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研究述评与展望时间： 2016-05-05信息来源：郑彬斌 高君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必将有利于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此背景下，市民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进城农民、城郊农民以及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现有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存在的不足，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这将有助于市民化研究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农民工  近郊农民  居村农民  市民化
郑彬斌，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高君，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中国农民发展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城镇化、社会保障与“三农”问题。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农民市民化需求与路径研究”（14NDJC210YB）和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中国农民发展学理论体系研究”（XNM-Z201202）的研究成果，并得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农民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
 
　　自1958年国家设立城乡户籍制度以来，城乡居民就产生了一个天然屏障。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后，城乡间诸多领域差距逐步扩大，于是，在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方略。近年来，在十七、十八大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也都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出了部署与实施。以后，国家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国家战略也都如火如荼的发展。而市民化作为城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对市民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整理，主要有三类市民化研究：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城郊农民市民化和居村农民市民化。进城农民与城郊农民市民化研究较多，涉及的学科、领域也都相当广泛，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也多种多样。而针对居村农民市民化较少，也缺乏一个整体的认识。

　　一、进城农民市民化研究 

　　农民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解放前，农民是抵御外敌保卫祖国的重要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是产业工人的生力军；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人口流动限制的解除，农民工大军又产生了。但是，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却未能享受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于是诸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投入到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当中。早期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理论的建立和完善，诸如概念的界定、意义及重要性认识、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等，探索市民化路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市民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变化，逐渐产生了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主体等更加细化的研究。
 
　　（一）从不同的学科研究来看
 
　　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法学、人口学、城市学等学科为出发点，在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运用上述学科的理论、方法分析当中存在的问题、障碍以及针对某一特定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从社会学出发主要的研究有：王艳华（2007）、李涛（2009）、张雪筠（2014）、黄建新（2005）等都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社会学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黄丹（2012）运用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建立“四位一体”的理论框架体系，从完善“正义”、构筑“平等”、达成“共识”、建立“互惠”四个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以经济学为切入点研究的主要有：简新华和张建伟（2007）以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从中国劳动力转移过程和特点分析了农民发展到农民工再发展到市民的过程。栾贵勤、孟伟（2012）等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了农民工的产生、农民工就业与三次产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政治学出发研究的主要有：周智（2012）把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作为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指出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主要的政治因素，提出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转变方式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措施。
 
　　（二）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来看
 
　　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市民化成本等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外在环境和内在自身条件为出发点的文献颇为丰富。而大量的研究是将上面三者结合起来进行。从社会资本来看，农民是城市中的“边缘人”，他们靠亲朋好友介绍进城工作，在城市中也只与这些人交往，社会资本极其匮乏。从人力资本来看，他们是劳动技能低、文化水平低、综合素质低的“三低”人员，在城市中生存都困难，何况是要成为市民。从市民化成本来看，前两者严重缺乏更加导致了市民化成本的上升。刘传江和周玲（2004）认为，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
 
　　以不同的理论作为支撑的研究主要有：社会公正理论、社会融入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等研究文献。运用社会公正理论的研究认为，必须确立社会公正理念，倡导共享、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包括享有权利与义务公正、制度公正、发展过程公正、结果公正。其中，制度公正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较大的影响，如社会保险、就业、教育、土地、住房等二元制度。黄锟（2009）认为，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去利益化、剥离户口所附着的福利功能，恢复户籍制度的本真功能，同时改革嵌入户籍制度之中的其他二元制度，整体推进。高君（2008）、宋雅松（2011）强调了社会保险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张庆（2013）、高君（2008）等通过对农民工就业现状分析，认为目前的就业制度、就业市场现状抑制了市民化进程，亟需对就业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许多学者指出，教育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也有巨大的影响。现有的研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农民现在从农村退出阻碍已经不多，而进入城市工作由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道路却阻碍重重。于是，很多学者以社会融入理论为支撑产生了许多的研究，而运用这个理论的研究多数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针对老一代的农民工的较少。
 
　　此外，还有根据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将农民工按新老农民工、性别、民族、地域等划分方式做出研究。近年来，老一代农民工因为年老、综合素质不高未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一代的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中的主力军。学术界对此十分关注，刘传江和徐建玲（2007）、张斐（2011）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在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创新，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认识。何晓红（2007）在对女性农民工分析之后，认为女性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思想、制度、政策、组织、自身素质、文化传统障碍等方面的限制，制约了女性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推进。马金龙和李录堂（2011）对回族农民工研究之后强调，在回族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要给予他们一定优惠条件，在他们进入城市后加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度尤为重要。由于农民工市民化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情况，还有一些针对特定地区的实证研究。李怀玉（2010）、董艳芳和刘传江（2012）、姚婷和傅晨（2013）结合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并针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同的影响因素提出解决建议。
 
　　（三）从农民工市民化中不同的主体来看
 
　　从不同主体看，普遍把政府、农民工、企业作为研究主体，第三方的盈利和非政府机构作为主体的研究较少。钱正武（2005）、费杰（2011）等认为，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需要明确政府的责任。当前多数研究认为，要发挥政府在市民化进程中的促进作用，公共社会制度和服务必须对农民工一视同仁，提出对户籍、社会保险、就业、教育、财政等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要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何晓红（2006）、张翔（2012）等认为农民工综合素质较低，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加强农民工及其子女科学文化教育；二是要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提升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对于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从农民工的工作方面，钱正武（2006）、高华（2011）等认为，工会可以作为与政府功能互补的一个组织存在。二是从农民工生活方面，龚长宇（2007）、郭玲（2013）等认为，社区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十分重要，可以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罗新奇（2011）、陈斌和张甜甜（2011）等则从社区融合角度出发，认为社区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为一条纽带联系城市居民与农民工，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和管理实务，促进他们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让他们深入了解彼此。

　　二、城郊农民市民化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郊农民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经常会因为城市化或村改居工程建设等，土地及宅基地遭到征用，在身份和职业上不得不转化为“市民”。但是在深层次上，这个“市民”不是一个合格的市民，尤其是在征地过程中和农转非之后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近郊农民市民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市民化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城郊农民市民化的方式，目前对城郊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城郊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研究，二是由于撤村改居方式转化为市民的研究。
 
　　（一）对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研究
 
　　对于这个命题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农民失地以后，应该如何生存、如何适应融入城市的探索，从多个视角对城郊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障碍及原因进行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建议。文军（2004）、杨盛海和曹金波（2005）、陈林（2010）、廉清秀（2014）等对失地农民市民化下了定义：一是农民的身份转化为市民，伴随着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向市民接近，并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二是在职业上，由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转向现代农业或者流向第二第三产业。
 
　　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学术界普遍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1）制度性因素：包含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等。（2）非制度性因素：农民对自身市民认同感不强、市民的排斥、难以适应剧烈竞争的城市就业市场、被迫成为市民没有做好准备等难以融入城市社区。正因为存在上述种种问题，不同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议。高君（2010）提出，可以通过将失地农民的一部分土地补偿金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以替代一部分土地的保障功能。刘晓霞和王继福（2008）在解决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对策中建议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政府征地和失地农民安置观念；鼓励支持他们多渠道就业，加强职业教育；实行多元化的补偿方式，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彭苏（2008）认为，应该加快制度创新，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制度保障，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户籍制度；加强对他们的职业教育，提升自身竞争力；引导市民正确看待、接纳失地农民。
 
　　（二）撤村改居市民化研究
 
　　这类研究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对城郊农民市民化意愿分析。许多实证研究经过实地调研后发现，城郊农民市民化意愿不强。范会芳（2009）在对郑州的几个城郊村进行调查后发现，一半以上农民不愿意撤村建居，主要原因有：（1）由于空间位置接近城市，位于城乡结合部，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与城市接近、交通、购物都十分方便。（2）一部分农民把农业作为副业，发展个体经济，出租房屋、仓库等所得收益作为主业，失去土地后或宅基地就没有了很多收益，而且也没有得以谋生的高级技能。（3）不喜欢城市的生活方式。毛丹和王燕峰（2006）在《J 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一文中也提出，城郊农民并不都是欢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的，因为在这过程中，他们会感到不安全。
 
　　二是对城郊农民市民化障碍和对策路径研究。万华根、王军武和陈玲燕（2014）根据对临安村改居市民化进行实地考察之后认为，临安城郊的有些村庄可以就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统筹城乡规划和资产管理；统一拆迁安置和补偿机制；统揽城郊农民社会保障体制。胡文木（2011）认为，虽然当下政府对于撤村建居乐此不彼，但实践的效果远不如政府估计的那样乐观。他提出应该另辟蹊径，从战略上选择一条城郊农民市民化路径。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研究
 
　　当前对居村农民市民化研究较少，仅吴业苗（2010）对农民市民化与居村农民市民化概念作出辨析，阐明了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实现需要城乡等值化公共服务支撑，唯有农村的公共服务与城市大体相当，农民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张建（2012）也认为，居村农民市民化十分重要，指出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居村农民市民化会遇到新型社会风险，有必要确立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新型社会风险意识以及建立并完善相关的风险应对机制，以确保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顺利进行，其他大部分与之相关的研究则是关于农民就地市民化的研究。郭金风（2011）提出，根据我国的国情，农民就地市民化应当成为今后农民市民化的主要渠道，并针对目前就地市民化存在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创新农村土地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改革完善财政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能力；重构新市民的关系网络。苗文莉（2013）根据德州的两区建设的实际例子得出启示：就地市民化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居”和“业”，还有文化的建设。居是指目前在我国兴建的新型社区的建设，业指的是与之相配套的产业园区的建设，使广大的农民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安居乐业”。江喜科（2013）把农民就地市民化作为城市化的又一出路，认为目前新型城镇化传统建设模式问题频出，应该把就地市民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新型驱动力，通过社区化建设以及导入和培育产业，帮助农民就地市民化。鉴于对居村农民市民化研究偏少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对居村市民化进行深入研究。
 
　　四、简要述评与展望
 
　　目前，学术界现有研究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推进我国市民化、城镇化、工业化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有相当一些研究的认识停留于表面，未能深入挖掘潜在的原因，缺乏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未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仍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城郊农民市民化研究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当前业已相当完善，只是在土地征用和市民化之后他们的生计的探索研究还有多种不同意见，尚未形成共识。未能切实应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应当投入更多的资源加强对市民化后的后续问题进行研究。
 
　　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居村农民的发展需求，然而居村农民、返乡农民工数量十分庞大，是农民的大多数。居村农民对于更好的生活品质、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有必要切实考虑到广大居村农民的需求，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配合下，探索实现居村农民的市民化之路。
 
　　1. 应该对居村农民的市民化需求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并与城市市民作对比分析。由于我国不同的区域及地区发展差异很大，市民化需求肯定与其他地区不同，对于居村农民市民化要有的放矢。 

　　2. 政府、村委会、企业、社会各界组织应当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值得我们深思。居村农民作为农村中相对较为弱势的群体，以他们自己的能力和所掌握的资源难以实现市民化之路，应该探索各自的分工，以充分发挥资源的最大用处。 

　　3. 应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居村农民市民化之路。对于居村农民市民化最重要的是发展农村经济，不仅可以提升农民收入、增加就业途径，还可以活跃农村经济\ 文化的氛围，促进农村与城市的相互交流和了解，为居村农民市民化创造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1.黄丹，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究，农业经济，2012年第4期，第44—46页。
　　2.高会恩，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年第1期，第29—30页。
　　3.周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政治学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53—55页。
　　4.刘传江、周玲，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第12页。
　　5.黄锟，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市民化，城市发展研究，2009年第2期，第97页。
　　6.刘传江、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11期，第6—10页。
　　7.胡文木，城郊农民市民化的政策效果及调整建议——以浙江省为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36—40页。
　　8.吴业苗，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第54—62页。
　　9.郭金丰，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困境及解决思路，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47页。