 | 7.56 | 7.46 | 8.27 | 9.60 | 7.85 |
辽 宁 | 4.64 | 6.48 | 5.59 | 5.57 | 6.76 | 5.81 |
上 海 | 7.57 | 8.45 | 8.08 | 11.10 | 13.68 | 9.78 |
江 苏 | 6.59 | 7.28 | 7.92 | 7.95 | 8.98 | 7.74 |
浙 江 | 7.61 | 8.74 | 9.95 | 11.59 | 12.37 | 10.05 |
福 建 | 9.83 | 9.67 | 9.75 | 11.48 | 12.62 | 10.67 |
山 东 | 7.61 | 11.16 | 10.54 | 9.97 | 11.39 | 10.13 |
广 东 | 8.39 | 9.25 | 9.53 | 9.34 | 10.88 | 9.48 |
海 南 | 4.77 | 5.51 | 6.53 | 9.48 | 9.28 | 7.11 |
东部地区 | 6.77 | 8.14 | 7.99 | 8.68 | 10.20 | 8.36 |
吉 林 | 6.01 | 7.88 | 7.53 | 8.06 | 10.48 | 7.99 |
山 西 | 3.91 | 4.96 | 4.92 | 5.77 | 7.53 | 5.42 |
黑龙江 | 13.40 | 23.77 | 20.34 | 18.62 | 55.47 | 19.72 |
安 徽 | 6.64 | 6.84 | 7.91 | 8.89 | 10.81 | 8.22 |
江 西 | 4.73 | 5.95 | 5.87 | 6.64 | 7.55 | 6.15 |
河 北 | 5.62 | 6.78 | 6.69 | 7.33 | 8.31 | 6.94 |
湖 北 | 5.89 | 6.85 | 7.33 | 8.09 | 6.66 | 6.97 |
湖 南 | 8.13 | 8.34 | 8.85 | 8.88 | 10.17 | 8.87 |
中部地区 | 6.89 | 9.31 | 9.05 | 9.30 | 10.55 | 9.02 |
总资产贡献率=利息+利润+税收/总资产
表2:全国相关地区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企业资金利润率
地 区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全 国 | 7.06 | 9.17 | 9.21 | 10.00 | 11.54 | 9.40 |
北 京 | 6.10 | 7.52 | 7.77 | 8.69 | 10.67 | 8.15 |
天 津 | 6.09 | 8.99 | 9.69 | 9.02 | 1061 | 8.88 |
河 北 | 7.56 | 8.97 | 8.72 | 10.03 | 12.13 | 9.48 |
辽 宁 | 4.54 | 6.76 | 5.67 | 5.84 | 7.35 | 6.03 |
上 海 | 8.29 | 9.78 | 10.23 | 11.75 | 14.13 | 10.84 |
江 苏 | 7.47 | 8.86 | 9.35 | 10.15 | 11.00 | 9.37 |
浙 江 | 10.11 | 11.78 | 12.69 | 13.82 | 13.99 | 12.48 |
福 建 | 8.27 | 8.90 | 8.52 | 10.66 | 12.60 | 9.79 |
山 东 | 9.07 | 12.72 | 12.37 | 12.24 | 14.07 | 10.09 |
广 东 | 6.97 | 8.67 | 8.75 | 10.09 | 11.29 | 9.15 |
海 南 | 3.16 | 4.92 | 6.45 | 10.95 | 10.66 | 7.23 |
东部地区 | 7.48 | 9.39 | 9.50 | 10.43 | 11.94 | 9.75 |
吉 林 | 4.86 | 8.25 | 8.01 | 8.65 | 11.32 | 8.22 |
山 西 | 3.85 | 4.38 | 5.23 | 6.17 | 9.00 | 5.73 |
黑龙江 | 13.20 | 23.87 | 19.99 | 17.97 | 21.83 | 19.37 |
安 徽 | 6.62 | 7.04 | 8.33 | 9.79 | 12.09 | 8.77 |
江 西 | 3.85 | 5.48 | 5.83 | 6.73 | 8.64 | 6.10 |
河 北 | 6.42 | 7.70 | 7.54 | 8.64 | 10.14 | 8.09 |
湖 北 | 6.22 | 7.62 | 8.50 | 9.57 | 7.86 | 7.95 |
湖 南 | 8.18 | 8.76 | 9.55 | 10.02 | 11.98 | 9.70 |
中部地区 | 6.85 | 9.71 | 9.54 | 10.03 | 11.52 | 9.53 |
进一步分析,我国区域发展中的差别,从直接的成因看,发达地区的财富积累固然有其自身发展优越条件取得的,但更大部分原因是依靠外地劳动力的贡献;次之是当地率先推进工业化中大量土地非农化使用的资本升值带来的。但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却要由内地承担。相对于农业而言工业创业的财富当然要多。专门研究农村经济的专家温铁军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过去是吃土地收益,现在在吃剩余价值(2004)。外来劳动力那么土地到底对东部地区作出多大贡献呢?据笔者计算,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比较详细的资料,4200多万跨省农民工。当年外来劳动力对东部京、沪、苏、浙、闽、粤六省市GDP的直接贡献,最小的福建省683.81亿元,最多的广东省则近3000亿元。外来劳动力提供的利税最少的福建省为136.77亿元,最多的广东省为593.33亿元(孙自铎2004)。如果剔除农民工因素,安徽等地与沿海地区大多数省市人均GDP差距大体可以保持在改革之初状态,甚至还有所缩小(孙自铎2004年)。即使按照王小鲁等人以劳动力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边际产出的理论测算,并且按2500万流动者计,2000年农民到东部打工额外创造了1556亿的价值。不仅如此,另据陈锡文的分析,仅不给农民工劳动、医疗等社会保障保险费,劳动力输入地每年就从中获益2-3千亿元,其中按2/3被发达地区占有计也在2000亿元左右。据权威资料,农民打工只能得到当地人群工资的1/3或1/2的收入和福利(中国社科课题组2004年)。农民工贡献多被发达地区占有区域差距扩大再所难免。
再看土地非农化中的资本升值。有关这方面无法获得系统的资料,只能以典型案例加以说明。如广东省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土地出让金已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0%以上。《经济参考报》2004年2月25日用醒目标题报导,“沿海地区将出现无地可用”。在此之前,江苏省人大一位负责同志撰文说江苏已无土地可用了。据权威人士披露,浦东开发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在800亿元之多。当然乱占耕地并非沿海地区,但东部地区更甚,而且用于资本升值更多,这同样也是客观事实。
由上分析可知,改革中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并不是由于坚持效率优先所带来的,区域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普通劳动者和人口流动不充分,以及对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所造成的。这是对人的权利不平等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也是对市场经济自由配置资源本质的抵触,更是与当前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相违背。
在工业化进程中,适当的区域发展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也不全是消极影响,甚至有积极推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这种差距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这种差距必须是在坚持效率优化的前提下,同时还不能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中国的这种区域发展差距却有悖于这些要求。
三、对消除区域发展差异采取的措施及思考
虽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方针政策上一直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允许并鼓励一些地区率先富裕起来,甚至可以提前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与之同时,政府对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就总体而言,尽管这些措施对遏制区域发展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卓有成效,但并未扭转区域差距朝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下面就其举措及其不能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作一些剖析。
一是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一个国家利用政府行政干预,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再分配向欠发达不发达地区进行财政投入,以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的一种通常手段,也是政府坚持公平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在市场经济下,转移支付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向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客观上有利区域的均衡发展并缩小地区间差别。但在我国从1994年开始的依据公式化分配方式的转移支付办法,是在承认既得利益前提下,即是在坚持非均衡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政策(陈秀山2004),实施的结果扩大了区域差别。如按照现行办法,在财政转移支付中东部地区所获得的绝对数额反而比中西部地区多(郭金龙、王宏伟2003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目前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既不能做到市场经济下有关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也不可能做到计划经济下缩小地区差距行政方式所达到的要求。因此,在现行财政体制政策制度框架下,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区域差别、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
二是扶贫开发投入。近年我国为解决温饱加大了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投入,并主要是以开发性投入为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投入就是要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中西部一些地区也就是因为某些贫困县的发展滞后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如安徽省安庆市总体经济发展不错,但其所辖大别山区的太湖、岳西、潜山等县集山区、老区、库区于一体,是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进而也就影响到全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但这种扶贫旨在使当地脱离贫困实现温饱,是很低的发展要求。因此,通过扶贫投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更小。
三是以中西部大开发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这事实上主要是向西部投入,中部获得的好处并不多。在这方面国家的投入相对于有限的财政而言,力度不能算小。但目前的投入重点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改变投资环境。面对广阔的西部地区来说,有限的投入很大部分是用于生存环境而不是发展环境,对投资环境差距的缩小还显得力不从心,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这种投入对经济增长毕竟还是间接的滞后的,经济增长更要来自于项目的投入。
四是以社会事业发展为缩小区域差别的目标。有的学者(胡鞍纲1998年)提出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并未全面进入到政策层面。前些年的村村通广播、农村电网改造、农村清洁饮水工程,以及近年的农村卫生网点建设等项目,多是处于试验阶段,少数地方受惠。有的项目如农村电网改造虽然进度快,但真正属于国家的投入甚少,尤其是中部地区,多是以地方企业投入为主。这虽然是必要的,但作为企业就有个投入产出报酬的比较问题,是投入城镇有利还是农村有利,有个选择性问题。某些企业为执行国家要求对贫困区投入是以牺牲企业效益乃至区域发展为代价的,其结果并不能直接起到缩小区域差距之作用。
五是通过改善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提供平等竞争条件最终达到缩小地区差距之目的。其中的软环境是指制度方面,即主要是通过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空间,使区域间的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差别缩小,以便为区域间的发展创造平等的软环境,进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客观公正地说,在这方面国家所采取的力度还是很大的,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如在改革推进市场化进程方面,资本、物质商品、人才等要素多可以自由流动、壁垒基本消除。对外开放无论是要素流动还是政策限制内地逐步向东部靠拢,体制性障碍及开放的限制性因素已在逐步缩小。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并未随体制上差别的缩小而同步缩小,反而呈相反走向,值得深思。
在硬环境方面,同样有很大进展。如大京九铁路、沿江铁路、东西和南北走向的高速公路网,以及航空等方面的改善更是以前所不及的。现在皖赣湘等省进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只要半天时间甚至4个小时,达到同一经济区域的里程标准。特别是部分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统一经济圈已呈雏形。通讯、电网、天然气更是紧密相接,但与软环境的改善一样,区域发展差距仍呈扩大之势。总之,客观现实迫切要求人们对如何消除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才能寻找出正确的对策措施。
概括起来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我国消除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沿着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市场机制,二是行政手段。这个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某些(市场机制)方面进行的不彻底;而另一些(行政手段)方面的措施力度不大,所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由于我国今后一段时间中仍然是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方针,受这一原则的影响,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还不可能成为消除区域间的主要措施,而且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向还未最终完成,改革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很大,因此在消除区际差别中需要更多地应用市场的手段,利用市场的力量在区域间形成一种自发调节机制。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如何利用市场路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对财政转移支付不作深入讨论。
四、利用市场机制协调区域发展的路径选择
近年我国注意到利用市场方式解决区域间的发展问题并力求达到缩小之目的,之所以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视普通劳动者及其人口的自由流动,以及由这种流动而导致的产业梯度转移。改革中我国的物质商品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方面,在区际自主流动自由组合上有了突破性进展。正是在这种大形势下,缺乏资本要素的内地反而有大量资金流向沿海地区,成为推动东部发达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内地人才进入沿海也多没有障碍。出现这种情况是无可指责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求要素的自由组合,由市场配置资源。但问题在于生产要素的自由自主流动应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指资本、人才,也应包括普通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但事实上东部地区对内地人口进入是有选择的,资本移民、技术移民无条件接纳,对普通劳动者却不能自由进入。你可以来打工就业作贡献;但不能移民进入,也就不能分享当地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如此形成一种“经济接纳、社会拒绝”的非正规的制度安排。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外来劳动者不仅工资得不到应有的报酬,社会保险福利等得不到保障;而且输出地也为发达地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要承担对这些外出人员及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社会事业发展建设投入,以及社会管理事务工作;由于这些异地流动就业者对社会财富及其利税的贡献全部留在输入地,甚至个人乃至家庭的部分消费也留在输入地,对输出地几乎没有直接贡献,是一种只有付出而没有收获的无偿奉献。尽管这是必要的,但由此而造成的区域发展差别是不可能消除的。有关这方面本人在一些论文已有涉及,有兴趣者可以参阅,不再赘述。
而且,这样一种不完全的市场化进程,还阻碍了区域间的梯度转移。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告诉人们,当资本、人才两大要素报酬递减达到一定程度后,率先发展起来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低层次产业就无法再生存下去,必须寻求产业升级,在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中,原先较低层次的产业就要向周边腹地转移,从而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分资本特别是劳动者向发达地区的涌入,生产要素向周边地区移动并形成聚集,带动边远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而区域间的差距缩小才有现实基础。可是在我国不全面的市场化进程中,一方面是资本集聚;另一方面人口不集中,出现了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在空间集聚上的偏差。在这样一种格局下,由于有无限供给的低廉劳动力,发达地区仍然可以在低层次产业上保持较高的竞争力,产业的梯度转移也就不可能形成,那么区域间发展缩小差距的机制也就失去前提了。所以我们也不必要担心东部地区人口集中过度,因一旦超过限度必然产生梯度转移,人口劳动力的分布就会相应地走向新的均衡。
因此,本文的政策性结论是,消除区域发展差别的路径就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在允许劳动力异地就业的同时,让普通劳动者和人口自由迁徙;当人口与资本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引导并推动产业的梯度转移,最终达到区域的均衡发展。
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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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秀山、徐瑛:2004《我国地区差距的基本特征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经济学动态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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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京英等:2004《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第4期
6.杨伟民:2004《在安徽省十一五规划思路专家研讨会上的讲话》内部资料
7.王小鲁、樊纲:2004《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第1期
8.马栓友、于红霞:2003《地方税与区域增长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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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自铎:2005《农民异地就业对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影响的研究与思考》管理世界第2期
11.孙自铎:2004《农民跨省务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12.温铁军:2003《解读珠江三角洲危机》10月9日社会科学报
13.中国社科院课题组:2004《走向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管理世界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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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arro, R, and Sala-i-martin, x 1992,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a Economy.
16.陈锡文:《资源配置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4第1期
17.王小鲁 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